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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端传媒、财新免费、经济学人免费。邱伊翎:台湾难民庇护,行政机制可以取代《难民法》吗?在国界不可能永远封闭的情况下,台湾的移民署官员只能继续用跛脚的「专案处理」模式来处理。这样的模式,对于个案,对于社会秩序、国家安全来说,恐怕才是真正的大问题。2020-09-232020年1月19日,示威者在游行中举著横幅,呼吁进行法律修正,要求台湾政府向香港人提供政治庇护。 摄:Walid Berrazeg/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编者按】:日前有消息指出,5名香港反修例抗争者7月偷渡台湾后,被陆委会扣留,至今近两个月音讯全无。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9月14日受访时回应指,台湾有专责机构处理,不过有些个案不能透露,给予实质帮助最重要。事件再次在台湾岛内引发舆论交战,其中有关台湾难民庇护机制,尤其是《难民法》的制定,为其中一个焦点问题。由于案件仍在处理中,不论是《端》还是作者,都不便对此发表观点。本文仅梳理台湾目前有关《难民法》讨论的几个重点所在。一直以来,台湾都有来自中国的寻求庇护者或是来自印度尼泊尔的流亡藏人,甚至有过来自北韩、乌干达、哥伦比亚、叙利亚、狮子山共和国、土耳其等国的零星个案。台湾长期关注难民议题的在地人权团体(如台湾人权促进会),很早就希望在台湾的「入出国移民法」中,可以加入一个「难民专章」,来处理这类个案。但2005年起,民进党第一次执政,便提出了一个独立的「难民法草案」,以试图以制度来解决个案,而不是在「移民法」内另外开一个「专章」处理,民间团体当时也接受了这个提案。而不论是在2005年民进党执政、2008年国民党执政、还是2016年民进党全面执政,二大党都曾经将此一草案送进立法院,作为「优先法案」。2016年,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通过草案初审,甚至是在「没有保留任何一条条文」的情况下,不需要再经朝野协商,这个法案就出了委员会,接著院会其实可以迳付二三读,法案就会通过。但是法案出了委员会之后,就再也没有再被提起过,选举结束,立法院会期结束,届期不连续,一切重来。到了2020年,民进党再度全面执政,却再也没有提出「难民法」草案。只剩下台湾人权促进会及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等团体共同提出「难民法」草案,自行拜托个别立委提案及连署。虽然也有意见认为,台湾的国际地位尴尬,《难民法》并不是最佳选择,应该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但本文认为,建立一套有法、有章可循的制度,才能确切地保障难民的权利。2020年7月12日台湾台北,2019冠状病毒流行期间,一架国内航班的飞机从松山机场出发。2020年7月12日台湾台北,2019冠状病毒流行期间,一架国内航班的飞机从松山机场出发。摄:Ceng Shou Yi/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立法上,《难民法》通过的阻力长期不愿意建立难民审查及保护机制的台湾,在面对这类需要协助的个案时,持续面临窘境,却又无法正面解决问题。行政院版的「难民法草案」内容到底有什么争议,导致两大党都不愿意通过自己提出的草案?一说此法为「中国间谍」打开方便之门。然而草案开宗明义说明,此法适用于外国人及无国籍者人身,而由于台湾「宪法」并不认为中国是「外国人」,中国人所适用的法令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17条,其实根本无法适用「难民法」。恰恰是因为台湾宪法法统仍然以「中华民国」的大中国治理想像为基础,因此除非台湾「修宪」及废除「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个特别法,否则要进入台湾的方式百百种,但是为什么非得透过「难民法」才能大量进入台湾?另外也有人称,反修例运动后出现的大批逃亡海外港人,其中也可能有鱼目混珠之徒。但是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港澳人士适用的法条是「港澳条例」,港澳人士亦无法直接适用「难民法」,所以在「修宪」或是「废除港澳条例」之前,也不会有港澳人士可以假借「难民法」鱼目混珠进入台湾。既然目前看来,中国人跟港澳人士都跟「难民法」没有直接相关,那么为什么,对于「中国」的反感及恐惧,可以成为「反难民法」的声浪?主要原因是,当中国及港澳人士因为各种理由来到台湾而并不被直接视为国民时,当他们仍需要签证才能入境、而既有的入境签证、观光、就学就业、投资移民、学术交流等签证,都无法适用于希望寻求「庇护」或需要紧急协助的人身上时,他们仍然面临目前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十七条够不够用,或是目前的「港澳条例」第十八条够不够清楚,让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可以判断及操作的问题。由于台湾一直以来都并未通过「难民法」,对于「政治庇护」个案的审查标准、受理流程等所有程序皆不清楚,也没有受过这类训练的专职人员负责,更没有编列预算,没有任何相关资源投入此类个案的处理。这就导致,长期不愿意建立难民审查及保护机制的台湾,在面对这类需要协助的个案时,持续面临窘境,却又无法正面解决问题。政府目前对流亡港人的态度则是一例。除了这个理由外,在全球都兴起一股「反移民」、「反难民」的热潮的背景下,台湾实际上也没有缺席。因此也有意见认为,「台湾人自己都吃不饱了、失业率高涨」,为什么还要帮助难民?但如果人们把视野放到台湾进口国外劳动力市场的数十万人口上,就会惊讶于台湾在面对国人「失业」或「低薪」问题时,人民却从不反对台湾政府每年大量开放高阶白领外籍人士及便宜外籍劳工进入台湾。在台香港学生及毕业生逃犯条例关注组、台湾公民阵线与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等团体,共同于立法院群贤楼外举办「撑香港,反送中」集会。在台香港学生及毕业生逃犯条例关注组、台湾公民阵线与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等团体,共同于立法院群贤楼外举办「撑香港,反送中」集会。摄:陈焯煇/端传媒行政上,专案处理模式的跛脚困境来自中国或港澳的寻求庇护个案,政府单位更常以「专业」之名,把责任丢给民间团体,要求民间团体以「责付」或是「担保」的方式,来确保个案本身没有问题。一直以来,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面对难民或寻求庇护个案,最喜欢的模式,还是所谓的「专案处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移民法」在第十六条,有透过加入几个款项的方式,以「无国籍者」的专案方式处理来自泰缅边境的无国籍泰缅孤军后裔,及来自印度、尼泊尔的流亡藏人个案。但这些条文都加上了「落日条款」,也就是政府只打算处理眼前看到的这些个案,未来若有类似个案,并没有要比照办理。于是,不管是泰缅边境的孤军后裔,或是来自印度尼泊尔的流亡藏人,如果是在「落日条款」的日期(2008/12/31)之后抵达台湾的,就会再度陷入无法处理的窘境。针对流亡藏人的「落日条款」还在2016年5月又再修法延期一次。「专案处理」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套标准的作业流程。因为只打算处理一次,因此经验难以累积或是传承。这便导致对流亡藏人的资格审查(由以前的蒙藏委员会进行)可能发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例:考对方会不会唱藏人的歌,跳藏人的舞,考会不会写藏文,或是懂不懂藏传佛教的知识,或是上师是谁。但是由于藏人的区域分成三区,也会因为区域不同,而有差异,因此这样的判断难免生出纰漏。而台湾「蒙藏委员会」员工大多并非藏人,跟流亡藏人社群也早已生疏,要判断当事人是否为流亡藏人的身份,本身就已经有很多问题;更不用说目前「蒙藏委员会」已经废除,未来这类的案件再度出现,又该如何处理?而来自中国或港澳的寻求庇护个案,政府单位更常以「专业」之名,把责任丢给民间团体,要求民间团体以「责付」或是「担保」的方式,来确保个案本身没有问题。长期以来,台湾政府自己不负起当事人的身份确认及审查的工作,却把责任丢给民间团体,而且认为这样的「专案处理」才能「避免中国匪谍进入」,其实是一个逻辑矛盾又充满荒谬的讲法。因噎废食?「难民法」本针对更广定义下的难民台湾的前卫做法,并没有获得立法院两大党的支持,即便台湾的诸多友邦,或甚至台湾岛自己本身,未来都极可能遇到类似的危机。当初行政院提出的「难民法」草案版本,现在在行政院网站上也仍然可以查询得到条文、法案总说明等内容。这个草案很简单,就是在定义谁是难民、谁在难民的排除条款之外,确认个案进入审查应获得的协助,及审查个案必须成立审查委员会,还有审查程序及遇到大量个案时,可以订定上限及相关处理原则,通过审查之后,应该享有的权利义务等等。必须要说的是,这部法案其实也有它的进步之处,例如这部法案其实并没有只局限在1951年联合国所通过的「难民地位公约」中对于「难民」的定义。毕竟年代久远,这几年联合国难民署(UNHCR)对于「难民」的定义,及协助的个案范畴早已经远远超过1951年的范畴。例如,联合国难民署早已认定因为「性别、性倾向与性别认同」而受到母国迫害,逃离国界寻求庇护的个案,也属于难民;同时,这几年对于「无国籍人士」的关注程度也很高。例如缅甸的罗兴雅人,即是同时符合难民及无国籍人士的双重身份。而台湾「难民法」草案虽然没有把性别因素直接明文列入条文,而是写在立法理由,但却新增了像是「气候难民」及因母国发生「战争」而遣返会有生命危险的定义。今年年初,纽西兰移民与难民法庭才驳回一个「气候难民」的个案,并将之遣返。此案一路告上联合国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委员会,虽然委员会没有改变纽西兰法庭的决定,但是仍然提醒及肯认,「气候难民」是目前当代全球面临严重的气候变迁及全球暖化现象的结果,应该要注意,遣返「气候难民」是否可能已经违反「不遣返原则」。但台湾的前卫做法,并没有获得立法院两大党的支持,即便台湾的诸多友邦,或甚至台湾岛自己本身,未来都极可能遇到类似的危机。而这部法案,当然也有它的保守之处。例如大量的「排除条款」,包括违反社会秩序、善良风俗、途经安全第三国等,都可以作为「拒绝受理」的理由。而这些其实都不在「难民地位公约」所谓的「排除」条款内。其中,途经安全第三国,更是欧洲大陆国家,或是美国加拿大之间,因为陆地相连,才立下的排除条款,但是美国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对于移民难民的排外政策,也让加拿大重新思考「途经第三国」作为排除条款的必要性。台湾作为并非「大陆」体系的岛国,订出所谓的「途经安全第三国」来作为排除条款,于法理及现实情况皆有不合宜之处,也令人困惑。2020年6月4日,数百名参与者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的烛光晚会,悼念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死难者。 2020年6月4日,数百名参与者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的烛光晚会,悼念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死难者。 摄:Ceng Shou Yi/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第三国安置?不论是要留在台湾安置或是要转往第三国,重点都是要先有一套作法。其实也有不少人认为,台湾如果不想要成为难民的终极安置国家,也可以考虑发展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安置第三国」的方案,这也是列在行政院版「难民法」草案的条文之一,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但是不论是要留在台湾安置或是要转往第三国,重点都是要先有一套作法。而台湾若迟迟不愿意建立任何一种「难民审查保护机制」,也会减少其他国家与台湾合作的意愿。「难民法」绝对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丹,而「阻挡难民法」,更不可能是作为防止「匪谍」进入台湾的方法。必须要说的是,「难民法」绝对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丹,而「阻挡难民法」,更不可能是作为防止「匪谍」进入台湾的方法。除非台湾今天把国界完全封闭,阻止任何一个中国人入境观光、求学、结婚、交流,阻止任何一个港澳人士投资移民,否则,要进入台湾的方式有千百种,全球化时代,你根本阻止不了一个人的合法入境。难民审查保护机制的重要前提作业之一,就是要确认身份、确认此人的遭遇。台湾政府却认为这件事情不需要立法,不需要制度化、不需要编列预算或培训人员来处理,而只把压力释放到人权团体,一个个个案地处理,这样面对难民个案的态度,真的有比较符合国人对于「国家安全」的想像吗?过去戒严时期、白色恐怖下的台湾,有不少逃离海外的政治犯,也曾经受过其他欧美国家的人士提供安置及协助。而今天台湾成为亚洲地区少数在民主人权表现上,算是数一数二的国家,却没有任何机制来面对及处理难民庇护个案,而在国界不可能永远封闭的情况下,台湾的移民署官员,也只能继续用跛脚的「专案处理」模式来处理。这样的模式,对于个案,对于社会秩序、国家安全来说,恐怕才是真正的大问题。(邱伊翎,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触摸世界的政经脉搏你观察时代的可靠伙伴已是端会员?请 登入账号端传媒深度时政报导华尔街日报实时财讯全球端会员智识社群每周精选专题推送了解更多评论 邱伊翎 台湾难民法深度历史文件出土:日本政府为何决定在六四后「温情地注视」中国?日本《时事通信社》推出独家解密档案报导,指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日本政府反对西方的对中制裁、主张对中应该「尽量有耐心」,端传媒专访报导执笔记者城山英巳,谈谈他所见的、三十年前的日本政府六四档案。特约撰稿人许仁硕、端传媒记者 何欣洁 发自北海道、台北 2020-09-231989年5月24日,倾盆大雨后的早上,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继续留守。 摄:Mark Avery/AP/达志影像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西方各国与民间社会同声谴责,并采取了包括武器禁运、冻结官方访问、延后或冻结资金、技术支援等制裁措施,除了声援广场学运,并要求中国政府公平审判抗争者,同时延长在国内中国留学生、移民的签证。在当年,日本却被认为是唯一拒绝采取行动、并迅速恢复对中关系的国家,被各国舆论批判为「唯利是图」、「趁火打劫」。在过去,这些关于日本政府于六四后选择偏向中方的指控,多半只能由外交官的回忆录、学者的研究得到旁证。但在近日,日本时事通信社记者城山英巳制作的系列解密调查报导,让这段历史的直接证据重见天日。城山英巳在接受端传媒独家专访时回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电视上看了六四事件,此后一直关注中国问题。」89年后,城山英巳以驻北京记者身分,采访许多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前后长达10年。去年是六四三十周年,一般而言,日本外交档案都将于编制30年后解密,城山英巳因此向政府申请了信息公开,「但没有被允许,今年才解除机密性指定」,城山英巳说,外务省经内部讨论后,方于今年7月31日公布了相关文件。他便著手开始研究,于近日推出系列报导。根据系列报导指出,解密提供的天安门事件外交档案共有九册,共计3123页。该份档案显示,在天安门事件后,日本官方反对西方各国的对中制裁,记载著日本对中国应该「尽量有耐心、持续以温情注视」。「我不认为这是100%公开的,而是漆成黑色(指政府仍有所隐瞒),但是当时日本政府和外务省进行了对六四以后中国政策怎么讨论,以及专门从事中国工作的中国通外交官对中国有什么样的认识,我认为已经很清楚了,」城山英巳说。报导当中指出,虽然众所皆知,当时在西方各国强化对中制裁之下,日本政府率先重启了对中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但清楚载明当时详细外交方针的档案,「仍是首次公开。」报导并披露了1989年六月的急风密雨中,日本政府对学运、对中国的态度。「西方各国一致批判中国,将导致中国走向孤立,并非上策」2009年6月3日,六四镇压20周年,日本国际特赦组织在东京中国大使馆外抗议。2009年6月3日,六四镇压20周年,日本国际特赦组织在东京中国大使馆外抗议。摄:Shizuo Kambayashi/AP/达志影像在六四当天,东京外务省就在文书上写下「就算我国批判中国,效果也有限」。而在聚焦于对中制裁的同年7月法国G7会议上,日本外交也以「不应让中国孤立」为优先。9日,驻北京日本大使馆给外务大臣的特急电报中,主张「各国对中施压」将会「导致反效果,有导致中国的对外态度越趋僵化的风险」、「中国可能会煽动一般民众的排外思想」。22日,极机密文件〈我国今后的对中政策〉中写著,比起「我国(指日本)固有之价值观(民主人权)」,更应重视「长远大局」,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接著则是「在对应本次事态时,应尽量大事化小」,「西方各国一致批判中国,将导致中国走向孤立,并非上策」。26日,前往华盛顿的三冢博外务大臣,与美国国务卿James Addison Baker会谈时,一份名为〈中国情势―日美外相会谈大臣发言大纲〉之极机密文件之内容包括:「我们应该避免过度反应或感情用事」、「保持耐性」、「以温情的目光」注视中国情势的变动。21日,外务省延后对中援助等事项的极机密文件中指出「若将人道、人权问题与我国对中经济合作之基本政策挂钩,从长期的对中关系来看是过度反应」,明示不会将ODA(政府开发援助)与人权问题挂钩。这批历史文件的出土,引发日本舆论相当关注,截至22日晚间为止,相关报导的推特已经有超过三千多次转发,以同类型新闻而言,可说是广受注目。日本政坛率先对此提出批评的,是在1989年便率先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日本共产党。党魁志位和夫在推特上表示,「看完〈天安门事件外交文书〉,对谴责过天安门前喋血镇压的日本共产党来说,自民党利用六四这个事件猛烈打压(日本)国内共产党,目睹了六四镇压,却对反民主的中国实行『怀柔对待』,对于这个自民党政府,我感到义愤填膺。」 2005年1月21日,一名居住在日本的民主人士,在东京中国大使馆前的一次集会上手持已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肖像悼念。2005年1月21日,一名居住在日本的民主人士,在东京中国大使馆前的一次集会上手持已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肖像悼念。摄:Yuriko Nakao/Reuters/达志影像一次突破「海苔便当」的尝试对于资讯公开风气仍属保守的日本来说,时事通信社这一次的动作,除了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公诸于世,也具有相当公共意义。日本虽在2001年通过了《政府资讯公开法》(行政機関の保有する情報の公開に関する法律),但其后政府资讯公开的情况经常受到批判。例如虽然决定「部分公开」,但在文件上大规模的涂黑,被俗称为「海苔便当」。以积极申请政府资讯公开著名,并著有「作为武器的资讯公开」一书的每日新闻记者日下部聪,在2013年披露了「海苔便当」的实际情形,虽然在媒体业界早已习以为常,但在不熟悉政府资讯公开的读者间引起了广泛回响。日下部的报导手法,是以看似无关而琐碎的政府资讯,例如政治人物所报支的旅费、社交费、公务车使用记录等资讯,挖掘出政界的弊端。但日下部就自身留学英国时的研究指出,英国并非资讯公开大国,但比较以政府资讯公开为基础的新闻报导则数,日本仅达英国的五分之一。而一家媒体取得档案后,其他家媒体也顶多是转载报导,并没有竞相深入追踪的文化。因此就媒体而言,申请资讯公开确实成为取得报导题材的手段之一,但并未普及。近来最知名的案例,就是在2016-17年间的「南苏丹日志事件」。当时独立记者布施祐仁基于相关文件、外电报导内容,怀疑日本自卫队在参与南苏丹维和任务时,曾发生过战斗,但日本政府否认,故申请公开自卫队在该年度七月参与南苏丹维和任务期间的日志。防卫省则回答,「相关日志已全数销毁」。为何在这么短的期间内,日志就被销毁?这成为了国会质询的焦点,最后从防卫省内部泄露出了日志内容,证实日本政府为了避免舆论反弹,隐瞒了维和任务期间发生过的战斗,当时的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因此引咎下台。因此,在中国与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关系日益紧张的此刻,公布了当年六四时期日本政府「友中」的秘密档案,相当程度亦引起日本与国际社会注目。「中国内政问题」、「弱势中国将强硬排外」时序回到1989年,日本当时反对国际对中制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根据报导解密,日本政府于六四当天的文件〈我国对中国情势之立场(主要面对西方)〉中,虽然针对武装镇压导致的死伤表示「就人道观点无法认同」,但「这是中国内政问题,中国与我国的政治社会体制与价值观不同,因此我国即便批判中国,效果也有限」。就在隔月的G7会议上,日本以外的六国可能就加强对中制裁达成共识。该文件对此则记载:「若建立了一致批判中国的印象,可能会逼迫中国走向孤立,就长远大局而言并非上策」,「因此日本反对各国共同采取对中制裁」,与欧美各国划清界线。1989年07月01日,G7峰会开幕,各国元首大合照。1989年07月01日,G7峰会开幕,各国元首大合照。摄:Peter Turnley/Corbis/VCG via Getty Images在后来的G7高峰会上,日本确实试图在「严厉谴责六四、即将采取制裁的西方诸国」与「峻拒外国干涉内政的中国」之间扮演和事佬。在高峰会上,日本外交官公开力陈「制裁只会让中国陷入孤立,更加危险」,这确实也与今日出土的解密文件中日本官方的态度和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虽然在相关解密文件中可以见到,外务省也曾有疑虑:「虽然就人权观而言,我国与欧美诸国的传统、风土并不相同,但若过度强调差异,恐怕可能招致『日本这样也算西方的一员吗?』的质疑」,但经过讨论后,外务省仍在6月21日决定:「坚决反对在人权相关决议上提及中国」。高峰会期间,担任日本首相的宇野宗佑,7月6日对外务事务次官(相当于外交部事务次长)指示:「中国是非常重视用语与面子的国家,若不慎可能导致反效果。因此在拟稿时,要婉转表达出欧美与日本之不同。」在此一方针确定后,日本虽被美国高层官员在7月8日严厉批评「美国国会认为日本是『经济优先于人道的趁火打劫之国』」,仍然依循上述方针。为什么日本政府对中国如此小心翼翼?本次系列报导中出土的、7月11日〈总理对中国问题之发言草稿〉中,可以得到解惑:「必须留意的是,现在的中国是『弱势中国』。在历史上当中国处于弱势时,经常会采取强硬排外的姿态」「我国非常清楚,一个排外的中国,将有害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同一日,在三冢博外务大臣的发言稿中,则引用了新加坡李光耀首相在会前的谈话:「比起愤怒躁动的中国,应该要让中国成为和平的邻国」。准备以「亚洲立场」来说服欧美各国。最后,在7月15日发表的〈中国宣言〉中,加入了日本所要求的「避免中国孤立」文句。与此几乎同时,宇野首相也指示驻北京的中岛敏次郎大使,在同月18日会见中国外务次官。次官表达了对峰会的「高度不满」,但也提到了「日本较其他西方国家采取了更审慎的态度」。中国政府于是决定将日本作为摆脱国际孤立的「突破口」,日本亦配合演出。1991年8月,日本海部俊树首相访中,成为天安门后首次访中的西方国家元首,1992年10月天皇也访问中国。早在此前,当年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的回忆录就已指出,在1989七月于北京召开的大使会议中,中方就决定将日本作为解除国际制裁的突破口,并展开对日本政界与产业界的积极接触。在双方的默契之下,海部首相在八月就重启先前冻结的对中援助,中日友好议员联盟也在九月访中,会见邓小平、江泽民,成为六四后首批访中的西方阵营政要,产业界也接著相继组团访中。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台面下,推动日本持续朝北京方面靠近。城山英巳表示,根据解密文件指出,1989年6月26日,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三冢博访问了美国,会见了美国总统布希(中:布什、港:布殊)与国务卿贝克。行前,外务省为日美外长会议准备的一份机密文件指出,日本将「长期温情地注视中国」,不但反对世界各国联合制裁中国,甚至想进一步说服美方不要让孤立中国。外务省的分析与决策,对当时的日本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城山英巳分析,抗争开始时的日本首相竹下登因弊案下台,而继任日本首相的宇野宗佑,则在六四事件爆发前夕的6月3日才刚刚上任。「宇野由于女性丑闻在两个月内辞职,首相由海部俊树继任。 宇野和海部政府都受到前首相竹下的极大影响,依循竹下的友中路线进行对中外交。 当时,日本外务省的中国通外交官和竹下保持密切联系,与竹下一同推动友中外交,外务省主导了决策,宇野和三冢也信任外务省的判断。」城山英巳如此解读当年的政局。最后,历史亦大致如日、中、美的所设定外交剧本进行。在日本率先行动之下,各种制裁在90-91年间相继解除,与各国间也恢复了高层互访,中国就此持续全球资本主义接轨,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道路。此后三十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当年日本以外务省为主的政府决定,可谓是相当关键的协助。1989年6月5日,一对中国情侣骑著单车以地下通道作掩护,坦克在桥上行走。1989年6月5日,一对中国情侣骑著单车以地下通道作掩护,坦克在桥上行走。摄:Liu Heung ShingAP/达志影像日本驻中大使馆眼中六四运动:被解放的力量在1989年春天,于天安门广场上高涨的民主化运动,在对中外交第一线的日本外交官,对东京的外务省报告:「民主化将是未来潮流」,期待运动将成为改变一党独裁体制的力量。并建言之后的对中政策,不应只看中国政府,也必须「重视要求民主化的公民社会。」当时日本的驻中外交官对中国的理解与分析,可以分为「被解放的力量」、「支持或协助中国将招致反感」等主要数点,大使馆同时也向日本国内汇报,类似的学运恐怕有「再次爆发的危险」。日本大使馆在学运期间中,由馆员交互轮班,持续在天安门现场观察与收集情报,于5月18日向外务大臣提出一份名为〈5.17 抗争 本馆观察〉的报告书。根据报导引述的当年〈报告书〉指出,大使馆认为:「无庸置疑,共产党领导层的权威已经大幅动摇。无数的学生、公民自由地占据天安门广场,高喊『民主自由』,这样的亲身体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站在党政领导层的立场而言,可以想见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必须苦心控制这股力量,努力不令其被转化为中国自由化、民主化与政治改革的压力。」但随著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5月20日颁布了戒严令,日本大使馆也同时在当天取得了内部情报,获悉中共已经决定将同情学生的赵紫阳总书记「解任」,并驱离抗争学生。同月27日的情报来源则指出,上述决定的背景为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最后赵紫阳败给了邓小平」。日本大使馆因此在5月31日,撰写了题为〈学生运动与赵紫阳的失势〉的报告书。在今后日本对中外交上,面对「在一部分的国民已经明显对其表达反感的中国政府」,这是「战后日中关系上从未有过的情势」。大使馆进而分析:「比较极端地来说,(日本政府)表态支持、协助现在的中国政府,将会招致部分中国国民的反感」,因此建议日本政府也充分考量民主派公民、学生的立场,「中国民主化将是未来潮流」。在解放军于6月4日进行武力镇压后,大使馆在6月14日指出「恐怕是引发了规模超乎了党高层所预测的重大流血惨剧」。而对于后续,大使馆则报告:「以武力强硬压制下来的学生、公民力量,即便一时平息,恐怕在从戒严令到武力镇压一连串的过程中,反而让这股力量更加强大。这股力量在未来随时都有再次爆发的危险性,因此恐怕(中国政府)以『力』支配的局势,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外务省在6月28日的极机密文件中指出:「以目前而言,高估中国国内要求民主化的力量,是错误的。以农民为中心的中国人,大部分并不在意政治自由。」在第一线目睹了中国剧变的外交官,以及以避免中国在国际上被孤立为目标,冷静分析的东京外务省官员,双方对中国的理解,显然有著非常大的落差。2018年10月25日,小男孩在北京天安门前挥舞著中国国旗,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应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邀请于10月25日至2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2018年10月25日,小男孩在北京天安门前挥舞著中国国旗,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应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邀请于10月25日至2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摄:Lintao Zhang/Getty Images四种「日本驻中外交官」这样的落差,何以致之?而亲自翻阅过所有文件的城山英巳,则综合文件所述与自己的采访经验,将当时日本外务省的「中国通」外交官分为四类:第一类,是1945年日本战败和1972年日中建交之间成为外交官的人,他们对对战争有强烈的赎罪感,并对中国怀有强烈的同情。第二类外交官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开始成为外交官,在亲日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领导下,这些外交官相信,中国与日本合作走向自由化,能够增进国家利益。第三类外交官则经历过六四事件,因为不确定中国未来究竟会走向民主化或反日,对共产党的制度产生了怀疑。第四类外交官则是六四以后成为外交官的菁英,对战争的「赎罪感」已经减弱,不但勇于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也对日本将如何面对中国崛起,有更深入的思考。城山英巳分析,外务省当中对六四做出政策决策的高阶主管,仍属于第一类,但真正在北京现场的外交官属于第二类,两方对中国的认识存在差异。城山英巳也认为, 「第一类外交官」由于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才会有「如果国际上过度将中国孤立,中国将成为排外主义」的分析。「实际上,曾经派驻北京的美国总统布希立即派出高级官员秘密访问北京,与邓小平会面。当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禁止与中国进行高层接触时,美国政府试图与中国建立联系。布希本人不愿意对中国实施强力制裁。在7月份在法国举行的西方七国峰会上,日美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发表声明中,必须言明不孤立中国一事,具有共识。美方也与秉持自身外交路线的日本联手,以避免孤立中国」「六四事件发生时,驻日本的日本外交官在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势头下遇到了学生的民主化运动,并期望中国将为变革提供动力。现在,在习近平控制言论和对人权的压迫中,没有办法指望日本外务省实现中国民主化,但是,他们(指日本外交官们)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如何影响政治,毫无疑问,他们对改良派知识分子的言论和行动感兴趣,也重视香港和维吾尔的的人权情况。」翻阅完日本政府六四事件史料的城山英巳,如此总结当今日本外交官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决策趋势。这场为期一年的申请资料与采访工作,让日本政府关于六四事见的史料意外于此时重见天日,值此中美脱钩、「新冷战」之说正炽的局面下,让不少读者产生了以古寓今的联想。城山英巳本人更在报导结尾直指:「日本及世界各国,(在1989年时)受到中国巨大市场的吸引,对人权等问题妥协,采取了接触政策,其结果就是巨大的资金流入中国,反而让独裁政权进一步壮大。我们不能忘记历史的这一面。」(实习记者小岛芝竹对本文亦有贡献)触摸世界的政经脉搏你观察时代的可靠伙伴已是端会员?请 登入账号端传媒深度时政报导华尔街日报实时财讯全球端会员智识社群每周精选专题推送了解更多日本 天安门 八九六四深度 评论揭仲:若解放军武力攻台,将可能采用何种军事战略?共军「大型岛屿联合进攻作战」之推演。揭仲 2020-09-232020年7月16日,台湾台中举行的年度汉光军演期间。 摄:I-Hwa Che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自今年六月以来,共军大幅增加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军事活动,不仅频率更形密集,强度也逐渐提升。先是军机频繁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西南角;接著是八月十日美国卫生部长阿札尔(Alex Azar)会见蔡英文总统前,派战机穿越海峡中线;然后在九月九日与十日,动员东部战区与南部战区,派遣二十多架次军机及若干军舰,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西南角进行操演。当美国国务次卿柯拉克(Keith Krach)于九月十七日抵台访问后,共军随即在九月十八日派出多架歼16、歼11与歼10等三型战斗机,从台湾海峡较窄的部分穿越海峡中线,距台湾最近时只有不到七十公里;部分媒体也报导,还有数量与型号不明的中国海军军舰,也一度跨越海峡中线。九月十九日又派出多达十九架各型军机进入台湾周边空域,且其中多架战斗机又再度从台湾海峡较窄的部分穿越海峡中线。解放军的这些动作,顿时间让台湾周边显得战云密布,中共会不会采取行动武力夺取台湾,成为近期台湾、甚至国际关注的焦点。2020年9月18日,台湾国防部发布的照片,一架飞近台湾防空识别区的中国解放军轰-6战机。2020年9月18日,台湾国防部发布的照片,一架飞近台湾防空识别区的中国解放军轰-6战机。图:Taiwan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via AP壹、共军的武力犯台作战部分中共学者将以武力夺取台湾的作战,称之为「大型岛屿联合进攻作战」,并强调此一作战是「在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威胁,而其他手段不能解除这种威胁时组织实施的」、「具有战略决战性质」。此一作战在遂行时,包括「联合封锁作战」、「联合火力突击作战」与「联合登岛作战」等三种形态,并以「彻底屈服、摧毁台湾本岛的分裂势力」为目的。因此中国的学者主张,一旦行动展开,付出重大的军事与政治代价已无可避免后,就应该以夺占和控制全台湾为目标,不让「分裂势力」有死灰复燃的机会。中共学者在讨论「大型岛屿联合进攻作战」时,特别强调此一作战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政治与外交斗争的制约」,特别是「强敌军事干预」;因此应力求速战速决;即透过一场快速的决定性作战,于最短时间内达成瘫痪、分化、瓦解国军有组织抵抗的效果,避免为各种干涉、干预与「可能的连锁反应」,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动机。2019年4月23日中国青岛,中国海军庆祝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潜水艇在阅兵式上。2019年4月23日中国青岛,中国海军庆祝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潜水艇在阅兵式上。摄:Artyom Ivanov\TASS via Getty Images贰、现阶段共军武力犯台的限制然而,现阶段共军若要遂行「大型岛屿联合进攻作战」,在国军「战略预警」与「一体化联合防空作战」仍具优势,「联合制压作战」具一定能量,「抗登陆防卫体系」尚称完备时;且共军自身在「战略投送」与「一体化联合作战」等能力仍然不足,仅「精确打击火力」具优势的情况下,就只能以「联合登岛作战」为核心,并以「联合封锁作战」、特别是「联合火力突击作战」,来支援登陆部队突破国军防御体系。以空中战略投送能力为例,若将共军全军的大型与中型运输机集中使用,以百分之八十的妥善率计,也只能投送第一波需从空中进入台湾兵力数量的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五,远不能满足要求。换言之,当前共军还无法立即集中各种力量,直接对台湾本岛防卫作战体系的重心进行重点攻击;还是必需循传统两栖作战的模式,在若干空中机动兵力的支援下,先确保滩头阵地,再将滩头阵地扩大为登陆基地让后方梯队登岸;然后再从登陆基地跃出,转往攻击台湾各要害目标。此一模式不仅成本较高,也难以符合共军速战速决的要求。201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国军人庆祝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201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国军人庆祝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参、共军武力犯台作战的调整方向为达成速战速决的要求,共军已开始研究「从不同方向、不同地域、采用不同登陆方式」,实施「全方位、全时域、全空域登陆」。中共学者认为此种方式,「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可以以更快的速度超越敌抗登陆障碍,并且在敌军预料不到的时间、地点和天气条件下,实施全纵深多个方向上登陆,大幅提高登陆作战的有效性」。中共学者甚至在学术刊物中提及,日后第一波抢滩上岸的攻击部队,将不再组成传统的攻击「波」,而是分成许多最大不超过合成营的「群」。这些攻击「群」在出发时,也未指定将在哪个特定的点突击上岸;而是搭乘先进的登陆载具在海上游弋,等判明国军抗登陆防御体系在哪些地段出现弱点时,再依指令从这些弱点攻击上岸,并与搭乘直升机或运输机自空中进入的友军协同作战。该论述进一步指出,若采用传统方式,则国军「仅需七至八万人,防守不到百分之二十的重点海滩即可」;但日后如果能大量采用气垫船和地效飞行器等先进登陆载具,依前述新的作战方式实施,国军就「必须部署三十万人守备大部分的海滩」,在共军可登陆滩头所部署之火力与装甲兵的规模,也会因此减少四分之三。此外,若共军能投入大量的直升机,并使直升机部队能透过数据链路和高度资讯化的指挥系统,与其他军兵种「无缝链结」;则国军还要防守共军可能机降登陆的地点,且阵地防御方向与火力指向等,都要被迫重新调整,大幅增加国军防卫作战的困难度。但要实施此种「多路并举、立体多点登陆、分进合击」的多元化「联合登岛作战」,共军除需装备大量先进登陆载具、各型直升机与其他制式海空投送载具外;更大的挑战在于作战管制。因为包括船队编组与海上机动、船队掩护、即时火力支援、登岸后的部队掌握,与全作战过程的后勤保障等,都会变得极端复杂,有赖高度整合与资讯化的C4ISR系统。整个作战指挥体系、后勤支援体系、动员体系、作战部队编组、部队训练、指参教育与准则教范等,也都必须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或改进;而共军也试图在这波军事改革中,对前述不足之处进行匡正。不过,由于共军此次军事改革牵涉的层面既多且广,除领导指挥体制和组织编装有可能在今年底完成外,其余与「大型岛屿联合进攻作战」密切相关的项目,到今年都还起步未久。因此,共军要将前述与「大型岛屿联合进攻作战」相关的内容全部吸收,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但随共军装备的提升,加上军事改革导致共军在组织、观念、训练、联合作战与战术战法等方面的精进;当时间越接近2035年时,共军在遂行「大型岛屿联合进攻作战」时,将逐渐转变为以「联合火力突击作战」为核心,优先打击能影响战争进程与结局的目标,以直接谋取战略效果。换言之,即尝试「追求」下列目标:启战时,除以海军、空军与火箭军实施联合封锁,控制台湾周边和西太平洋之重要水域,以拘束台湾海空军主力的行动自由,并切断台湾对外交通外;也会立刻动用各式远距、精准或非精准火力,在战略支援部队的联合行动下,对选定目标发动猛烈却短促的攻击。此阶段的作战目标并非追求在交战初期,就将台湾本岛关键目标破坏殆尽,而是使国军的防御体系在共军首波火力突击后,出现较长时间的瘫痪现象。一旦国军防御体系出现较长时间的瘫痪,共军将利用这段震荡期,先确保局部海空优势。然后尽快让抽调自各集团军所属特战旅、空中突击旅、空军空降合成旅,与海军陆战队合成旅等精锐单位,所编组之「模组化」攻击军,搭乘各式常规与特种运输载具,从空中与海上多点进入,直接投送到台北附近;并从各进入点立即向各关键目标(指挥中枢、港口、机场)发起攻击。过程中,第一线部队将透过战场共同图像与即时数据传输等资讯化设备,直接呼叫远距精准火力与海空军支援,弥补重型火力的不足。在地面部队朝台北周边各重要目标奔袭时,海军、空军、火箭军与战略支援部队则持续掩护后续兵力投入,并将台北与其他区域分割孤立。同时,共军在此阶段,也不排除在台湾中部地区实施海上登陆与空机降攻击,以牵制中南部的国军部队,使其无法快速转用到北部地区,替孤立、分割北部地区国军地面部队与政军中枢创造条件。在北部国军指挥中心因为共军攻击,逐渐丧失指挥效能时;已登岸的共军地面部队将快速夺取与开放特定商港(例如台北港),让后续部队能搭乘登陆舰和抽调自民间滚装货轮等组成的「战略投送支援船队」,利用港口尚称完整的设施,实施行政下卸,以加快后续部队及物资登陆的速度。在攻击进行时,同时伴随心理战的运用,和特种人员对「分裂势力」骨干进行直接军事打击等措施,希望能迅速瓦解台湾的抵抗意志,以速战速决,或替后续的军事行动创造有利的既成事实。中共学者认为,在共军成功制压台北并击破国军主要指挥体系后,就算其他地区的国军部队仍各自为战;此时的战果也可能让美军进一步的干预却步,并有利后续登陆梯队迅速上岸,转往台湾本岛各地清剿。换言之,解放军仍可望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对台湾主要地区的控制。2020年7月16日,台湾军队在台中举行的汉光演习期间。2020年7月16日,台湾军队在台中举行的汉光演习期间。摄:I-Hwa Che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肆、共军在台湾本岛以东如何用兵中共学者进一步指出,「大型岛屿联合进攻作战」的作战样式,已经由应急作战时的「警示性打击、局部封控」等,向「战略威慑、全面有重点封控、大规模火力瘫痪、局部登岛」等多种样式综合运用转变,作战空间也逐步向台湾本岛以东扩展。研判共军日后在遂行「大型岛屿联合进攻作战」时,将派遣强大的水面、水下和两栖攻击兵力,在从大陆起飞与航舰舰载空中兵力的支援下,自巴士海峡甚至宫古海峡突穿第一岛链,抢占台湾以东太平洋水域有利的战术位置与潜舰伏击区,执行下列任务:攻击国军于西太平洋实施远海疏泊、以保存战力的海军舰队,防止后者对共军的联合登岛作战进行干预。从国军陆基雄三反舰飞弹的射程外,以舰上(例如055型驱逐舰)的巡弋飞弹攻击台湾东部机场、港口和重要军事设施。派遣舰载战斗机替中国的远程打击机群(电战机、预警机、轰炸机)护航,让后者能从国军防空飞弹的有效射程外,以空射巡弋飞弹和空射反舰飞弹,对东部国军机场、港口、重要军事设施,和远海疏泊的国军舰队发动攻击。在国军防御体系产生较长时间的瘫痪时,以自制两栖攻击舰、船坞登陆舰,加上由商船改装的直升机平台,派遣部队搭乘直升机对台湾东部国军战力保存区,例如佳山基地等发起攻击;也能和从中国大陆出发的空降兵力、直升机机降兵力,及实施岸对岸登陆攻击的兵力协同,抢占台北地区通往东部的交通与战术要点。等压制、瓦解国军中枢的目标达到后,后续部队再经由这些交通孔道进入宜兰、花莲、台东地区,并与增援梯队合作,达到占领全台的目的。以舰队抢占冲之鸟礁和关岛间的战术位置,以便在必要时对关岛发动打击,或迎击自夏威夷西进的美军驰援部队。等共军第二支、甚至第三支航舰战斗群(不包括辽宁号)成军后,不排除会在台湾东方或南方水域,常态性的维持航舰战斗群巡弋;一旦中共下达武力犯台的决心,就能以这支航舰战斗群为核心,于接收伪装成商船的海上预置船队增援后,迅速抢占台湾以东重要水域,执行所赋予的任务。(揭仲,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博士)触摸世界的政经脉搏你观察时代的可靠伙伴已是端会员?请 登入账号端传媒深度时政报导华尔街日报实时财讯全球端会员智识社群每周精选专题推送了解更多揭仲 评论 台湾国防 中国军事【首文】跨国经营与贸易保护主义 : “科技怪企”的诞生 | 从《经济学人·商论》https://gbr.businessreview.global/articles/view/5f64137c52030036e2114094/zh_CN/en_GB TikTok和安谋的扭曲变形是未来趋势的不幸征兆 八月六日,白宫颁令要求TikTok在45天内找到一个美国买家,否则将被封禁。这意味着这款中资视频应用可能从美国消失,这会让它的一亿美国用户愤怒不已,并导致投资者的几十亿美元灰飞烟灭。现在,在最后关头似乎找到了一个权宜之计。TikTok已表示将与美国科技巨头甲骨文(Oracle)建立一种复杂的合作伙伴关系,以便展示出它更多是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前一天,美国半导体公司英伟达(Nvidia)出价400亿美元收购英国芯片设计公司安谋控股(Arm Holdings),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各界争论该如何阻止自己国家的科技领头羊被拽进美国的贸易战。这两宗事件不会是稀奇的个案,而是预演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新时代将如何改变跨国公司的运营方式——变得更糟。 这两家公司都横跨地缘政治鸿沟,也都处于数字经济的核心。TikTok为中国明星科技企业字节跳动所有。白宫称它担心美国用户的数据被发送到了中国,在那里被“老大哥”监控,还担心选择视频的算法容易被中方操纵。安谋的设计在全球各地应用广泛,尤其是在它最大的两个市场——美国和中国。英国政府担心收购会使这家公司的关键活动转移到国外(2016年,日本软银集团收购安谋,但承诺2021年前公司总部都会留在英国)。更进一步的担忧是,被收归美国企业所有后,安谋将不再是“中立”的供应商,而会成为山姆大叔扩大的制裁机制中的工具。 历史上,企业一直都在调整适应地缘政治局势。在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自由发展的年代,不论哪国企业都应被一视同仁的理念深入人心。这使得实行统一的管理体系、资本结构和生产系统的全球化公司可以高效运作。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情形正相反,世界饱受战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折磨。当时通用汽车等企业的应对方法是让自己的外国业务转为半自治。许多公司不是采取并购的方式,而是通过联盟和卡特尔来跨境合作。 这次提出的TikTok交易显示了商业正朝着上世纪30年代的方向发展。尽管细节尚未公开,但TikTok的所有权很可能发生变动,包括甲骨文(可能还有沃尔玛)在内的美国股东将持有较高份额的少数股权,并可能有权否决某些决策。关键资产的所在地将发生变化,总部迁至美国,由甲骨文在美国管理数据存储(并监控算法)。而在安谋这个案例中,这家公司已经为应对地缘政治而扭曲过一次自身结构:2018年,安谋把它中国业务51%的股权出售给了主要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包括有政府背景的基金。现在它可能面临又一次“变形记”。例如,英国政府可能会要求做进一步法律保证,确保该公司在英国自主经营。这将是英国巩固自身工业基础的行动之一,这一行动已经引发了与欧盟的争执。 这类企业变形的局限性显而易见。政客趁机扮演上帝:特朗普似乎更支持由甲骨文而非微软收购TikTok,尽管由微软收购在商业上稍合理一些。甲骨文的董事长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现在,特朗普可能会得寸进尺要求更多让步,而且任何交易还将需要经过中美两国新近升级的投资审查制度批准。按国界分割企业将导致经营成本翻倍,而复杂的结构可能导致控制权不清晰。安谋就在谁实际掌管其中国合资公司的问题上陷入了与一名中国高管的激烈争执。 尽管如此,随着全球化的倒退,可以预期跨国公司将使出更多应对招数。澳大利亚政府要求丑闻迭出的全球矿业公司力拓(Rio Tinto)由澳大利亚人掌管。欧洲科技公司可能会自我分叉,一条产品线服务中国客户,另一条服务美国客户。中国公司投资海外时也许不得不购入少数股权就算了,忘了完全控股这回事。像华为这种被制裁重创的企业可能会解体,其知识产权和顶尖人才将流入未遭受这类压制的对手公司。地缘政治正在扭曲全球商业的形态,把它变得更低效、更不自由。可悲可叹。
深度

五年间,中澳关系从蜜月走向冰点

渗透论、间谍案、国安案、搜查记者⋯⋯盘点过去五年,哪些事件让中澳关系急速降温?

2016年9月4日杭州,澳洲总理滕博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摄:Wang Zhou/Pool via Getty Images

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一直在中美之间游走:与美国结盟维系军事和国家安全;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这是中澳在上世纪1970年代建交之后逐渐成形的不点明的外交方向。

2015年12月,澳中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允许澳洲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逐年递减关税,巩固了中国作为澳洲最大的矿业和能源市场的地位——澳洲超过70%的铁矿、煤矿和天然气都是出口至中国。单在2017年,澳洲就向中国出口了超过850亿澳元的能源产品。在留学产业、旅游、投资方面,澳洲也获利无数。

而澳洲与美国作为盟友,也是历史悠久。澳洲在1941年成为「五眼联盟」一员,和美英加纽共享情报。二战后的「澳纽美安全条约(ANZUS)」确定了澳洲作为美国紧密盟国的地位。澳洲也长期有美军的情报单位设站,并由美军在澳洲开展各类军事训练。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澳洲也均有参与其中。

如今,平衡似乎难以为继。澳洲媒体形容,中澳关系跌到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两国贸易战持续,引发澳洲国内农矿业担忧。仅是短短五年,中澳两国关系是如何随着近年来中美关系紧张而走到如斯田地的?

2020年7月4日中国海南,人们佩带的口罩于超级市场排队买澳洲牛肉。

2020年7月4日中国海南,人们佩带的口罩于超级市场排队买澳洲牛肉。摄:Yang Xu/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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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蜜月到冰点

事实上,在2016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中澳双方虽然在经济利益推动下密切来往,然而也已经开始暗涌不断。

2017年3月,曾批评中国政府的悉尼(雪梨)科技大学华裔学者冯崇义,在完成为期三周的学术访问,由广州机场返回澳洲时,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扣押一周。冯崇义持有澳洲永久居留权,此前曾批评中国当局干预澳洲,尤其是干预当地中文媒体和居澳异见人士,在中国访问时曾和多名学者、维权律师见面。冯崇义返回澳洲后接受澳洲广播公司(ABC)访问,指作为离境条件之一,他和中国当局签订协议,不会揭露被扣押的过程和问话细节。

当年6月,澳洲广播公司著名深度调查节目《四角方圆(Four Corners)》制作了一期节目,报导「中国共产党在澳洲的势力和影响」。该报导由知名调查记者尼克·麦肯锡(Nick McKenzie)主导,节目访问了曾被扣押过的冯崇义,并调查中国领事馆与各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的密切关系。节目还调查了2017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坎培拉期间,中国领事馆职员如何组织当地学生列队欢迎。

尼克·麦肯锡是澳洲报业巨头 Fairfax(现已和澳洲另一传媒集团Nine合并)旗下的《悉尼先锋报 (Sydney Morning Herald)》和《墨尔本时代报(The Age )》的调查记者,以调查澳洲政府部门贪污和政治献金闻名,曾多次获得澳洲新闻业标竿沃克力新闻奖(Walkley Award)。2012年,麦肯锡有关澳洲海关贪污案的调查甚至推动了澳洲海关内部改革。2014年,麦肯锡报导了前香港特首梁振英接受澳洲公司UGL七千万澳元一案,在香港引发舆论风暴。

2017年,在节目中最引起热议的一段,是麦肯锡采访坎培拉某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主席,询问对方,若有对中国政府持异议的中国学生组织人权示威,是否会告知中国大使馆。对方回答:「我一定会,仅仅是为保护所有学生的安全。我也会为了中国而这么做。」

节目还重点报导了华裔富商周泽荣 (Chau Chak Wing)。周泽荣曾以七千万澳元买下前澳洲首富James Packer在悉尼的别墅而受到媒体关注,而他向工党和自由党共捐款超过四百万澳元。李克强在访澳期间,曾出席当地华人社区一场晚宴,周泽荣则是坐在李克强的身边。节目中,斯威本理工大学的中国研究学者约翰·费兹杰尔德教授指出:「每一个政府都会做外宣,对外延伸其软实力,但在这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它是通过这些秘密行动(clandestine operations)来做外宣的。」

节目播出后,周泽荣将ABC、Fairfax和麦肯锡以损坏名誉告上法庭,指该报导暗示其涉及或参与了贿赂前联合国大会主席 John Ashe的案件。ABC和Fairfax在法庭上引用了澳洲自由党议员安德鲁·海斯蒂(Andrew Hastie)在国会的演讲,指其提到周泽荣是Ashe一案的参与者,以此辩护,却遭到法官批评。庭审认为报社侵犯了周的名誉,但这一判决在澳洲新闻界也引起热论,有学者和记者质疑,澳洲现行的诽谤法太严,会限制记者揭发政治黑箱,妨碍新闻自由。

无论如何,这期电视节目播出后,在澳洲社会影响巨大。这是近年来澳洲民众首次从媒体中获悉「侨务」的概念,「中共统战部门」的概念也在民众当中传开。2018年,查理斯特大学学者克莱夫·汉米尔顿(Clive Hamilton)出版《无声的入侵》一书,该书形容中共统战部门通过政治献金、在华人社区建立亲北京团体影响澳洲政治,描述称中国留学生危害澳洲学术自由,此外还详细列出两大政党的议员和有亲北京背景的华裔商人的亲密联系,包括这些议员受邀到访中国或出席相关社团活动。

「一边搞关系一边威胁惩罚,这就是中国惯用的作案手法。北京希望将澳洲变成「第二个法国」,一个敢于对美国说『不』的国家,」汉米尔顿写道。

该书准备出版时,有出版商因其敏感内容一度拒绝出版该书,该书也被北京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为「恶意炒作」。不过,也有研究中国的澳洲学者质疑该书证据不足,作者在书中的口吻也有将华人排除在澳洲人之外之嫌,引起内容涉及种族歧视的争议。

在这一段时间,澳洲执政党自由党经历了多次「内乱」,总理也由麦肯·滕博(Malcolm Turnbull)换成现任的斯科特·莫里森,自由党一方面继续在经济上寻求开拓中国市场,另一方面,随着澳洲国内对中共影响的警惕增加,指责中国干预澳洲社会的舆论加剧,自由党也加大了对外国干预的法律审查力度。包括在2018年通过《反外国干预法》和《外国影响力透明法》,要求在职议员申报与外国机构的关系。同年,澳洲也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国通信巨头华为参与国内5G建设。

对澳洲这一系列针对外国干预的做法,时任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不评论。2019年初,中国以间谍罪拘捕拥有澳洲永久居民身分的华裔作家杨恒均。此后中国当局一直拒绝透露有关杨恒均案细节。今年9月,仍被扣留在中国的杨恒均接受外媒采访,否认间谍罪名,并称在被拘留的19个月期间遭到超过300次的审问。

2019年4月,麦肯锡再次主导《四角方圆》的深度调查,推出「干预(interference) 」专题。调查中国富商黄向墨向澳洲各政党捐款一事。黄向墨也是两年前《四角方圆》报导中涉及政治捐款的中国富商之一,此次报导指黄向墨和中共统战部门有密切联系,当时正申请入籍澳洲,而2018年,曾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中国立场的工党参议员Sam Dastyari因被指接受黄向墨的捐款而辞职。「外国干预」,尤其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再次成为澳洲舆论热点。

同年,随着香港反修例运动和新疆人权问题持续发酵,北京在澳洲的形象变得更差了。6月12日,在香港示威者包围立法会阻止法案二读的当天,澳洲外长佩恩发表声明,高度关注事件,并称「香港的成功与澳洲的利益实质相关」。7月,《四角方圆》发表新疆「再教育营」专题,有居住在澳洲的维吾尔族人表示家人被关入营区,并讲述了一位澳籍维吾尔族人的中国籍妻子遭中国当局拘留,和澳籍儿子一起被当局禁止到达澳洲,一家人无法团聚的故事。节目播出后,澳洲驻北京大使馆正式要求北京允许该母子前往澳洲,然而中国当局至今仍然拒绝,并称是其妻子拒绝离开中国

2019年11月,麦肯锡在另一深度调查节目《60分钟》中报导王立强间谍事件。一名称为王立强的中国男子自称2016年起为中共统战部门服务,负责监控台湾和香港的独立与民主运动,如今向澳洲政府寻求政治庇护,并协助澳洲安全情报组织。2020年1月,正值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前夕,麦肯锡与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周安澜发表报导,指王立强受到威胁,并被一位来自台湾政界高层的人物和一位孙姓中国商人一起要求录制一段短片,在短片中称其接受了民进党的贿赂来谎称自己为中共从事间谍工作。报导指该台湾政界高层是国民党副秘书长蔡正元。蔡正元随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记者会,公布和涉事孙姓商人及澳洲记者的通话录音,否认指控。

「叛谍」王立强声称自己在过去数年中,参与了一系列北京策划的情报工作——办理铜锣湾书店案,渗透反修例运动,再到干预台湾大选和干涉澳洲内政。

「叛谍」王立强声称自己在过去数年中,参与了一系列北京策划的情报工作——办理铜锣湾书店案,渗透反修例运动,再到干预台湾大选和干涉澳洲内政。摄:Steven Siewert/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via Getty Images

《60分钟》报导播出后,北京《环球时报》发文,播出一段短片,称王立强在2016年在福建涉及一件诈骗案。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则指王立强案是「民进党和反华势力的骗局」。王立强事件在澳洲社会引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舆情,亦有不少学者和记者认为王立强的供词中错漏太多,其在情报组织中只是外层人员,实际职责并无报导中那样大,是为了成功申请政治庇护而向媒体爆料。其后,王立强事件逐渐离开公众视线。

今年,随着2019冠状病毒疫情扩散,中澳关系迎来历史最低点。4月,澳洲外交部长马利斯·佩恩发起动议,要求独立调查冠状病毒起源,动议得到超过120个国家支持,后来转由欧盟起草。中国先是反对澳洲的号召,但后来也表示支持独立调查。

澳洲作为领头羊号召调查病毒起源一事,引起北京的强烈不满。5月,中国先是宣布对澳洲进口大麦征收80%关税,并以技术原因,禁止四家澳洲牛肉屠宰商出口;6月,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向游客发布警告,称受疫情影响,澳洲境内针对亚裔种族歧视案件上升,建议慎重到澳洲旅游;三天后,中国教育部发布警示,建议中国留学生慎重选择到澳洲留学。八月,中国向澳洲葡萄酒开刀,提出反倾销调查,并禁止了第五家澳洲牛肉屠宰商入口。其后,华为宣布削减澳洲研发投资一亿澳元,并在2021年前裁员1000人,此举动也被视为中国对澳洲的贸易经济制裁举动之一。

澳洲方面也持续升级动作。在6月,澳洲政府宣布受到来自某一国家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尽管当时没有点名,但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指该攻击来自中国。同月,澳洲情报安全组织搜查了工党议员萧克特·莫索曼(Shaoquett Moselmane)的家,指其办公室人员中有人为中国政府服务,劝说莫索曼做北京的说客。

2019年,澳洲财政部允许蒙牛以15亿澳元收购知名澳洲奶粉品牌Bellamy,然而今年八月底,澳洲财政部以「触犯国家利益」为由,禁止蒙牛以六亿澳元收购由日本麒麟(Kirin)旗下的澳洲牛奶品牌Lion。同月,总理莫里森提出议案,试图允许联邦政府介入州政府和大学与外国政府签署的协定。早前,维州州长兼维州工党领袖丹尼尔·安德鲁斯 (Daniel Andrews)和北京签署「一带一路」协议,联邦政府此举被视为是为了终止维州与北京的这份协定。

2020年6月24日悉尼,2019冠状病毒病爆发期间,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在悉尼歌剧院旁沿著海滨散步。

2020年6月24日悉尼,2019冠状病毒病爆发期间,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在悉尼歌剧院旁沿著海滨散步。摄:Loren Elliott/Reuters/达志影像

从外交到教育,关系全面恶化

几乎与中美对峙同步,中澳双方也从贸易战延续到媒体战及其他各个方面。

8月,任职中国海外官方媒体CGTN的澳洲华裔主播成蕾在北京被扣留,北京当局后来指成蕾涉及危害「国家安全」。事发后,ABC和《澳洲金融评论》紧急召回其驻华记者。ABC驻华记者比尔·博图斯 (Bill Birtles)表示在其北京的家中收拾行李期间,受北京警方上门问话,称其涉及「国家安全事件」,并禁止其出境,后来前往驻北京的澳洲大使馆寻求庇护;驻上海的《澳洲金融评论》驻华记者迈克尔·史密斯 (Michael Smith) 也有类似经历,最后向澳洲驻上海领事馆寻求庇护。博图斯和史密斯于九月初回到悉尼后,《环球时报》发文,称澳洲当局六月在搜查工党议员萧克特·莫索曼当天,以《反外国干涉法》为由搜查了驻澳洲的新华社、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中新社的四名记者的家,并带走电脑等物品。

中澳在南海上的争端也在这段时间再次冒起。7月22日,澳洲宣布将派出五艘军舰参加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在菲律宾海的军事演习。23日,在演习时,澳洲军舰在南沙群岛附近遇上中国海军。澳洲国防部后来的声明指,双方「专业地处理」了这次事件。两日后,澳洲正式向联合国递交声明,拒绝接受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说法,称中国在南海的相关行为并不合法。

中澳关系恶化期间,两国相关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均受到关注。中国驻澳外交官先是响应「战狼外交」模式。4月,澳洲提出独立调查疫情源头时,驻澳中国大使成竞业接受《澳洲金融评论》访问,暗示澳洲若继续推动调查,北京或会抵制澳洲产品。8月,中国驻澳洲公使王晰宁接受澳洲新闻记者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的邀请在坎培拉发表演讲,称澳洲在没有通知中国的情况下就提出独立调查,「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是王晰宁首次在澳洲媒体高调露面。早在2月,王晰宁就参加了ABC的电视谈话节目《Q+A》,在节目中指责ABC传播假新闻。在被澳维吾尔族人士质问到新疆人权问题时,王晰宁则试图转移话题。

另一方面,澳洲政圈里,要求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呼声愈来愈高。据《卫报》报导,5月,澳洲总理莫里森曾邀请自由党内著名的「对华鹰派」议员参加会议,包括早前因批评中国而被北京拒绝签证的安德鲁·海斯蒂和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erson),外长佩恩也有出席。据报导,会议上鹰派议员们对莫里森政府提出针对冠状病毒起源的独立调查赞赏有加,称赞政府没有为了和中国的经济利益而退缩。莫里森也在会议中向他们表示,他会保持对华政策的一致性。

制图:端传媒设计部

中澳关系恶化,大学也成了「战场」。中国干预澳洲大学学术自由再成热点。自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居澳港人社区在澳洲多个城市都有举办反修例示威。去年七月,阿德莱德大学、莫那什大学和昆士兰大学的香港学生在校园内摆设街站期间,中国大陆留学生与其发生冲突,引发澳洲全国关注校园内的言论自由。同月,昆士兰大学被揭发在没有对外公布的情况下,任命中国驻布里斯班领事馆领事徐杰为语言和文化客座教授,同样引发争议。

2019年10月,《四角方圆》再次推出中国专题,此次针对澳洲大学与中国政府的利益关系。报导指,有多家澳洲大学涉及参与中国政府旗下的数据科技公司的研究,其中阿德莱德大学的研究人员和中国的旷视科技(Megvii)高层合作,研究如何从短片中追踪交通工具,而该公司被美国以「侵犯维吾尔族人权」为由列入了黑名单。

8月初,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刊登了由人权观察澳洲分部主管Elaine Pearson执笔的呼吁国际关注香港事态的文章,遭到该校中国留学生投诉而撤回文章。这在澳洲社会引起声讨,迫于压力下文章再次刊出,但并非在大学主页,而是Pearson有份任教的法学院网站;新南威尔士大学也发表声明,然而有网民发现,其在微信公众号发表的中文声明与英文声明不一致,疑似是为中国留学生而设。此外,据《悉尼先锋报》八月底报导,联邦政府将会调查悉尼大学的孔子学院,看其是否违反《外国影响力透明法》。

2013年4月9日在北京,中国总理李克强(左)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欢迎仪式期间陪同澳洲总理茱莉亚·吉拉德(右)观看仪仗队。

2013年4月9日在北京,中国总理李克强(左)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欢迎仪式期间陪同澳洲总理茱莉亚·吉拉德(右)观看仪仗队。摄:Feng Li/Getty Images

这并非孔子学院首次在澳洲受到质疑。除了在大学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澳洲的部分孔子学院还提供澳洲中小学中文教师的培训,尤其在实行双语教学的维州,孔子学院多次和维州的中文教师协会合作,举办培训讲座。在悉尼的孔子学院接受调查的同一时间,墨尔本大学新闻中心与《卫报》共同发表调查报导,指维州中学的中文教科书有大量直接引述中国社科院的「中国梦」「一带一路」等内容,并且在地图上采用了中国官方的南海划界方案,而非澳洲立场。该教科书的作者、维州中文教师协会的徐纪兴否认在教科书中植入中共宣传资料。该教科书现已被出版商召回。

另一方面,有学术界人士担忧,中澳关系恶化,会导致中澳双方的学术交流更为困难。9月, 在中国称四名中国记者被搜查后,ABC报导两名中国学者的澳洲签证被以安全原因吊销。其中一位是华东师范大学澳洲研究中心的陈弘教授,而另一位则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负责澳洲研究中心的李建军。两人被指和先前遭搜查的四名中国记者,以及被澳洲安全情报组织调查的工党议员在同一微信群组。澳洲安全情报组织认为,有前中国政府工作人员利用该群组鼓励议员为中国当说客。

中澳关系跌落低谷,夹在中间的是澳洲华人。随着中国在澳洲影响和干预的议题不断发酵,有关澳洲华人是否对澳洲忠诚的话题也随之而起。华人社区被视为是中共统战部门的「代言人」,指中共部门通过华人富商如周泽荣、黄向墨等收买澳洲政客;此外,根据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六月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共统战部门还会通过在澳华人社团,发挥其影响力。

另一方面,华人群体也是两大执政党的目标票源,2018年联邦大选中,两大执政党在华人聚集的奇瑟姆选区都派了华人候选人参选,然而两人随后均被揭发曾为澳洲中华总商联合会的荣誉主席,该商会是世贸基金(World Trade United Foundation)的「分支机构」,而世贸基金被指是中国统战部门旗下的组织,其多个负责人有中国政协或统战部背景。

北京在澳洲的影响力也让不少华人害怕发声。据澳洲智库China Matters的最新政策报告显示,有在澳华人担忧其在中国的家人会受到影响,而害怕表达对中国的批评。报告指一名华人在参加完去年澳洲的「六四」纪念活动后,收到了来自中国国安部的信息,警告他的行为会影响到他的家人。

在这次疫情中,华人也成了种族歧视的对象,墨尔本有华人家庭车库门被用红字喷涂「COVID 19 CHINA DIE」,有新加坡华裔留学生在街头被袭击。据澳洲亚裔联盟委托的一份最新调查显示,将近三分之一的澳洲人认为,澳洲境内疫情是由「Chinese people」引起。

九月,联邦政府宣布将会修改入籍考试题,并设新题目去测试入籍申请者对「澳洲价值」的认知。此次修改被视为是打击外国影响力和保证新移民对澳洲的忠诚度。对于华人来说,在中澳关系日益恶化并看不到好转迹象的今天,未来的处境无疑会愈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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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无声战争:两岸四地六本护照的命运流转

哪本护照最好用?哪本的待遇最多变?哪本被制裁?中港台澳,又为何有六本护照?这部动画短片,带你一一看懂。

 端传媒设计部

2020年的世界格局不断加速,新冷战趋势遭疫情助燃,大国碰撞加剧,不少普罗百姓都感觉到,原本安稳躺在家中抽屉的护照本子,正经历种种异动。

香港市民或许最先强烈感受。港区国安法横空降世,欧美迅速回应,港人手中的特区护照和BNO护照,突然一被制裁,一被扩权。而另一边,台湾护照在长期的本土化声浪下,更新了封面,放大了TAIWAN的字眼,却遇上日益紧张的台海关系。

我们身边的两岸四地,原来普遍存在著六本护照,背后是两岸历史的缩影。护照,是大国博弈的筹码,也影响著普通人的身份认同,以及迁移、旅游的权利。从今日回看历史,两岸关系由军事对峙、谈判交流到冷眼相对,而后港澳主权移交,中国力量与西方力量碰撞,各地每一本护照的背后,都是纠缠已久的历史。

来到2020年,六本护照间的博弈戏码重新上演,而民间也各有反映。被扩权的BNO吸引大量港人申请续签,不少港人已计画在明年1月凭BNO移居英国。根据英国回复端传媒的最新数据,由去年6月至今年7月,港人续领BNO护照的数字已逾17万本,远超越2015至2018年间的4年总和。

另一边,许多台湾青年一直以来都对护照上的「Republic of China」字样感到反感与困扰,甚至会以「台湾国护照贴纸」遮盖中华民国的字样。到了今年,台湾抗疫工作成果备受国际肯定,台湾人认同感创下新高。9月,行政院宣布,遵循立法院决议,改变护照设计,将「Taiwan 」字样加粗放大,以进一步凸显台湾辨识度,加强与中国的区分。

大国的无声战争,已经在护照本子上开打,溅起的火屑,或许将改变人们命运的轨道。端传媒用动画拆解复杂知识,梳理六本护照的命运流转和最新发展,和你一起理解这场横跨两岸四地的「战争」从何时埋下伏线、在当下又是如何爆发。

(以上短片为粤语版配音,国语版影片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资料来源:亨氏护照指数2006至2020、英国签证与移民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Home Office in the media、The Hong Kong (British Nationality) Order 1986 、British Nationality (Hong Kong) (Selection Scheme) Orde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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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并不是越多越好
加内什:和以前一样,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远一点,既可以提高前者的质量,又能够让后者最终掌权。

正如雅典旅游局很少提到的,他们的美丽城市不仅是民主(democracy)的摇篮,也是民主的陵墓。古人以字面含义来定义“民治”(这种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延续下来):举行群众集会,一个议题接一个议题,面对面地直接投票。美国的国父们回避了这个字母“D”开头的词语(美国宪法里并不包含这个词),那是因为当时这个词仍然采用古希腊的那种定义。时至今日,美利坚合众国和世界许多其他地区采用的间接投票制度与古希腊民主之间的差异,就像现代建筑与多立克柱式(Doric order)的差异一样大。

民主有程度之分,少一点可能胜于多一点:西方基于这些原则而崛起。为了生存,西方可能不得不再次留意这些原则。

没有哪种全球趋势比民主危机得到了更好的记录。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是一个案例研究,这位总统表示,在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他可能不会承认败选。从剑桥大学(Cambridge)的多位学者筛选出的大量数据来看,特朗普并没有那么独特。世界各地公众对民主的疑虑越来越多。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民主不满意。这类话题已经成为一种文学体裁,令人欢呼的书名包括《通往不自由之路》(The Road to Unfreedom)和《民主的终结》(How Democracy Ends)。

关于威权未来的构想貌似合理。但有时候这些构想读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在我们所知的民主和邪恶的对立面之间,似乎不存在任何制度。一方的危机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突破。

这种令人窒息的二元论不允许中间路线。它不允许少一点的民主。和以前一样,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远一点,既可以提高前者的质量,又能够让后者最终掌权。

计算一下有多少方法吧。两次选举之间较长的时间间隔将激励有远见的治理,并减少选民之间争吵的频率。给予技术官僚更多的权力将尽可能地使政策领域去政治化。如果这种情绪透着一股傲慢,请记住,央行发挥着巨大的分配影响,让一些公民比其他人富裕。尽管如此,在整个富裕世界,呼吁货币政策民主化的呼声并没有震耳欲聋。允许技术官僚插手一个或两个其他的杠杆并不会突然开创先例。

至于对直接民主的限制,如果有这些限制,英国公共生活现在就不会那么败坏了。美国并不热衷于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公民投票,但公民投票导致了美国最大的州——加利福尼亚州的治理不当,这是一个本不应该败坏的地方。

在一本关于新冠疫情的新书《警钟》(The Wake Up Call)中,约翰•米克尔思韦特(John Micklethwait)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分析了抗疫最成功的国家以寻找线索。他们总结道,起作用的不是大政府,而是能力和信任。他们的专著可能会在未来避免大量无目的政府支出。然而,两位作者回避了一点:其中许多政府的运作与它们国家的选民是有一定距离的。实行“指导式民主”的新加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也有一些更为微妙的例子。除了短暂的中断,日本实行一党统治。台湾在其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实行类似的模式。就连德国也对全民公决设置了宪法限制,自1982年以来,德国只有过三任总理。

任何朝着这个方向的改革都将被民粹主义者视为对自命不凡者的纵容。但是民主程度和民众幸福程度之间没有线性关系。近年来导致反政治的原因显然是人民力量的不足。美国最不被信任的大机构是国会,其任期两年的下议院与其说是一个立法机构,还不如说是各种竞选总部的集合地。不经过选举产生的美国最高法院赢得的信任比选举产生的美国总统还要多,而与大多数公民没有联系的美国军方又比前两者赢得了更多的信任。

在英国更是如此。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担任首相期间,选民激他做成英国退欧,卡梅伦在五年内举行了三次大规模公投。加上英国上议院的改革和权力下放,英国退出欧盟前的几十年是英国现代史上最民主的时期。在所有这些被迫与选民亲密接触之后,国家招致了选民的蔑视,而不是信任。由此可见,退一步并不一定会引发一场革命。最终,公众对民主的愤怒是一种隐含的自我批评。

一步有多远?经济学家加雷特•琼斯(Garett Jones)呼吁“减少10%的民主”,但这些东西无法衡量。目前来说,提出上文所述的原则就足够了。我们没有义务捍卫现状,也没有义务向强人致敬。如果民主为了生存而收缩,这不会是第一次。

译者/裴伴

Facebook发现中国帐户试图干预美国大选
JULIAN E. BARNES,JULIAN E. BARNES
2020-09-23 15:09:37
Facebook发现一系列虚假账户在传播有关美国、菲律宾政治和中国在中国南海行动的信息。

华盛顿——Facebook周二宣布发现了规模有限的中国行动,其意图既有对特朗普连任提供帮助,也有破坏,这是中国影响11月总统选举的行动首次得到公开披露。

中国的动作虽然不多,且非直接源自北京政府,但可能削弱特朗普一再提出的关于中国干预选举、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的论调。尽管情报界评估认为中国反对特朗普的连任,本周有官员说,目前为止Facebook上的活动规模仍较小,北京还未决定要发起堪比2016年和今年的俄罗斯行动的大规模影响行动。

Facebook发现一系列虚假帐户在传播有关美国、菲律宾政治和中国在南海行动的信息。虽然这一由中国操作的活动主要围绕菲律宾,但其中一些直接与美国政治相关。

Facebook说因这些帐户违反其关于“造假行为”的政策,他们正在进行删除。这是一些始于中国的协同行动,但包括驻美国大使在内的中国官员都否认了关于他们企图影响11月选举的指责。

Facebook安全团队首先发现了这些新的活动,并与美国政府官员共享了这一信息。美国科技公司和情报部门在2016年被立法者批评过于谨慎,而今年显得更加愿意披露有关外国影响力操作的信息。

虽然中国建立的网络获得了超过13.3万粉丝,但Facebook说它在美国并未引起什么注意,只有不到3000个美国的帐户关注。这个组织发布的信息对于特朗普和拜登都既有支持也有反对。

“他们专注于推动分歧,”推特安全主管纳撒尼尔·格莱歇尔(Nathaniel Gleicher)说,“涉及美国的部分刚刚出现,也比较有限。对于美国主要的政治候选人他们既支持又批评。”

Facebook并未公布各种帖子的页面浏览或印象的数值。但是基于该网站的运作方式,除非关注该中国组织或其页面,否则不太可能看到这些帖子。

格莱歇尔说Facebook在自己的平台未发现其他中国的动作。

Graphika公司与Facebook合作发布了关于中国活动的报告,Graphika所有人本·尼姆莫(Ben Nimmo)说:“对于美国,其目的似乎是建立观众。”尼姆莫说他们将该中国运作命名为“海军凝视”,因为海事是其主要关注点。

Graphika的报告显示,该组织在2016年年末开始活跃,最先发布的是中国军事行动。2018年它将活动扩展至南海,发布美国船舰的动作和中国军事成就。近年来,美国海军开展了所谓的自由航行行动,目的在于挑战中国对其人工岛屿的领土主权主张。

直到2019年4月,该组织建立了一个支持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的页面,才开始进行更多围绕美国政治的活动。支持布蒂吉格的页面没有成功,仅有两三个关注者。

最近几个月,这个组织为特朗普和拜登都建立了Facebook粉丝页面,发布的内容与其说是支持某一特定候选人,不如说是专为吸引注意力,尼姆莫说。

美国情报部门上个月发布的一份评估表明,中国更喜欢拜登,但还未采取重大举措来影响全国选举,目前他们将注意力放在州和地方政客身上。情报官员警告,Facebook的发现代表了一个小组织在一个平台上的行为,应被谨慎评判。

美国情报部门仍对自己评估保持信心,认为中国觉得特朗普反复无常,希望他落选。

尽管北京对特朗普及其贸易战不满,中国政府对拜登的看法也很复杂。拜登立誓要对中国镇压少数族裔和剥夺香港自治权的行为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而且中国领导人认为拜登更可能有能力召集其他国家一起向中国施压。

现任及前任官员都曾表示,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在照抄俄罗斯在2016年的干预做法。而且与俄罗斯一样,尽管中国更喜欢拜登,但他们哪边的话都说一说,采取行动挑起分歧和混乱,以此掩盖自己的行动。

美国官员认为Facebook上的活动目前为止还比较小。据两位美国官员所说,中国还未决定是否要试图对11月选举进行充分影响。

微软也报告说,他们观察到中国意在收集总统竞选活动相关信息的行为。该公司上周报告中国试图侵入拜登竞选团队和美国智库。美国情报官员也表示,中国可能在寻找对特朗普来说至关重要的反对派调查,而以拜登的竞选团队为目标,并不降低政府对于中国反对特朗普的评估的可信度。

Facebook周二在宣布前向国会做了通报。接下来几天,负责外国竞选威胁的高级情报官员威廉·R·埃文尼纳(William R. Evanina)还会向国会情报委员会做报告,说明选举影响和干预运作的最新发现。

Facebook发现的网络包括155个帐户、11个页面、九个群组和六个Instagram账号。他们以中文、菲律宾文和英文发帖,主要推广菲律宾海外工人感兴趣的故事,还有支持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总统的连任竞选的内容。

Facebook还宣布删除了一项以菲律宾一个政府实体为名进行的协调活动。这项活动包括57个Facebook帐户、31个页面和20个Instagram账号,有27.6万粉丝,主要来自菲律宾。

“虽然该活动背后的人试图隐藏自己的身份,我们调查发现它与菲律宾军方和警方有联系。”Facebook在报告中写道。他们是在民间社会团体和菲律宾独立新闻组织Rappler的提醒下注意到这一活动的,Rappler是杜特地政府的打击对象。

Adam Goldman和Julian E. Barnes自华盛顿、Sheera Frenkel自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报道。
Adam Goldman常驻华盛顿,负责报道FBI,曾两度获得普利策奖。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adamgoldmanNYT
Sheera Frenke自旧金山报道网络安全方面的新闻。此前她作为驻外记者在中东工作超过十年,为BuzzFeed、NPR、《泰晤士报》及麦克莱齐报业集团报道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sheeraf

Julian E. Barnes是驻华盛顿的国家安全记者,负责报道情报机构方面的新闻。在2018年加入时报之前,他为《华尔街日报》撰写关于安全事务方面的文章。欢迎在Twitter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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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应该在乎人权
JOCHEN BITTNER
2020-09-23 13:44:02
一名反对中国迫害维吾尔人的抗议者。

德国汉堡——有一天,一位土耳其朋友给我讲了他夏天回到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家乡的故事,那是土耳其一个尤为贫困的地区

在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总统治下,那里的情况有所改善。我朋友的表亲炫耀了自己的梅赛德斯-奔驰车,吹嘘了自己家收到的国家援助及总体生活质量。“我在这里过得像美国人一样!”他说。所以理所当然地,他还会给20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当权的埃尔多安投票。囚禁政府批评者?这事不归他操心。

这个故事是21世纪一个关键两难问题的具体呈现。随着在威权主义领导人主持下经济获得成功,保障人们不受随意惩罚和骚扰的公民自由的重要性可能会下降。人权的抽象概念可能没有摆脱艰苦、缺乏保障及饥饿的现实诱人。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自由的自由”(freedom to be free)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得以享受的特权:这个世界满是经济上在进步、政治上被压迫的人们。这就是为什么再次阐述人权如此重要。

在土耳其,或者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权的吸引力如此微弱这一点不足为奇。在中国,当国家明显极尽所能让人们摆脱艰苦生活条件、欠佳的医疗保健及渺茫的教育机会的时候,对数以百万计中国人说,人权能让公民得以抵御政府对其自由、生活及生计的攻击,很难有说服力。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成就十分出色:2019年,中国的出口从1980年的113亿美元增长至2万6410亿美元,其经济即将赶超美国。按照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的说法,中国变化的步伐“像是把英国工业革命和全球信息革命的同时爆发压缩进了30年而不是300年里”。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发出过著名的预测,认为一旦中产阶级在一个威权主义国家出现,其成员将要求获得公民权,使得政权别无选择,只能建立法治和民主。这一切并没有在中国发生。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人们脱离贫困,他们会选择富裕而非自由。

这会降低只有当个人对幸福的追求免受随意限制侵害,一个社会才能繁荣昌盛这一核心理念的价值吗?不会,它仍然成立。为了证明这一点,富裕的中国人应当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出现经济下行,我会想在目前的法律保障下生活吗?

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建议,为了找到最佳法律秩序,我们应当设想自己生活在一道无知之幕后,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毫无概念。在中国,随着经济扩张放缓,公民应当设想一种生活在衰落之幕后的生活。如此一来,法治的重要性看起来要大得多。

因为一旦国家的主要利益是最大人群的福祉,那么富有公民(无论对错,这群人似乎都会阻挠这一目标)如何能确保自己的福祉呢?

新疆维吾尔族人,或是那些由于妨碍了新大楼项目,被赶出家门几小时后,房子就被——像北京官员骄傲地宣布的那样——像“白菜叶”一样被剥掉的劳工们的命运,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提示。

8月,在遭到囚禁的人权律师埃布鲁·提姆提克因绝食去世后,警方与悼念者在其葬礼上产生冲突。

这么想想:人权就像是消防队。只有当你处于危险境地,才会在意其存在。但如果你的房子失火,却没有消防队,那求助就为时已晚,损失已经造成了。

烟流已经从这个亚洲大国上方升起:中国内债高筑,人口迅速老龄化,长期污染让人们的健康日益付出昂贵代价。

对这些系统性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之道。但人权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并且也是当夜幕降临时,你在白天为之辛苦工作的梅赛德斯-奔驰还在原地的最佳保证。

Jochen Bittner是《时代周报》(Die Zeit)辩论版面的共同负责人,也是一名观点文章作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JochenBittner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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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中国的“老朋友”还是未来敌人?
赫海威,赫海威
2020-09-23 11:00:08
2011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小约瑟夫·拜登与习近平及其翻译在成都郊区。

特朗普总统已把中美关系带到了多年来的最低点,但从利于中国的角度看,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可能会成为他们更艰难、更复杂的挑战。

中国的分析人士认为,拜登将在对抗中国的全球议程上寻求一个更加一以贯之的战略,从而给中国造成比特朗普更大的损失。

拜登已经誓言,若当选,他将在气候变化以及中国镇压少数民族及香港的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他是更有可能恢复与美国盟友的牢固关系,并动员其他国家更有效地向中国施压的一位候选人。

“拜登会让强硬路线更有效,”北京的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成晓河说。“他可能采取更精密的、多方协调的战术来对付中国。”

特朗普再一次让中国成为其竞选的主要元素,他多次声称在涉及北京方面的事务上,自己是两位候选人中较为强硬的那个。他已经发起了一场针对中国耗资巨大的贸易战、将矛头对准该国不断崛起的科技行业,并且多次将新冠病毒的传播归咎于中国。

他还疏远了欧洲和亚洲的领导人,并且表现出否决自己所宣称的安全顾虑、达成能够帮助能美国公司交易的意愿,就像他似乎已允许TikTok继续在美国运营时做的那样。

实际上,在中国的鹰派阵营中,有些人认为特朗普“美国第一”的总统任期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因为他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一个流传了好几个月的流行米姆嘲笑他是“川建国”,这一具有革命色彩的双关名字暗示,特朗普在恢复中国伟大荣光(而不是美国)方面做得更多。

在公开场合,中国官员没有偏向任何一方,也没有对两名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前景发表评论。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和其他官员也否认了北京试图影响或以其他方式干预总统大选的说法。

那些官员中的许多人已经改变了看法,认为无论谁获胜,中国都很可能在美国面临更严酷的政治环境。分析人士称,北京的领导层如今明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希望采取更多行动限制中国,为习近平扩大中国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的努力带来挑战。

去年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上的特朗普总统。作为一名领导人,特朗普更感兴趣的是达成贸易协议,而不是在侵犯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对抗。

拜登对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参议员,他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扮演重要角色——特朗普多次利用这一点攻击他。

中国领导层对拜登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与奥巴马政府打交道的经历,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执政期间,两国关系也一度紧张。当时的争议集中在网络间谍活动和中国在南海的军备上。

尽管如此,奥巴马还是希望在其他方面取得进展,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遏制朝鲜和伊朗的核野心。他让副总统拜登负责与当时的中国候任领导人习近平建立关系。

在2013年访问中国期间,拜登曾与习近平合作,以缓和军事紧张局势,并警告后者不要驱逐美国的驻华记者。习近平站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称拜登是“我的老朋友”。

作为总统候选人,拜登的措辞发生了巨大变化,与近年来两党情绪的整体转变步调一致,誓要“对中国强硬起来”。上周,他将中国称为“严峻的竞争者”,尽管没有称之为“对手”——他曾用这一字眼来形容俄罗斯。

在今年2月的一场民主党辩论中,拜登表示,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他与习近平相处的时间比当时任何世界领导人都多,如果能当选,他也了解自己将要面对的是怎样一个人。

“这个人骨子里没有——哪怕是一点点——民主精神,”拜登在那场辩论上说。“这家伙就是个流氓。”

中国官员已经习惯了美国在大选期间对中国的抨击。“在当前氛围下,谁对中国软弱谁就会丢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说。

然而,北京担心拜登的措辞不只是虚张声势,如果他真的当选,可能会在人权问题上比特朗普更有力地惩罚中国,尽管特朗普政府近期已对一批中国官员及公司实施制裁。拜登已经谴责中国对穆斯林维吾尔人的镇压是种族灭绝行为,并誓要与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

据特朗普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的描述,很少对人权问题表态的特朗普曾在一次与习近平的私人会面中,表达过对北京对新疆穆斯林镇压的支持。总统至今未见过达赖喇嘛。

拜登承诺要制定新的贸易协定,以抗衡中国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北京的一些专家对此感到担忧。他们还担心他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捍卫民主价值观,从而孤立或限制北京。

“我不会幻想拜登会更好,”北京的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说。他还表示,拜登可能会感到压力,要求他对中国采取更强势的行动,从而增加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这是特朗普一直反对的。

7月,香港的一场抗议活动。北京的一些官员和专家担心,拜登可能会在全球捍卫民主价值观,这可能会孤立中国。

在北京看来,由于特朗普的交易性策略,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中国的,尽管自新冠疫情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中共还从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出现的混乱和分裂的形象中获益。这使得宣传机构得以强调中国的威权体制在遏制新冠疫情上的优势。

“在中共党内看来,特朗普就是民主制度有多坏的活广告,”至今仍与中国官员保持密切联系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说。

陆克文称,在维护美国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同盟方面,中国领导人将特朗普视为“真正的消极力量”。

据博尔顿称曾请求习近平帮他竞选的特朗普,如今声称由于他在贸易和科技问题上向中国的施压,北京希望他失败。

美国国家反谍报与安全中心(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enter)主任威廉·R·埃瓦尼纳(William R. Evanina)在上个月的一份评估中呼应了他的说法,指出北京对特朗普政府处理冠状病毒大流行和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的批评日益增多。他及其他政府官员没有给出任何中共官员利用社交媒体及其他方式支持拜登的证据。

周二,Facebook宣布,它发现了一些来自中国的规模不大的行动,旨在同时帮助和损害特朗普的竞选连任机会。但该公司没有将这些行动归于北京政府。

一些中国专家表示,希望拜登当选后可以寻求一种更传统的外交模式,争取与北京在气候变化或公共卫生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都在推动这种合作方式,但美国两党官员都对多年来看似无果的讨论愈发感到失望。

“如果拜登就任,中美在一些问题上将仍然保持冲突和矛盾状态,但会有更多合作的方面,”曾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的教授贾庆国说。

在中国受到严格管制的政治讨论中,“两边都是麻烦”的观点在网上流行,看不出哪一方得到更多支持。民族主义者经常抨击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过中国政府已经缓和了部分愤怒情绪,并在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严重恶化之际多次呼吁进行对话。

中国领导层对拜登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们在奥巴马政府的经历来判断的。

无论谁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中国领导人似乎已经意识到,对北京议程的反对已经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蔓延开来。

如果拜登赢得大选,他可能会发现,撤销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许多行动颇具难度,北京只会面临与今天一样的大量争端。

“整个大环境都对中国很苛刻,甚至是不友好——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复旦大学的韦宗友说。“中美关系不会回到过去了。”

Keith Bradsher对本文有报道贡献。Claire Fu和Albee Zha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Steven Lee Myers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他自1989年加入时报,曾在莫斯科、巴格达和华盛顿多地进行报道。他著有《新沙皇: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崛起和统治》(“The New Tsar: The Rise and Reign of Vladimir Putin”)一书。欢迎在TwitterFacebook上关注他。

赫海威(Javier C. Hernández)是《纽约时报》负责报道中国的记者。他报道了习近平领导下专制国家的崛起、#MeToo运动等社会理念的发展以及农民工和污染受害者等中国最弱势公民的困境。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HernandezJavier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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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激进式医改得失考
2020-09-24 10:59:44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简称老人民医院)挂号区。该医院在20年前从公立医院变身为民营医院。 (南方周末记者 张玥/图)

一场激进式医改,曾让全国人民记住了宿迁这个地方。

2000年,宿迁开启了被称为“卖光医院”式的改革,全市134家医院中的133家变为民营。这种史无前例的做法,使宿迁成为全国医疗界用放大镜去观察的样本。

宿迁地处江苏省西北部,邻近安徽和山东,人口五百余万。迄今这里仍是一个穷地方,在2019年江苏省13个省辖市中GDP总量排名垫底,仅为第一名苏州的16%。

不过,《江苏卫生计生年鉴》(2019卷)显示,与苏北五市乃至全省平均数据相比,宿迁医疗资源充裕,门诊和住院价格最低。据江苏省统计局公布数据,2018年宿迁市基本医疗卫生群众满意度位列全省第三。

时至今日,宿迁医改已历20年。但新的变化已开始出现,宿迁公立医院有回潮之势。

公立医院为何回潮?医院民营化是否解决了宿迁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如何评价宿迁医改?

蓬勃十年

在宿迁,几乎所有受访者都仍旧认为,二十年前,“卖光医院”是明智的选择。

1990年代末,刘昆扬在沭阳的一个乡镇医院工作。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形容,当时的宿迁是江苏的经济洼地,沭阳又是宿迁的洼地。财政倒挂,乡镇医院发不出工资,基本处于倒闭状态。

宿迁直到1996年才建市。当年39岁的仇和是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并任宿迁下辖的沭阳县委书记。“卖光医院”,就是从沭阳开始的。

2000年初,宿迁市政府出台《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疗卫生事业的意见》,提出放开社会办医准入,给予社会办医与公立医院同等政策,土地可由政府划拨,减免有关建设税费。

改革的起点在沭阳。2000年3月,沭阳县的3家乡镇卫生院进行改制试点。四年后,宿迁全市134家公立医院中,133家完成民营化改制。

在刘昆扬看来,仇和是铁腕官员,顶着极大阻力完成了这件事。当时很多买医院的人是院领导和职工,“基本是半买半送,几十万就能买到一家乡镇医院”。

曾经主持宿迁医改的仇和,2006年升任江苏省副省长,2007年转任昆明市委书记,后升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但很快落马。2016年,仇和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

在宿迁,医院的改制所得全部投入公共卫生防保体系。也就是说,宿迁政府把办医院的权力交给了民营,政府履行监督职能,同时承担起了做好公共卫生的任务。

这场改革,在全国医疗界引起了极大争论。

2006年,向来主张医疗卫生应由政府主导的北大李玲教授牵头的课题组发表《宿迁医改调研报告》,认为其并没有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还引发了诸多新问题。同年12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发表《宿迁医疗体制改革考察报告》,对宿迁医改给予了积极评价。经济学家周其仁也多次撰文评价宿迁医改,认为其具有积极意义。

不论学者如何论战,民营化之后,宿迁原本濒临倒闭的诸多医院确实活了过来,还越做越好。

刘昆扬说,医改后的第一个十年效果不错。为了挣钱,老板们愿意在医疗上投入,乡镇医院从平房变成了楼房,病房有了空调和卫生间。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的工资也得到了提高。

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得到了明显扭转。2003年以前,两百万人口的沭阳县只有2台CT机,改革后各乡镇医院都配上了CT机。老百姓从看病一床难求,变得可以挑医院看。2004年,只有初级职称的刘昆扬,账面工资已经比作为公办小学校长的父亲高许多。

在宏观数据上,这个结论也得到了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对宿迁医改的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宿迁市医疗资源增幅,在苏北五市中处于最高水平,也显著高于江苏省平均增幅;另一方面,宿迁的均次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是苏北五市中最低的,也显著低于江苏全省平均水平。

通过对苏北五市新农合资金和社保资金的比照,他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宿迁的民营医院比其他地区的公立医院存在更明显的诱导需求行为。相反,其诊疗行为更规范,过度医疗现象更少见。

(冯庆超/图)

(冯庆超/图)

重回公立

宿迁医改十年后,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这家公立医院的出现,打破了宿迁民营医疗格局。

2011年开始,宿迁市政府决定按三级甲等医院标准建设市第一人民医院。在江苏省卫健委网站上,可以看到2016年底的《江苏省卫生厅拟批准设置“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公示书》,预计投资金额16.2亿人民币,床位2000张。

这所2016年7月建成的医院是由宿迁市委、市政府投资兴建的当时唯一一所大型综合性公立医院。

至于为什么重建公立医院,采访中,最多的说法是为了寻求财政补贴。

2003年SARS之后,政府加大了对公立医疗机构的直接补贴力度,但因为宿迁没有公立医院,拿不到这部分钱。

据国家卫健委主管的《健康报》2011年报道,一位宿迁市卫生局官员说,“这几年,宿迁的损失太大了。中央和江苏省政府向各地下拨了很多项目、经费,用于建设标准化县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但这些钱宿迁基本没拿到。”

在宿迁,一位民营医院的经营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宿迁十年拿到的补贴,还没有隔壁一年拿到的多。”

事实上,《江苏省卫生计生统计年鉴》(2019卷)显示,财政补助收入一栏,宿迁在江苏13个市中垫底,其他城市补助从11亿到80亿不等,宿迁为8.9亿,这还是第一人民医院投入运营后的情况。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建成仅仅是开始。2019年1月,《2019年宿迁市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意见》专题发布会宣布,每个县区将规划建设1-2所公办区域医疗卫生中心。多位受访者表示,虽用词复杂,但简单来说,这就是建公立医院。

在宿迁市卫健委2020年度预算中,来自财政拨款的收入增加1550万元,用途之一就是区域医疗卫生中心建设项目经费的增加。相应地,卫生健康支出的增加部分主要仍在这一项目。

2020年6月26日,宿迁市沭阳县卫健局发布一则医院招聘公告称,其下属事业单位沭阳县第一人民医院、县第二人民医院和县儿童医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90名,有正式事业编制。这三家医院均隶属于县卫健局管理,是近期转为公立的医院。

其实在宿迁,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在诊疗上并无明显差异。民营医院也可以走医保,与公立医院花费差不多,环境和设施看不出明显区别,人们更在意哪里医生更好。遇到比较严重的病症,他们则更信任徐州、南京的大医院。

2020年8月25日和26日早上9点,南方周末记者分别来到宿迁两家最大的综合性医院,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简称老人民医院)和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前者是民营的,后者是公立的。

两家医院的大楼和设备都很新。工作日上午,老人民医院的患者人数明显更多。多位就医者均表示,两家医院的收费差不多,老人民医院在市中心,老医生更多,所以人多。新人民医院远,年轻医生多。“看病来讲,没什么差别。”

在一份市卫健委2020年的材料中可以看到,目前老人民医院门急诊128.5万人次、住院6.5万人次;第一人民医院门急诊63.8万人次、住院4.5万人次。

从挖专家、扩病床到“买病人”

在宿迁,对于当地医疗系统内部如何看待现状,采访十分困难,相关部门与医生们大多缄口不言,甚至有医生临时爽约,说家人不让聊。

一位民营医院经营者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现在是宿迁民营医院的寒冬。”与公立医院相比,他们有着更多的经营压力。

对民营医院来说,首要问题就是人力成本高,骨干医生价格高。挖一位专家,年薪动辄达到四五十万。

曾经,宿迁民营医院的药费允许在政府采购价的基础上上涨15%,而现在则被要求药品“零差价”。对公立医院来说,政府会有些补助。但民营医院只能靠自己。

在税收上,公立医院因其非营利属性而免交企业所得税,营利性民营医院则要交企业所得税,即利润的25%。

宿迁民营医院的利润究竟如何,可以在一些上市公司报表中找到答案。

金陵药业(000919.SZ)控股的宿迁市人民医院(即老人民医院),是宿迁首家三甲医院。2019财年,总资产12.43亿,营业收入10.9亿,净利润9078万,净利润率8.3%。

复星医药(600196.SH)持有宿迁市钟吾医院55%的股权。2019年一季度,钟吾医院总资产4.29亿元,营收6761万元,净利润406万元,净利润率6%。

公告中可以看到上市公司带给民营医院的好处。医院无法用自己的楼和地抵押贷款,上市公司可以提供担保。例如,2019年5月,复星医药为钟吾医院提供3000万元的贷款担保,该院的29名自然人股东则以自己的股份提供反担保。

在宿迁,也有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民营医院。比较典型的是宿迁市珠江医院,2014年投入3.5亿新建,由于资金链断裂,2015年停工。2017年,网上仍有这家医院的项目转让信息,评论栏是民间投资者们呼喊还钱的声音。

2020年8月,有网友为它拍摄视频,医院大楼仍然光鲜,但门口已种满了青菜和黄豆,“投了那么多钱,一天都没有运营。可惜了”。

从民营医院发展的时间线来讲,刘昆扬认为2010年左右是一个转折点。

作为全国最早开展新农合试点的地区,沭阳县2003年推广新农合之后,有了国家报销,老百姓敢看病了,于是需求量猛增,那时医院大都赚到了钱。在宿迁,民营医院经过申请,几乎都能拿到医保资格。

2010年以后,随着医院扩张,逐渐供过于求,产生了激烈的竞争。他计算,2000年左右,沭阳县的床位不超过1200张,目前已有大约8000张。

病人总量的增长量低于医院病床的扩张数,病房空置、医保限费等因素,导致医院利润下降,于是出现了“买病人”的现象。刘昆扬解释,买病人是指从村卫生室开始,向医院推荐病人,每推荐一个就有回扣,层层向上级医院推荐,则层层返点。

这个现象曾经是没有的,是在当地不再“看病难”、病人开始挑医院以后产生的。也有部分医院提高收费标准以增加收入,但会导致病人流失。

刘昆扬形容,当医院供大于求时,运转困难的医院不会迅速倒闭,“它会垂死挣扎的”,挣扎中就会产生各种违规乱象。

李一棋在宿迁从事医疗行业二十余年,也是一家医院的股东。他证实眼下确实有“买病人”的情况,从上到下层层返点,二级医院显微外科拉病人最高能返诊疗费用的40%,一般病人提成10%,哪个医生介绍就返给谁。一个碎石病人花费700元,医生能提成500元。“大家都在抢病人。”

还出现了“套保”现象。比如医院去跟养老院谈,给院长回扣,让老人们来住院,入院安排吃住,出院甚至还补贴生活费、送礼品。“老人们已经是‘大爷’,换着医院住。对乡镇医院来说,不‘套保’是无法生存的,很多医院已经难以维持。”好多乡镇医院都拉病人住院,有的住院不要钱,有的住院十天,自己出200元。

在乡镇医院,真正的重病却难以治疗。医保划拨的费用不够做手术,而且怕出事,如果发生了医患纠纷,要医院自己赔付。于是对于小医院来说,只能是小病大治,大病向上推荐。

李一棋介绍,前两年卖医院赚到钱的人,主要是赚了房子的钱,盖楼时便宜,现在增值了。早脱手的,可以赚钱,扩大规模的,反而危险。在医保政策趋紧、公立医院先后成立后,民营医院逐渐没人敢买了。“因为公立医院一来,政策肯定不会向民营医院倾斜的。大家是咬着牙撑下去。”

南方周末记者在宿迁走访了两家规模不小的民营医院,它们近年来新建的大楼宽敞明亮,但病人不多。一家医院的部分电梯停止运转,另一家医院则有相当一部分空间尚未开放。

事业编制的诱惑

在公立医院逐渐回归的宿迁,不少民营医院医生开始考虑回到体制内。李一棋介绍,自己的几个医生朋友都报考了新的公立医院。

一位刚跳槽到公立医院的当地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离职前,她所在的民营医院有一种动荡的氛围,“一种大厦将倾的感觉”。

李羽渭是一位刚从宿迁离开的医生。2010年左右,她研究生毕业,希望在医院找到有事业编制的工作,但不容易。经同乡介绍,来到了宿迁。宿迁的民营医院归卫生局管理,允诺有事业编制身份,待遇也照事业编制给。“当时觉得公立和民营没有差别。”

唯一的不同,就是除了本科室外,还要兼顾医院的其他工作。比如体检、做120的初诊和转诊以及去所在医院新收购的乡镇医院值班。

两三年前,她离开宿迁,却发现当初允诺的事业编制是没有全国统一编码的,外地公立医院不认。社保断档五年,养老保险也只交了2012年以前的三年,甚至连档案都是空白的。

这种情况,在当地离开的同事中多有发生。一位已离职的医生给南方周末记者看养老保险记录,工作十余年,养老保险仅缴纳了2010-2012年的。近期申请劳动仲裁失败,原因是“医院正在与县人社局机关保险处结算中,不存在不缴纳养老保险问题”。

在李羽渭看来,民营医院有优点,注重新技术发展,病房和设备都很新,而公立医院上新项目、新设备,手续繁琐,两三年都拿不下来。对医生来说,民营医院也鼓励发论文、做科研,补贴力度大,职称晋升也更通畅。

跟刘昆扬一样,她也认为2010年以前宿迁的民营医院日子好过,但近十年效益逐渐跟不上,最近三年来,辞职的人开始变多,而且大多回到了公立医院。

“这三年,政府开始改变策略,新建公立医院,我们以前的身份是似是而非的,心里认为是事业单位编制,好多地方也认可,去银行贷款也认为你是事业单位的人。但这三年,我们明白自己是彻彻底底的民营医院了,心态就会变。以前我们知道可能缺社保,但相信政府早晚会补上,现在发现没有指望了。”

医生更多考虑的还是退休问题。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收入相差三分之一左右。“在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事业编制之后,感觉被抛弃了,编制对退休金影响太大了。”她的同事们也有跳槽去宿迁当地公立医院的,收入虽然差不多,但心里踏实了。

刘昆扬说,不同的职业阶段,医生的诉求不同。年轻时,公立医院保障好,病人多,能学的东西多。当业务成熟,可以独当一面了,民营医院工资更高。但到了五十岁左右,精力不如从前,可能被替代了,就觉得公立医院更包容,退休待遇更好。

在待遇上,他形容民营医院“明多暗少”,账面工资高,但五险一金低,少缴甚至不缴养老保险和公积金;公立医院“明少暗多”,工资之外,还有与事业单位人员相当的各项保险、公积金及福利收入,学历或职称高的还会有安家费、引进费用等补助。

在李一棋看来,相比医生,更可怜的是护士。乡镇医院的护士待遇非常低,月薪两三千元。“小护士做个一两年,都不愿意再干了,宁可去京东做客服。”

一位从公立医院出来办民营医院的当地人士说,2000年初从公立医院出来的人,宿迁有政策扶持,维持事业编制不变,后来就没有了。“跟大领导很有关系,他支持你,就会给你政策,不支持你,以前的文件也没有说作废,但就是执行不了”。

南方周末记者在江苏省卫健委网站看到,2014年宿迁市发文,对中心城区民营医院的急需专业人才提供事业单位养老待遇,但门槛高,包括在该院连续工作十五年以上、足额缴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等条件。当地民营医院受访者普遍表示不知道这一文件。

专家朱恒鹏曾撰文分析,宿迁医改不能归因于仇和的强势,他在昆明主政希望推动类似的改革,就推不动。因为活得滋润的公立医院,没有动力改革。事业单位编制与否,退休待遇相差悬殊,公立医院进行企业化改制,在编医生一定激烈反对。这涉及我国养老金制度的改革。

即便如此,宿迁医改从整体来看仍然成绩斐然。众多统计数据表明,二十年间,宿迁医改将濒临垮掉的医院救活过来,并缓解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付明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目前从全省医疗数据来看,宿迁的门诊费用、住院费用仍然是苏州北部五市中最低的。同时,民营医院主导的医疗体系,竞争公平和充分,使医疗资源的分布比较分散,没有出现一家独大的格局。

2020年,一份来自宿迁市卫健委的《宿迁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情况介绍》提到,目前全市共有一级及以上医院235所,较建市初期增加了78%;二级以上医院43所,较建市时增加了4.4倍。全市医疗卫生资产211.41亿元(建市初期为4.95亿元),其中医疗资产187.27亿元(超过淮安、连云港)。据江苏省统计局公布数据,2018年宿迁市基本医疗卫生群众满意度位列全省第三。

《江苏卫生计生年鉴》(2019卷)也显示,与苏北五市乃至全省平均数据相比,作为GDP垫底的城市,宿迁医疗资源充裕,门诊和住院价格最低。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刘昆扬、李一棋、李羽渭为化名。感谢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执行理事长蔡江南对本文的帮助)

无声的力量——罗莎·帕克斯的故事
2020-09-23 16:00:00

纪念币上的罗莎·帕克斯头像

美国BLM(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狂澜迭起,本文不谈身为华人的感受。只是念及罗莎•帕克斯(Rosa Louise McCauley Parks)的故事,当年这位普通女性,如何以无声的力量去叩响历史的门环。

回溯南北战争后黑奴获得解放,联邦军队撤出,南方保守白人重获地方政权,制定《吉姆·克劳法》(Jim Crowlaws),实行所谓“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限令公共设施必须按照不同种族隔离使用,公立学校、公园、巴士、公共饮水器乃至公厕,概无例外。好莱坞电影《隐藏人物》(Hidden Figures)真实重现,至1960年代中期,太空总署兰利研究中心(设在弗吉尼亚州)洗手间和咖啡壶还按不同肤色分别使用。

隔离与平等两个字汇,居然能砌成词条,实系逻辑与语法奇观。《吉姆·克劳法》之吉姆·克劳为“黑鬼”贬义词,单把克劳Crow抽出来,字意是乌鸦。这一恶法教人联想起南方玉米田的鸦群,盘旋如阴风,挟着阵阵不祥聒噪。

童年的罗莎

1913年出生的罗莎就处于这个年代,更不幸的是降生在阿拉巴马州最具种族歧视的地区。她父亲是木匠,母亲是社区小学教师。罗莎从小在家跟母亲学习,学龄前已比白人孩子有更强的阅读能力,却到11岁才第一次踏进黑人学校,小学毕业后进入州府蒙哥马利职业女校就读。从童年到青少年,她存下太多暗黑记忆。美国黑人民权活动家从马丁·路德·金到詹姆斯·法默(好莱坞电影《伟大辩手》The Great Debaters中的生活原型),再到罗莎·帕克斯等,大都生于南方,绝非偶然。他们如黑色燧石,在重击下迸出火星,引燃了一个时代。

罗莎《我的故事》写道,当三K党成群结队在黑人社区呼啸而过肆意鸣枪时,祖父持双管长枪守在门后,告诫家人穿好衣服,随时准备逃命。她又写道,隔离是真的,平等却没有。校车仅接送白人学童,黑孩子只能走路上学。她记得自己的疑惑之一,蒙哥马利公共饮水器都有白人或黑人专用标志,她和所有黑孩子都曾想象另一种水的滋味,白人喝的水比黑人的甜?

罗莎童年的反抗,是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正午,大气在骄阳下振动,她第一次上学,路遇白人学校同龄男孩,对方扬言殴打她。她捡起石头怒喝:你最好不要动手!白孩子愣住,那刻只听到掠过田野的热风,翻卷的玉米缨穗噼啪抽响,如鞭子扬起,却始终落不下来。对峙一阵,白孩子骂咧咧地走了。

然而,上学之路酷似黑脸颊上的泪痕,无法用一块石头抹去。白人学童校车经过,会吐口水,扔垃圾,喷暴力语言。车上孩子也怀着童心,只不过在歧视偏见的社会氛围下充塞糟粕。这就是德国政治伦理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她通过纳粹战犯审判得出结论:如果缺乏思考判断,每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恶的代言人。

绝大部分美国白人对祖家欧洲已无记忆,这和罗莎对遥远黑非洲毫无印象一般,大家都是美国人,却黑白藩篱森严,如同蝇眼中分裂的世界。那些白孩子到了成年,心灵或仍被平庸的恶所纠缠,或有不少人会醒悟,成为民权同情者和支持者。然而那是1924年,罗莎为避开平庸的恶,要绕道去黑人学校。她经过田畴,仿佛看到祖先们在棉花地裸背弯腰,在日晒下如一张张黑色的弓;她走过密西西比河陡岸,蒸腾雾气中仿佛飘来《老人河》忧伤的船歌,伴随祖辈口传的故事,萦绕于童心阴翳的角落。

罗莎19岁和理发师雷蒙德结婚,之后相夫教子。和多数黑人一样,她人生很平凡,但注定要走出平凡。雷蒙德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阿拉巴马州分部会员。罗莎在丈夫鼓励下加入协进会,在这里找到了生命意义。当黑人为命运祈祷点燃蜡烛,有色人种协进会就是黑铁铸造的烛台。

真正的美国文学最早植根于南方,开山始祖是马克·吐温。他写道:人最重要的日子,是出生那天和找到人生意义那天。

取消巴士种族隔离第一天历史照片

1943年,罗莎灵魂的秘窗被一股蛮力撬开。那天她购物回家,拎大包小包等候巴士。阿拉巴马是雷暴降雨最多的州,顷刻乌云四合,暴雨如注,站牌在闪电下晃动,如一面敌意之旗。巴士才停下,罗莎就慌不择“门”,匆匆上车。她到黑人专座坐定,巴士不动。她看见司机凌厉的眼神,才发觉自己触犯了《吉姆•克劳法》。

该恶法规定,不但座席按肤色划分,而且前门专供白人上下,黑人必须从前门购票再下车,然后从后门上车。蒙哥马利巴士司机都是白人,州政府赋予他们佩枪权和巴士执法权。此时该司机见罗莎端坐不动,就疾言厉色喝令她从前门下车,再从后门重新登车。她捋着湿漉漉的卷发反问:“我已经上车了,提着这么多东西,有必要挤过人堆再下车上车吗?”司机撕扯她的湿衣吆喝:“你能从人堆里挤进来,就能挤出去!”罗莎强忍怒火起身下车。她挤到前排时,因手拎东西多,钱包掉落椅底,便坐到椅子上弯腰去捡。司机见她胆敢坐到白人座位,暴怒道:“滚下我的巴士!”

那瞬间,罗莎脑际浮现上学路上威胁要打人的白孩子。那是横贯童年的创伤。她捡起钱包——不是石头,迸出和当年一模一样的话:你最好不要动手!说罢她夺门而出……

65年后美国首位非洲裔总统访华,奥巴马到埠正逢雨夜,我看到网上段子“一个黑人穿着黑衣打着黑伞走进黑夜”,莞尔之余却想起了罗莎·帕克斯。

一条比黑夜更黑的影子扎进茫茫雨幕,再不回头。司机对着她蹒跚背影追骂,愤怒与同情却在黑白乘客脸上弥漫。这个司机叫詹姆斯·布莱克(James Blake),他注定要和罗莎的黑色轨道重逢,从而成为民权史上丑陋的标记。

巴士种族隔离不但是南方之耻,也是美国之耻,更是点燃黑色火药的引信。只需在无数案例中摘两则——

1944年,现役军人杰克·罗伯逊(Jackie Robinson)在得州乘巴士,因拒绝让座给白人军官而被军事法庭审判。杰克·罗伯逊是前加州大学体育明星,其后成为全美棒球大联盟第一位黑人球员。他被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当庭释放。1947年他加入道奇队,曾引起南方各球会的鼓噪,扬言抵制。但大联盟强硬下令,罢赛球手将被禁赛。1955年,杰克·罗伯逊和道奇队击败死敌洋基队,赢得总决赛冠军。他后来荣登名人堂,成为传奇人物,美国电影《42》(中译《42号传奇》)拍的就是他的事迹。

另一对来自新泽西州的少年姐弟到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探亲,因不知南方恶法,登上巴士坐在前排座位,被司机拔枪指着脑袋赶下车,并遭警察逮捕,关了两日还要庭审,法官威胁要把这对姐弟关入少年拘留所直至21岁。

《吉姆·克劳法》无关种族对立,无关阶级斗争,无关南方北方,而关乎自由和奴役,平等与偏见,公义和压迫。黑人并非孤独抗争的族群,有众多白人站在他们一边。

1944年,二战烽火弥天,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战场转入进攻。举国“民主兵工厂”全速运转,千万家庭妇女穿起工装,头巾落满烟囱灰烬,犹如战尘。罗莎也进入蒙哥马利空军基地工作。1960年代初《隐藏人物》的黑人女性在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太空总署尚难逃歧视,罗莎在1940年代受的歧视会更深,当然周围也不乏善意的白人同事。

时光流转到1950年代。罗莎此时在百货公司做裁缝,并兼任有色人种协进会阿拉巴马分部行政秘书。她的生命年谱嵌入一对白人夫妇的名字——克里夫德·杜尔是专为黑人打官司的民权律师;而维珍尼娅·杜尔则是协进会唯一的白人职员。

维珍尼娅就像写《汤姆叔叔的小屋》(旧译:黑奴吁天录)的女作家斯托夫人,那是十九世纪最畅销的书。虽则现今非裔美国人将“汤姆叔叔”视为忠顺主人的贬义词,有如鲁迅笔下的闰土。但当时斯托夫人的废奴思想,深刻影响了美国,甚至成为南北战争的先声。林肯总统曾对她说:“你就是那位引发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维珍尼娅是罗莎的挚友,也是精神引导者,是她帮助罗莎进入田纳西州高地民族学校,接受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争培训。

1950年代民权运动雷声隐隐,积雨云在南方湿热的天空翻卷。马丁·路德·金已登上历史舞台。他率先挑战《吉姆·克劳法》,首当其冲就是巴士种族隔离。坐巴士的白人较少,黑人占压倒多数,这是恶法最脆弱一环。前传故事是另一阿拉巴马黑人学生克劳黛特·科尔文拒绝让座给后上车的白人。司机报警后,几名警察将她铐走并要控罪。民权团体经研判后隐忍不发,因科尔文被捕时曾辱骂警务人员,况且她与已婚男性私通怀孕。庭审时不易得到陪审团支持,亦难以发动大规模公民抗争。民权团体耐心等待下一颗火种。

1955年12月1日,罗莎再度与恶人司机詹姆斯•布莱克相遇。这天她从百货公司下班,登上巴士回家,坐到黑人专座。其后陆续有白人上车,靠前两排已坐满,白人乘客便站着,本无怨言。司机詹姆斯见状却过来把白人专座牌子后移,命令黑人乘客往后挪。座上四个黑人均不动,司机开始咆哮。有三个黑人起身后移,惟有罗莎不予理睬,反挪到靠窗座位。詹姆斯不屑于记住任何黑面孔,但罗莎却认得12年前这尊凶神。以下对话均引自她的自传《我的故事》——

司机詹姆斯呼喝:“为什么你不站起来?”答:“因为我不觉得自己应该站起来。”“好吧!如果你再不站起来,就叫警察来拘捕你!”罗莎冷峻回应:“你可以那样做。”布莱克旋即下车到公共电话亭报警。罗莎被拘捕,并控以违反《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种族隔离法第6章第11条》罪名。

罗莎·帕克斯是天选之人,如马丁·路德·金描述,她有文化教养,工作婚姻稳定,是一等一好市民。由她擦亮的磷火,倏地点燃席卷南方的公民抗争。女性政治协会向全市40万黑人派发《为蒙哥马利当局无理拘捕罗莎·帕克斯女士而抵制蒙哥马利巴士公司声明书》,继而二十多个民权团体联合呼吁罢坐巴士。由马丁·路德·金统合并领导的这场运动,震撼全美。黑人民众走路上班和联合租车拼车,抵制巴士长达382天,他们之团结坚韧,令天地动容。

1956年6月19日,联邦法院裁决蒙哥马利公车种族隔离必须废止。阿拉巴马州政府上诉。同年最高法院终极裁决:公车种族隔离违反宪法第14条修正案。几天后罗莎穿着自己缝制的新衣重登巴士,坐在此前白人专座上。南方冬日爽风掀动她的彩色披肩,宛如阿拉巴马冬日开放的州花金茶花,蒙哥马利街景像蒙太奇,不断闪回到童年,罗莎第一次觉得这是她的家乡。一同登车的美联社记者拍下罗莎的欣悦笑容,成了文献照片。

罗莎·帕克斯公民抗命的勇气从何而来?她的回答言简意赅:“厌倦屈从。”

半个世纪之后,我听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先生如是说:历史从来没有什么“必然规律”,历史是由思想、事件和人物书写的。

1957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白人公立中央高中为九名黑人学生注册。州长却调来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进校。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并非民权支持者,但野火蔓延的公民抗争势难遏制,何况国家因之面临宪政危机。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最高法院已全票裁决按种族分校违反宪法第14条修正案,但南方各州政府均拒绝执行。美国有没有挑战宪法和最高法院终极判决的州权?艾森豪威尔作出抉择,出动101空降师进驻小石城,驱散无理阻挠的白人民众,九名黑人学生由军队吉普开路,由士兵全副武装护卫进校。小石城九人之一马尔巴·比尔斯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回忆,那一刻我才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家,第一次觉得应该向国旗致敬,这才是美国。

1960年代民权运动狂澜迭起。1964年,马丁·路德·金领导“向华盛顿进军”,在林肯纪念堂前对50万集会者发表演讲《我有一个梦》;1964年,国会通过《民权法案》;1965年国会通过《投票权利法案》。耻辱的《吉姆·克劳法》彻底终结。

国会罗莎塑像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弗里德曼认为,自由才是一切奇迹之源。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美国完成了农业革命,大量劳动力和土地捆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废除种族隔离,阿拉巴马从棉花州、农业州晋身多元化工业州。

美国编年史就是为实行独立宣言各项原则的奋斗史。罗莎·帕克斯就是连缀史卷篇章的导言。历史是思想、事件、人物所书写的,信哉斯言!

1992年罗莎自传《我的故事》问世;1995年她的回忆录《无声的力量》出版。1996年克林顿给罗莎颁发“总统自由勋章”。1997年国会颁发“民权之母”奖章。1999年她获阿拉巴马州特殊贡献奖。2000年蒙哥马利特洛伊大学建成以罗莎·帕克斯命名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当年那辆巴士被底特律亨利·福特博物馆永久收藏。2005年,罗莎在底特律去世,家乡蒙哥马利市政府下令,所有公共巴士在最前排座椅系上黑纱哀悼。她的遗体放置国会圆形大厅让公众瞻仰,小布什到圆形大厅献花,并下达总统行政命令:实行国葬,降半旗致哀。主持追悼会的非裔国务卿赖斯深情追思:没有罗莎这位先驱,就没有自己的今天。2006年小布什签署命令将罗莎·帕克斯雕像安放国会大厅,并表示“我们认同她为更美好更团结的美国的奉献,我们保证会为美国人民的司法正义而奋斗”。

无数眼泪和白骨嵌入岩层,成为矿石,他们的魂魄终有一天被唤醒,走进壁画,化为塑像。一个国家如何直面和反思过去不光彩的历史,将决定她的现在与未来。

我曾到乔治亚州看望作家朋友,在亚特兰大马丁·路德·金故居附近,看到几个黑白孩子放风筝,红白蓝三色飘带猎猎拖曳在南方晴空下,反复螺旋式俯冲和上升,象征着文明轨迹。笑语与尖叫追逐风筝,孩子们在放飞梦想。

怎样归纳我们的一生?
2020-09-23 14:00:00

中国社科院研究报告曾指出,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2050年,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视觉中国/图)

日本老人砂田知昭工作四十多年,从普通业务员做到主管,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习惯,需要亲自掌控和处理所有细节,就连自己的临终后事也不例外。69岁那年,他检查出胃癌晚期,确认了所剩无几的时间之后,他从容地列出十项计划,规划了人生最后的旅程。

整个过程由他从事导演工作的女儿记录下来,制作成纪录片《临终笔记》,于2011年上映。影片里,砂田知昭为自己挑选了葬礼场地、筹备了告别式、完成了家庭旅行等等,最后和家人朋友告别,对结婚四十年的妻子第一次说出我爱你。

在日本,“终活”一词2009年首次出现在《朝日周刊》中,意思是“终末活动”,为临终而做的各项准备。2012年,“终活”获得日本流行语大赏榜单的第一名。日本老年人中开出现了“终活”热潮,写“终活笔记”(ending note)系统梳理自己的人生。许多旅行社推出了“终活旅行团”,甚至孩童也可以参入其中,参观火葬场、学写遗嘱、学拍遗照,甚至体验入棺的感受。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旅日华侨宗泽亚多年来研究日本老人的终末活动,发现日本人对待死亡的一般态度是坦然的,“因为日本人似乎更明白,他们居住的岛国比温润的大陆,有着更多死亡的不确定性”。

这种对待生死宽宏的态度,让宗泽亚有感而发,希望为中国老人也设计一本归纳人生的手册。2020年7月出版的《老年实用手册》包含了金融账户、生前预嘱、葬事安排等内容,还提供了“密码本”和“遗嘱”两个独立附件,由于少见的形式,被读者认为“一本特别的书”。

书里提供了归纳人生的参考方法,除了记录基本信息、家族图谱和个人年表等方面,使用者还可以勾选“我的品性”,其中包含“利己至上”“淡漠私利”“畏强欺弱”之类看似贬义的选项。宗泽亚解释道,“许多读者说,填写我的品性时下笔很难。的确很难,因为自己要认真地、重新地、客观地审视自己。把它真实地写出来,本身就是一次人生重大挑战。”

宗泽亚认为,这本书不仅起到临终安排的功能,更是一部回忆录,引导老人重温自己的陈年往事。“手册是一面人生的‘照我镜’,它映出了自己人生的镜像,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自我……带给老人一个全新的思考,帮助他们面对自己人生的谢幕。”

抵触从子女手中得到这本书

2019年10月,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8.4%,达到历史新高,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

由于单身、丁克、离异、丧偶、失独、空巢等情况越来越普遍,日本出现了大量老年人孤独终老,尸体无人认领、房屋空置的“无缘死”现象。日本NHK电视台调查发现,仅2008年一年,无人认领、由全国地方公共团体进行火化和埋葬的尸体就多达3.2万人。

“中国是全球独居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且单身人口急剧增加。”宗泽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坦率地说,日本今天出现的老人‘无缘死’的社会现象,映射着中国‘无缘死’的社会问题即将到来。中国老人应当摆脱子女的束缚,意识性地参与终末活动,就能减少‘无缘死’的人生遗憾。”

日本一项调查表明,65%的男性和77%的女性选择“终活”是因为不想给家人添麻烦。宗泽亚发现,很多日本老头老太都是独居,在他们的家庭人际关系观念里,即使和子女关系很好,也很少共同生活。“子女出家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彼此间相互独立,作为新家庭的年轻父母有亲自养育子女的义务,而不是依赖老人照顾小孩的中国式文化。在道德理念上,子女有帮助父母的义务,却没有赡养老人的绝对责任。”

很多年轻读者购买《老年实用手册》后,不敢把它送给家里老人,“一定会被愤怒的火焰席卷”。宗泽亚分析,在日本,这类书都是老人买来给自己看的,并非由子女赠送,老人本身并不抵触,但也许抵触从子女手中得到这本书,“这里面的原因或是老人错觉子女窥视老人财产的反感”。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对死亡的禁忌态度。一位读者观察,身边的老人对死亡存在相悖的两种态度:“一方面,不能谈及,对死亡这个话题多有避讳(见老人的时候不能穿白色衣服、在一起不能说和死有关的字词等等);另一方面,对死亡好像也不是避之不及,比如早早就准备棺材和寿衣,把丧事办得热火朝天、气氛和喜事似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死亡始终采取否定、蒙蔽的负面态度,甚至不可在言语中对死亡有所提及,它是不幸和恐惧的象征。由于中国人对死亡的讳莫如深,使人们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坦然地接受死亡,‘善待’死亡。”宗泽亚认为,“现在的中国老人是一代有知识有文化的群体,对于他们的终末,首先应该冲破禁止谈终论死的束缚,敢于重新认识死亡,拥有正确的生死观。死亡是人类永恒的宿命,可知长寿未必可喜,死亡亦不足忧。”

“没有尊严,你后悔吗?”

2017年,79岁的作家琼瑶公开发表了给儿子和儿媳的一封信,“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她公开叮咛将来如果病重,最后的急救措施全都不要,只需让她没有痛苦地死去,不要变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卧床老人。

琼瑶所要求的“尊严死”与“安乐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尊严死”意指预立医疗指示,让患者在生命临终时可以提前做出自己的选择,是导致自然死的一种手段。

琼瑶的儿媳何秀琼对媒体解释:“考虑到中国一直沿袭的对于身体和死亡的观念还比较保守,所以她决定把这件事公开讲出来,以免到时候作为后辈的我们会受到舆论的指责。”

2018年3月,73岁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韩启德在北京大学清明论坛上宣布,自己和爱人都签署了生前预嘱,“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会死得很好!”

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在2006年创办了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推广“尊严死”的公益网站。后来她创办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致力于在中国推广生前预嘱(Living will),指人们事先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是否需要、需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

罗点点的婆婆患病入院后,心脏和呼吸骤停,医生询问家属是否进ICU。紧急时刻,罗点点作出决定,停用了呼吸机。婆婆去世后,她不断自我怀疑:“我有没有这样做的权利?”

直到后来整理婆婆遗物,罗点点发现了一个小本子,上面写着不希望被过度抢救,并交待“如果我到最后的时刻,我不能够表达我自己的愿望,一切的事情都委托点点来做,因为点点是学医的”。

根据美国非营利组织Aging with Dignity提供的“五个愿望”文件,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提供了中国版的“五个愿望”,以适应中国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特点。它们分别是: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照顾;我要或不要生命支持系统;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希望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来帮助我。

截至2020年7月16日公布的数据,已有近四万人在生前预嘱注册中心填写了“我的五个愿望”。

宗泽亚的周围发生过多件令人遗憾的案例,一些老人在去世前已进入失智、植物人状态,由此表达的意愿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和认定。“所以在老人头脑清醒的阶段,早做预嘱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有可能老人会在毫无生命质量的情况下度过痛苦的余生。”

宗泽亚经常问他的学生:如果你处于无意识状态,躯体和私处暴露,无法自然进食,经常有褥疮,不知道你是否还会醒来,可是因为你没有留下停止救命的预嘱,医院只能维持你无生命质量的那一口气,你没有尊严,你后悔吗?教室里100%的大学生会举手表示后悔,“不愿意在失去尊严的情况下苟活”。

他把“生前预嘱”和“尊严死宣言书例”加入《老年实用手册》,但书里也强调,这只是个人愿望表达的平台,法律效力相对有限,重要内容还是应该向律师或公证机关咨询。

有趣的是,《老年实用手册》的读者中有许多中年人甚至年轻人。一位读者感叹,只是一本工具书,读着却越来越沉默。“对于年届不惑的我来说,它是一个自我审视的入口,也是对生命意义的中途再教育。”

玉米去库存之后文|财新记者 杜偲偲 于宁今年玉米价格呈现持续上涨态势,国家临储库存玉米拍卖一片火热。临储玉米库存售罄后,未来国内是否会缺少玉米?《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杜偲偲 于宁今年是玉米收储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年,临储玉米库存即将告罄,节点上的玉米市场并不平静。从今年4月起至7月,玉米现货价格持续上涨,涨幅达200—400元/吨。据农业农村部数据,4月玉米产区批发月均价1940元/吨,至7月,产区批发月均价持续上涨至2140元/吨,而在国内玉米深加工消费最大的山东省,潍坊深加工企业玉米收购价格已经超过2420元/吨。与此同时,5月底开始每周一次的国家临储库存玉米拍卖一片火热,前十三次拍卖皆100%成交,且出现大幅溢价,最高达370元/吨。而近五年来临储玉米拍卖年均成交率均不足60%。玉米和大米、小麦并称中国三大主粮,在食品、养殖及新能源等行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相对于长期运营的中央储备粮,托市临储粮是2005年以后为保护农民利益、调节当期市场启动的政策性收购,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则是自2008年起在东北地区实行,此后中国玉米产量逐年稳定增长,2008年—2015年,国内玉米产量由1.66亿吨增长至2.25亿吨,播种面积也增长了约三成。在持续的托市政策激励下,玉米出现阶段性过剩,临储收购量逐年增长,2012/2013年度达3083万吨,2014/2015年度涨至8329万吨,2015/2016年,虽然降低了收储价格,但临储收购量突破了创纪录的1.2亿吨。2016年中国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推出,其核心是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国家不再托底收购。这之后,中国玉米生产的供需两端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供过于求逐渐演变到紧平衡,今年价格出现上涨。5月28日,国家临储玉米开始今年首次拍卖,成交均价达1765元/吨,此后每周四均拍卖400万吨临储库玉米,价格一路走高,到7月30日的第十次拍卖时,成交均价已达到2037元/吨。在严格临储拍卖规则、遏制杠杆投机后,8月之后,临储玉米拍卖价格有所回落,8月20日的第十三次拍卖成交均价降为1960元/吨。虽然临储拍卖呈现降温趋势,但每吨仍能达到200—300多元的溢价。8月中旬后,各地玉米现货价格也出现回落,降幅最高达100—150元/吨。目前,东北、华北的玉米平均收购价分别为2150元/吨和2400元/吨左右,相比年初时仍有约30%的上涨,短期涨幅较为明显,同比涨幅也将近25%。据“我的农产品网”统计,今年拍卖之初,临储库存余5600万吨左右,截至8月20日第十三次临储拍卖,今年国家玉米临储库已累计拍出约5200万吨玉米,多位分析人士认为临储库玉米即将告罄。玉米期货市场也震荡上行,从去年9月新玉米上市前的1800元/吨左右,一度攀升至2366元/吨,创下近五年玉米期货价格的新高,平均每吨上涨500元,涨幅超过30%。8月中旬以来,玉米期货价格稳定在2290元/吨以上。8月26日,在农业农村部就粮食市场运行和生产情况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表示,今年的玉米市场可以用“火爆”来形容。但他认为,各地玉米现货价格及临储玉米拍卖价格均“属于恢复性上涨,大体处于合理区间”,他表示,此轮价格上涨是随着生猪产能恢复、新冠疫情好转,深加工企业开工率提高,玉米下游需求向好,此外,临储玉米拍卖接近尾声,资本炒作和非理性的囤粮加剧,共同拉动玉米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多因素叠加下的“抢粮”“今年玉米市场的情况我从未见过。”一位在粮食行业已从业27年的分析师李星(化名)认为,今年玉米价格的持续上涨,是由于疫情期间物流不畅,玉米收购困难,许多贸易商对后续行情看涨,囤积、抢拍所致,“是市场因素、人为炒作因素、物流因素及疫情等多因素的叠加”。一位河南周口粮食贸易与加工商回忆,当地的玉米价格在今年4月左右有明显增长,当时农民手中2019年秋季收割的玉米因疫情不便卖出,且存货不多,而海外疫情发展势头迅猛,玉米进口减少,导致“贸易商、饲料厂都在抢粮”。中国每年市场新增的玉米主要三个来源:农民收割的新玉米、临储库拍卖的库存玉米以及进口玉米。相较而言,玉米进口量较小,近五年进口不足500万吨;每年的新玉米九十月份陆续上市;在此之前,国家临储拍卖的几千万吨玉米是市场的重要补给,其价格也影响着玉米市场的整体价格。在前述周口粮商看来,5月下旬临储玉米拍卖开始后,拍卖价格高企,带动了整个玉米市场的价格上涨。“就是因为东北那边拍卖价格高了,把河南的价格也带起来了,整体都涨了”。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秀冬认为:玉米涨价也是由于“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市场存在较强通胀预期,带动大宗商品普涨。”不断上涨的玉米价格吸引各路商人入场,粮食圈的人们感到,今年许多资本在涌入市场。“今年很多以前从来不做粮食的问我要货,一要就几十万吨、百万吨。”艾格农业分析师马文峰告诉财新记者。一位黑龙江北大荒农垦人士也注意到,“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生意不好做,我们这儿原来做有色金属这种跟粮食不沾边的人也来拍卖了”。他介绍,当地不乏粮商和小老板一拍就是十几二十万吨。虽然临储库拍出了上千万吨的库存玉米,但是贸易商囤货严重,大量玉米未流向市场。7月末,国家粮食监测预警团队玉米分析师齐驰名对央视表示,由于今年玉米产需存在缺口,临储玉米库存消化较快,粮食企业看涨预期强,认为存粮利润高,囤粮惜售,叠加疫情防控等因素,纷纷建库补库。而李星认为,临储拍卖的制度设计也使得拍卖门槛较低,资本能够以较小成本撬动市场,且出库期限较为宽裕,给市场投机行为创造了一定空间。记者查询今年的临储玉米竞价拍卖公告发现,从5月28日的首次拍卖开始,前第四次拍卖需要缴纳的拍卖保证金均为110元/吨,而拍卖成交均价在1765—1884元/吨,也就是说保证金仅为玉米价格的5%—6%。“这意味着用5亿元就可以撬动100亿元的市场,这是高达20倍的杠杆率。如果对价格看涨,贸易商可以向下游要钱来参与拍卖,都不用自己出钱。”随着市场拍卖热情高涨,临储拍卖规则趋于严格,对于参与主体的资金要求不断提高。从6月24日第五次拍卖开始,保证金从110元/吨提高到220元/吨,且拍卖成交后全额货款的缴纳时限由30天缩减为20天。7月30日第十次临储拍卖规定,在缴纳220元/吨保证金的同时,须预付500元/吨货款后才能参与交易,全额货款缴款时限也进一步由20天缩短为7天。此外,已参与拍卖的公司还必须满足一定的出库率才能再次参拍。第十次拍卖规定,累计成交量达到20万吨以上且出库率(验收确认数量/总成交数量)低于最低出库率的企业,不能参与当期交易,最低出库率为30%,每周递增5%。至8月27日第十四场拍卖,最低出库率已升高至50%。前述农垦人士称,受交易规则改变的影响,贸易商不得不集中出货,这或是玉米价格在8月份开始下跌的原因,加之超过一定时限不出库,需要负担保管费,增加成本,许多资金实力不强的小贸易商选择出货。根据规则,在拍卖成功后,企业拍得的粮食出库期最长达75天,据此推算,首轮成交的玉米最后的强制出库日期在8月10日,八九月份为贸易商集中出库期。据卓创资讯统计,8月6日临储拍卖溢价下滑后,贸易商心态由等行惜售向随行出货改变,中小贸易商集中出货,各地玉米价格回落。8月10日全国玉米均价收于2330.75元/吨,较上周五下调33.5元/吨,山东地区累计下调30—100元/吨。8月17日全国玉米均价2263.57元/吨,又较上周五下跌39.93元/吨。同时,政策性调控的力度也在增强。据卓创咨询统计,8月7日,山东举行轮换玉米竞价销售,此次为定向销售,仅限深加工、饲料等用粮企业参拍,此外,还定向投放稻谷及小麦给饲料加工厂。此外,分析人士认为,国家也增加了临储拍卖粮源以调控玉米价格。虽然临储库存所剩不多,根据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发布的公告,8月27日、9月3日继续进行的第十四轮、十五轮临储玉米拍卖依然维持了每次拍卖400万吨的投放量。第十四次竞价销售交易的玉米生产年份为2015年、2016年、2018年,首次出现了2016年及2018年的玉米,第十五次临储玉米拍卖也将继续拍卖2016年、2018年产玉米。而此前的十三次拍卖均为2014年及2015年产玉米。此举也让市场颇为惊讶,第十四次临储玉米拍卖出现今年首次流拍,该次拍卖仅成交354.67万吨,成交率88.92%。虽然2015年玉米全部成交,但其溢价大幅回落,平均仅为243元/吨,与上周相比每吨下降了61元,2016年与2018年玉米则有较多流拍。卓创资讯分析师刘阳介绍,最后一次临储玉米收储在2016年上半年结束,2016年下半年开始,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取消,他推测近期投放的2018年玉米或为当年一次性储备粮。“近期无论哪个年份的玉米,均是国家针对目前市场的需求,继续进行的投放供应。”对于第十四次临储拍卖出现大量流拍,他认为这可能是由于2020年新粮即将上市,且2018年玉米的投放或多或少出乎市场预期,所以市场逐步有所降温,参拍业者心态更为谨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最近临储拍卖的2016年、2018年玉米并非临储玉米,而是周转性储备,即轮换粮,此次轮出后,未来应当还会有一部分新粮轮入,但此次轮出的粮食仍可以在短期内调节玉米价格。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建立起了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并在地方建立了地方储备。目前,中国粮食库存由政府储备、政策性库存和企业商品库存三大类构成,其中政府储备包括中央储备粮和地方储备粮,政策性库存则是国家实行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政策形成的库存。就玉米库存而言,除了国家临时储备和企业商品库存,还有中央储备、地方储备和国家一次性储备,与临储不同,这三种储备均需轮换。一位淀粉行业人士称,中央储备粮储备规模稳定,地方储备规模相对较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秦玉云近日对《经济日报》表示,地方储备规模因地而异,主产区储备粮规模保持在3个月销量以上,主销区储备规模保持在6个月销量以上,产销平衡区储备规模保持4.5个月销量。而一次性储备粮是国家为了消化政策性粮油库存,将其中一部分政策划转为一次性储备。2016年临储改革期间,为了减少临储库存,即有一部分临储玉米被划转为一次性储备玉米进行轮换销售。李星称,从近年的公开资料来看,一次性储备玉米约有2000多万吨。“紧平衡”的市场多位分析人士称,玉米从往年的“供过于求”转向了“紧平衡”,这是今年玉米价格高企的基本面支撑。这种状况是怎样造成的?面对今年连月高涨的玉米价格,公众更大的担忧是:今年临储库释放库存后,未来国内是否会缺少玉米?2019年,中国玉米总产量为2.6亿吨,消费量约为2.77亿吨,缺口0.17亿吨。与此同时,去年玉米的净进口量约477万吨。而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此前估算,2019/2020年度,玉米市场产需缺口为1218万吨,2020/2021年度缺口将达2500万吨。从供过于求到出现供需缺口,这一转变源于中国近年来对于在粮食领域的供给侧改革。玉米曾是中国第三大主粮中产量最高的品种,由于产量高,粮食价格下行压力较大。为了保护农民利益,2008年起,中国开始在东北地区实施玉米临时收储制度,由国家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地区,每年按照一定的收购价格向农民收购玉米,收储的玉米放入临时储备库,由中储粮暂管,这一收储价格即为临时收储价格,与水稻小麦的最低收购价类似,均由国家为农民“托底”。在持续的托市政策激励下,中国三大主粮阶段性过剩,玉米尤为突出,背负起巨大的收储负担。2012年以来,随着玉米临储价格提高,临储收购量逐年增长,2012/2013年度达3083万吨,2014/2015年度涨至8329万吨,2015/2016年,虽然首次降低了收储价格,但临储收购量突破了创纪录的1.2亿吨。据有关官员透露,到2016年,中国临储玉米的库存总量已经超过2.5亿吨,远超国内玉米一年的消费量。巨量库存也带来了财政压力,去库存成了第一要务。2016年,中国玉米收储制度进行改革,其核心是“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即国内新玉米上市后,价格随行就市,各类市场主体可自由入市收购,国家不再托底收购,同时,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补贴农户因临储取消、市场价格下跌所受的损失。卓创资讯分析师刘阳称,整个“十三五”期间,中国一直处在玉米去库存阶段。在生产端,国家调减“镰刀弯”非优势产区玉米种植面积,在中间存储环节,国家通过每年临储拍卖的方式进行市场粮源调节,同时,鼓励下游深加工企业,促进终端消费。2015年末,原农业部发布《关于“镰刀弯”地区玉米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优化玉米种植结构和布局。“镰刀弯”地区包括东北冷凉区、北方农牧交错区、西北风沙干旱区、太行山沿线区及西南石漠化区,生态环境脆弱,玉米产量低而不稳。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镰刀弯”地区玉米种植面积减少5000万亩以上,稳定在1亿亩。对于玉米种植面积调减,黑龙江五大连池的北大荒农垦人士深有感触,由于近年大豆补贴力度大,当地玉米种植面积下降很快。“前两年农垦的地有50%种玉米,现在只有30%了,今年要求是减到20%。”据他介绍,由于农垦要求“换茬”轮作,促进增产,所以整体的玉米种植面积相对于其他区域较高,农垦以外地区玉米种植面积占比可能更低。在此政策下,2015年中国玉米种植面积达到6.75亿亩高峰后转头向下,2016年全国调减玉米种植面积3000万亩,为13年来首次减少,2017年和2018年,玉米种植面积分别又调减了2000万亩和500万亩。农业农村部2019年和2020年的《种植业工作要点》没有再对调减玉米种植面积作出具体要求,转而提出稳定玉米面积,巩固“镰刀弯”地区结构调整成果。“经过这几年的调整,现在玉米的结构已经趋于合理了,面积稳定在6亿亩以上,供求基本平衡。”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近日表示。就今年新玉米的产能而言,多位分析师估算今年黑龙江的玉米种植面积仍有所减少,降幅约5%—10%,涉及的玉米产量约为几百万吨,不过对整体玉米供应影响不大。一位广发证券的分析师称,新玉米上市后,玉米价格很可能稳中有降。“但也低不到哪里去了,毕竟整体还是紧平衡”。在国内玉米生产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刘阳认为,玉米进口量及其替代物的进口量有增加趋势。中国往年玉米进口均在600万吨以下,未超过720万吨的配额。根据海关数据,今年上半年玉米进口量达3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7.6%,九成玉米来自于乌克兰。消费几何与水稻、小麦不同,玉米主要是饲用消费,另有小部分用于工业消费,包括酒精和淀粉生产,饲用消费在玉米总消费中占比达六成,工业消费约占三成,剩余一成是直接食用或作种用。根据中国淀粉工业协会数据,2019年中国玉米总需求2.01亿吨,为近5年来首次下滑。饲料行业玉米消费量为1.11亿吨,同比下跌16.54%,其根本原因是非洲猪瘟导致生猪存栏量大幅下滑;而深加工行业玉米消费量达6833万吨,同比增幅3.03%,其中玉米淀粉的玉米用量为3728万吨,酒精的玉米用量为1890万吨。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玉米酒精特别是燃料乙醇项目产能今年来实现了快增长。今年的玉米消费情况尚无准确数据。就李星了解,今年饲料企业与深加工企业的产品“卖不动”。由于下游市场需求并不旺盛,加之玉米价格较高,饲料企业和深加工企业缩减了库存量,饲料厂库存大约缩减至一周左右,而此前同期库存或达45天,深加工厂也将库存量由可维持90天生产缩减至10余天左右。李星认为,目前仍有大量玉米囤积在贸易商手中,据他估算,截至8月20日,临储库拍出的近5200万吨临储玉米中,约有1500万吨流向市场,有3700万吨玉米尚在贸易商手中。一位分析师也表示,据他了解,受到非洲猪瘟、生猪存栏下降影响,2019年9月后,作为玉米消费主力的饲料企业囤粮积极性并不高,“从去年底到今年2月,这么多年了应该是饲料企业库存最低的一年。今年3月份以前,大家买粮的进度是比往年要低的”。“去年我们是所有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生产量很大,今年产量减少了三分之一。”一家国内大型淀粉生物糖企业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虽然今年玉米价格高,但由于消费低迷,“涨不起价”。他介绍,企业一般边生产边从贸易商进玉米,库存量基本稳定在2万—3万吨左右,最多可供生产一个月,如今仅有1.3万—1.4万吨库存,能够生产半个月。调减库存是综合考虑了下游消费需求、当前玉米价格以及新玉米上市将近这三方面的因素。“等新玉米上了就收新玉米了”。玉米产业链长,且产品品种复杂,不同的企业面临的情况并不相同。山东寿光一家玉米淀粉企业的采购经理表示,他们今年的生产及销售未受到影响,也没有缩减库存,“玉米价格高,我们产品价格就涨一点。基本没什么影响”。而就饲料消费需求来说,生猪养殖曾是饲料消费主力,受2018年下半年开始席卷全国的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猪饲料消费需求下降明显,退居家禽饲料消费需求之后。据中国饲料工业协会数据,2019年,受非洲猪瘟影响,猪料消费减少26.6%,在饲料总产量中占比由四成下降到三成,禽料则快速增加,在饲料总产中的占比由四成提高到五成。官方口径显示,非洲猪瘟对养猪业的重创在逐渐恢复。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到今年6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3629万头,首次出现同比由负转正,比去年底增加549万头,已恢复到2017年末的81.2%;生猪存栏接近去年同期水平,达到3.4亿头,比去年底增加2929万头,存栏量相当于2017年年末的77%。不过各地生猪复产情况不一。在今年7月“我的农产品网”承办的“2020年饲料养殖行业回顾及下半年市场展望”会议上,一份今年6月针对湖南、四川进行生猪复产的调研显示,湖南地区生猪存栏仅恢复至非瘟前40%左右,四川地区恢复较快,达70%左右。一位南方饲料企业负责人认为,生猪产能虽有一些恢复,但仍需时日,他们的饲料销量恢复缓慢,今年“勉强恢复五成”。广东省一名基层畜牧局官员称,今年上半年禽饲料和水产饲料较多,“水产料你都想不到今年增加这么多,增长很猛。”而猪饲料则减产很多,据他了解,有饲料公司猪饲料产量减少了70%—80%,其中部分原因是大型养殖企业生产饲料留作自用的比例较大。就全国来看,今年上半年饲料产量有所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7月饲料产量累计值达1.5亿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5%,其中3—7月产量均在2000万吨以上。养殖行业人士表示,饲料产量增长一是受饲养格局改变影响,即家禽饲料和水产饲料增长较大。另外,猪饲料的结构也有所改变,以往小型养猪户多用浓缩饲料或预混饲料,后续还需自行配置,非洲猪瘟导致小型养殖户减少,对全价料的需求加大。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19年,中国养殖业饲料消耗量约为3.5亿吨,其中商品配合饲料2.1亿吨,占比为60%,其余40%为养殖者自行配制。与此同时,许多用粮企业经历了多轮调价。7月初,“禁抗令”生效,饲料内不得添加抗生素,加之玉米等饲料原料上涨,多家饲料企业生产成本升高,上调了禽畜饲料价格。8月初,因玉米、大豆等饲料原料价格均上涨,新希望、正邦、大北农等多家饲料企业再次发出禽畜饲料涨价通知,涨价幅度在75元/吨至125元/吨不等,嘉吉浓缩料涨幅最大,达200元/吨。上涨的饲料主要为生产企业调配好玉米和豆粕比例、养殖户可直接使用的配合饲料。玉米的持续上涨也引发一些饲料企业采用小麦替代生产。根据天下粮仓调研结果,饲料企业普遍反映,今年小麦收购量及使用量均显著多于去年同期,自6月下旬以来,饲料企业开始在禽料生产中用小麦替代玉米,鸡饲料中小麦替代比例已达10%—20%,鸭饲料替代比例为20%—40%,猪料中小麦使用比例也有所增长,比例超10%。行业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的玉米价格仍不好预测,但玉米供需紧平衡估计将持续一段时间。刘阳认为,目前玉米价格处在季节性下行阶段,短期内玉米价格难有反弹可能,但也没有太大下跌空间,短期处于区间内震荡下滑态势。9月份新玉米大量上市之前,因拍卖出库率提升、新玉米陆续上市、下游刚需疲软等因素,9月份或仅有继续下滑空间,9月底后的价格变化取决于新玉米上市的节奏、国家调控政策、市场变数等诸多方面。“鉴于2020年上半年售粮价格明显高于往年,今年新粮上市后,农户及贸易商惜售的情况可能会比往年更严重。若阶段性供需矛盾增加,价格可能会再次反弹上涨”。银行净利润罕见负增长文|财新记者 武晓蒙大幅增提拨备是净利润同比负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银行应对潜在不良反弹压力、未雨绸缪,另一方面缘于监管部门的“指导”《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武晓蒙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因一季度净利润仍正增长而饱受外界质疑的商业银行,二季度旋即转为负增长。据财新记者统计,至2020年8月31日,52家A股和H股上市银行半年报全部披露完毕,包括工、农、中、建、交、邮六大行、10家股份制银行、26家城商行和10家农商行。营收方面,得益于上半年信贷规模扩张等因素,上市银行中除个别银行(例如锦州银行、甘肃银行)同比负增长,基本都实现了正增长。六大行上半年平均营收增长率是4.62%,股份行是11.79%,城商行(剔除锦州银行)是9.25%,农商行是8.67%。归属于银行股东的净利润,在大中型银行和小银行之间出现明显分野:大行和股份行步调罕见一致,净利润同比普降约10%。其中,六大行平均净利润增长率是-11.43%,交通银行的-14.6%为最大降幅;股份行平均值是-8.07%,除渤海银行外净利润全部负增长。城/农商行个体差别很大,净利润同比正增长的银行数量占比67%,并未与大行、股份行“保持队形”。虽然上市银行营收、净利润表现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征——拨备(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大幅增加,而这正是部分银行营收正增长、净利润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据财新记者统计,大行今年上半年拨备平均同比增提了47%、股份行增提41%、城商行增提31%、农商行增提26%。这种增提力度明显高于往年,例如大行2019年拨备较2018年平均增幅在10%以内。上市银行增提拨备,一方面是未雨绸缪应对潜在不良资产反弹压力,另一方面缘于监管部门控制利润增速的“指导”。此前,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曾解释,银行业一季度净利润正增长,主要由于一季度信贷规模增长较快、收入增长较多。但是,由于收入和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时间差,延期还款政策延缓了风险暴露,银行业潜在风险和未来的经营压力较大,监管部门二季度曾多次发声,督促银行业要做实资产风险分类、加大拨备计提、适当控制利润增速。多位银行业分析师坦言,现在讨论计提拨备后的净利润变化,已经没太大意义了,都是“调表”的结果。国信证券首席金融业分析师王剑称,按照中国银行业以往的传统,拨备是熨平盈利波动的手段,强调的是“以丰补歉”的逆周期调节,这和欧美国家拨备计提的顺周期性正好相反。“往年光景好时,国内银行会多提拨备做好储备;经济不景气时,银行会少提拨备来保障盈利增速,今年的情况特殊一些。”资产质量方面,从半年报来看,目前不良率波动不算太大,部分银行不升反降。对此,国泰君安研报称,一方面是银行加大拨备计提力度的同时,加大了不良核销力度;另一方面在于二季度以来经济逐渐恢复,部分因短期现金流影响而出现的技术性违约开始消除。展望未来,建行首席风险官靳彦民认为,该行未来的不良率估计不会有太激烈的上升和反弹,但会逐步增加。原因是,目前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正在恢复之中,不良资产生成压力自然会变小。营收稳健增长、不良未见显著反弹,是否可以认为中国银行业已经受住了疫情大考?现在下定论或为时尚早。仅从上半年看,虽然大中型银行风险相对可控,但一些中小银行不良率、逾期率上升较明显,值得警惕。例如,盛京银行2020年6月末不良率2.49%,较上年末上升74个基点(BP);江西银行不良率2.87%,较上年末升61BP;贵阳银行逾期贷款占比6.02%,较上年末升160BP。靳彦民亦强调,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随着部分为应对疫情而出台的阶段性支持政策到期、退出,预计还会对银行资产质量产生一定影响。“这块压力主要体现在明年上半年,‘应延尽延’的政策到期后,还会有部分不良会暴露出来。”净息差承压虽然拨备计提大幅增加是商业银行上半年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但净息差(NIM)下行压力亦不容小觑。随着8月末银行存量贷款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定价基准转换全部完成、资金面“政策性”宽松逐步退出,NIM或将在下半年继续收窄。从上半年的情况看,农商行、大行的息差收窄压力要明显大于股份行、城商行。据财新记者统计,10家上市农商行NIM同比平均降幅是19BP,其中渝农商行同比下降117BP、苏农银行同比下降46BP。六大行按NIM下降幅度排序依次是:工行降16BP、建行和邮储银行降13BP、交行降5BP、农行降2BP、中行降1BP。相比之下,股份行和城商行的“日子”相对好过。10家股份行上半年NIM有降有升,其中下降幅度较大的是浦发银行(26BP)、招行(20BP);上升幅度较大的有华夏银行(26BP)、渤海银行(20BP)。城商行中,NIM上升和下降的银行数量各占一半。据财新记者从业内了解,造成上述分化的原因之一在于负债端。各种类型银行负债结构不同,大行、农商行一般性存款基础较好,而股份行、城商行更依赖同业负债。2020年初疫情暴发,监管部门陆续出台了较多支持政策,呵护市场流动性,上半年市场资金面整体宽松,同业存单利率下行,自然有利于依赖同业市场融资的股份行和城商行。股份行中亦有例外。招行行长田惠宇在业绩发布会上说,以前市场都说招行负债结构好,大部分负债来自客户存款、且超过60%是活期存款。但在今年的情况下,这种负债结构会导致成本刚性,这是由招行独特的业务结构和资产负债结构决定的,“长期是好的,如果只关注一个季度或六个月,那可能就是问题”。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加大减费让利力度,亦让商业银行收入承压。工行在业绩发布会上披露,上半年推进LPR定价基准转换政策,导致贷款收益率下行。其中,新发放贷款利率下降40BP至4.53%;有序推进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转换后对公贷款平均利率下降10BP至4.74%;票据贴现平均利率下降58BP至2.76%。此外,市场利率下行带动债券投资收益率下降,上半年新投资债券平均利率下降40BP至2.91%。展望未来,招行副行长王良称,对于负债端,将继续加强成本的管控,压降结构性存款。“招行上半年的结构性存款较去年末下降4.02%,预计下半年将继续压降。对于存量的结构性存款,会继续压降利率。”对于资产端,王良判断,利率还将处于下行中:一方面政策要求继续支持实体经济减费和让利;另一方面,当前还要调整信贷结构,大力支持制造业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而这些企业目前经营比较困难,商业银行对这些行业的贷款处于利率低位时期。王良提到,支撑资产端收益的好消息是,随着经济逐步好转,该行零售贷款开始恢复增长,房贷快速回升,信用卡贷款虽然二季度还处于“水位以下”,但预计三季度应该能够“浮出水面”,信用卡的回升有利于拉升资产端的收益。“今年全年而言,我们对净息差保持年初的预期,估计会低于去年全年的水平,但会高于去年四季度的水平。”警惕不良“抬头”在做实不良资产分类、加大核销等措施下,银行业前两年不良风险有所缓释,但疫情打乱了节奏,就连近几年不良率一直下行的大行都开始出现反弹。据财新记者统计,六大行2020年6月末不良率均较2019年末上行,平均上升幅度是7.7BP,其中交通银行上升21BP,压力较大。股份行平均上升1.6BP,升幅较大的中信银行为18BP、民生银行为13BP;而招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不良率下行。26家城商行不良率差异较大,剔除锦州银行后,平均不良率上行10BP左右,其中盛京银行、江西银行、泸州银行、哈尔滨银行升幅在40BP以上,杭州银行、郑州银行等十余家城商行不良率较2019年末下降。10家农商行的不良率情况远好于农商行群体,升幅最大的是九台农商行,为17BP;张家港行、苏农银行、无锡银行三家不良率较上年末下行。整体而言,上市银行不良率波动不算太大,且有升有降。据财新记者多方采访了解,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复工复产节奏加快,经济逐步恢复;二是银行加大存量不良核销;三是贷款延期政策最晚延到2021年3月,部分企业潜在风险尚未显露;四是上半年信贷规模扩张明显,对不良率起到了稀释作用。宏观经济方面,近日公布的8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53.1,较7月提高0.3个百分点,创2011年2月以来新高。据调查样本企业反映,制造业从年初暴发的疫情中复苏,客户需求有转强迹象。随着全球疫情防控措施逐渐放松,外需亦在转好,8月新出口订单指数今年以来首次处于扩张区间。在监管导向之下,上半年银行业加大了不良核销力度,且下半年力度预计会更大。中信银行称,上半年该行累计处置(含核销、现金清收、转让)不良资产316亿元,同比提升68%。中信银行副行长兼风险总监胡罡表示,由于常规核销需经司法程序,上半年诉讼进度有所放缓,常规核销速度比同期减慢;下半年这一速度预计将明显加快。北京银行提到,按照工作计划和监管部门要求,该行7月开始按一行一策、一户一策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将充分利用不良贷款处置窗口期,前三季度不良贷款处置较上年会有显著增长,“我们会把160亿元批准额度尽快使用完”。从银行业整体看,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撰文提到,今年上半年银行业不良处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8.9%;预计全年银行业要处置3.4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1万亿元,增幅达48%。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企日前在发布会上通报,上半年银行业已经处置不良1.1万亿元,下半年力度将加大。值得关注的是,相比公司贷款,疫情对信用卡、消费贷等零售贷款的冲击更大一些。财新记者梳理大行和主要股份行数据显示,6月末公司贷款不良率较2019年末变化不太明显:工行、建行、农行、中信银行升幅都在10BP以内;招行、平安银行等零售业务见长的银行,公司类贷款不良率更是不升反降。但零售贷款特别是信用卡不良率上升较明显:大行中,工行、建行、农行、邮储银行6月末信用卡不良率分别较上年末上升44BP、14BP、24BP、25BP;招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信用卡不良率较上年末上升50BP、69BP、76BP。不过,招行表示,公司业务风险表现有一定滞后性,不排除疫情对部分行业的影响或会持续较长时间。 其首席风险官朱江涛在业绩会上称,该行目前延期还款的客户贷款余额近700亿元,其中670亿元是公司类贷款,集中于房地产和交通运输行业,占比70%。对于信用卡不良贷款,朱江涛称,按照招行年初的预判,信用卡不良生成率将在6月达到高点,8月达到次高点,目前的情况和预判基本一致。展望下半年,信用卡不良生成率预计还将维持高位,主要取决于居民个人收入变化和就业形势变化等不确定因素,“但我个人判断,(信用卡不良生成率)高点已经过去了”。邮储银行亦表示,二季度信用卡不良率环比一季度已经在改善。中信银行则称,自2020年4月开始,信用卡客户首次逾期率开始下降,月度不良净增额亦持续下降,该行下半年或将加大信用卡投放力度。理财子公司分化?随着上市银行半年报披露,成立近一年的理财子公司经营数据首次浮出水面。据财新记者统计,2020年前开业的理财子公司共有11家。其中,六大行理财子公司上半年的净利润依次是:农银理财4.77亿元、中邮理财3.09亿元、交银理财3.04亿元、中银理财2.79亿元、工银理财2.56亿元、建信理财1.31亿元。股份制银行理财子公司中,净利润依次是招银理财15亿元、兴银理财1.03亿元、光大理财0.21亿元。此外,还有杭银理财、宁银理财实现净利润不足亿元。蹊跷的是,2019年11月开业的招银理财反倒比2019年6月开业的大行理财子公司净利润更高,且远远超出行业平均水平;发行新产品数量相对较少的农银理财,净利润反而比新发产品数量较多的中银理财、工银理财、建信理财高不少。这是什么原因?理财子公司业绩开始分化了吗?对此,一位理财子公司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实际上目前理财子公司的净利润数据尚不具可比性。他解释,通常理财子公司的收入包括自有资本金投资收益以及理财产品管理费,产品管理费在核算之前还要扣除销售渠道费用(即尾佣)。目前的情况是,银行理财尚在转型期、理财子公司刚刚成立,相关利润、费用在理财子公司和母行之间如何分配、不同类型产品的管理费和销售费如何划定,各家银行处理方式不一样,且没有行业标准。此外,由于资管新规允许符合新规要求的净值型产品,由母行直接划转至理财子公司,划转进度不同亦会影响净利润情况。除了理财子公司的净利润,银行半年报还披露了各家银行理财的规模。整体看,上半年理财规模较2019年末变化不太大。从资管新规转型进展看,大部分银行的净值型产品占比都在逐步提升。其中,城商行、股份行的净值化产品占比高于大行。例如,杭州银行净值化产品占比达87.23%,兴业银行净值化产品占比达66%,而建行净值型产品占比只有20%左右。值得关注的是,不止一家银行保本理财占比反弹,而这正是监管部门近期明令要严查的问题。据财新记者计算,建行保本理财占比由2019年末的8.58%升至2020年6月末的10.43%;农行保本理财占比由2019年末的14.9%升至2020年6月末的15.42%,净值型产品占比不升反降。不过,亦有银行整改进度较快。兴业银行称,截至6月末,该行保本理财全部清零。除了产品端净值化转型进度,市场比较关注存量资产,特别是非标资产的处置进展。目前,银行理财非标资产占比都在逐步下降,但大行的“包袱”相对更重。工行副行长廖林在业绩会上表示,截至7月31日,工行存量理财产品共计持有非标资产5000多亿元,比高点时压降46%;建行半年报显示,该行非标资产占比由2019年末的33.62%下降至2020年6月末的28.78%,但存量非标资产量依然高达5783亿元;招行的非标资产余额是2340亿元。理财收入方面,今年上半年各家银行差别较大:建行理财收入同比下降0.99%;邮储银行理财收入同比下降8.4%;招行理财收入同比增长122.48%;光大银行理财服务手续费收入同比增加450%。对此,光大银行资管部总经理、光大理财总经理潘东告诉财新记者,上半年收入增长较多的主要原因有:老产品方面,抓住了今年上半年利率债波段交易的窗口,同时叠加上半年发行的产品收益率(即理财资金的成本)整体下行幅度较大,银行理财的收入自然会有所增加;新产品方面,随着理财子公司的成立,新产品发行规模逐步增加,亦带来收入增长。招行则表示,主要是理财产品规模增长带动,且去年同期因资管新规转型影响,理财收入基数较小。机构投资者大调仓文|财新记者 岳跃公募基金仓位创新高、外资大进大出、社保基金大幅换仓、险资加仓食品饮料龙头股,机构投资者二季度调仓抢反弹《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岳跃随着A股3975家上市公司2020年中报披露完毕,机构投资者二季度的持仓情况终于完整浮出水面。相较于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市场普遍采取的谨慎持仓策略,机构投资者在基本面修复和业绩反弹的二季度加大了调仓力度。2020年二季度,A股市场整体震荡上行。二季度前一个半月,多数国家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全球风险偏好逐渐回升;但5月中下旬中美贸易摩擦再起波澜,A股走势偏谨慎;进入6月后,国内各项经济数据向好,生产持续回升,社融继续走高,叠加一系列金融让利政策的推出,A股震荡上行。二季度,上证综指上涨8.52%,深证成指上涨20.38%,沪深300上涨12.96%。从中报披露的数据看,今年上半年全部A股盈利同比下降18.2%,二季度同比下降13.1%;不过,由于中国石油( 601857.SH )上半年巨亏300亿元、中国石化( 600028.SH )亏损229亿元,剔除“两桶油”后更能反映A股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上半年盈利同比下降15.2%,二季度则增长7.13%。也就是说,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速经历一季度快速回落之后,在二季度出现明显回升。疫情对一季报造成的主要影响是下游需求减少,订单数、客流量锐减。而在半年报中,各上市板块的营收增速均呈现“V”形反弹,经营活动开始回归正常化;除主板外,各上市板归母净利润增速转正,主板跌幅收窄。从具体行业看,基建产业链二季度业绩出现大幅反弹,机械设备、建筑材料、建筑装饰的业绩增速分别为57.6%、15.6%、7.3%,大幅高于一季度的-44.6%、-39.2%、-29.9%。市场分析认为,随着下半年开工旺季再临、财政支出加快,业绩有望延续高景气。不过,上游材料行业(如煤炭、有色、化工、钢铁等),二季度归母净利润增速仍为负值。与此同时,汽车、食品饮料在二季度成为消费领头羊,其余的消费及服务行业仍在复苏中。汽车行业在二季度归母净利润增速大幅提升,从一季度的-81.2%提升至二季度的36.8%,上半年整体增速为-27.68%;科技与医药板块二季度业绩转增;农林牧渔、国防军工二季度业绩转弱;电子二季度归母净利润增速为42.12%,上半年为19.5%;通信行业由于2019年的低基数效应,在一季度短暂业绩增速为负之后,二季度业绩同比大增169.5%。与上市公司的业绩变化相对应,机构投资者加大了调仓力度。主动权益类公募基金股票投资仓位的中位数,在二季度末达到88%,超过2015年二季度(87%),逼近2015年一季度(89%);外资在二季度大进大出A股市场,并在日常消费、可选消费和医疗保健三个板块加大布局;保险资金除继续重仓银行、地产等板块外,二季度频频加仓食品饮料龙头股;社保基金二季度大幅换仓,增持和减持的股票都接近200只,增持主要集中于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国家队”二季度动作不大,主要是加仓了非银金融板块。公募基金仓位创新高剔除新成立的基金后,今年二季度全部主动权益类基金(普通股票型基金、偏股混合型基金和灵活配置型基金)的平均仓位为77.38%,相比上季度的74.34%上升3.04个百分点。分类型看,偏股混合基金的仓位水平上升最为明显,较上季度上升3.11%。二季度约有68.52%的基金仓位较一季度有所上升。高仓位基金(仓位高于90%)的数量较一季度增加了413只,二季度有44.39%的基金属于高仓位基金。由于多只基金进入了高仓位基金的行列,二季度中高仓位基金(仓位介于80%—90%)、中等仓位基金(仓位介于70%—80%)、中低仓位基金(仓位介于60%—70%)、低仓位基金(仓位低于60%)的基金数量,较一季度均有所减少,分别减少了248只、60只、70只和35只。此外,主动权益基金中股票投资占比的中位数,由2019年二季度末的81%增至2020年二季度末的88%,表明市场对权益资产的偏好大幅提升;目前88%的股票仓位中位数处于历史高位,高于2007年四季度末的79%、2010年四季度末的85%、2015年二季度末的87%,仅次于2015年一季度末的89%。在A股板块配置方面,公募基金重仓主板配置比例为54.71%,配置比例环比下降4.96%;中小板、创业板和科创板的配置比例分别为21.85%、21.66%和1.78%,环比上升0.83%、3.36%和0.77%。公募基金的主板配置比例已连续四个季度下滑,跌至2017年来最低水平,而创业板配置比例升至2017年来最高水平。从行业分布看,2020年二季度主动权益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行业分别为医药生物、食品饮料、电子、计算机、电气设备、传媒、家用电器、化工、房地产、机械设备。与2020年一季度相比,新进了化工行业,银行行业掉出前十,房地产行业持仓市值排名下降四名。总体上看,2020年上半年公募基金逐渐将金融地产板块淡出配置圈,一季度时非银金融就已掉出前十。从重仓A股对应行业的市值占比变化看,二季度持仓市值占比提升排名前五的行业为电气设备、医药生物、电子、休闲服务和化工;持仓市值占比降低排名前五的行业有房地产、银行、农林牧渔、建筑材料和通信。公募基金二季度明显加强了对电气设备和医药生物的配置力度,其持仓市值占比分别提高了3.13%和2.45%;与之相比,公募基金大幅减持房地产和银行,其持仓市值占比分别下降了1.78%和1.74%。据东吴证券分析师陈李测算,目前不同基金公司持仓估值的分化已与2007年牛市时持平,并没有出现机构抱团的趋势。基于2020年二季度基金季报披露的数据,基金公司整体持仓的市盈率出现极大的分化,部分基金持仓的市值加权市盈率处在30—50倍的区间,也有部分公司持仓的加权市盈率超过百倍。“我们利用每个季度基金持仓估值的标准差,来衡量持仓离散的程度,在剔除了极值之后发现,今年二季度的标准差达到了51.1,而2007年三季度、2015年二季度和2015年四季度的持仓估值的标准差分别为53.6、72.7和79.7,持仓估值的分化都处在较高的位置。目前这一分化水平基本与2007年时期持平,距离2015年的分化水平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认为持仓估值的分化主要由于‘牛市’时期受到情绪放大的影响,所有板块齐头并进,公募基金并没有出现抱团的行为所导致。”陈李分析称。从重仓个股看,贵州茅台( 600519.SH )的主动权益类基金持股市值总和高达564.91亿元,共有980只主动权益基金重仓该股,仍然位列第一;持仓市值排名前五的个股还有立讯精密( 002475.SZ )、五粮液( 000858.SZ )、长春高新( 000661.SZ )、恒瑞医药( 600276.SH )。从公募基金重仓股的数量变化看,二季度TCL科技( 000100.SZ )和立讯精密增持数量最多,较一季度分别增持3.90亿股和2.84亿股;此外,通威股份( 600438.SH )、亿纬锂能( 300014.SZ )和京东方A( 000725.SZ )等股票增持股数均超2亿股。与之相对,邮储银行( 601658.SH )和三一重工( 600031.SH )的公募基金持股数量大幅下降,相比上季度分别减少2.45亿股和2.19亿股;此外,保利地产( 600048.SH )、东华软件( 002065.SZ )、永辉超市( 601933.SH )、万科A( 000002.SZ )等被减持的数量均超1亿股。综合来看,公募基金增持数量较多的个股主要集中在电子、医药生物和电器设备行业,而减持数量较多的个股主要集中在银行和房地产行业。公募基金在二季度也明显增加了对新兴产业个股的配置。海通证券分析师倪韵婷认为,A股市场在二季度震荡上行,部分基金经理会通过增加仓位的方式来捕捉市场机遇;但对于未来的市场趋势,大家的观点可能并不一致,因此也会有部分基金经理考虑对仓位进行小幅的调整,或者在维持权益仓位稳定的基础上调整持仓结构。“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混合”的基金经理就认为,虽然医药行业上半年涨幅较大,但考虑到大部分公司今年的业绩还是会受到疫情影响,行业估值整体大幅提升在短期增大了行业表现的不确定性。“不过从中长期看,我们相信中国的医药行业处于朝气蓬勃的阶段,很多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不断上市并放量,满足国内大量的医疗需求缺口。同时,随着人均收入的提升,人们在医疗健康方面的自费支出意愿也会加强。在这种背景下,部分符合发展趋势的医药细分行业将有望保持较高的景气度,并且其中真正具有研发创新能力的公司有望脱颖而出。”爆款基金“睿远成长价值混合”的基金经理在中报中表示,国内已经从应对疫情冲击,过渡到人民群众恢复正常生活与各行各业复工复产积极建设经济的道路上;但从全球来看,疫情的冲击还远未结束,各国央行为维持经济体系平稳所作出的极端努力也使得资本市场的波动不断加大,而这种由于突发因素长期化所导致的波动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是具有双面性的。“同时,由贸易摩擦升级而来的外围环境变化也使得市场整体的不确定因素在不断累积,证券市场在经历了快速的上涨之后,市场的估值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修复。在整体估值水平提升的背景下,对于未来一段时间自下而上多角度的研究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以更长的持股周期与更深度的研究来换取目前估值所带来的溢价将成为获取超额收益的重要因素。”外资大进大出目前,外资主要通过深/沪股通和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A股市场。2020年二季度末,外资在A股市场话语权逐步提升,QFII、深/沪股通持股市值总和达18599亿元,占全部A股总市值比例2.69%,较一季度末上升0.28个百分点。Wind统计显示,今年二季度,有357家公司获QFII持仓,再加上深/沪股通的持股市值,共有32只个股的外资最新持股市值超百亿元:贵州茅台的外资持股市值达1553亿元,远超其他公司;美的集团( 000333.SZ )外资持仓市值836亿元,位居第二,其中QFII持股市值111亿元,深/沪股通持股市值高达725亿元;恒瑞医药、格力电器( 000651.SZ )、五粮液、中国平安( 601318.SH )等外资持股市值均超500亿元。从QFII、深/沪股通合计持股数量占总股本比例看,泰格医药( 300347.SZ )、索菲亚( 002572.SZ )、宁波银行( 002142.SZ )的外资持股占比均超过20%;美的集团、华测检测( 300012.SZ )、生物股份( 600201.SH )、启明星辰( 002439.SZ )等33只个股的外资持股占比均超过10%。今年二季度,QFII新进及增持合计82只个股。相比一季度末,其中有29只个股同时获深/沪股通增持。具体来看,两大外资合计增持比例居前的有三棵树( 603737.SH )、风语筑( 603466.SH )、启明星辰、工业富联( 601138.SH ),四只个股外资增持比例均超过5%;另外,泰格医药、赤峰黄金( 600988.SH )获得了4%以上的增持。从业绩来看,外资联合增持的29只个股,有18只在今年二季度净利润实现正增长,占比62%:泰格医药、赤峰黄金、药明康德( 603259.SH )三只个股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倍增。受盈利复苏和机构加仓驱动,这29只个股中,今年以来有23只股价实现上涨,其中赤峰黄金、三棵树、三诺生物( 300298.SZ )、蒙娜丽莎( 002918.SZ )、北大荒( 600598.SH )五只个股今年以来涨幅均超过100%。从持仓机构的数量看,乐普医疗( 300003.SZ )获得七家QFII机构的青睐,成为二季度末最受外资欢迎的个股,一季度时共有六家QFII机构持有该股。与一季度相比,乐普医疗二季度的QFII股东中,增加了韩国银行(新进776.39万股);此外,科威特政府投资局增持18.77万股至750.26万股,而挪威中央银行减持了113.87万股,至1185万股。从持股数量变动看,中国建筑( 601668.SH )的QFII持股在二季度增加15484.83万股,全部都由UBS (瑞银)新进买入;中国建筑一季度时惟一的QFII股东GIC(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28786.41万股在二季度不变。此外,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在二季度新进成为伊利股份( 600887.SH )的股东,买入4657.73万股。高盛集团旗下的“高华-汇丰-GOLDMAN,SACHS&CO.LLC”二季度新买入4622.72万股安防龙头股海康威视( 002415.SZ ),是该公司目前惟一的QFII股东。值得一提的是,海康威视以视频监控设备为主业,已在2019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实体清单。为何高盛会在今年二季度大举买入?有分析称,一方面是因为制裁开始后,海康威视在战略上对研发和供应链做了调整,使影响降到最低;另一方面是因为经历一季度的下跌后,二季度初该公司的股价处于低位,有利于大举建仓。而海康威视也交出不错的半年报,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42.71亿元,同比增长1.45%;净利润46.24亿元,同比增长9.66%。在减持方面,宝钢股份( 600019.SH )二季度被股东GIC PRIVATE LIMITED减持7248.91万股,也是被QFII减持股数最多的公司。此外,美的集团在二季度被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美林国际)清仓减持4695.72万股,被瑞银减持1056.87万股。大族激光( 002008.SZ )也被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会—自有资金(交易所)减持1565.29万股。美的集团、大族激光此前都是外资格外青睐的个股,一度因为外资持股比例触及上限而被限制买入。总体看来,QFII青睐绩优股,且估值处于相对低位,与其一贯偏向于寻找成长确定性高、估值有足够安全边际的策略较为一致。二季度,外资偏好集中在日常消费、可选消费和医疗保健三个板块,但自7月以来这三大行业的持股比例逐月下降。8月,外资主要加仓食品饮料、银行、传媒等行业,主要减仓医药生物、电子、休闲服务等行业。从外资近期的动作看,7月以来,北上资金先是创纪录地涌入A股;之后又以罕见的速度离场,整个8月累计撤离超过600亿元——7月14日至8月20日,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出约580亿元,为今年以来第二次大幅撤离。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北上资金并未表现出稳定流入的态势,中美关系的阶段性扰动被认为是加速北上资金流出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前期市场快速上行之后,部分资金兑现收益,落袋为安的动机也导致短期流出。从资金性质看,大进大出主要由短期活跃度最高的交易型资金主导,而北上资金的绝对主力仍是配置盘。国盛证券分析师张启尧和张峻晓认为,外资的交易盘与市场关联性更强,受风险偏好影响较大,大部分时候表现为同向变动;而外资的配置盘与指数走势关联性较低,更多是平稳持续入场;交易盘与配置盘持续均偏好消费医药,相比之下,交易盘对顺周期板块以及高估值、中小市值公司配置比例更高。“历史数据回溯的结果显示,不论是择时、选股还是行业配置,北上配置盘的有效性都要明显优于交易盘。这不仅印证了我们的经验判断(对于过去一个月交易型资金的大幅离场大可不必过度关注),同时也透露出了两点重要信息:第一,外资的短期流向不仅难以预判,且能传达的信号意义极为有限;第二,配置型资金行为是未来外资跟踪的重点。”张启尧和张峻晓分析道。险资加仓食品饮料龙头股除了公募基金和外资,保险资金是A股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根据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保险资金运用余额20.13万亿元。其中,银行存款2.82万亿元,占比13.99%,比上年末提高0.37个百分点;债券6.97万亿元,占比34.63%,比上年末提高0.07个百分点;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2.68万亿元,占比13.33%,比上年末提高0.18个百分点。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半年报,保险机构二季度重仓A股数量349只,持仓市值12001.41亿元。其中,有56只个股持仓市值超10亿元,中国人寿( 601628.SH )、平安银行( 000001.SZ )、招商银行( 600036.SH )持仓市值居前,分别达5257.93亿元、1439.38亿元、849.04亿元;有58只个股持仓占比超过5%,其中中国人寿、平安银行、南玻A( 000012.SZ )持仓占比居前,分别达92.80%、57.95%、33.19%。持仓变化方面,保险机构二季度增持68只、减持61只、新进87只,同时有133只持仓较上期持平,另外有104只退出重仓股名单。按增持数量计算,险资二季度重仓个股有14只获增持数量在百万股以上,其中中国石化、金科股份( 000656.SZ )、农业银行( 601288.SH )增持数量居前,分别达5.21亿股、1.52亿股、1.15亿股。按增持比例计算,险资二季度重仓个股有9只获增持比例超过5%,其中万达信息( 300168.SZ )、东珠生态( 603359.SH )、华致酒行( 300755.SZ )增持比例居前,分别达18.28%、9.55%、8.17%。新进个股方面,按持仓数量计算,险资二季度新进重仓个股中共有22只的持仓数量在千万股以上,其中东方集团( 600811.SH )、力源信息( 300184.SZ )、梅花生物( 600873.SH )持仓数量居前,分别达9618.95万股、9343.30万股、6279.62万股;按持仓比例计算,险资二季度新进重仓个股共有9只持仓比例超过3%,其中力源信息、良品铺子( 603719.SH )、艾可蓝( 300816.SZ )持仓比例居前,分别达9.36%、7.80%、6.83%。减持方面,民生银行( 600016.SH )遭险资减持最多,达到73.5亿股,招商银行被险资减持12.6亿股排第二,金地集团( 600383.SH )被险资减持9.2亿股排第三;不过,这些都是因为安邦人寿旗下保守型投资组合和稳健型投资组合产品的退出。剔除安邦的因素,工商银行( 601398.SH )被险资减持最多,太平人寿普通保险产品减持了3.9亿股。从减持的比例看,京投发展( 600683.SH )的险资持股减少了94.85%,主要是因为泰康人寿和阳光人寿的多只产品卖出该股。总体而言,险资依旧偏好流动性好、业绩相对稳定的个股。一直以来,险资重仓银行、地产等板块,而今年二季度以贵州茅台为首的食品饮料板块大涨,险资也频频加仓食品饮料龙头股;此外,国防军工、交通运输也被险资看重。险资二季度新进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电子、计算机、农林牧渔,从增仓股的特点看,现金分红股占比较高,且大多为业绩成长股。财新记者获得的一份某保险机构于今年7月中旬进行的保险投资经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基本面持续复苏和政策向好的背景下,保险投资经理对A股市场普遍乐观。80%的受访保险投资经理认为三季度经济平稳或回升,企业盈利回暖;70%的受访保险投资经理认为,下半年将维持温和通胀,且通胀不会对政策制定和资本市场形成掣肘。上述问卷调查结果还显示,保险投资经理的风险偏好也在明显提升,计划增加股票和另类资产的配置,同时减少债券配置;亦有不少保险投资经理看好成长股。板块上,排在被保险投资经理看多前三名的分别为电子、食品饮料和计算机。资金上,70%的受访保险投资经理预期,三季度A股市场为资金增量市场。80%的受访保险投资经理认为,短期来看,市场低估值板块估值修复,推动市场震荡上行这一逻辑已经出现,市场仍有一定的上行空间,可以保持积极心态,但须留意部分板块超涨后的回落风险。在近日召开的2020年二季度保险资金运用形势分析会上,平安人寿总经理助理孟森表示,不确定性和极端的风险加大了权益投资的难度,而险资的成本收益匹配上也存在短期压力。“今年股票市场波动比较大,市场利率下降,非标市场的利率也下降,再加上有很多到期的资产,以前的收益率比较高,所以这些因素导致整体成本收益率在匹配方面有些压力。”复星保德信人寿总裁助理兼首席投资官孟浩在同一场合表示,权益市场在不断分化,高波动的成长股大幅度上涨,低波动的涨幅较低;因为保险公司配置主要集中在大盘蓝筹股,对保险公司的权益类配置也构成了比较大的挑战。“权益方面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理念,债券方面不做信用下沉,股权方面以间接投资为主,不动产金融产品方面重点关注房企、基础设施。权益方面坚持对低估值高分红高成长优质标的的筛选和投资,结合目前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在债券投资方面主要是把控信用风险。在股权类投资方面,以间接投资为主,筛选国内相对比较优秀的股权投资管理人把控投资风险。在不动产金融产品配置策略上,重点配置基础设施债券等。”孟浩建议。中信保诚人寿总经理特别助理原瑞政表示,从投资机会看:一是国内经济恢复趋势明显,未来权益投资将持续关注基础设施和可选消费类机会;二是龙头集中效应从大白马龙头向细分龙头演绎。从风险看:一是经济基本面和股价偏离程度较大,尤其是美股市场;二是A股市场风格分割较极端,各行业估值分位数差距较大,未来会出现均值回归过程。社保基金大幅调仓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尚未公布2019年度的年度报告,不过,理事会党组书记、副理事长王尔乘近日公开表示,截至2019年底,理事会管理的基金资产总额达到45158亿元,其中全国社保基金权益达到21421亿元,首次突破2万亿元;全国社保基金权益投资收益额累计12519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8.15%。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半年报,社保基金(包括委托投资的养老基金)今年二季度重仓561只A股,持仓市值3947.90亿元:有56只个股的持仓市值超10亿元,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人保( 601319.SH )持仓市值居前,分别达795.09亿元、614.12亿元、244.82亿元;有59只个股的持仓占比超过5%,中国人保、传音控股( 688036.SH )、壹网壹创( 300792.SZ )持仓占比居前,分别达67.87%、20.25%、15.63%。从持仓变化看,社保基金二季度增持股票188只、减持171只、新进132只;同时有70只持仓较上期持平,还有140只退出重仓股名单。增持个股方面,按增持数量计算,社保基金二季度重仓个股共有26只获增持数量在千万股以上,其中常熟银行( 601128.SH )、邮储银行、中金黄金( 600489.SH )增持数量居前,分别达6314.05万股、5079.32万股、4685.65万股;新进个股方面,按持仓数量计算,社保基金二季度新进重仓个股共有35只持仓数量在千万股以上,其中东方财富( 300059.SZ )、TCL科技、山东高速( 600350.SH )持仓数量居前,分别达16241.29万股、12808.05万股、7618.83万股。从个股的机构股东看,双汇发展( 000895.SZ )是社保基金最青睐的个股,共被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等六只组合持有,合计达到8910.30万股,占该股流通股的10.10%;从持股总数看,洛阳钼业( 603993.SH )被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持有2.4亿股,排第一。社保基金新建仓的股票中,苏垦农发( 601952.SH )共有四只社保基金组合位列前十大流通股东;这家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0.66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24亿元,同比增长38.20%。从板块看,社保基金二季度的增持主要集中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些板块共有67家上市公司获得社保基金持股;其中,亿联网络( 300628.SZ )、传音控股分别都有四只社保基金持股。此外,社保基金在二季度还继续增持了部分医药行业,比如对华东医药( 000963.SZ )、长春高新和云南白药( 000538.SZ )的增持数量都超过500万股;与此同时,社保基金也减持了不少国药股份( 600511.SH )、健康元( 600380.SH )等个股,减持数量都超过1000万股。社保基金由于资金久期较长且规模大,风格以长期价值投资为主,向来都是A股市场投资的风向标。根据上市公司的半年报,有23只个股已经被社保基金连续持有超过六个季度,集中在医药生物、化工和电子这三大行业。2001年至2018年,社保基金股票投资仅有2008年和2018年收益率为负,其他年份的平均收益率达到10.30%。“国家队”二季度末现身996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共持有7365.70亿股,市值达3.92万亿元。其中,中央汇金重仓823只;证金公司重仓448只,证金资管重仓522只;外汇局旗下投资平台重仓15只。虽然“国家队”持有上市公司的数量较一季度末的1002家有所减少,但持股总数和持股市值都在增加。从板块看,“国家队”96.7%的持仓都在沪市A股,深市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合计不到4%。从行业看,“国家队”的持股集中于金融、材料、食品饮料、医药等行业;其中,金融板块上市公司占据一半以上,建设银行( 601939.SH )、中国银行( 601988.SH )、工商银行的持股市值分别为9179.30亿元、6957.48亿元、6402.72亿元。二季度,共有72只个股获“国家队”增持;与一季度末相比,持仓市值增加居前的是非银金融板块。此外,食品饮料、电子与医药生物三大板块增仓市值居前,都超过百亿元。从个股来,和邦生物( 603077.SH )二季度获“国家队”增持最多,被证金公司增持4062.84万股。不过,和邦生物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4.43亿元,同比减少20.18%,净利润4502.21万元,同比减少84.87%。外汇局旗下投资平台上半年只增持了天津港( 600717.SH )和华发股份( 600325.SH )。中央汇金对保险公司持仓市值最高,对新华保险的持仓市值为588.38亿元,贵州茅台为186.3亿元。此外,中央汇金对立讯精密和中国人寿的持仓市值均超过50亿元。与此同时,中央汇金二季度只减持了一只股票,即206.93万股*ST平能( 000780.SZ ),目前还持有723.01万股。这是中央汇金近年来首次减持*ST平能,该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速已经连续多个季度下滑,扣非净利润也连续为负。有券商研究人士根据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数据初步测算,“国家队”的重仓股虽然表现不一,但二级市场的整体收益还是跑赢同期大盘,“国家队”二季度末的重仓股今年以来平均涨幅约60%。市场分析称,“国家队”用真金白银重仓或增持上市公司,一方面体现了对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为助力经济走出疫情影响提供后盾;预计“国家队”资金未来大概率还会持续入市,仓位或将呈现阶梯式上升趋势,只是配置的行业及个股可能会有所转移。烟羽消白政出多门文|财新记者 周泰来 实习记者 韩钰泽生态环境部去年年底叫停了“烟羽消白”,但一些地方政府仍强制执行地方标准。专家认为,消白治理对控制污染物排放作用不大,反而增加能耗从2016年开始在全国多个省市轰轰烈烈开展的燃煤电厂“烟羽消白”,于2019年年底被生态环境部叫停。但是上海、天津、河北邢台等地仍然强制要求燃煤电厂“烟羽消白”。人们常看到发电厂巨大的烟囱会排放一条“大白烟”,这是由于发电厂湿法脱硫后的烟气排放到大气中,烟气冷凝后形成的大量凝结水滴对光线产生折射、散射,视觉上形成的白色烟羽。也就是说,大白烟的成分以水雾为主,烟羽消白即是指通过烟气冷凝、加热等技术,将大白烟变成无色透明的烟。全国最早强制燃煤电厂进行烟羽消白的是上海市。上海市政府于2016年1月批准实施地方标准《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963-2016),该标准要求,“燃煤发电锅炉应采取烟温控制及其他有效措施消除石膏雨、有色烟羽等现象”。随后,上海市生态环境局2017年6月发布《上海市燃煤电厂石膏雨和有色烟羽测试技术要求(试行)》。该要求称:“采取烟气加热或烟气冷凝再热技术的燃煤电厂可免于测试但不得无故停运相关设施。采用其他技术的,经专家评估达到消除石膏雨和白色烟羽同等效果的,也可免于测试但不得无故停运相关设施。”一位电力行业污染治理专家告诉财新记者,上海开展烟羽消白较早,主要是为解决“石膏雨”问题。当时全国的燃煤电厂都没有做超低排放改造,上海一些电厂周围的建筑、车辆及市民晒的衣服上总有石膏雨造成的白色斑点,而通过加热烟气,能够有效解决石膏雨的问题。后来超低排放技术在全国推广,它对脱硫要求大大提高,电厂排放烟气的速度变慢,不再把石膏带出来,石膏雨的问题也就随着超低排放改造的完成而不复存在。除了治理石膏雨,上海做烟羽消白还有其他考虑。据生态环境部于2016年9月发布的《火电厂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公司7号机组烟气冷凝除水项目改造的目的有两点:一是继续深度减排、缓解烟囱“大白烟”现象,烟囱“白烟”的烟羽视觉效果很差,会直接对电厂的社会形象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外高桥电厂紧邻上海自贸区,治理“大白烟”可以提升外高桥电厂在国内外的企业形象。同时,这些带有较高酸度的水汽(凝结水pH值一般为2—3)客观上仍然会对大气产生一定的污染;二是回收水分,节约用水,减少脱硫水耗,力争达到零水耗。随着一些省市去上海调研取经,2018年开始,烟羽消白的治理范围扩展到天津、河北、陕西、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以及江苏省连云港市、徐州市、镇江市和山西省临汾市等地。要求进行烟羽消白的行业,也从燃煤电厂扩展至钢铁、焦化、玻璃等。比如,2018年6月,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河北省钢铁、焦化、燃煤电厂深度减排攻坚方案》,要求2018年全省城市主城区及环境空气敏感区钢铁烧结、焦化、燃煤电厂锅炉等开展石膏雨和有色烟羽治理试点工程,到2019年全省完成60%以上治理任务,到2020年全部完成治理工程。2018年9月,浙江省政府发布省级强制性地方标准《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位于环境空气敏感区的燃煤电厂应采取烟温控制或其他有效措施消除石膏雨、有色烟羽等现象” 。其《石膏雨和有色烟羽测试技术要求》,也照搬了上述上海市的要求。这些省市做烟羽消白的主要目的是治霾。以江苏徐州为例,据《徐州日报》2018年6月报道,由于徐州大气污染物PM2.5持续偏高,雾霾较为严重,徐州市政府邀请专家进行会诊,认为火电厂排放的烟气中含有较多的可溶性盐,是造成雾霾的原因之一。为此,市委市政府下发《徐州市2018年大气污染物防治攻坚行动方案》,为配合行动方案的实施,市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全市燃煤发电企业烟气综合治理的通知》,要求燃煤火电企业限期实施烟羽治理。天津市2018年6月发布的强制性地方标准《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则要求,“燃煤锅炉应采取相应技术降低烟气排放温度,通过收集烟气中液滴和饱和水蒸气中水分的方式,减少溶解性盐类和可凝结颗粒物的排放” 。但也有地方对烟羽消白心存疑虑。河南省郑州市一位政府人士对财新记者称,郑州市在2018年也曾考虑过烟羽消白,当时让一家电厂做消白“试试效果”。这家电厂的消白方案做完后,请专家开了几次论证会,但专家的意见并不一致。“专家们说脱白不一定好,因为脱白就是脱下去颜色,污染物减少并不多,能耗却要增加很多。”该人士说,由于专家意见不一致,郑州就没敢轻易上。“果不其然,生态环境部于2019年年底叫停了烟羽消白。”生态环境部叫停2019年底,生态环境部在联合多部委、多省市政府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长三角地区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汾渭平原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中均明确规定,“对稳定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电厂,不得强制要求治理白色烟羽” 。生态环境部在“答记者问”中解释,对于治理设施质量合格的超低排放燃煤机组来说,排放的白色烟羽成分以水雾为主,污染物浓度很低。目前,各地烟羽治理主要采用冷凝、加热等技术,通过改变烟气温度、湿度,从视觉上消除烟气颜色,属于“美容”,实际对控制污染物排放作用不大,反而增加能耗,间接增加污染物排放。2020年2月,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院长朱法华也撰文称,京津冀地区燃煤电厂烟气中可凝结颗粒物 (CPM)的排放平均值为5.62毫克/立方米。即使按10毫克/立方米考虑,全国燃煤电厂每年排放的CPM总量大约12万吨,占全国PM2.5的总量不及1%,因此即使燃煤电厂的CPM实现零排放,区域性雾霾也不会有所改善。朱法华认为,烟羽消白不仅收效甚微,而且成本高昂:烟气消白可以采用直接加热或者烟气冷凝再加热的方式。直接加热不减少任何污染物的排放,相反由于烟气加热增加能源消耗,反而增加污染物排放;烟气冷凝再加热,冷凝过程中会有部分CPM溶入冷凝水中而脱除,但由于总的CPM排放浓度很低,即使较高的脱除效率,脱除的总量依然很小。朱法华称,烟气加热及消白过程中的阻力增加,一般会提高供电煤耗1—3克/千瓦时。即使在超低排放条件下,也会使相应排放的总PM2.5的浓度每立方米提高0.6—1.8毫克。多个实施烟气消白的燃煤电厂测试结果表明,超低排放后燃煤电厂的烟气消白边际成本很高,得不偿失。具体来说,烟气消白单位千瓦的投资一般在70元左右,全国燃煤电厂进行烟气消白约需700亿元,每年的运行费用大约在200亿元左右,另外每年还会增加标煤消耗400万—1200万吨。随着生态环境部一声令下,陕西、浙江两省宣布不再执行其地方标准中强制要求烟羽消白的部分。据陕西省生态环境厅于2020年1月发布的《关于燃煤机组石膏雨、有色烟羽治理相关问题的复函》,按照《汾渭平原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要求,鉴于国家层面尚无政策文件和法规标准明确有色烟羽控制要求,对陕西省稳定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电厂,不再强制要求治理“有色烟羽”。一位浙江省政府相关人士8月24日对财新记者称,鉴于生态环境部的口径是烟羽消白耗能太大,且没多少治污效果,只有感官效果而已,浙江省地标中关于有色烟羽治理的要求不再强制执行。“你如果已经上了设备,投不投运都可以,我们反正没有硬性要求。”但他表示,浙江省的相关地方标准不会修改,“标准没那么简单就可以改掉的”。上海、天津、邢台的坚持然而,上海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邢台市目前仍然强制要求当地燃煤电厂进行烟羽消白。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政府也参与发布了上述《长三角地区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天津市政府、河北省政府则参与发布了上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上海市一位政府人士对财新记者介绍,在生态环境部发布上述长三角攻坚行动方案之前,上海市的燃煤电厂已经完成了烟羽消白治理,而上海市的地方标准也要求这些燃煤电厂的消白设施正常运行。“消白不单是为了美容,它也有污染物减排的作用。”此外,他还强调消白对于石膏雨治理的作用,“如果你家住在电厂旁边100米、200米的位置,阳台、车上都是滴的石膏雨,你会满意吗?”但一位电力行业专家对财新记者称,真正做到达标排放的燃煤电厂不会再有石膏雨,超低排放的电厂更不应该,消除石膏雨的主要措施是运行好除雾器,而不是去做消白。“核心问题是,环保是管排放结果,还是管治理方法?管排放结果是基本职责,而管治理方法是本末倒置。在排放要求明确的情况下,企业会选择最好、最经济的方法,这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所在。”天津市政府一位人士对财新记者称,天津市目前仍然执行地标中关于烟气温度控制的要求,也就是说燃煤电厂的消白设备必须投运。原因在于,首先,天津市的环境容量小、空气质量差,“不能放过任何一点可以治理的方面”;其次,天津市不支持提高烟气温度去治理,也就是不支持所谓的美容工程,天津的地标要求是“降低烟气排放温度”;再次,生态环境部的攻坚方案只是一个文件,天津市的地方标准是法律要求,“而且天津的地标是上报生态环境部备案的”。他还强调,天津市地标要求降低烟气温度,不是为了消除白烟,而是为了削减污染物排放。天津市对该措施的效果做过测算,它对天津市PM2.5的削减是有一定贡献的。此外,他表示虽然降温过程有能耗,但同时企业也节约用水了。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于2019年1月称,经测算,天津市地标实施后,通过冷凝脱水深度治理,每年可减少烟气中随水蒸气一同排放的可凝结颗粒物约1800吨,在一般气象条件下,PM2.5年均浓度可降低约2—3微克/立方米,相当于削减100万—150万户散煤燃烧取得的环境效益,按照煤改电补贴3万元/户计,相当于节约改造资金300亿—450亿元。通过降低排烟温度,每年可回收冷凝水约800万吨,若全部用于脱硫补水,按工业用水7.9元/吨测算,每年预计可节约费用6320万元。在河北省邢台市,环保部门为了推进烟羽消白,甚至还在约谈电厂。2020年6月,邢台市生态环境局沙河市分局(下称“沙河市分局”)对河北建投沙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沙河电厂”)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督促其加快“烟羽脱白工程”建设进度。沙河电厂是河北省南部大型火力发电企业之一,也是邢台市排放第一大户。沙河市分局提供给财新记者的书面材料称,为认真贯彻落实邢台市委市政府“确保2020年PM2.5平均浓度退出全国后十,力争退出后二十”的总体要求,根据邢台市政府今年1月下发的《2020年大气污染治理强化攻坚方案》(下称《攻坚方案》),要求沙河电厂6月底前完成有色烟羽治理工作。目前该项目经邢台市委市政府批准,延迟至10月底完成。《攻坚方案》显示,2020年6月底前,邢台市的国泰电厂、沙河电厂、天唯热电厂3家电厂要完成深度治理和有色烟羽治理。“这个工作我们必须得完成,省委省政府督察要账我们就受不了。”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副科长贾飞虎对财新记者称,沙河电厂和天唯热电厂的烟羽消白工作是省里环保督察交办给邢台市委市政府的问题,需要定期报进度并完成销号,“不完成的话我们销不了号,后续一连串的问题,涉及到追责问责,涉及到企业整改。”财新记者查询公开资料发现,河北省第二轮省委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确曾向邢台市交办上述烟羽消白任务。此外,2020年4月,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环境监察专员牛晓东一行到沙河电厂督导调研,要求进一步加快企业深度治理和有色烟羽治理进度。贾飞虎表示,目前国泰电厂、沙河电厂、天唯热电厂三家只有国泰电厂完成了超低排放和有色烟羽治理,同属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000600.SZ ,下称“建投能源”)的沙河电厂和天唯热电厂只完成了超低排放,未完成有色烟羽治理,这两家企业称是因为资金问题未完成消白。“他们说省里(建投能源总部)得一步一步批钱,不是申请了马上就给的,他们也得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报告来,然后才能报批。”一位接近沙河电厂的人士对财新记者称,据他了解,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对烟羽消白已不做强制要求,具体由下面各市环保部门自主决定,“烟羽消白是邢台市坚持要上的”。上述天津市政府人士也对财新记者称,据其了解,生态环境部下文不得强制后,河北省将烟羽消白的权力下放到了地市级。上述接近沙河电厂的人士表示,邢台地方政府给沙河电厂的大股东建投能源去函,要求上消白。如果沙河电厂不上消白,沙河市相关领导也会有问责压力。该人士称,沙河电厂一直拖着“没上消白”是因为国内的消白技术还不是很成熟,电厂采取哪种方式还需要论证。“烟羽治理就是个面子工程,消白达不到降低排放,要是有效,人家生态环境部就同意搞了。”对于烟羽消白的必要性,邢台市生态环境局二级调研员徐怀亮对财新记者表示,目前电厂的脱硫工序都是湿法或者半干发,有大量的水蒸气要排到空气中,而这些水蒸气中夹杂着大量的无机盐类,比如硫酸盐、硝酸盐等等。“有色烟羽治理的主要目的就是去除一部分这些无机盐类,这些都是PM2.5的前体物。”邢台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对财新记者称,电厂消白到底能够削减多少污染物的排放并不容易去测,无法提供相关数据,“但效果肯定还是有的”。电厂的经济账烟羽消白政策对多个省份电力行业带来较大影响。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在2020年3月撰文称,据中电联统计,以2018年为估算年份,在天津、上海、河北等已实施湿烟羽治理政策的地区中,涉及燃煤机组约4.5亿千瓦,按照典型湿烟羽技术改造工艺,估算改造投资费用约320亿—680亿元,年增加运维费用约120亿元。同时,增加标准煤消耗约230万—600万吨,相当于向大气多排放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累计约3200—8400吨,还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约600万—1500万吨。河北省石家庄、沧州、唐山、张家口、保定等多个地级市的燃煤电厂普遍向财新记者表示,电力企业抵制烟羽消白,认为该政策是错误的。“都已经超低排放了,还能收集多少污染物?领导就是为了看不到白烟。”他们表示,2019年是河北省要求电厂做烟羽消白压力最大的一年,“当时觉得不上就不行了”,但是在生态环境部明确不得强制消白后,今年多个城市的生态环境局已经不再要求烟羽消白。有接近石家庄华能上安电厂人士对财新记者称,该电厂有6台机组,其中4台做了烟羽消白。生态环境部下文后,今年地方政府就不再要求了,剩下2台机组没做。该人士表示,该电厂的烟尘排放削减率在99.99%,脱硫在95%,脱硝率92%,烟气里面大部分都是水汽。“你说烟气里头还有多少污染物?”他表示,4台机组做消白耗资1个亿,已经花了的投资没人管,目前消白设施闲置,“钱白花了”。闲置是因为消白本身是个耗煤项目,一旦投运每度电要多烧煤一两克。“你想这里头增加了那么多冷却设施、加热设施,增加了烟道阻力,肯定增加耗煤量。我们当时提建议政府不听。”知情人士对财新记者称,各大发电集团均不同程度向有关部门反映过烟羽消白政策存在很大的问题。一位接近河北国华定州发电公司人士对财新记者称,该电厂是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旗下的,有4个机组。去年该厂消白的可行性研究都做完了,就等着集团批项目,后来集团出面在去年9月之前找了生态环境部沟通后,整个集团的消白项目全部下马。最后该厂一个机组都没做消白,今年当地环保部门也不再提消白。一位电力行业专家对财新记者称,全国的燃煤电厂的平均煤耗是每度电330克,消白多耗的1克煤占了每度电耗煤的0.3%。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对财新记者称,中国燃煤电厂的污染物排放已经非常低了,再往下面减排,去做污染物零排放也是可以达到的,关键要看性价比。燃煤电厂压减每度电的耗煤越到后面越难,技术先进的电厂之间竞争都是在“数克”。他表示,“燃煤电厂大都是国企,地方政府要求电厂治理,电厂花的都是国家的钱,也没人心疼。但这些钱完全可以花到减排效果更好的地方,比如散煤治理。”中美冲刺E级超算文|财新记者 黄晏浩这场超算“皇冠”之争,中美两国走在前列,各有三台不同技术路线的机器正在研制,并且都把时间瞄准在了2021年前后《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黄晏浩百亿亿次的计算量是什么概念?想象你在心里花一秒钟默算出“53+47=100”,把它定义为一次计算。那么全中国14亿人口,每人执行一次运算,加起来需要不眠不休地计算超过22年零7个月再23天,才能达到百亿亿次的量级。预计在2021年,只需要一秒钟就能计算百亿亿次的机器就将诞生,它有个专业的名字——E级超算(Exascale Computer),这是超级计算机领域的“下一顶皇冠”。在这场“皇冠”的竞争中,中美两国走在前列,各有三台不同技术路线的机器正在研制,并且都把时间瞄准在了2021年前后。其中,中国“曙光”“天河”“神威”齐头并进,原型机分别在上海、深圳、天津、济南四个超算中心完成部署,将以“三驾马车”的态势冲顶。虽然E级超算代表算力的巨大提升,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超算早已超越了发展硬件性能为主的阶段,超算生态如何建设、软件应用如何进步、用户服务如何完善、人才缺口如何填补,才是“E级之后”着重需要探讨的问题。什么是E级超算?6月22日,第55届全球超算前500强榜单如约发布,日本超级计算机“富岳”(Fugaku)登顶榜首,其HPL测试结果达到415.5PFlops,远远甩开了竞争者,比第二名到第四名算力加起来都高。HPL(High Performance Linpack)是高性能并行计算机系统性能评测的标准测试程序,用于衡量其计算能力。Flops即每秒浮点运算次数,常用于衡量电脑计算能力,PFlops等于每秒1000万亿次的浮点运算,而E级就等于1000个P。除核心的HPL结果,“富岳”在其他指标上也表现优异:HPCG基准测试结果以13.4PFlops的压倒性优势排名第一,在HPL-AI和Graph500两项测试中也均排名第一。HPL-AI主要用于衡量人工智能性能,Graph500则侧重大数据分析的计算能力。从2012年至2019年,中美两国在16次超算排行榜上交替领先,近几年来,中国的“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和美国的“顶点”“山脊”更是连续霸榜,显得前几名的竞争颇为沉闷。四项指标排名第一的“富岳”突然出现,给平静已久的超算排行榜掀起一阵波澜。这是日本时隔九年再次登顶。2011年,日本超算“京”两次占据榜首,“富岳”正是“京”的同门师弟,原本代号为“Post-K(后京)”,同为富士通公司和日本理化学研究所设计研制。不过,多名专家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富岳”在时间上有所提前,但并没有达到一开始的E级目标。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中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云泉认为,“富岳”多少有些“搞突袭”的意味,是在中美的计划之间打了一个时间差,属于E级超算的一个“半成品”。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计算部主任林新华也对财新记者表示,他认为“富岳”是“短期捡了一个漏”,超算本质上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比拼,不管是从数量、算力,还是从制造商来讲,目前这个舞台上仍是中国和美国占据领先地位。虽然“富岳”目前排行第一,但从长期来看,日本仍不足以与中美进行竞争。“真是那句话,当大象开始跳舞的时候,小动物都可以休息了。”林新华说。不过,“富岳”在E级这个概念上仍有噱头。据富士通公司官网,“富岳”在增强模式(2.2GHz)下单精度运算能力的峰值能达到1.07EFlops。而日本理研所的官网宣传稿中也提到,“富岳”在HPL-AI指标上取下1.421EFlops的成绩,并写道“这是计算机第一次在任何榜单中达到百亿亿次级”。“富岳”能被叫做E级超算吗?答案是不能。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科学与工程计算中心副主任杨超向财新记者介绍了业界对于E级超算的通常标准:一般情况下,只要双精度浮点运算能力的峰值达到E级,就可以称之为E级超算;还有一种说法是要以超算TOP500的指标达到E级才算满足条件,因为后者主要考虑的是HPL实测性能。无论按照哪一个标准,目前的“富岳”都还不满足E级超算的最低门槛,它的HPL测试结果为415.5PFlops,双精度浮点运算的峰值为537PFlops,多名专家认为将其视为“半E级”或“x.5代”比较合适。另一方面,“富岳”要到2021年4月才全面部署、正式运行,超级计算机在部署后继续提高性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比如中国“天河二号”2013年初登场时性能为33.86PFlops,到2020年达到61.4PFlops,提升将近1倍。那么,“富岳”是否有可能通过扩容或其他方式达到E级?张云泉认为,从功耗角度不太可能,他分析说,“富岳”目前的功耗约为28.3兆瓦,性能大概是E级的一半,如果翻一倍,功耗就会超过56兆瓦,而这个数字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目前,业界认为E级超算的功耗应在30兆瓦之下,最多达到40兆瓦。“这个数字主要是基于运营经费考虑的,超过了就不划算。”造出一台真正的E级超算,并非性能和功耗简单达标即可。“十三五”国家重点专项“高性能计算”总体专家组组长钱德沛曾在一次报告中列举了E级超算系统要达到的八项技术指标:系统峰值性能达到E级;内存容量10PB,存储容量可支持EB级;系统能效比达到30GFlops/W;高速互连网络传输性能大于500Gbps,可扩展性好;高效的大规模系统资源管理与调度系统;方便易用的并行编程模型和开发环境;全系统监控管理与容错机制;高效支持大规模应用的可靠可扩展运行。杨超说,如今的机器设计不能只面向一个指标,非常关键的是要均衡设计,这也是钱德沛教授要列八条指标的原因。三条路线冲顶八项技术指标之外,钱德沛还列举了四项E级超算面临的重大技术挑战,分别是功耗、应用性能、可编程性和可靠性。张云泉也认为,E级超算要面对三堵墙——功耗墙、并行墙和可靠性墙,“当时研讨E级机时就提出来了,这些问题其实在超算领域一直存在,只是说可能在E级机里会更严重”。功耗是首先面临的问题,现有技术条件下,将E级超算的功耗降到30兆瓦以下难度很大。杨超解释,主要原因是“摩尔定律”越来越力不从心,沿袭过去提高主频的方法来提高性能越来越难,“功耗和主频之间大致是立方关系,但性能跟主频之间大致是线性关系,主频提升1倍,性能提升1倍,但功耗提升了8倍。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处理器逐渐走向多核”。张云泉也提到了摩尔定律的逐渐减弱。他表示,主频越高,功耗越高,漏电还很厉害,“基于硅基的半导体现在就是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功耗墙”制约之下,如今的超算不得不增加并行度来提高性能,由此另外两堵“墙”的问题也随之更加凸显。“并行墙”是指如何为E级超算设计可扩展的并行算法和软件,将其性能发挥出来,因为大规模并行和异构体系结构会给并行编程带来巨大困难。张云泉举例,现在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编程语言来统一使用,只能几个语言混用,负担就很重。“可靠性墙”同样源于巨大的系统规模,使得E级超算的平均无故障时间大大缩短,甚至到了一小时以下,“随着这个量的增加,它的出错概率越来越高,到10个E后可能一小时或两小时就要报错”。张云泉说,并行计算是同时在算问题,任何一个小错误都会导致它停机。也因此,超级计算机发展近几年遇到瓶颈。从1993年到2012年,超级计算机的性能增速为每10年增加1000倍。但从2013年起,增速开始放缓,如无重大突破,可能降低为每10年增加100倍,甚至更低。三堵墙和增速瓶颈面前,中国的E级超算之路将以三条技术路线冲顶。2016年—2020年实施的“十三五”高性能计算专项课题,第一大目标就是“E级计算机系统研制”,大体上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部署E级机验证原型,第二步是在此基础上建立E级计算机系统。“十三五”规划中,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603019.SH ,中科曙光)、国防科技大学和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同时获批进行E级超算的原型机系统研制项目,形成了“曙光”“天河”和“神威”齐头并进的局面。据新华社报道,到2018年,三台E级超算的原型机均已完成交付。其中,曙光E级原型机安装部署是在国家超算上海中心和深圳中心,由中科曙光牵头;“天河三号”E级原型机,也可以称为“天河三号”的前身,安装部署在国家超算天津中心,由国防科技大学和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等团队合作承担;神威E级超算原型机部署在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由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等研制。2018年11月19日,钱德沛在 2018 年高性能计算、网络、存储与分析国际会议上作了一次长达45分钟的报告,对上述三台E级超算原型机做了简略介绍。他提到,三台原型机都有512个节点:曙光E级原型机使用了1024个海光X86处理器和512个海光DCU(深度计算器)加速器,峰值计算能力为3.18PFlops,HPL测试结果为2.27PFlops;“天河三号”E级原型机则会采用ARM架构的芯片,峰值计算能力为3.14PFlops,HPL测试结果为2.46PFlops;神威E级原型机则使用了国产申威260核的众核处理器,核分为四组,每组一个大核加64个小核,峰值计算能力为3.13PFlops,HPL测试结果为2.55PFlops。一名超算工程师对财新记者表示,原型机的算力还停留在3-5P,与E级1000P的标准相差甚远,是因为原型机项目主要是为了探索和验证E级超算研制的技术路线,对一些关键技术难点进行测试改进,避免出现大的问题。除去上述硬件规格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三台原型机拥有完全不同的体系结构,分别为“节点内异构”“系统级异构”和“片内异构”。林新华和张云泉向财新记者科普了这三种“异构”的特点:神威E级原型机是在一块芯片上有大核小核,承担不同的功能,所以叫“片内异构”;曙光E级原型机则是CPU和DCU分开,在一个节点上有2个CPU和若干个DCU,因此叫“节点内异构”;而“天河三号”E级原型机中,CPU和DCU同等地位,由互连网连接,属于不同的系统,“系统内异构”由此而来。作为中国的直接竞争对手,美国也采取了“三驾马车”战略。2016年,美国能源部实行ECP(Exascale Computing Project)计划,投入18亿美元用于研制三台E级计算机,又单独投资18亿美元用于应用研发。其中,英特尔和阿尔贡国家实验室主导研制的“Aurora”预计2021年交付,在性能上突破1EFlops;AMD公司主导其余两台E级超算的研制,“Frontier”预计峰值性能达1.5EFlops,于2021年交付;另一台“ El Capitan”会融合“Frontier”技术,在2023年初交付,实现超过2EFlops的峰值性能,并采用针对高性能计算和 AI 工作负载而优化的新型架构。这样的选择也有规避风险的考虑。林新华说:“其实从本质上就是规避风险,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超级计算机“跳票”并不鲜见,英特尔公司的“Aurora”早在2015年4月就已宣布立项,最初性能预计是180PFlops,计划2018年交付。但由于相应的CPU和GPU未能如期研制成功,2017年11月,英特尔宣布将“Aurora”延期至2021年以E级超算交付。目前,业界对英特尔能否按时完工仍持谨慎态度。不过,AMD公司目前进展顺利,预计将按期交付“Frontier”,这也意味着美国将在2021年拥有一台E级超算。相比之下,中国三台E级超算何时交付仍未有绝对权威的官方消息。多名专家表示,目前超算领域竞争激烈,各国都趋向于保密,中国也不例外。2019年6月,美国商务部将中科曙光、无锡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海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都海光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和成都海光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因担心这些实体正在开发的超级计算机被用于军事用途。但中国E级超算的时间点仍有迹可循。2020年1月,美国《科学》杂志刊文展望2020年可能成为头条的十大科学新闻,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建造出全球首台E级超算。张云泉从2002年开始就负责搜集中国高性能计算机的数据,连续十几年负责整理和发布中国超算TOP100排行榜。根据2019年11月发布的榜单,他曾署名刊登了一篇名为《2019年中国高性能计算机发展现状分析与展望》的论文,其中结论写道,“我们认为,峰值EFlops的机器将在2020年至2021年间出现”。张云泉对财新记者表示,这是通过历史数据拟合预测的。更重要的是,“十三五”计划将在2020年收官,E级超算作为目标之一,也当在2020年或2021年完成。E级意味着什么虽然被誉为“下一顶皇冠”,不过在超算业界看来,E级只是超算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必经节点。“它其实就像一个人长大,读完小学读初中,然后读完高中读大学。超算从1个P到10个P、100个P,1000个P就是1个E,它其实都是特定的阶段,标志着人类制造的计算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大。”林新华说。“1个E”可能只是人类对十进制的一种执念,但它所代表的对算力的追求却是永无止境的:更快、更强、更精细。算力的提高对科学研究有何意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亮关于湍流的研究历程可供借鉴。在“致未来·C-Talk演讲大会”上,李新亮以《百年难题之路——湍流与超级计算》为题进行了一段近24分钟的演讲,介绍了他20多年来使用超算进行湍流模拟的进步。湍流是自然界一种非常复杂但广泛存在的流动,河流、海洋、大气以及宇宙空间的流动就常表现为湍流状态。在航空航天领域,湍流在飞机降噪、防热、发动机研制等方面意义重大,是备受关注的空气动力学问题。然而,150多年来,湍流的难题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甚至连严格的定义都未提出,李新亮将其形容为“百年理论难题”。李新亮介绍,他的研究主要是对湍流进行数值计算,要用到计算机进行模拟。1997年,他使用的机器算力为每秒10亿次,只能模拟出毫米尺度的槽道;到2000年,用“神威-1”模拟,算力提高到每秒千亿次,槽道能达到厘米量级,“基本上接近工业中的小槽道流动”;此后,他相继使用了“深腾6800”“曙光4000A”“深腾7000”“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进行模拟,算力也从每秒万亿次上涨到每秒10亿亿次,模拟的湍流状况也越来越复杂、精细,“利用神威·太湖之光,我们模拟了一个三维的翼,这就是整个翼了”。他总结,湍流高分辨率模拟与超级计算发展密不可分,“一代超算,一代湍流模拟”。“现在还不够,将来还能进一步发展。”李新亮对财新记者表示,“现在只能模拟部件级的,也就是飞行器局部量级的,但是全机模拟我们还做不到。”他还介绍,目前主要是模拟十几亿网格,突破E级后就可能模拟上千亿网格,“几乎是没有止境的”。“更精细”之外,算力的提高还意味着“更快、更强”。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并行优化部主管刘钊对财新记者举了另一个例子,2018年远景能源有限公司希望能完成一个风资源预测的系统,需要对中国地区过去20多年高分辨率的风资源数据进行计算,一般的机器需要半年以上才能完成,无锡中心使用“神威·太湖之光”,最终一个月左右就完成了任务。如果超算突破E级,理论上这一时间能压缩到3天。杨超则从算法研究的角度,指出E级超算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给学生讲课,喜欢打一个比方:不要让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杨超说,“你要想的就是跟这种大的机器能匹配的大事。”2016年就有这样的一件“大事”:2016年11月17日,中国团队首次获得被誉为“超算领域诺贝尔奖”的“戈登·贝尔奖”,研究团队负责人之一正是杨超,他与清华大学副教授薛巍、付昊恒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兰宁等人合作,使用“神威·太湖之光”设计并开发了一种新的用于大气动力框架的高可扩展全隐式求解器,在算法层面,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可扩展到千万核、峰值效率超过6%的隐式求解器。杨超以飞行员训练作比:飞行时间越长,经验就越丰富,在最先进型号的飞机上不断试飞,才能培养出好飞行员,“不同结构、不同计算能力的机器能研究的算法可能不一样,有了尖端设备,我们就有可能研究出尖端算法,在应用中取得更多突破了”。对普通人来说,E级超算问世后,它带来的进步很可能是潜移默化的。“比如说,你会发现天气预报越来越准了,网上购物越来越便利了,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了,3D打印也越来越常见了。生活上很多技术的进步,你不一定知道跟超算有关,但其实或多或少都有超算的贡献。”杨超说。E级之后近十年来,中国在超算硬件上成绩卓著:2010年11月,“天河1A”首次拿下世界第一;2013年11月至2015年11月,“天河二号”连续三年六次占据榜首;2016年6月至2017年11月,“神威·太湖之光”接棒“天河二号”四次夺魁,从2010年到2019年,中国在20届榜单上11次夺得第一。2020年6月的全球超算前500榜单,中国大陆上榜计算机226台,数量最多,合计算力565PFlops排名第二。同时,有312 台超算来自联想(180台)、中科曙光(68台)、浪潮(64台)三家中国企业,占前500的62%。不过,杨超和张云泉都向财新记者表示,上述三家企业制造的机器基本都是商业用途的,主要用于电信、互联网等公司,而部署在超算中心、高校、科研机构等用于科研用途的机器,中国的制造商依然比较落后。杨超表示,前500榜单有近五分之三是中国厂商制造的,这是一个亮点,但科研用途超算的中国制造商所占份额依然比较低,也是需要正视的问题。目前,中国突破E级超算更多只是时间问题,而如何去掉类似的“水分”、补全短板、健康发展,才是“E级之后”需要考虑的。财新记者采访过程中,“生态”是多名专家展望“E级之后”强调的一个名词。“生态”最直接的就是超算的硬件和软件配套。在中国超级计算机硬件领先的情况下,软件创新和开发则相对滞后,突出的问题是自主研发的应用软件不成体系、商业软件方面基本空白。“十三五”高性能计算专项课题中,第二大目标就是“研发一批关键领域/行业的高性能计算应用软件,建立国家级高性能计算应用软件中心,构建高性能计算应用生态环境”。这一领域长期投资不足,《瞭望》周刊2019年的一篇文章提到,中国超算经费此前用于应用软件开发的还不到10%,约为美国的六分之一。“生态”的另一个大课题是服务,也就是超算如何服务用户。这同样是“十三五”高性能计算专项课题的第三大目标,即“建立具有世界一流资源能力和服务水平的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促进我国计算服务业发展”。目前,中国超算主要分布在天津、深圳、济南、长沙、广州、无锡六个国家超算中心,还有各大高校以及中科院各科研院所。张云泉在2017年至2019年曾任国家超算济南中心主任,他向财新记者回忆了济南中心“多元化运营”的宗旨,“既要服务好科学家,也要服务好产业”。他介绍,济南中心主要是立足于山东省打造高性能计算相关的产业,一方面针对科学家的程序并行优化,把速度提高,覆盖高端用户;另一方面要同时覆盖价格敏感型用户,可以使用公用机器的方法来降低成本,此外,还承担政府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多方面的业务。“所以团队也要多元化,否则不能支撑各种类型的业务,形成各种类型的应用需求。”上海交大网络信息中心计算机部主任林新华则介绍了高校超算中心的运维管理经验。2019年上半年,上海交大超算平台π 2.0投入运行,峰值性能2.1PFlops,持续计算性能1.3PFlops,成为高校和上海地区速度最快的超算之一。林新华介绍,上海交大的超算平台一方面注重服务用户,比如设计自动监控程序,给用户发邮件提醒异常;另一方面注重跨学科合作,为科研团队解决研究过程中的计算问题。此外,“生态”还有许多千头万绪的内容:扶持相关企业,孵化产业生态,鼓励个人创业,建设高校超算专业,举办高水平的会议和比赛,培育网络交流社区等等。这些所有需要改善的方面都指向中国超算生态的另一个核心问题——人才缺口较大。刘钊向财新记者介绍,近年来在互联网公司的冲击之下,无锡中心的人手一直吃紧,特别是应用领域人才偏少,大约只在研发团队占三分之一。“当前各超算中心的人员构成还面临很多问题。例如,能够利用超算解决应用问题的高素质人才短缺。”钱德沛在其论文中强调。“我认为现在咱们国家从事超算这个行当的人还不够多,还是远远不够多。”杨超评价说。据财新记者了解,E级之后,10E级超算也已在规划之中。下一步,中国将要建成2台具有不同技术特点、世界领先的10E级高性能计算机,峰值性能要突破10EFlops,Linpack效率达60%以上。互联网医疗能否突围文|财新记者 刘登辉 赵今朝疫情催动互联网医疗“第二春”,是昙花一现还是细水长流?《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刘登辉 赵今朝“互联网医疗会不会冷下来?”疫情过后,不少行业人士开始怀疑。上半年,不温不火的互联网医院迎来了新冠疫情这一催化剂。先入局的互联网医疗公司关注度攀升,微医、好大夫在线、平安好医生、阿里健康等企业凭借在线义诊、医学科普、线上复诊等服务掀起“小风潮”,上市公司股价一度“涨到疯”。与此同时,后来者公立医院也在加码建设互联网医院。“新冠疫情是对互联网医疗使用层面的普及,促进了公众意识的改变,对作为供给侧主力的公立医院来说,也是一种强力推动。”好大夫在线创始人王航说。更有行业人士将这一契机比作“非典之于电商”。然而,疫情平稳后,线上问诊上涨势头难延续。王航称,互联网医疗规模在2月冲到高峰,3月后就开始回落,现在基本上回落到正常值,但这个“正常值”还是要比往年高。浙江省某三甲医院信息科主任在一次线上会议中介绍,疫情期间,互联网医疗每日咨询量可以达到1000到2000人次,随着疫情慢慢消退,患者习惯到院就医的模式,现在降至每天几百,甚至十几单。虽然严防严控催生的线上问诊需求短暂,但这期间互联网医疗医保支持政策落地,被认为撬动价值万亿的在线市场。此前,互联网医疗接通医保长期以来是散点突破状态。近半年来,医保政策继续加码,明确常见病慢病复诊可纳入医保支付。纳入医保支付是扩大互联网医疗影响范围的关键措施。“互联网医疗没有医保支持,就成了无源之水。”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田军章说。微医集团副总裁张贵民此前在一场论坛提到,在线医保支付对互联网医疗行业是巨大进步,可实现从处方、药品、支付的闭环,同时打开了“万亿”级别支付方。不过,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医保基金降本增效目标下,医保局更倾向利用互联网医疗实现“控费”,因而互联网医疗获得的红利空间非常有限。尽管如此,新冠疫情对互联网医疗的助推作用明显,互联网医疗企业、公立医院、民营医院、保险公司甚至药房也都加码布局,医保准入成为一个竞争场域。支付端利好之下,这一新生行业的突围之路依然面临重重制衡,其中一项便是相关部门不同的态度。国家卫健委的态度趋于保守,以诊疗范围限定为例,目前互联网诊疗仅开放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和“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4月,国家发改委发文话锋突转,称在卫生健康领域探索推进互联网医疗医保首诊制和预约分诊制。紧接着,国家卫健委公示的一份文件则称,各地不得突破现有规定。互联网医疗首诊权限仍然不会放开,这是国家卫健委方面明确的底线,理由是医疗安全。国务院办公厅7月再就放宽互联网诊疗范围、医保准入表态,仍因缺乏细则而被指难以落实。反观行业自身,有接近国家卫健委人士指出,现阶段,互联网医疗企业间的竞争依然在考验“谁钱多,谁撑的时间就够长”,尚未形成可持续发展、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各方角逐互联网医疗企业因疫情迎来“第二春”,属意料之外,但疫情后的可持续发展正受到考验。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原院长段涛认为,互联网医疗短暂的“春天”源于疫情期间公众焦虑和失联的状态,暂时激活线上服务的需求,一旦过了这个阶段,业务量会出现断崖式下跌。互联网企业在医疗行业“久攻不下”,进展有限。在行业刚刚兴起之时,乐观者曾认为,互联网医疗甚至是医改破除以药养医、突破公立医院垄断地位的突破口,但现实很残酷。在中国,优质医疗资源稀缺且分布不均导致各大城市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居民就医体验迟迟得不到改善。2013至2015年,以在线挂号和在线问诊为主的一大批互联网医疗产品开始走入公众视线。下载一个App,就可以在各大医院提前预约挂号,还能在手机上以图文或电话的方式在线问诊咨询。随着资本涌入,2014年和2015年,最早开展在线轻问诊咨询服务的春雨医生获5000万美元C轮融资;腾讯领投的微医和好大夫在线也分获C+D轮4亿美元和6000万美元C轮融资。平安集团旗下的平安好医生和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健康也在2014年入局。由于相关监管政策的缺失,互联网医疗进入了“野蛮生长”阶段,大多数互联网医疗企业只是简单把线下的“挂号、问诊、购药”等流程线上化,然后通过大量补贴来吸引用户。这种模式下,问题开始暴发。在线问诊是医生入驻形式,优质医生数量有限,大量基层医生加入平台,同时平台服务质量和监管跟不上,导致问诊服务质量不高,投诉频频。在线挂号上,由于早期收入主要来自广告,许多挂号平台对医院进行竞价排名,其中不乏莆田系医院。而线上购药方面,同样由于缺乏监管,处方药被大量无处方网购,暗藏隐患。一位早期互联网医疗从业者向财新记者表示,医疗行业的特殊性使其不同于其他被互联网颠覆的行业,是典型的低频刚需,以往通过补贴来培育用户习惯的方式失效了。“人们一般不生病,但生病了都倾向于往大医院跑,所以一旦补贴停掉,用户根本留不住。”受制于行业乱象、盈利模式之困和政策、资质缺失,在2016年互联网行业的资本“寒冬”中,互联网医疗全面遇冷。2016年10月,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突发心梗去世,被当作行业颓势的标志性事件。另一种模式在“寒冬中”悄然兴起。以微医、平安好医生为代表的一些互联网医疗公司开始尝试建立基于分级诊疗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在上级医院名医和基层医生之间建立线上会诊和转诊平台,把患者留在基层,通过基层医生完成首诊,根据需要,可通过平台在线会诊,同时通过平台将患者转诊至上级医院和名医专家处。这套与线下医疗机构更紧密合作的会诊、转诊体系被称为早期的“互联网医院”,通过解决医疗供给和需求倒挂的矛盾来吸引用户,消除平台与医院的对立,并绕过政策风险。而商业模式则采用平台、医院、医生、药企或器械厂商多方合作分利的方式。 2016年,银川市发布《互联网医疗机构监督管理制度》《银川互联网医院管理工作制度》《银川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等三个政策,首次鼓励互联医院模式。随后,好大夫在线和银川市政府宣布共建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好大夫在线创始人王航分享,互联网医疗将进入以互联网医院为标志的2.0时代。 公立医院也开始亮相。2016年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启动“浙一互联网医院”,全国首个公立三甲医院建设的互联网医院诞生。 2018年4月,国办定调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9月国家卫健委颁布《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三个文件,明确互联网诊疗要以线下医疗机构为依托的互联网医院模式为主,传统以“在线问诊+送药”为核心的互联网医疗开始转向互联网医院建设。 2018年12月到2019年10月,不到一年时间,互联网医院数量翻了1倍,达到269家。与此同时,禁止首诊、依托线下实体医院等规定正式宣告互联网医疗进入严监管时代。 头豹研究院分析师董婕称,卫健委将与线下实体医院的绑定作为第三方互联网医疗平台获取批准的条件,第三方互联网医疗平台不得不去与实体医院合作或去收购线下实体医院,一定程度增加了准入难度。 不一样的“第二春” 目前互联网医疗业务模式几经更迭,已演化为两种形态:一是医院为主导的互联网医院,另一个是商业公司为主导的互联网医院或平台。 波士顿咨询董事总经理和全球合伙人陈白平介绍,医院自己的互联网医院,包括单体互联网医院,线上侧重关注病程中的复诊;企鹅医生、医联、春雨医生等互联网企业更注重吸引前端用户,提供患者教育、医学咨询、后端健康管理等服务;以微医为代表的平台型互联网医院,采取协助政府连接各医院端的策略。 平台型互联网医院近年来行业已有诸多探索。财新记者从微医了解到,目前拿到牌照的互联网医院已有27家,绝大部分为平台型。平安好医生也表示,多个互联网医院平台正加码建设。此前,阿里健康与浙江省卫健委等共同上线浙江省互联网医院平台,至2020年3月底,监管和服务两个子平台已有超过400家医疗机构入驻。波士顿咨询与腾讯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已有10个省级互联网医院平台建立。 平台型成为互联网医院一种形态。前述微医人士称,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相当于区域的一个平台,然后平台要纳入医保资质,跟各医院去合作”。不过,董婕认为,平台型互联网医院优质医生资源获取难度较大,多数来自公立医院。在当前公立医院纷纷建互联网医院背景下,二者将产生更直接的医生资源争夺。 医疗战略咨询公司Latitude Health创始人赵衡说,商业公司的单体互联网医院主要依托自费市场获益,平台型互联网医院还可通过平台建设费用、药品集采返利、医保控费结余等途径获益,但主要是平台建设费。前述行业观察者分析,对商业公司而言,开设的平台型互联网医院与单体互联网医院将长期共存,后者竞争愈发激烈,获客成本越来越高。而微医协助政府开设平台型互联网医院,更多是从医院本身获客。他认为,微医转战平台型互联网医院,或与其原本挂号业务起家有关,挂号平台用户积累虽多,但很难留住和变现。 第三方平台型互联网医院与辖区内大医院关系微妙。前述微医人士认为,尽管大医院基于分解轻症、复诊患者考虑自建互联网医院,但平台型互联网医院与区域内大医院更多是互补关系,在各自高价值场景下获得发展;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可在患者有需求或需要转诊时向大医院转诊,且可实现医疗资源跨院及跨地区调配,单体实体医院比较难做到。此外,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对执业医生的激励机制更具灵活性,可更好发挥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事实上,独享优质医疗资源的公立三甲医院并无参与“体制外”平台的热情。 平台型互联网医院主要模式中,包括政府主导建立、政府委托第三方公司建立及医院通过医联体等形式组建的平台,但医院参与行政主导的平台积极性并不算高。陈白平说,头部医院往往不缺流量,对搭建平台意愿不大。而部分三乙医院及中小城市三甲医院病人尚未饱和,更有兴趣依托医联体或其他形式建设平台。但除非已经形成比较紧密的医联体,或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行政纽带,医院主导推行医联体互联网化时,很难协调好内部利益分配,长期竞争可能不占优势。 赵衡说,相较于医联体,县级或区级医共体更加紧密,如在深圳罗湖或浙江部分地区,医保和药品采购权全部归到牵头医院,医疗服务从线下转移到线上时内部协同性可能更高。不过,他认为,第三方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实际是竞争医联体外的市场,竞争对象为药店,现阶段药店的互联网医疗平台远未成形。 新冠疫情意外带来新契机,“使很多人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医疗”,平安好医生临时董事会主席方蔚豪说。互联网医疗平台在线义诊,服务量大幅攀升。1月20日至4月12日,好大夫在线平台总接诊患者人次超672万,接诊医生总数超8万名,高峰期日均在线问诊需求量较2019年12月增长648%。2月国内疫情高峰期,平安好医生平台访问人次高达11.1亿,App新注册用户量增长10倍,新增用户日均问诊量为平时9倍。 这一波热潮和初期互联网行业单兵突进不同。为满足疫情期无接触诊疗需求,“体制内”公立医院纷纷加速上线,和“体制外”互联网医疗行业形成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前述波士顿咨询和腾讯的报告显示,疫情前约有170多家公立医院开通线上服务,至2020年5月,公立医院开通线上服务数量已超过1000家。 公立医院建互联网医院的热潮,有医院自发因素推动,也有卫健委层面的政策护航。7月一场互联网医疗行业会议上,中日友好医院互联网医院工作小组组长、副院长崔勇指出,当前公立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存在大量重复建设和资金浪费,称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可能出台规范。他建议,由国家层面组织国家级医院或区域性大型医院搭建共性的工作平台,有意愿的医院可“拎包入住”。 崔勇所指的上述“体制内”平台思路和“体制外”互联网医院目前能否真正兼容,仍是未知数。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前者实现难度颇高。赵衡称,各大医院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如果大医院都纳入,平台最终可能沦为摆设。此外,公立医院平台技术和运营维护效率能力也是一大挑战。医保突围正如以往民营医院发展的困境,不能获得医保资质,就难以大规模吸引患者。互联网医疗同样面临这一挑战,政策门槛一度难以逾越。让互联网医疗获得医保入场券,多年来呼声不断。互联网医疗“第二春”来临,其间医保政策的加持则让互联网企业看到飞跃式发展的希望,以往困境能否改观?此前,互联网医疗接通医保一直是散点突破状态。2016年10月,微医与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合作共建四川省互联网医院,并实现医保接入。2017年3月,好大夫在线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对接银川互联网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及门诊统筹管理办法接通医保。直到2019年8月,国家医保局发布“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指导意见,给出了医保局总体思路:以降本增效为目标,线上、线下医疗服务实施公平的价格和支付政策,促进协调发展。然而,进展并不顺利。平安医保科技称,目前服务准入和医保支付定价统一划归省级医保部门决定,但大部分省份公立医院执行对应等级医院普通门诊收费标准,也有部分省份自行制定收费标准,大多低于线下价格。此外,互联网医院平台一般登记注册为营利性机构,面临更严苛的医保准入要求,支付总额也受到较大限制。新冠疫情中,互联网医疗远程问诊可减少医院接触避免感染,政策因而松动。2月28日,国家医保局表态“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成为行业重大利好。在疫情重灾区武汉,由于医院不能开放门诊,很多慢病重症患者在药房排队排出一两公里。武汉市医保局于2月26日将微医互联网总医院纳入医保支付,29日,国家医保局又连线武汉市医保局,快速落地国家医保电子凭证。不出门、不拿卡,武汉10种重症慢病患者在家即可享受线上复诊购药、医保结算服务。互联网医疗企业抓住时机跑马圈地。几乎同期,微医泰山互联网医院在泰安市实现高血压、糖尿病、慢性重症肝炎肝硬变等30种慢性病的在线诊疗医保报销。2月28日,医联成都高新海尔森互联网医院在成都地区打通在线医保支付。3月31日,平安好医生宣布,旗下互联网医院已打通湖北省医保支付。此后,微医相继宣布在天津和山东打通医保支付。8月,平安好医生发布中期业绩报告,显示通过自建与共建互联网医院模式,已在湖北、银川、东莞实现医保在线支付。业内人士介绍,所谓接通医保,实际上包括开设互联网医院、纳入医保定点、患者身份验证、复诊确认、医保在线结算五步,其中身份验证环节需医保电子凭证打通,复诊确认环节需要与所有医疗机构系统要打通,连通历史就诊和用药记录以确定复诊和用量。如此一来,患者线上问诊、购药到支付全流程亦可处在有效监管中。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若非疫情来临,这一政策落地速度不会如此之快。不过,由于模式定位和政策认知不同,互联网医疗企业探索各有差异。陈白平说,对于部分在线问诊业务为主的互联网医疗企业,由于医保基金是地方化管理,各地筹资和使用水平不同,目前对接互联网医疗还没有实质性动作。不过,以平台型互联网医院接入医保,协助地方政府控费,行业正积极探索。财新记者了解到,目前微医在天津、山东获取的医保资质是以统筹区域为单位,但其医保探索并非直接从在线诊疗服务中获取收益,而是通过帮助政府控费从医保基金结余中分成。具体以平台型互联网医院为依托,通过引导患者基层就医、药品集采、升级医保监控系统、支付方式改革等渠道实现控费,平台本身还通过药品集采返利、基本额度、医保控费结余分配、家庭医生平台服务费、云端检查检验等渠道盈利。在天津,前述微医人士介绍,天津微医互联网医院(下称“天津微医”)注册为医保报销比例更高的一级医疗机构,作为平台型互联网医院,辖区内26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入驻平台,符合就诊要求的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参保人,在线复诊开药后可以选择医保支付。同时与天津市各大医院建立合作,患者出现并发症可向上级医院转诊。该模式下,平台以家庭医生签约和日常健康管理节约医保开支,未来从医保结余资金中分取一定抽成。天津微医本身可分配一定额度医保资金,线下承担保障性接诊。平台内部,天津微医与入驻的267家基层医疗机构形成联合体共用医保额度。“相当于我们是医保额度总调度方,向基层医疗机构购买服务,谁来提供服务,医保结算基金就给到谁。”前述微医人士说。平安好医生也加码搭建互联网医院平台,并寻求接入医保。不久前的人事调整中,平安医保科技董事长方蔚豪调任平安好医生临时董事会主席兼CEO,他在中期业绩报告发布会中明确表示,将加快推进合作共建和自建互联网医院步伐,并与地方医保局寻求医保接入支付。平安医保科技是平安集团内部孵化的“独角兽”项目之一,主要为各地医保局、商业保险机构及医院、医生、医药提供系统和数据对接服务。据了解,两家公司在互联网医院的医保对接业务中多有协同,市场亦不乏平安医保科技将注入平安好医生的传闻。平安好医生上半年在东莞、银川和湖北接通医保,中期业绩报披露,平安好医生在银川自建的互联网医院获得医保资质牌照,据财新记者了解,该地接通医保即为两公司协作。8月15日已启动全城推广。截至2020年8月中,平安好医生与17家线下医院达成合作共建互联网医院平台协议,有10个平台已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其中东莞市中医院的互联网医院平台打通医保支付。此外,平安好医生2019年底签约的福州市区域互联网医院平台也开始运营,该平台接入当地线下医院,为福州市居民提供在线问诊、处方购药等服务,并支持医保卡在线支付。“下半年仍将加强步伐自建和共建互联网医院,同时加快各地医保系统的接入和支付。这是一个大趋势,不会改变。”方蔚豪说。各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医保在线支付实现程度并不相同。知情人士称,由于统筹层次过低,早期互联网医疗企业在湖北打通在线医保支付仅实现部分环节,第三方平台在问诊和开具处方后,电子处方流转到湖北自建的医保处方共享平台,后分配给药店,而第三方平台对于医保基金花费、处方流转完全没有信息,亦无法获取收益。微医称其在山东打通在线医保支付更为完善。2020年4月,山东省医保局、济南市政府联合筹建,微医集团和济南高新控股集团发起共同成立山东省互联网医保大健康服务平台,不仅面向居民提供便捷服务,还面向包括医院在内的机构提供“拎包入住”式服务,具体由山东医保大健康集团负责运营。首批入驻的济南微医互联网医院,用时0.02秒能够调取患者三个月的历史用药信息。前述微医人士称:“数据互联互通在山东做得比较好,有国资参与也非常重要,像济高控股,包括全国和当地很多医疗医保信息化厂商。”他说,山东医保大健康平台除覆盖医保服务外,可作为平台吸引健康金融、保险等惠民大健康服务入驻,获得增值收入。公立医院“加码”随着“体制外”互联网医疗平台借疫情取得一定突破,公立医院上线互联网医院的数量也迅速增加。2019年以来,公立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进入高峰期。进入2020年,各地公立医院更是加快建设步伐,其中不乏老牌大三甲医院的身影,“体制内”选手能走多远?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数据,6月底全国互联网医院审批设立近600家,而半年前总量尚且不足300家。新一轮公立医院投身互联网医院热潮率先在上海开局。2月26日,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成为上海市首家获互联网医院牌照的公立医院。4月印发的《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显示,三年内要新增20家以上互联网医院,并设统一标准和互联互通,探索推动互联网诊疗复诊服务范围扩大到在医联体或专科联盟内的医院可跨院互认首诊病人。至5月底,上海已批准了23家互联网医院的牌照。北京公立医院也开始布局。今年北京卫健委才公布互联网医院试点,中日友好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等多家医院入列,但尚未颁发互联网医院牌照。5月11日,北京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雷海潮曾表示,2月以来,北京互联网医院发展非常快,数量已有29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师庆科则表示,现阶段开通互联网医院核心的作用是对医院医疗服务进行重组,实现资源和流程的整合,并提高运行效率。师庆科所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于2019年10月正式取得牌照。疫情期间,华西医院在原有互联网服务体系基础上,提供在线义诊咨询和心理咨询服务。2月28日,上线在线门诊专区,为常见病、慢性病复诊患者提供在线咨询、检验检查开具、电子处方开具、入院证开具、药品配送到家等服务。据介绍,目前华西医院在线门诊业务量可以达到每天1000—2000例。实际上,在头部医院中,像华西医院这样积极投入互联网医院建设的占极少数,绝大部分缺乏动力。“公立医院真正大力去推互联网医院的,不是第一梯队,而是以第二梯队为主”,有行业人士称,对于头部公立医院而言,建设互联网医院多为政绩工程:一方面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增加医院成本,另一方面收入并不会因此而明显提升。据其分析,线上收费主要包括两个场景,即诊疗和开药。在诊疗环节,国家医保局要求,不同级别的医务人员提供服务,互联网医院复诊挂号费均按普通门诊诊察类项目价格收费。据此,服务价格低,以上海为例,这一标准为25元。有一定知名度和水平的医生线下门诊费用远高于此。同时,继药品零加成之后,医院通过线上开药获利空间也不会增加。师庆科担忧,在收入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慢病管理和服务形式发生变化,医院如果兼顾配送环节,可能会引起考核指标之一“药占比”的上升。药占比是指药物费用占整体医疗费用的比例。更重要的是,前述行业人士介绍,线下服务中,检查等项目是医院盈利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医院的运行会减少患者到院次数,进而“互联网医院搞得越好,收入越少”。“线上复诊成功之日,就是收入快速下调之时。”他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马昕用“不如想象那么好”“赚不了多少钱”来形容本院互联网医院的实践情况。“医院真正有多少动力和想法做?医生有没有积极性投入?医院要投入多少资金?医院信息科能搭建多好的平台?”在一次交流会上,马昕反问道。他坦言,互联网医院目前只是正常门诊的一个延续,且投入和产出效率不一定有普通门诊高。不少行业人士表示,真正有意愿入局的反而是区域内第二梯队的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民营医院。因为“第一梯队”大型三甲医院借由医联体“跑马圈地”虹吸片区内的病人后,可分蛋糕所剩无几,其他医院急需通过互联网来打造新的竞争力。银川市是互联网医院较为集中的“试验田”,以打头阵的银川第一人民医院为例,它在宁夏综合排名第三,在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和自治区人民医院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现有格局下,互联网医院便提供了一个契机——既能增加品牌效应,又能增强获客能力。这对一些专科医院或“大专科小综合”的综合医院而言亦是同理。公立医院参与互联网医院有两种形式,即建立单体互联网医院和加入平台。在段涛看来,受制于医生资源的有限性,单体互联网医院很难做大,平台型互联网医院更能发挥规模优势。然而,势头强劲的公立医院多不愿意直接接入第三方平台,也难以与实力相当的医院“捆绑”在一起做。“这与医院定位和战略有关系”,师庆科表示,作为华西来讲,如果加入平台,意味着进入去中心化的系统之中,“但我们也可以做平台,整合医联体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探索”。他提到,华西也在尝试依托医联体建设,将互联网医院运行模式从2C转化为2C和2B并行的模式。不过,在段涛看来,疫情过后,各大三甲公立医院都借由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的东风,加紧扩张线下服务的规模,目前依然处于线下抢病人的阶段,线上吸收病人“这一块战场还没有真正开始”。红利有限以好大夫在线为代表,医保政策信号释放出来后,不少在线医疗为核心的互联网医疗企业虽然疫情期进展明显,但最终并未在各地迅速接通医保。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共审批设立互联网医院近600家。而据动脉网蛋壳研究院发布的《2020互联网医院报告》,截至6月30日,仅71家互联网医院在疫情期间接通医保,其中以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为主。背后原因在于,互联网医保服务原则性框架早在2019年8月就已明确,彼时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降本增效”是指导思想。不论公立医院还是互联网医疗企业开办的互联网医院,均受额度制约。监管层亦难免担忧,全部放开后,医疗消费将大幅增长,给疫情期更加紧张的医保基金带来更大压力。“我们对医保没有太大动作。”好大夫在线创始人王航说,互联网医疗企业到各地去建互联网医院,诉求主要是医保额度,但额度非常有限。“现阶段接通医保更多是‘概念’,接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额度,未来医保省级统筹做完后,公立医院和互联网医院额度如何分配,要看国家医保局的调度。”王航提到。王航称,目前政策允许线上复诊、远程会诊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其中远程会诊规模很小,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属于前瞻性探索,行业主要关注点在于线上复诊。但上述文件提出医保报销政策的关键点在于线上线下效果一致和降本增效,限制线上所有诊费按普通门诊收费,且从头到尾并未提到为互联网医疗服务提高医院医保报销额度。这与当下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基调密切相关。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速放缓叠加疫情冲击,且各类创新药、罕用药进入医保呼声趋高,全国医保基金总体吃紧。国家医保局成立后,所开展的基金监管、带量采购、支付方式改革等各项改革,核心目的均指向控费。“医保要支持互联网医疗,第一任务是降本增效,这是医保现在压倒一切的任务。”王航说。一名曾多次参与互联网医疗政策研讨会的人士说,医保局上述文件出台后,不少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意愿大幅降低。“限制了诊费,本来线下还可以收个专家号的诊费,线上变成平诊诊费,走最低档的,专家对线上就没兴趣了”。他说,每次开研讨会,公立医院主要诉求就是诊费太低,但并未得到医保部门支持。王航认为,目前医保局倾向线上报销的主场景是病情没有太大变化的复诊,“报销一个普通门诊的医事服务费就够了。诉求是不但不增加总额,还尽可能减少一些。”而年度医保报销额度分配主要集中在公立医院,第三方企业很难拿到或只能拿到很少额度。他以2017年好大夫在线在银川接入医保举例,“医保做了很大努力,最后只给网上问诊批复很少额度,很多患者还是选择自费。”多名行业人士指出,医保政策不会给互联网诊疗带来太大规模提升,互联网医疗支付真正的机会在于商保。陈白平说,互联网医疗可为商保提供疾病管理服务,帮助减少未来因病人出现并发症或者入院产生更多的医疗费用,商保同时也会给互联网医疗平台带来更多客流。他认为,商保有意愿通过提供线上医疗服务更好地服务会员,并吸引更多会员参保,目前多个商保也在合作或自建互联网医疗平台,但还需要能对接线下医药,提供更全面的服务。但目前好大夫在线与商保合作的产品销售规模也不大。王航称,整体中国商保在医疗健康险领域还在起步阶段,“现在卖售的产品多为重疾险,并没有太多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即使接通医保,也有许多现实困境。陈白平说,疫情期虽出台医保政策,但真正落地案例很少。现实中如技术层面移动支付如何对接医保完成认证、支付等各项流程,医保电子凭证尚未铺开,仍然很不方便,不乏有病患出现没走通流程放弃使用的情况。受制于医保资金管理模式,医保资金池能够给互联网医疗平台拿出的额度也会影响行业走向。对微医、平安好医生等在各地搭建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企业来说,未来走向仍需观察。前述微医人士称,互联网医疗平台在各地能否接通医保,与地方政府态度密切相关。数据壁垒尤其是历史就医行为的医疗、医保、药品数据互联互通,也制约着医保在线支付的完整性、便利性和有效监管。平安医保科技称,国家目前虽然鼓励互联网医疗体系建设,但各地方落地需要等待当地医保的政策细则开放,打开在线医保支付后的风险管控能力也有待提升,避免出现灰色产业链。有行业观察者认为,平台型互联网医院通过医保控费获取的结余取决于政府愿意分配的比例,且短期如果实行积极健康管理,不一定能实现医保控费结余,目前收益如微医主要还是以集采药品返利为主。赵衡认为,目前各地医保局药品集采杀价明显,第三方平台参与药品谈判的空间可能有限。羁绊重重行业仍然认为,疫情后,互联网医疗的上升空间有限。“整个政策松绑的程度还很有限,所以短期互联网医疗行业很难出现一个暴发式增长。”丁香园创始人、董事长李天天认为。“无论哪种模式,现在落地都有自己现实的问题。”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主任杨爱平提到。在专家们看来,互联网医院发展还处于牌照准入的初始阶段,“医生和患者端两头的信任都没有建立好”。中日友好医院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暨国家卫健委远程医疗管理与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卢清君列举了发展中的问题,涉及业务能力、医疗质量、数据权归属权、患者安全、物价、医保、商保,还涉及依托实体机构的功能定位和性质。他透露,会陆续出台互联网医院的管理细则和互联网医疗药品费用报销等管理办法。8月20日,银川卫健委发布全国首个互联网诊疗服务规范,明确不得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完全代替医师诊疗,不得将医师收入与药品金额挂钩。而在监管环节,无论对互联网医院本身,还是执业医师,抑或是对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主要都参照线下医疗机构执行,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出于医疗安全考虑,首诊限制一直备受关注。国家发改委和卫健委态度不一。接近官方态度的观点是,互联网医院发展前期,要特别强调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分阶段“根据技术慢慢探索”。另有专家认为,虽然不同医疗机构的网上诊疗风险存在差异,医生是否可以网上首诊依然应该由医生自己决定,而不是监管部门。医生若判断网上首诊风险过大,自然会要求患者线下首诊,如果监管层对此仍有顾虑,可以对医生的职称设一些门槛(如副主任医师以上)。王航表示,对待首诊问题要谨慎看待,区分科室、病种。具体哪些疾病适合线上首诊,要有由医疗专家来界定,比如简单的皮肤问题,“高清摄像头已足够辅助医生判断”,又如头疼,“可能有多种原因,必须要到线下医院检查”。但他表示,现阶段应该搁置争议,管好复诊。但卢清君坦言,目前互联网医院复诊占总诊疗量非常少,不到万分之一。监管滞后情况下,现实中互联网首诊已有擦边球行为,但是否放开仍无定数。现有互联网医疗发展空间有多大?“在解决所有难题后,互联网医疗服务范围仍在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领域,而真正适合互联网诊疗的病人预估在20%左右。”卢清君说。王航称,疫情期间互联网医疗扮演了基层医院的角色,这个新定位也让相关方更加明确了和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关系,即作为网上基层医疗机构的第三方平台,和三甲医院最终将建立专科疾病的转诊关系。眼下,互联网医院赛道的主体愈发多元,连锁药店、保险公司、民营医院等纷纷入局,拓展线上市场。“不管哪种互联网医院,首先要明确服务模式,到底是为了吸引病人,还是整合基层、形成同质化的医疗服务机构。”杨爱平表示。前述接近卫健委人士表示,互联网医院对互联网技术应用还处于初步阶段,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出现还需时日。更重要的是线上服务质量能否保障。王航称,互联网医疗要想真正实现大规模应用,一定是依靠质量提升,关键在于服务要有标准可依和支付到位。“服务做得好,大家就愿意埋单。”财新实习记者张淑娟对此文亦有贡献兰州病人兰州生物药厂泄漏致逾3000居民感染布鲁氏菌,一年过去了,他们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仍被病痛折磨,却始终无法确认自己有没有得病、该不该治疗,以及未来怎么办财新周刊封面 | 兰州病人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0年第36期 出版日期 2020年09月14日兰州生物药厂泄漏致逾3000居民感染布鲁氏菌,一年过去了,他们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仍被病痛折磨,却始终无法确认自己有没有得病、该不该治疗,以及未来怎么办《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王梦遥 杜偲偲 包志明 郭现中 陈亮 图|财新记者 郭现中兰州市城关区盐场北路,看起来跟所有城市的小街一样:500米长,双向单车道,北端是座小山包,坐落着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向南,住宅区、商铺挤在道路两侧;街道中段有一家兰州生物药厂,再往下又是密密麻麻的住宅楼,最后与双向四车道的盐场路交会。打水枪的孩子在街头奔跑,老头儿围成一圈簇拥着路边的棋摊,提着菜的路人伸头望一眼又汇入人流。临近下班时间,鸣笛声在街上回荡,落日西斜,黄澄澄的余晖染了整条街和周边十多个住宅小区。从东边黄河大桥吹来的干爽晚风刮过,似乎一天的疲惫都卸下了。然而,一年前发生的一次药厂泄漏事故,令一种叫布鲁氏菌病的传染病阴影,至今仍笼罩着这里居民的生活。2019年12月26日,甘肃省卫健委、省农业农村厅、兰州市政府联合通报了兰州兽研所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调查处置情况。经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和甘肃省、兰州市相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调查,2019年7月24日至8月20日,中牧股份兰州生物药厂在兽用布菌疫苗生产过程中使用过期消毒剂,致使生产发酵罐废气排放灭菌不彻底,携带含菌发酵液的废气形成含菌气溶胶,生产时段该区域主风向为东南风,导致位于下风向的兰州兽研所人体吸入或黏膜接触产生抗体阳性。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简称布病,是由布鲁氏菌属(Brucella)的细菌侵入机体,引起传染-变态反应性的人兽共患传染病,主要传染源来自患病的动物及其产品。人感染布病的主要途径为经皮肤黏膜直接接触感染,但经消化道引起的食源性感染和经呼吸道吸入被污染的飞沫、尘埃感染也时有发生,人群对布病普遍易感。在《传染病防治法》中,布病与艾滋病、狂犬病等同属乙类传染病。目前已知有60多种动物可作为布菌贮存宿主,其中羊、牛、猪是最常见的传染源,目前尚无确切证据证明布病会人际传播。布菌抗体阳性指的是布菌进入机体后激发人体免疫反应产生血清抗体,但如果没有临床症状表现,则仅为隐性感染者,不会被确诊为布病。布病的症状表现为反复持续的发热、多汗、乏力、肌肉和关节疼痛导致的运动障碍,以及肝脾及淋巴结肿大,男性患者可能伴有睾丸炎,女性患者可见卵巢炎,特别是妊娠期的孕妇可能会出现流产症状,急性期的患者还可能出现皮疹。临床分期包括急性期(病程在3个月以内)、亚急性期(病程在3—6个月以内)和慢性期(病程超过6个月)。布病虽然病死率不高,但一旦治疗不及时转为慢性,则会精神不振、全身无力且关节肌肉疼痛,也可能长期处于发烧状态,患者大都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工作,严重丧失劳动能力,甚至导致残疾,俗称“懒汉病”。作为中国资格最为悠久的兽用疫苗生产厂之一,前身可追溯至1934年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的兰州生物药厂,是央企上市企业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195.SH ,中牧股份)的分公司,也是国家农业农村部重大动物疫病疫苗定点生产企业。上述调查通报称,此次药厂持续近一个月的操作失误导致的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是“一次意外的偶发事件”,是“短时间内出现的一次暴露”。通报公布了一组数字:截至2019年12月25日16时,兰州兽研所学生和职工血清布鲁氏菌抗体初筛检测累计671份,实验室复核检测确认抗体阳性人员累计181例。抗体阳性人员除一名出现临床症状外,其余均无临床症状、无发病。另外,兰州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工中也陆续检出抗体阳性,共检测3365人次,检出布鲁氏菌抗体阳性22人,经流行病学调查,其中有6人曾于7月份在兰州兽研所有过活动,其余检出阳性人员符合兰州市城关区布鲁氏菌病流行趋势。几天后,甘肃省卫健委指定兰州11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作为定点医院,接受药厂周边居民免费检测、咨询和治疗。但除了上述兰州兽研所和兰州大学合计203名抗体阳性人员及1名出现临床症状的抗体阳性人员,其后官方未再公布此次事件造成的布菌抗体阳性感染人数,也未公布是否有人被确诊布病。而根据财新记者2019年12月—2020年1月、2020年5月—7月在兰州的实地调查,当地抗体检测后累计发现的感染者已十数倍于此。财新记者获悉,截至2020年2月底,兰州对附近2万市民进行的检测结果显示,初筛布菌抗体阳性的感染者约5000人,后经省卫健疾控部门组织复核,确认阳性感染者超过3000人。这其中,兰州生物药厂职工有8人,兰州兽研所和兰州大学的学生及教职员工合计在240人左右。真正的大头还不在最初引人注目的这两个单位,而是在周边盐场堡社区密集的居民楼里,至少2500—3000名市民在不知不觉中被药厂废气中的含菌气溶胶感染。在盐场堡之外,还有上百居民也确认是阳性感染者——尚未看到流行病学调查结论显示他们是因为曾到访药厂周边地区,还是被污染的含菌气溶胶飘散到更远的地区。在2019年12月26日和2020年1月14日甘肃省卫健委、农业农村厅及兰州市政府的两次官方联合通报中均表示,此次泄漏的小剂量、弱毒性兽用布菌疫苗菌株进入人体后,3—6个月就会衰减,不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危害;事件中检出的布菌抗体阳性人员,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未发现有布病明显临床症状的,无需治疗,个别出现轻微症状的,规范治疗,预后良好。通报还试图给阳性感染者吃“定心丸”:人体内存在布菌抗体,对健康无影响,反而具有抗布菌感染的保护作用。然而,财新记者今年6月走访盐场堡时采访了超过40位布菌抗体阳性人员,从去年八九月份至今,有近20人先后反复出现比较明显的发热、肌肉关节疼痛、乏力、皮疹甚至睾丸炎等与布病相似的症状。因为新冠疫情耽搁就医、布病确诊有其固有难度等原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未被确诊——事实上,这些阳性感染者中,仅有2人被确诊为布病,大多数人只拿到一张“双阳”的检测单,或者在兰州当地医院就诊时的开药记录,以及医生为排除其他疾病开具的化验单,少数得以住院的感染者,病历上写的也是发烧、关节痛等外在症状。事件发生后的2020年1月14日,甘肃省卫健委官网透露,兰州生物药厂布病疫苗生产车间已于2019年12月7日关停,布病疫苗生产许可已于2020年1月13日被撤销,同时已报请农业农村部尽快批复撤销其布病疫苗产品批准文号。1月15日晚间,农业农村部公告称,鉴于该厂布鲁氏菌病活疫苗生产过程违反有关规定,已依法撤销其两种布病活疫苗(A19株、S2株)产品批准文号。同时由于该厂“细菌活疫苗、细菌灭活疫苗、细胞毒活疫苗”生产许可被撤销,其猪丹毒活疫苗(G4T10株)等7个兽药产品批准文号也被注销。甘肃省卫健委该通报还称,经与兰州生物药厂上级主管单位中牧集团沟通确认已启动兰州生物药厂所有疫苗车间搬迁工作,在年内完成出城入园,并“协调其上级主管部门启动问责追责工作”。2月4日,中牧股份在官网发布致歉信并公布内部惩处情况:给予兰州生物药厂厂长、分管生产的副厂长等8名责任人党纪和行政处分。未见有人承担法律责任。7月16日起,盐场堡社区的布菌抗体阳性居民陆续接到社区通知,前往指定的兰州市肺科医院进行复查。这也是盐场堡居民自2019年底、2020年初集中检测半年多后官方组织的首次复查。按照此前官方说法,布菌抗体阳性反应一般在感染的3—6个月达到高峰值,6个月后抗体开始衰减,1年后一般不易再检出。复查从7月16日一直持续到8月上旬,数位前去复查的盐场堡居民称,每天的检测人数基本在一二百人左右,他们共抽三管血,检查内容包括布菌及肝肾功能。一位7月18日复查的盐场堡居民告诉财新记者,自己上午10点左右到医院,排队到11点多才抽血,当时拿到的号牌是190多号。截至记者发稿,最早一批复查的居民仍未收到检测结果。此次复查后,他们也很可能不会看到自己的检测报告单。复查时肺科医院专门在大厅前立了告知牌:本次复核结果由专门机构与您本人联系,您不再到医院取结果。一位居民表示,她7月19日曾去肺科医院询问复查结果,医院告知检测单已被盐场堡社区统一收走,社区则告知她复查报告已被省疾控部门收走,他们并不知道结果。盐场堡居民对这一做法感到疑惑。而这显然不是此次泄漏事故中惟一让他们不解的事情。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何时被感染的、有没有得布病、该不该治疗,以及如果布菌一直潜藏在体内,他们该怎么办?布病显现人们意识到布菌在兰州传播,最初是因为一个乌龙。2019年11月29日是个星期五。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的学生陈丽薇从校外参加活动回来,师姐告诉了她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有人查出了布病,可能是小鼠的问题”。成立于1957年的兰州兽研所是国内专门从事预防兽医学研究的著名科研单位,也是全国惟一的口蹄疫科学研究、诊断和咨询中心,下设口蹄疫病、家畜寄生虫病、家畜传染病、人兽共患病和禽病等研究室,以及家畜疫病病原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口蹄疫参考实验室等七个依托于该所的国家、部委重点实验室及检测中心。根据当时学生们汇总的消息,兰州兽研所里有课题组于11月中旬进行转基因小鼠实验,发现所里的小白鼠不下崽,检测后发现小白鼠感染了布鲁氏杆菌,之后两名参与实验的学生布菌血清学检测也呈抗体阳性,此后更多人去医院检测,阳性人数持续增加。朱志和妻子周兴手持化验单。夫妻二人和女儿的布鲁氏菌检查结果均呈阳性。刚好那段时间陈丽薇所在的实验室也在做小鼠相关实验,实验室的同学一商量,也准备去医院检查。当时消息已经在学校传开,陈丽薇说,“我们老师说先去查,如果有问题再说”。隔了一个周末,12月2日,陈丽薇和同学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抽血,两天后收到检测报告,虎红玻片凝集试验和试管凝集试验皆为阳性,且试管凝集试验滴度是1∶400。陈丽薇所在的科研团队不大,有一二十人,据她说检测的人中有5个呈布菌抗体阳性。财新记者了解到,兰州兽研所里有学生检测出来的滴度更高,1∶800甚至1∶1600。按照国家卫健委2019年发布的《布鲁氏菌病诊断》,针对抗体进行的虎红玻片凝集和试管凝集试验检测为“双阳”,且后者滴度在1∶100以上或者1∶50持续一年以上仍有症状,加之有流行病学史和临床症状,即可确诊为布病;如果缺乏临床症状,则为隐性感染病例。12月5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兰州兽研所有人感染布病一事首次被捅破。6日傍晚,兰州兽研所微信公众号对疑似布菌感染事件处置情况进行首次通报,称11月28日—29日该所口蹄疫防控技术团队先后报告有4名学生布鲁氏菌病血清学阳性。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人陪同学生前往医院诊治,同时关闭相关实验室并开展调查。截至彼时,共检测263人份,经甘肃省疾控中心确认呈现血清学阳性65人。阳性人员中个别人员自感有身体不适现象,其余人员未出现明显临床症状。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市卫健委成立联合工作组到兰州兽医研究所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协调诊断治疗。12月7日,兰州兽研所报告的阳性数增至96人。12月10日,黑龙江卫健委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发现了13名布菌抗体阳性者,其中布病确诊病例1例、疑似2例、隐性感染10例。流调显示,这13人均来自兰州兽研所,当年8月份在兰州兽研所实验室有短期动物接触研究工作。到12月26日甘肃省卫健委等发布调查通报时,兰州兽研所总计确认阳性人员增至181人,之后官方未再更新数字。不过,在今年6月的采访中,财新记者从数位兰州兽研所学生和老师处获悉,兰州兽研所最终的感染人数超过210人。此前中国也发生过大学里因实验操作不当引发布鲁氏杆菌感染的情况。2010年,位于哈尔滨的东北农业大学28名师生因为“羊活体解剖学实验”而感染布鲁氏杆菌病,2011年确诊。据媒体报道,由于用于实验的羊已染病,而实验消毒、防疫措施不完善,病羊被五个班级的学生反复使用。因为怀疑此次是所内感染,兰州兽研所立即停止了所有动物实验,封闭相关实验室、实验动物舍,对所里的动物、环境、实验室里的菌种、生物安全等进行大面积排查。在兰州兽研所工作了30多年的白嘉文回忆,“所里面从上到下都很紧张,封了实验室,全所大检查,垃圾桶、水房都查。”兰州兽研所也检测出布菌抗体阳性的老师赵高明告诉财新记者,所里有人查出感染布菌后,“折腾了一个月,啥工作都没开展,有学生吓得跑回家去了。老师天天配合提供调查材料,团队里的负责老师每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睡觉,第二天早上8点又到所里来,这种状态持续了十几天”。白嘉文当时自掏腰包给学生检查,花了几千块钱。“高度紧张,晚上睡不着,学生有病了以后我怎么跟他父母交代?这些孩子很多都是独生子女,而且当时还不知道是谁的错。”恐慌也在学生中蔓延。多位学生回忆,从查出有学生抗体阳性开始,从北京、兰州来的专家、医生轮番上阵进行“科普”,他们均表示,没有症状就不用吃药,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学生们仍然领到了学校发的一些治疗布病的药物。随着时间推移,服药和未服药的学生们自觉身体没有太多不适,心头的大石暂落。陈丽薇等人告诉财新记者,据他们了解,在兰州兽研所的感染者中,有一名外国学生反应强烈,症状明显。白嘉文的团队中也有一个学生检测出抗体阳性,但她感到纳闷:这个学生没到过动物场,怎么就感染了?另外,兰州兽研所一些没做过动物实验的学生甚至行政人员也被感染。直到12月26日甘肃省卫健委等发布官方通报,兽研所的师生们才恍然大悟——问题出在“邻居”兰州生物药厂。兰州兽研所位于兰州市城关区盐场堡徐家坪1号,它所处地势较高,向南下坡走200多米就是生物药厂。有抗体检测滴度明显高于他人的兰州兽研所学生告诉财新记者,自己滴度更高,一方面可能与自身免疫力有关,另外他们租住在兰州兽研所下面的小区,离药厂更近。“沦陷”的社区盐场堡位于兰州市城关区黄河北岸,背山临河,黄河环绕东南两面,当地有“先有盐场堡后有兰州城”的说法。一位兰州兽研所的专家表示,兰州兽研所上世纪50年代建立时,盐场堡地区一片空旷,但经过多年发展,周边已经布满了住宅区。记者看到,在兰州兽研所和生物药厂附近方圆一公里有十余个小区,药厂正门以西与绿莹花园小区隔街相对;东南侧是水岸华庭、天添幸福港、药厂家属院、黄河丽景苑,西南侧是盐场堡村、盐场堡新区、上川嘉园、陇能家园,往北是水岸丽景与兰州兽研所家属院。甘肃官方在2019年12月26日的通报中声明,生物药厂周边居民可自愿到医疗机构进行相关免费咨询、检测和治疗。次日,盐场堡社区居委会在周边社区张贴通知称,省市卫健部门共同研究确定了兰大一院等11家医院为布鲁氏菌抗体检测、咨询定点医院,有意愿的居民可于12月28日至1月1日携带身份证和户口本前往定点医院免费检测、咨询。一位兰大一院传染科的医生说,元旦前医生群里发了各种关于布病培训的通知,有不少医生为此还放弃了元旦休假。在官方组织的首次免费检测中,还有医院临时上阵。一家列入定点医院的中医院医务部工作人员称,他们极少做布病检测,医院只能做虎红玻片凝集试验初筛,试管凝集试验则要送到疾控中心去做。这位工作人员还提到,元旦前后的这轮布病检测中,其所在医院检测的人数不多,“好像200多例,兰大一院要多得多”。兰大一院的传染科是甘肃省级综合医院中惟一集科研、临床、教学于一体的省重点学科,同时设有甘肃省内惟一的传染病研究所。家住天添幸福港的高虹在12月29日得知布病检测的消息,当天就和全家人去了兰大一院。高虹年过四十,2019年9月她和儿子开始发高烧,一周后儿子的烧退了,但膝盖一直疼。高虹则前前后后烧了18天,吃感冒药不见好,9月20日后又添新症状,“小腿肿得比平日粗了快一倍,全身关节也开始疼”。从9月到12月,高虹辗转数家医院治疗关节问题。她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住过两次院,均被诊断为“全身性骨关节炎”。第一次住院期间,“两个髋关节疼得都翻不了身,晚上连走到厕所都困难”。第二次住院期间又做了各项检查,花了5437.2元,然后直到出院,关节疼的症状依然没好转。她又去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检查,四次问诊下来,风湿骨病科医生判断她可能是风湿性关节炎,前前后后开了上千元的药,高虹用后仍然没有好转。2020年1月5日,高虹拿到了布菌抗体检测报告单,她的检测结果为“双阳”,滴度为1∶400;儿子也“中招”了,滴度为1∶200;丈夫情况稍好,滴度是1∶50。看到这一结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向她道歉,认为她有可能是布病被误诊成了风湿性关节炎,“他还说不好意思,城市里很少有这个病,当时没往这个方向查”。高虹检查前后,布病的消息在各小区的微信群里传开了,小区居民开始成规模到医院检查。“当时的队伍长得看不到头。”一位盐场堡居民告诉财新记者,她的婆婆到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检测,早晨6点多去医院,排了2个多小时才检测上,前后乌央乌央都是人。还有一位盐场堡村住户称,自己当时去医院看到人太多,没有检测就直接回家了。兰州市二院的信息显示,2019年12月28日至2020年1月1日,该院共有1274人进行了布菌抗体检测。仅元旦当天,兰州市二院就为329人做了布菌抗体检测,兰州市肺科医院也有近200人检测,当天到11家医院进行检测的市民有千余人。2020年1月,张涛和怀孕中的妻子对布菌感染这个事实手足无措。他们参加过马拉松,一直自信身体很好,无法想象陌生的布病会感染自己。此时妻子已经怀孕三个月,咨询的多家医院说法不一,他们最后还是没舍得流掉,最近应该要生产了。2020年1月,李原在盐场堡家中看护着两个女儿玩耍。父女三人都是阳性,除了气愤,他更忧心孩子的未来,可是没人给他一个准确的说法,包括他在药厂的同学,都是说“没事,就像打了一针疫苗”。可是两个月后,他的同学忽然打来电话,“我也是阳性了,哎呀,还是早点去治吧”。孙静和七个月大的孩子欣欣玩耍。夫妻俩已经感染,“孩子太小,还没有去检测,也不敢去检测,万一是了可咋办”。根据甘肃省卫健委等2019年12月26日通报中的“相关问题解答”,由于7月—8月份兰州市主风力为东南风,风力2级—3级,兰州生物药厂排放含菌废气形成的气溶胶,通过空气飘散距离有限,人暴露的剂量也很低,“从调查情况分析,不会出现大量抗体阳性人员”。但实际检测结果比这一预估要严重很多。甘肃官方至今未公开披露布菌检测抗体阳性数字。财新记者获悉,截至2020年2月底,对周边约2万名兰州市民进行的血清检测结果显示,布菌抗体阳性约5000人,经省卫健疾控部门组织复核后,确认阳性超过3000人,其中兰州兽研所213人、兰州大学27人、兰州生物药厂8人,盐场堡周边居民2500人—3000人,另外还有150多名盐场堡以外居民也确认阳性。记者采访的40余位居住在盐场堡的抗体阳性感染者,从几岁小儿到青壮年再到老人都有,有的家庭全家老少均呈抗体阳性,也有家庭仅个别成员感染,情况不一而足。数位受访的抗体阳性感染者告诉财新记者,检测结果出来后,小区里感染者成立了布病群,必须提交检测报告才能入群。“光一个群就400多人,很多家庭都是好几个人感染,但可能只有一个人在群里,这样算下来就有多少人了?而且自己在小区里随便一问就有人抗体阳性。”一位家住水岸丽景的居民说。多位被感染的居民称,他们曾因在布病群里发表的言论被辖区盐场路派出所约谈,还有人写过保证书。在此过程中,他们了解到距药厂两三百米的盐场路派出所里也有人员感染。感染居民刘明告诉财新记者,自己被约谈时,一个协警称自己的滴度是1∶200,“把我带出去时他指着荣誉墙说,那里一半的人都得了。”盐场堡的居民被笼罩在布病威胁下,在盐场堡街道上打扫卫生的环卫女工刘桦也未能幸免。她在环卫队工作三年,每个月领2300元工资,晚上住在离生物药厂不远的盐场堡城中村。刘桦没看到社区张贴的免费检测通知,12月底她从组长口中第一次听说布病检测的事,十多天后,她和同事一起做了检测。1月17日拿到报告:抗体“双阳”,滴度是1∶200。刘桦压根没料到自己会感染,她年纪轻轻,平时身体没什么毛病。也是巧合,兰州的七八月是落树叶子的时节,生物药厂门前叶子多,组里特意把原本负责另一条街道的刘桦调过来扫树叶。后来知道生物药厂泄漏就发生在七八月间,刘桦气得没脾气了,“那就是往枪口子上撞”。刘桦告诉财新记者,她所在的清洁组有23个人,其中6人检测的滴度在1∶100以上,“这是查了的,还有很多人没查。”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刘桦写下了另外受感染的5人名单,这些名字得到了刘桦另一名同事的印证。刘桦暂住的城中村就叫盐场堡村,在药厂西南300多米处,这里的房子排列整齐,每排分成若干栋。年近花甲的曹先生原本是村里人,如今已搬上附近盐场堡新区的楼房。他告诉财新记者,开会时曾听社区的人提到,盐场堡村的常住人口大概有4000人,外来租户人数更多。外来人口流动性大,且与社区联系不多,这里因此成了布病检测的“盲区”。6月份记者在城中村随机走访了十余户人家,仅有一户本村居民在1月24日做了布病检测,一家三口中女人和孩子为阴性,丈夫是阳性,滴度为1∶50。城中村的外地租户对布病一事大多不甚在意,他们中有多少感染尚不得而知。一名江苏男子携家带口在兰州做装修生意,他说关于布病的消息自己都是从网上看到的,没有人通知他们检测,他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检测。另一个租户则是从朋友处得知布病的事情,一直没去检测。他自称每天上班忙得很,早出晚归。“检测出来有啥用,不知道最好。”这个小伙子笑着说。仅一人发病?布鲁氏杆菌由英国军医Bruce于1887年在患马耳他热而致死的英国士兵脾脏中首次分离,中国从1980年开始开展布鲁氏菌病主动监测,2005年纳入全国重点传染病监测工作。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5年—2016年年度布病监测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31个省份均报告有疫情分布,2014年全国布病疫情报告历史最多,人间新发布病57222例,发病率为4.22/10万。该报告显示,目前布病疫情还是相对集中于内蒙古及其毗邻省份,2015年后发病数有所下降,但发病率仍处在高位。专家指出其主要原因是传染源的持续存在,发现的病畜由于没有补偿经费或标准低而不能处理,并且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使牲畜交易频繁,流动性大,易造成传染源的播散。对远离牧区、基本从未听说过布病的兰州盐场堡社区居民来说,检测单像一记闷棍,很多人由此注意到了自己身体的不适,却少有人得到确诊,更拿不准该如何治疗。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和《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规范》,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卫生检疫机构执行职务的医务人员发现疑似、临床诊断或实验室确诊的布病病例,都应在诊断后12小时内填写报告卡进行网络直报。甘肃省卫健委官网的信息显示,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的七个月,甘肃省布病发病数分别为198例、128例、71例、154例、205例、243例、354例。就往年发病数来看,甘肃每月布病发病数基本稳定在100—200例,与往年同期相比,今年4月—6月的布病发病数有明显增长。然而,据财新记者走访了解,中牧生物药厂附近的兰州兽研所学生与盐场堡居民进行布病检查集中在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但这两个月卫健委通报的布病发病数相较于往年并没有明显变化。刘明2017年买下盐场堡的房子,2019年10月才正式搬来居住,此前一个月顶多住两三次,却也感染上了布菌。“我抽烟,窗子一直开着,正对着的就是药厂,可能就是这个时候感染上的吧。”他现在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一直觉得困乏。王劲年过六十,退休职工,家庭条件优渥,热爱自驾游,身体硬朗,每年单位体检结果都显示挺健康。1月初,检查结果出来为双阳性。柳霞和儿子均为阳性。1月后,儿子喊腿疼、胳膊疼,她觉得可能是缺钙或者最近太累了。“医院说这个病没事,不会人传人,但我们害怕孩子到学校说,会被其他同学歧视。”柳霞感染后疲乏较重,看着儿子写作业,不知不觉倒在沙发上睡着了。从官方数次通报看,兰州生物药厂泄漏事故对居民健康影响似乎不严重。2019年12月26日甘肃省卫健委等的通报称,截至12月25日16时,兰州兽研所学生和职工的复核检测确认抗体阳性人员累计181例,“除一名出现临床症状外,其余均无临床症状、无发病”。通报后附的“相关问题解答”也表示,布菌疫苗为弱毒活疫苗,小剂量兽用布菌疫苗菌株进入人体后,3—6个月就会衰减,不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危害,一般无症状者,无需治疗,个别出现轻微症状,规范治疗,预后良好。有感染者提供的录音资料显示,2020年1月16日由盐场堡社区安排的一次专家讲座上,全程参与此次事件处置的兰大一院传染科主任毛小荣向居民们透露,到当时为止,仅有一名兰州兽研所的阿拉伯留学生发病,而他“机体的免疫系统和我们不太一样”,除此之外,“我们虽然还接触过相当多的布菌抗体阳性,但没有一个人是病人,他们也说自己有症状,比如关节疼、腰腿疼,但我们分析跟这个感染目前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引起关节疼、腰腿疼和短期发热的原因有很多。”6月下旬,财新记者在兰大一院再次向毛小荣询问发病情况时,她仍然表示,“病人的情况都很轻,他们是情绪有问题,真还没有重病患者,但他们就自己感觉很严重,客观指标又挺轻的。”不过她又表示,医生们是分片区看病,每个片区有指定的医院和医生组,她并不掌握全面情况。当记者追问她看诊的病人中是否有确诊病患时,她说:“我不记得了,因为我看的病人实在是太多了。”与仅有一例确诊布病患者的说法相矛盾,一位甘肃省二院医生透露,年前他们已收治一批盐场堡的居民,有100多人,“都是症状相对严重的患者”——但这些来自盐场堡的不幸者,严格说来大部分只是布菌感染者,并未被确认为布病患者。赵仁君的家在幸福港,打开窗户,下面就是药厂。现在一家三口都是阳性,他们再也不敢在这里居住,搬到了很远的地方。萧芳抱着9岁的儿子面色凝重。儿子是阳性,1∶200++,他并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病,可是脸上还是露出了这个年龄不该有的忧虑,“我们到底会受什么样的影响,该怎么治疗,这里的土壤空气里还有没有病菌了,啥都没有人说”。这一方面是因为布病诊断有难度,且今年1月后又逢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死不了人”的布病难免被暂时搁置;另一方面,多名感染者认为,医生对于确诊布病的态度并不积极,他们咨询时总被告知,只要没症状就不是布病,只是隐性无症状感染者,无须治疗或吃药;即使有症状,医生也会首先考虑其他病症。“他们就是不让往布病上靠。”一位盐场堡居民说。在政府及医院的答复中,总绕不过一个词——临床症状,它是确诊布病的重要考量因素。根据2019年7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实行的新版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布鲁氏菌诊断》,布病疑似病例需有流行病学史,且有临床表现(出现持续数日乃至数周的发热、多汗、乏力、肌肉和关节疼痛等,部分患者淋巴结、肝、脾和睾丸肿大,少数患者可能出现皮疹和黄疸、急慢性期患者可以表现为骨关节系统损害);符合疑似病例定义并实验室初筛阳性的为临床诊断病例;符合疑似病例或临床诊断病例定义并经实验室确诊的为确诊病例;如果有流行病学史,符合实验室确诊标准,但无临床表现,则为隐性感染病例。兰州采用的是以虎红平板凝集试验作为实验室初筛检查方法,以试管凝集试验作为实验室确诊检查方法(试管凝集试验滴度为1∶100++及以上,或患者病程持续一年以上且仍有临床症状者滴度为1∶50++及以上)。在财新记者接触的40多位布菌抗体阳性感染者中,绝大多数人仅收到这样一份写有两项实验室检查结果的检测单,尽管有近20人自述有明显的关节疼痛或发烧表现,两项实验室检查结果均呈阳性,从而符合实验室确诊标准,但由于没有医生给出的符合临床表现的诊断,经历了坎坷的寻医历程后,他们仍不是确诊的布病病人。在盐场堡工作、居住的苗筝是其中少数获得确诊的。她的住院单上写了是布病,保险赔付单上也明确写了布病。苗筝自述从去年八九月份起开始持续发热,吃药也不见好,此后又出现腿疼、胸闷、鼻炎、咽炎等症状,直到兽研所学生感染一事曝光,她去检查后才发现自己感染的是布病。时至今日,苗筝仍有腿疼、咽炎等诸多不适,活动腿脚时膝关节“嗒嗒”作响。“这就是积液的声音。”苗筝说。2019年12月底,苗筝获准住院治疗。据她回忆,当时有五六名兰州兽研所的学生住院,他们的主要症状也是腿疼,但未像她那样严重,她听说中医院也住了几个兰州兽研所学生。高虹是财新记者接触到的另一位获得确诊的布病病人。从查出布菌抗体阳性到确诊布病,她花了两个多月。高虹是1月5日拿到布病抗体阳性且滴度为1∶400检测结果的,但兰州市肺科医院的医生告诉她,还需要观察一周再决定能否确诊并收治入院。根据医生的指示,高虹每天记录身上疼痛的部位,一周后她再次到肺科医院,医生仍不愿为她确诊和安排住院。当时她的白细胞指数仅为2.0,远低于正常水平(参考范围为4—10)。高虹担心医生因治疗风险而推托,找到肺科医院的领导说明情况,这才得以住院。1月21日早上,她在肺科医院办理住院,住院单上登记为“发热”。但当天下午,肺科医院被确定为兰州市的新冠肺炎收治定点医院,将普通住院病人全部清退,高虹也不得不开药后居家治疗。3月2日,高虹吃药的第一个疗程即将结束,她前往甘肃省二院和非布病定点医院的解放军兰州总医院安宁分院继续开药治疗。这次就诊,高虹才得到明确诊断,解放军兰州总医院安宁分院处方笺诊断处写明她患有“布鲁氏菌病、布病性关节炎”,甘肃省二院则诊断她患有“慢性布菌病”。其他自觉有症状的“双阳”居民都没有如此幸运。在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班的王依依从2019年9月开始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疼,一边疼一边发烧,晚上烧得我得拿毛巾敷着”。她以为是感冒,便买了一些感冒药和抗病毒药品,“过两天好了,过两天又犯了,断断续续烧了一个月”。到12月,她开始觉得全身乏力。12月末,她在兰州市二院做了第一次抽血检测,结果滴度为1∶50;十天后她第二次抽血化验,滴度升高到1∶400。拿着自己的检测报告单,她在一次盐场堡社区组织的专家会上找到来宣讲的兰州市肺科医院领导,对方建议去肺科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而等她到了肺科医院的布病专科,医生在了解大致情况后说,“你要吃药就吃药,就签单子(知情同意书)”。医生的态度让她感到不安,“一会儿说我不是布病病人,一会儿又说填单子,啥都没检查就把单子摆上了”。不愿不明不白地用药,她拒绝签字,医生见状安排她做抽血检测。这已是她一个月内第三次进行抗体检测。等待检查结果期间,她提出住院,想在有医学观察的情况下用药治疗,医生同意了。但几天后武汉“封城”,新冠疫情陡然严峻。“医院说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这个病就放在一边了,现在也没时间给你们住院或者看病。”王依依说,一个月后医院告诉她第三次检测结果,滴度仍是1∶400。然而,受新冠疫情影响,她没能去医院问诊和开药,病情就拖了下来,之前是腿关节疼,现在换成了脚腕疼,腕部已变形肿大。在财新记者接触的自述有比较明显临床症状的约20名感染者中,像王依依这样没能获得确诊的占大多数。正当而立之年的杜伟一米七出头,是个身体壮实的西北人,按他的话说,“从小学到工作,撑死了发烧过四五次”。2019年12月中旬开始,杜伟感觉后背脊柱发疼,“每天凌晨四五点都能疼醒”,医生诊断是骨关节炎,他吃了一周药后疼痛缓解,但又开始发烧,身上还起了红疹子。当时医生以为是过敏,给他输了抗生素和增加免疫力的营养液,治疗一周后他仍有低烧,又吃了一周中药才把烧降下去。2019年12月底,他听说布病一事后拉着妻子做了检测,结果夫妻俩都是“双阳”,滴度为1∶400。据杜伟转述,医生告诉他,如果是布病引起的症状,当初服用非布病治疗药物根本好不了,而杜伟在接受过其他治疗后情况已有好转,说明他的症状还是其他疾病引起的。杜伟还听医生说,这次药厂泄漏导致的感染就像给人免费打了一针疫苗,他因此没有治疗——官方1月14日的通报中确实表示,人体内布菌抗体存在对健康无影响,反而具有抗布菌感染的保护作用。直到今年6月,杜伟再次发烧且手指和脚趾关节疼,才开始辗转多家医院的多个科室排查。在查验了风湿、关节炎及痛风后,最终医生认为,他目前的症状不是典型的布病症状,手指和脚趾疼可能是痛风所致(杜伟的尿酸值较高),因此不能诊断为布病,但也无法完全排除患布病的可能,需要继续观察。根据《布鲁氏菌诊断》,布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比较复杂,其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很难以某一种症状来确定诊断,对布鲁氏菌病的诊断,需要结合病人流行病学接触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等情况综合判断。在鉴别诊断方面,主要应与风湿热、伤寒、副伤寒、结核病、风湿性关节炎、脊柱炎、脑膜炎、睾丸炎等疾病鉴别诊断。一家全国知名三甲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告诉财新记者,客观来看,不典型布病的临床症状如发热、关节肿疼容易误诊,但有流行病学史,以及典型的临床症状,结合实验室检测抗体双阳性或者细菌培养阳性,临床上就可以确诊为布病。他介绍,区别于普通感冒等引起的发热,布病的发烧有一些规律,如长期发热,间隔一段时间再发热等,“布病引起的发热,使用普通抗生素没有明显效果。有时候布病发热一阵,缓解一阵,并不是布病好了,而是和布菌的繁殖特性有关系”。关节疼痛也可能是风湿性关节炎等引起的,但要和布病区分也不算难。他提到,风湿性关节炎本身可以通过一些抗体和影像学检测检查出来,症状方面,风湿性关节炎的突出症状是关节痛,发热是次要的,甚至有些风湿病人不发热,以单纯的关节痛为主;而布病的主要症状是发热,伴随着关节疼痛和变形。布病的关节疼痛与痛风也有区别,痛风是尿酸增高和沉积引起的,发热的比较少,其关节疼痛主要发生在小关节;布病首发症状以发热多见,关节损伤以大关节如腰椎、膝关节多见。河北省一家三甲医院感染科每年都会接诊20例左右的布病病人,这些病人主要生活、工作在牧区,由于接触患病的猪、牛、羊或者带病菌的乳制品所致。该感染科主任亦对财新记者表示,诊断布病并不是很困难,抗体检测中试管凝集试验滴度越高,诊断的价值也越高,也有极少数人虽然有临床症状,但抗体检测并不是明显的阳性,或者血液中无法培养分离出布鲁氏菌。“在症状高度可疑但诊断依据不是特别充足的情况下,医生可以采取治疗性诊断,比如使用治疗布病的多西环素,如果病人的症状很快减轻了,那么在临床上也可以诊断。”一位甘肃省内传染病专家也表示,布病确诊要依靠排除法,风湿、类风湿、结核、痛风等都是引起关节疼痛的常见病,如果病人自述关节疼痛,“应该都做一下检查,看看有没有外伤,还有人有骨质疏松,也会引起疼痛。”但某些时候,有其他病症并不能完全排除存在布病的可能。上述传染病专家称,此前接诊的一个病人经过排查发现除了布病也有别的感染,这种情况下就要联合治疗。以杜伟的情况为例,这位专家称,在尿酸高的情况下要先降尿酸,降下来再看关节疼的症状有没有缓解,如果缓解了,则偏重于是痛风引起的;如果症状仍在,则要继续考虑布病。记者向甘肃省二院感染科的医生咨询确诊证明一事时,对方表示,“只要我们同意来住院,这对我们来说就算确定了,我们不会给病人单独开一个确诊单。”治还是不治?虽然没有获得确诊,许多自觉有症状的感染者表示,咨询时医生会介绍后续治疗风险,最终是否治疗,需由患者自主选择并承担责任——医院开出的两种药对肝功能有损害。“产生抗体不意味着你就是病人,如果只是抗体阳性,没有典型的临床表现,那我们不建议治疗;有些人就想治一下,而且有症状,我们也不能十足地判断你这个不舒服和这个病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也可以给予治疗,也是用利福平和多西环素两种药,但要签知情同意书。”在盐场堡社区宣讲会上,毛小荣曾这样介绍目前的医疗政策。1月14日甘肃省卫健委网站发布的官方通报中也表示,对检测出的抗体阳性人员,分类科学施治。“对出现布病临床症状的,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提供及时、规范、有效治疗;对没有临床症状、但本人坚持要求治疗的,在其知情、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给予科学规范的对症治疗;对没有临床症状、本人也未提出治疗要求的,逐人建立健康档案,确定专人定期随访观察,定期免费检测,长期跟踪监测,直到完全安全为止”。根据一份患者提供的《兰州市肺科医院抗布鲁氏菌治疗知情同意书》,“隐性感染者是否需要治疗目前尚无循证医学证据。”该同意书提示,用药可能会造成诸多医疗风险,如对心、肺、肝、肾等重要脏器造成毒性损害、引起消化道反应、血液系统损害、过敏反应、神经系统损害、二重感染等。“若同意应用药物治疗并愿意承担相应风险”,则可签字确认。“我们好端端的,药厂给我们放了一个毒,吃药的后果还要我们自己承担?”对于签署同意书,有居民表示疑问。考虑到药物可能损伤身体,且治疗需要自主担责,一些阳性感染者选择退却,不愿签字吃药;另一些人则继续求医,但他们的治疗和复查被新冠疫情打乱了。高虹因白血球太低,布病治疗一度被迫中断,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疫情袭来,她的窗帘生意冷清,但迫于生活压力,仍要每天到店上班。关慧1月做了第一次检查,2月之后,症状越来越明显,腰椎疼了一阵,明显感觉是骨头疼;2月份之后,胯骨不舒服,翻身特别难,要用力的时候腰肌使不上力,感觉身上和腿上的软组织、肌肉、韧带都很僵硬。丈夫在游泳馆工作,知道她感染了,单位马上给停工了一周。加上疫情,她赖以为生的中医理疗馆更没有生意了。靳园57岁,一家三代染病,儿子孙子都有感染。2019年下半年,她四肢陆续出形状不规则的疹子,开始以为是皮肤病,2020年1月检查出阳性。自述晚上经常因膝关节、指关节疼醒。52岁的朱颜检查结果为阳性。她一家早年从山东搬来此地做生意,在兰州安家落户,如今一家四口全部感染。盐场堡居民刘明今年1月初做了第一次布鲁氏菌抗体检测,滴度为1∶400。“当时医生就跟我说,我是他们医院检查出来最高的,但我不是惟一的,跟我结果一样的人还不少。”他自觉从2019年11月以来腰椎隐隐作痛,且疼痛会游走,“一会儿腰椎疼、一会儿手腕疼”;他也时常觉得困乏,且有睾丸肿大。刘明回忆,主治医生虽然认为他大概率有布病,但又表示腰的问题可能不全是布病引起,需要拍片查看。腰椎的片子拍出来,医生口头告诉他有腰椎增生,所以腰椎疼痛“并非没有理由的疼痛”。刘明到甘肃省二院要求住院治疗,获得同意。住院一周多时间里,每天注射庆大霉素,口服两次多西环素,药品都是免费供应,由医护人员直接拿到他的病床,但其间的检查单他未曾拿到纸质文件。后来因为担心新冠疫情,他主动提出出院。“大年初二的时候看新冠太严重,赶紧联系出院了,一周多的治疗身体没有不良反应,但觉得自身症状也没有好转。”临出院前刘明做了复查,结果显示转氨酶升高了很多倍。“我就不敢吃药了,因为本来就有脂肪肝,转氨酶很高,再这么一升高,降下来就很难了。”刘明直至出院都没有拿到过任何门诊病历、住院单、医药单等常规医疗单据,也没有布病的确诊证明,仅有一个住院手环。出院后,他自行停药。3月,他再次到医院抽血检查,滴度仍是1∶400。对于这个结果,主治医生认为是因为他没有坚持服用布病药物。时至今日,他睾丸肿大的情况一直存在,晚上尤为严重,且经常觉得困乏。“上班都是硬撑着的,没办法,尤其下午的时候特别没精神,最近两个月这个状况还在加重。”刘明说。多位感染科医生都认为,如果在布病感染的急性期(即病程6个月内)治疗及时,治愈的可能性非常大;一旦转为慢性甚至出现关节病变,那么普通用药即便能够消灭体内布菌,引起的病变也难以恢复,有的甚至需要考虑骨科手术。一项兰大一院2017年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中华传染病杂志》的临床研究也显示,完全治愈布病患者并不容易。该论文《119例布鲁菌病患者的流行病学特征和临床分析》研究收集了2011年1月1日至2016年7月30日兰大一院收治的119例布病患者的相关资料,其中93例有骨关节、肌肉疼痛症状,84例有发热,52例多汗,另有9例睾丸肿大。经过治疗,112例患者有所好转,完全治愈和无效的分别为3例和4例。3月初,新冠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兰州的医院开放了门诊住院。然而,年前就该住院的高虹不仅没能入院治疗,随着她病情的复杂化,医生也无力应对,她逐步陷入求医无门的境地。3月2日,高虹先后到甘肃省二院和解放军兰州总医院安宁分院看病,她的布病得以确诊,但省二院的医生称她已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布病拖成慢性,住院已没有意义,安宁分院的医生也表示无奈。两家医院的医生都建议她回家吃药治疗。虽然遵循医嘱用了药,但随着用药次数增加,高虹在打升白针后开始全身疼痛无力,需要睡两天才能恢复。为了照看自家店铺,她冒险停针,不过听从医生的建议继续服用治布病的药。然而,她的白细胞继续降,症状也没有好转,“走路只能挪着走”。她的主治医生怀疑这可能是由于高虹本身白细胞指数低,加之布菌及杀灭布菌的药物都会攻击白细胞,所以她的白细胞持续减少,叮嘱她平时需小心防范出现伤口和感染等情况,否则会有生命危险。5月7日,由于甘肃省二院已停止供药,高虹只得再次回到市肺科医院求诊,在开了又一个疗程的布病药后,6月高虹的白细胞指数从2.0降至1.3。肺科医院布病科的医生告诉她必须马上停药,拒绝给她开药和安排住院。而对于之后该如何治疗布病,高虹回忆,医生当时称他没遇到过、也没培训过如何处理类似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治疗。之后高虹又向肺科医院多次申请住院,都遭到拒绝。她又到兰州三爱堂医院(解放军第一医院)传染科就诊,医生认可她的症状是布病引起,但同样拒绝为她安排住院。高虹只得回家,好在此后白细胞指数一直没有升高。“其实我的情况很危险了,很容易感染,但是一家三口还要吃饭,我不能停下来休养,只能边看店边治疗。”高虹说,停药后,她主要靠补充营养来治疗,加之有家人的细心照顾,6月下旬,她关节痛的症状曾一度减轻,可以挪着腿走路了。但7月份后高虹的症状再次加重,小腿又肿胀了起来,走路困难。一些自愿治疗的阳性感染者开药过程也不顺利。“有的医生给你开药,有的就不给你开,没有统一的标准。3月底省二院就说没有药了,让我们去肺科医院拿药。”一位抗体阳性居民说。新冠疫情期间,苗筝的药吃完了,便到甘肃省人民医院挂号并做检测,她自称检测显示滴度已降到1∶50。“省人民医院说医院没有药,自费也没用,这个药就没有。”她于是暂停用药,直到5月下旬,她的咽喉化脓,才再次开始住院服药。此外,随着居民第一次集中检测告一段落,他们的就医复查之路开始变得波折。甘肃省卫健委在此次布病事件处置之初划定了11家布病检测治疗定点医院,“开设绿色服务通道和专门诊室,设立24小时咨询热线,开展免费、便捷的检测治疗”,“兰州生物药厂(城关区盐场堡街道各社区)周边群众,可自行到就近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免费布鲁氏菌抗体检测治疗”。然而到6月份后,并非所有医院都为患者免费提供这些服务,数家医院表示当初仅仅被要求进行检测。家住盐场堡的布病感染者张文兵,6月份时曾到兰大二院要求做抽血检测。护士表示,医院已不能再进行免费检测,张文兵急了,和护士争辩了起来。护士转而请示领导,层层上报医院和疾控并比对了他的身份信息,直到两个小时后为他开具了免费检测的单据。第二天,张文兵的邻居也来检测,最终只能自掏腰包。记者采访获悉,大多数定点医院接到的通知确实是进行布病检测,对于后续的治疗则没有安排。兰大二院院办一位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此次事件中的布病治疗由甘肃省卫健委统筹安排,“我们二院只被要求给相关居民做布病检测,没有给他们治疗和开药的职责,如果真有药从我们医院开,那也是个别医生的个人行为。”一位兰大二院的感染科医生也表示,“我去开过卫健委的会,当时是因为要检测的人太多了,兰州市的医院检不过来了,所以让我们一起做统一检测。”他说,按照安排,兰大二院仅需要做首次检测,不需要负责后续的检测及治疗,“我们现在是秉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人来了还是帮忙检测,但也不要来太多了,少数几个还可以。”甘肃省人民医院医务科一位工作人员称,他们医院在年初仅接到通知做检测。兰州市第一医院感染科的医生也表示,“此前我们接到的文件只说给大家筛查一下,其他的都没说。”该院医务科工作人员说,今年的新冠疫情“把布病都淹没了”,后续安排患者可以咨询卫健委和社区。6月末,其他地方新冠疫情略有回潮,甘肃多家医院纷纷在大门设卡,排查进出人流,并空出床位严阵以待。“现在不好住院了。”此前收治有多名布病感染者住院的省二院,一名感染科医生对财新记者表示,目前医院都忙于新冠,“布病这个事情过去后,现在等于没有一个正规的文件说谁管。我们听医务科的,医务科说收上给花钱治疗我们就治。”她介绍,最初每人有1000元免费治疗额度,而治疗布病的药品并不算贵。刘明在省二院住院期间,也曾听医生提到每个病人有1000元的治疗额度。财新记者查询得知,利福平、多西环素这两种布病治疗药物10元—20元即可买到一盒,布菌抗体检测100多元一次。多位感染者认为,兰州的医疗机构在药物选择上过于单一,医生基本只推荐多西环素和利福平两种药物。“所有人都是这两种药,但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没有更对症、更安全的药了吗?”刘明十分困惑。左芳和儿子都是阳性,现在走路一瘸一拐,她也不知道是不是布病的影响,“我老了,倒是无所谓,儿子可怎么办,听说会影响生育,是不是啊?”对于布病治疗方法,2016年修订的《甘肃省人间布鲁氏菌病诊断治疗指南》提到抗菌治疗原则为早期、联合、足量、足疗程用药,必要时延长疗程,以防止复发及慢性化。急性期治疗选用的一线药物是多西环素联用利福平或链霉素,在一线药物不能使用或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可酌情选用二线药物治疗方案:多西环素联用复方新诺明或妥布霉素,利福平联用氟喹诺酮类,难治性病例可在一线方案上加用氟喹诺酮类或三代头孢菌素类。慢性期急性发作病例治疗多采用四环素类、利福霉素类药物。武汉一位感染科主任医师介绍,在他们的实际治疗中,会根据患者情况考虑采用不同的方案治疗。一般情况下,对于年轻力壮且肝肾功能好的患者,他们首先会考虑采用指南推荐的一线药物,如多西环素与利福平或链霉素,如果遇到年老体弱,或者合并肝肾功能损伤的,可考虑多西环素加磺胺。他表示,磺胺对患者产生的副作用的几率相对较小,一些体质比较弱的患者也可以用,但是不如一线药物杀菌彻底。华北一家三甲医院感染科主任也表示,布鲁氏菌对很多药物都敏感,并不只有多西环素、利福平、左氧氟沙星,对于顽固性和慢性的病人还可以采用三联治疗。就抗生素对于布菌的杀灭效果而言,两位医生均认为能够杀灭细菌的抗生素对于布菌可能暂时有效,但是体内布菌难以被完全杀灭,一段时间后感染者的病情可能会重新发展。对于如何衡量用药效果,《甘肃省人间布鲁氏菌病诊断治疗指南》称试管凝集试验等“布病血清学检测结果不作为疗效判定标准”。前述武汉感染科主任医师也表示,滴度的高低仅对于确诊有意义,跟病情的轻重关联不大,他们主要是通过血培养的结果和症状的变化了解患者是否治愈。由于认为在兰州无法得到有效治疗,一些抗体阳性的感染者和确诊病人转到外地求医。高虹曾在4月28日到白银市一家二甲医院问诊,医生同样认为她已错过急性期的最佳治疗时间,但与兰州的医院说法不同,医生建议她立刻住院治疗。更让她担忧的是,她4月份先后在兰州和白银进行了两次检测的结果相差较大,一份白银市平川区疾控中心4月30日出具的检验报告单显示,她的滴度为1∶400,在此前的1月15日与4月15日,她两次在兰州复查的滴度均为1∶200。不知道、不在意、“顾不上”许多人担心,体内的布菌会不会像一枚炸弹,在某个时刻“引爆”?1月中旬之后,盐场堡社区先后召集居民开了四五次沟通会,主要是解答疑惑、安抚民情。其中一次沟通会的现场视频显示,几十位参会居民戴着口罩端坐一侧,有居民提到两个问题:政府能不能像新冠肺炎一样,每天公布感染人数?官方在通报中称,疫苗株引起的布鲁氏菌抗体在人体内通常3—6个月开始衰减,“我和妻子都是阳性,我复查的结果显示滴度在上升,政府和专家所说的抗体会降低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对于感染人数,主持会议的盐场堡社区负责人说,11家定点检测医院每天接诊和筛查的情况都会上报到卫健部门,卫健部门把数据全部汇总了。话音落地,台下不少居民应和提问者:“大概多少?”“具体数据我说不上,我真是说不上。”这位领导说。官方宣布的为阳性感染者建档和随访在此后得以落实。数十名受访者告诉财新记者,自2月份后,他们每个月都会接到盐场堡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但主要是询问身体状况,除此之外社区提供不了更多信息与帮助。记者了解到,草场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月18日正式接到上级的建档通知,盐场堡居民在医院做完检测后,由甘肃省疾控中心复核结果,复核完仍然是阳性的,名单交到社区,建档的标准是抗体阳性且滴度在1∶100以上的居民。6月中下旬,不少盐场堡抗体阳性感染者收到通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签字确认此前随访内容。每位被通知者有一份“布鲁氏菌病抗体阳性人员档案”,记录从第一次到第五次的随访内容,包括随访方式、日期及被访自述的症状等。“我们能做的事,就是如实地把大家反映的东西记下来,这次叫大家来看一下记得合不合适,如果后续处置真以这个随访记录为依据,别因为我们的工作把大家影响了。”一位盐场路草场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来签字的居民说。草场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有十多名工作人员负责随访工作,他们手中都有一份抗体阳性人员名单,每人负责的名单人数不同,从五六十到100多人不等。而这里仅是负责随访的卫生服务中心或服务站之一。数位工作人员都表示,随访工作的难度不小。一方面,布病是较为少见的传染病,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不多;另一方面,社区作为沟通渠道,往上要等政策,对下的沟通中也不免受气,“有的居民情绪激动,一接到随访的电话就骂;有人留的联系方式都是假的,我们要想办法联系上;还有人说你平常不用联系我,等有政策了再告诉我。”从7月16日起,这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又陆续通知年初首次检测中呈抗体阳性的盐场堡居民前往市肺科医院复查。这也是继首次检测后,兰州官方组织的首次免费复查。记者咨询获悉,此次复查人员名单由甘肃省疾控中心交给社区,复查的标准是首次检测的抗体“双阳”且滴度在1∶100以上,滴度1∶50的居民不在复查名单之列。不过,数位滴度在1∶100以下或抗体阴性的盐场堡居民告诉财新记者,他们自行到肺科医院门诊进行了检测,检测同样免费。年初官方调查结果出来后,兰州兽研所给学生请过心理医生,还组织学生们开过会。“说如果想维权的话,可以提供法律援助,不过请来的律师说打官司会很难。”陈丽薇告诉财新记者,一些感染的学生想得到经济赔偿,“但因为波及范围特别广,大家都说我们得到赔偿的可能性不大,金额也不会高。”这些感染布菌的年轻人,除了担心身体机能出现问题,眼下他们更害怕工作受到影响。不少兰州兽研所的学生因此十分回避谈起布病感染一事。有毕业年级的学生称,如果一直反映这个事情会对找工作不利,谁也不想背着这么一个“包袱”让别人知道。“好多人的心态就是,因为没有症状嘛,当初我们就不应该去查,查出来反而是心理负担。”陈丽薇说。担心似乎也在成为现实。一位兰州兽研所老师认为,将来只有做饲养员才会受到此事影响,而学生大多会去企业,影响不大;但另一位老师表示,有毕业生应聘一家大型兽药企业时被要求提供布病检测单,“一看阳性,人家就以另外一个借口说不行”。在学生们看来,兰州兽研所的硕士毕业生职业选择有限,兽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而感染布菌可能会成为从业障碍,尤其是大型牧场对布病比较敏感。在中国,从事动物诊疗和动物保健活动需持有执业兽医资格证。根据《动物防疫法》和《执业兽医管理办法》,患有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人员不得直接从事动物诊疗以及易感染动物的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等活动,对于患有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不予发放兽医师执业证书或者助理兽医师执业证书。布病即属此类。有动物医院的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除了兽医执业资格证,他们在录用员工时会要求对方提供健康体检证明,如有人畜共患传染病就无法上岗,此外员工录用后也会每年组织统一体检。此次兰州生物药厂泄漏造成的感染中,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孕妇。比起其他人,她们要面对的更多。在今年1月份的采访中,一位近2个月身孕的准妈妈称,在知道自己怀孕的当天,她拿到了布菌抗体阳性的检测结果,滴度是1∶400,医生建议她打掉胎儿。“妇产科说,因为医学研究还不能排除布菌会通过母亲传染给胎儿,一旦感染就有造成流产的可能,而那时胎儿已经很大了,会很危险,所以建议趁胎儿小先流掉。”这位准妈妈抽泣着告诉记者,她此前已经流产过一次,这个孩子来得非常不容易,她想把孩子保下来。今年6月记者再度联系这位孕妇时,她表示已做了流产,并拒绝继续接受采访。还有数位布菌抗体阳性孕妇及家人告诉财新记者,对于孕妇感染布病后怎么办,他们遇到的医生均无法给出确切答复。“我们慌在哪儿呢?就是没个说法,不知道怎么办。”一个妻子怀有七个月身孕的准爸爸谈及此事,忍不住多次向记者发问,“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可以去哪里看?”刚生了孩子的,母乳喂养也是问题。从去年8月开始,李莉经常发烧,关节疼、脚趾和手指疼,当时她已怀胎七个月,以为这些症状是孕期反应,直到10月份小儿子出生,症状还是没消失,她又想可能是月子没坐好。2020年元旦当天,她和丈夫、公婆以及大女儿到兰州市肺科医院检测,她的滴度是1∶200。三周后,李莉又带着三个月的小儿子一起去检查,她的滴度上升到1∶400,儿子的虎红平板凝集试验显示为阳性,但试管凝集试验为阴性。6月中旬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刚30岁的李莉说话有气无力,当天下午她量过体温,38.6摄氏度。她说自己每次发烧的间隔不确定,有时烧得厉害,自己什么都不想做,“原来我干活很有精神,婆婆总夸我,现在总觉得累,炒菜的话感觉连炒锅都提不动。”此前去医院咨询时,医生曾建议李莉用药治疗,但她要母乳喂养,不敢吃药。最近症状越发明显,李莉打算给孩子断奶了。儿子在今年2月25日出生后,杜伟在网上咨询过医生能否母乳喂养,网上的医生说不行;他在甘肃省三院看病时又当面问过医生,医生说可以。杜伟搞不懂了,同样是医生,怎么说法不一样呢?有居民在肺科医院复查时拍的现场视频显示,复查队伍中有不少小孩。刘霞的12岁儿子就是其中之一,抗体阳性,滴度1∶400。刘霞和丈夫一直瞒着儿子布病的事情,去医院检查时儿子问过,她囫囵应付过去了;1月之后儿子喊腿疼、胳膊疼,她说那可能是缺钙或者最近太累了吧。“医院说这个病没事,不会人传人,但我们害怕孩子到学校说,会被其他同学歧视。”说话时,刘霞有些激动。在记者的走访调查中,一些布菌抗体呈阳性但没有症状的居民对感染一事表现得不太在意。一位在盐场堡社区工作的女性滴度是1∶200,她并不住在药厂周边,但工作地点离药厂只有500米左右。她说自己没啥症状,也相信专家所讲的,“那就一切按照政府的安排,等复查完再看呗。”也有人无暇顾及这个“懒汉病”。张翠萍也是盐场堡街上的清洁工,一家五口中,她自己、儿子、儿媳的滴度都在1∶100以上。社区随访时她说过,自己从今年5月开始乏力、腿酸、累得很,工作量和过去一样,但现在工作一天下来,回家后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张翠萍一家的生活捉襟见肘。儿子前两年才在水岸丽景买房,每个月房贷要还3000多元,他本来靠安装热水器营生,赶上新冠疫情,公司裁员,一下没了收入;儿媳妇经营一个小本买卖,每月还要扣去1000元的房租;上小学的孙子要花钱,老伴儿有脑动脉硬化,为了补贴家用,谋了一份绿化的工作,每天挖草浇肥。不到60岁的张翠萍头发半白了,问她担不担心被感染的事情,她的脸皱了皱,表示自己年纪大了倒是无所谓,儿子还年轻,但也没办法。“家里也不讨论这个病,我们连生活都过不好,房贷都还不上,那是个大包袱。”张翠萍说,“我们完全顾不上了。”2020年2月4日,中牧股份在官网发布致歉信并公布内部惩处情况,对8名责任人做出处理:给予兰州生物药厂厂长党内警告处分和行政警告处分,给予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撤销副厂长职务处分,给予负责质量保证的厂长助理和布病疫苗生产车间两名负责人党纪处分和行政撤职处分,给予负责生产技术的厂长助理和物流中心负责人党纪政纪处分,给予库管员调离工作岗位处分。大多数盐场堡居民并不知道有这份致歉信。“我现在就想要药厂一个当面的真诚道歉,这个事情我们完全是无缘无故的受害者,却等不来一个面对面的道歉。什么事情能大于人的健康呢?”王劲坐在自家窗前,夕阳余晖洒下来,他显得有些落寞。一些居民认为,对于兰州生物药厂及相关责任人的惩处过轻。有居民提及,中牧股份公告披露,被撤销产品批号的9个疫苗产品均为该厂布病疫苗生产车间的产品,2018年的营业收入900多万元,只占兰州厂营业收入的1.62%和中牧股份当年总营收的0.21%。“中牧股份说该车间停产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这么重大的公共卫生事故,为什么对企业不予重罚,对责任人不追究法律责任?”消息人士告诉财新记者,3月初时,兰州市司法局曾应兰州市政府的要求出具过一份《关于兰州兽研所布菌病抗体阳性事件属地善后处置工作相关法律法规汇报》,该汇报引用《传染病防治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条文,建议相关单位对布菌病抗体阳性的群众给予医疗费用减免和赔偿。但半年多过去了,此事尚无下文。本文中所有盐场堡居民、兰州兽研所学生及老师均为化名。财新记者黄雨馨,实习记者陈怡帆、汪秋言对此文亦有贡献夏粮丰歉考文|财新记者 黄姝伦 杜偲偲 于宁 曹文姣 实习记者 杭莹夏粮和早稻小幅增产,粮食产业链各环节都在自发增储,秋收至关重要《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黄姝伦 杜偲偲 于宁 曹文姣 实习记者 杭莹处暑末伏,白露为霜。今年夏粮已经收割完毕,翻翻账本,又是增产的一季,但其间南北灾疫不断,难言风调雨顺,粮食收购市场化进程也引发舆论对粮食安全的关注。秋收在即,2020年对中国来说能不能又是一个粮食丰收年?根据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发布的数据,2020年夏粮总产量达14281万吨,较2019年增长120.8万吨;其中小麦产量13168万吨,比2019年增加75.6万吨,增长0.6%。另外,今年早稻总产量为2729万吨,较2019年增长3.9%。夏粮包括夏收的谷物、豆类和薯类。其中夏收谷物主要包括小麦、大麦、燕麦、荞麦等;夏收豆类主要包括蚕豆、豌豆等;夏收薯类包括马铃薯和甘薯。早稻则在夏末秋初收获。小麦是夏粮主体作物,与玉米、大米并列为三大主粮。长期以来,中国谷物自给率超过95%,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而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庚子年一开年,农事活动便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随后部分地区气象灾害不断,连旱、洪涝接踵而至,持续干扰夏粮生产。玉米价格从4月开始一路高歌猛进,小麦6月集中上市后,7月中下旬价格也趋走高,较往年提前进入上涨通道。市场充斥着不确定性,引发公众对粮食安全的担忧。8月13日,中央纪委官网罕见发文称,国内粮食连年丰收、自给自足背后,粮食消费量的增长仍然快于产量的提高,粮食生产和消费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由于中国农业生产成本攀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趋紧,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抗灾减灾能力有待提升,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压力高企。另外,粮食生产将继续向核心产区集中,跨区域粮食流通量预计进一步增加,粮食市场大幅波动的风险犹存。文章强调,“必须始终对粮食安全抱有危机意识”,目前中国经济运行压力较大,2020年又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关系和全球经贸形势变化以及自然灾害等不稳定因素增加,令国际粮食市场承压,变数丛生。与此同时,各地“退林还耕”“退果还耕”“退渔还耕”政策不断。据财新记者了解,多地基层农业部门接到上级通知,加速布局口粮生产。一位西南地区县级农业部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该县粮食自给率约30%,缺口依靠附近产粮区调运;全县以种植热带经济作物为主,2020年增加了水稻种植面积至13万亩,这一数量是按照30万人口一年所需粮食进行测算。为保障农民收入和粮食安全,国家对三大主粮实行价格保护政策。以小麦为例,官方在六大小麦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自2006年起,政府以支持价格入市购买小麦,鼓励主产区种植。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将农业供给侧改革提上日程。同年,实行了八年的玉米临时收储制度启动改革,以“市场定价、价补分离”为方向,政策保护价退出,率先探路市场化。不过,小麦、稻谷因是口粮,改革措施更稳妥保守,暂未像玉米一样全面放开。中国民众口粮中大约40%由小麦面粉构成。小麦主产区集中在华北平原,一年一收,品种以冬小麦为主,金秋播种,初夏收获。自2015年以来,中国小麦连年丰产,产量稳定在1.3亿吨以上,官方称产需呈“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格局。国家统计局数据披露,2020年夏粮小麦播种面积为2271.1万公顷,比2019年减少27.35万公顷,下降1.2%,但产量为13168万吨,增产75.6万吨,增长0.6%。单产提高是增产主要因素,核算下来小麦单位面积产量为773斤/亩,每亩增产13.6斤,增长1.8%。小麦虽总体增产,但多地遭遇旱涝灾害,农民惜售情绪明显,国家收购量下跌,引发市场诸多猜测。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9月7日的公告显示,截至8月31日,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4925.7万吨,同比减少1354.2万吨。早稻则扛过了凶猛洪水,整体实现增收,扭转了七年来连续下滑的态势,价格走势也相对稳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披露,早稻单产有所下降,今年全国早稻单产为383.0公斤/亩,较去年减少了10.5公斤/亩。但是,今年10个早稻生产省(区)中有7个播种面积增加,全国早稻总产量达2729万吨,较2019年增长3.9%。今年官方的目标是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去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3277万亿斤,同比增长0.9%,创历史最高水平。对中国的粮食生产而言,玉米、稻谷和大豆等秋粮更为关键。然而,进入9月,秋粮主产区东北地区半个月内连受三轮台风,大片农作物出现倒伏,又一次拉响了灾情警报。8月26日,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南方洪涝灾害重于常年,2020年农业气象年景总体偏差。他表示:“秋粮占全年粮食产量的比重是四分之三,能不能实现全年的粮食丰收,关键看秋粮。”小麦收购缘何减少每年6月,新麦陆续收割上市,河南南部率先启动,安徽、江苏、山东等地跟进;6月中旬,在河南北部和河北地区收尾。小麦收购工作一般持续约四个月,从6月初开始,到9月底结束。麦收原本很难吸引公众视线,但今年例外。8月12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通报,截至8月5日,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4285.7万吨,比2019年同期减少938.3万吨。河南小麦收购量降幅最大,截至8月5日,国家在河南收购小麦912.4万吨,与2019年同期相比减少538.8万吨。降幅排第二位的是安徽,国家收购592.9万吨,同比下降222.4万吨。据行业信息平台中华粮网的考察,从7月29日开始,主产区河南的小麦价格连涨7天—10天,从1.16元/斤飙升至超过1.2元/斤。“当时明显的特点就是,看不到收购,因为农民不卖;看不到装车,因为粮点不卖。”它的调研报告称。2018年,国家在保留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框架基础上,全面下调两种口粮最低收购价水平,最低收购价政策从“托市”向“托底”转变,引导粮食收购从政策性收储为主向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收购为主过渡,多元化主体加紧入场,农民比照收粮价格,自主选择小麦收购主体。国有、民营及个体粮食购销企业、面粉加工企业和粮食经纪人均可参与收购。一位河南地方粮库人士介绍,官方收粮,除最低收购价托市收购外,还包括省储、市储、县储各级地方储备轮换,以及商业性质收购。官方解读称,2020年小麦收购进度迟缓,主要是政策性托市收购小麦减少,部分地区小麦市场价高于最低收购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数据披露,截至8月31日,主产区托市收购小麦615万吨,这个数字在2019年同期是1985.9万吨。在8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表示,2020年市场化收购进度基本正常,“市场化收购活跃,占比不断提高,越来越成为小麦收购的主渠道,与国家政策性收购形成了替代关系。”他还强调,小麦收购量虽然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但与近三年平均水平大体相当。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中国农科院研究员赵广才对财新记者表示,近些年小麦产量逐年增加,供应充足,市场价格相对还是处于稳定区间内,国家最低收购价格也从1.18元/斤下降到1.16元/斤,再到今年的1.12元/斤。“有关部门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国内外市场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因素,对小麦的最低收购价进行调整。”与往年不同,今年从小麦一上市开始,市场就出现了看涨惜售心态。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7月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集贸市场均价为每百斤122.4元,环比涨0.2%,同比涨1.7%,其中玉米价格涨幅最为明显,小麦次之。玉米、小麦也是常见饲料粮,用于养殖牲畜、家禽。市场观察人士认为,此前玉米市场火爆,价格高位运行,一些饲料企业、养殖户使用小麦替代饲用,小麦需求因此上涨,助推其价格走高。“玉米一涨价,农民就会有信心,觉得小麦价格肯定会跟着涨。”一位接近官方的农业研究人士表示,“这就跟看楼市的心态一样。”根据《河南日报》的报道,7月17日起,河南省陆续有12个市启动最低收购价收购小麦,但随着小麦价格一路走高,市场价超过最低收购价,到8月13日,各市陆续按照政策要求暂停了托市收购。从月度数据看,7月小麦价格整体上涨。郑州粮食批发市场7月统计,普通小麦1.15元/斤,同比上涨3.2%;优质麦1.29元/斤,同比上涨6.6%。卓创资讯数据显示,在河南、河北、山东等主产区,近期面粉厂收购一等小麦的主流价格在1.22元/斤—1.23元/斤。2019年10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布的2020年生产的小麦(三等)最低收购价为1.12元/斤,与2019年持平。令人眼红的价格,引起了市场主观情绪波动。财新记者从多名种植户、粮商和面粉加工企业主处了解到,麦子刚收下来时,农民惜售情绪最是浓厚,今年储粮防灾意愿较强,对后市价格预期比较乐观,导致小麦上市量偏低,售粮期进一步拉长。前述地方粮库人士称,“今年整体收购状况不太乐观,受到新冠疫情等影响,农民感觉自己需要囤粮”。目前并无数据披露,到底有多少粮食握在农户手中待价而沽。不过,由于稻谷、小麦并不易存储,时间越长消化难度越大,还会出现霉素超标、老鼠啃食等问题,个体农户缺乏专业设备,长时间囤粮存在风险。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发现,近期有不少农民的确减缓了销售进度,但多数农民还是通过中间粮贩子卖粮,对价格并不十分敏感。他认为,“收购商手里握有大量小麦,看好后期会涨价”。8月26日《期货日报》发布的最新小麦产区调研结果也显示,许多农户的新麦留存量不足两成,更多的新麦或流向了中小贸易商。另外,地方储备小麦增补数量增加,产业外资金积极介入,同样提振了小麦市场价格。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建立起了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并在地方建立地方储备。目前,中国粮食库存由政府储备、政策性库存和企业商品库存构成。其中政府储备包括中央储备粮和地方储备粮;政策性库存则包括最低收购价粮、国家临时存储粮和国家一次性储备粮。前述地方粮库人士表示,河南省的小麦库存主要集中在国有粮食储备企业中,“近年托市收购量有所减少,而地方储备粮增多,一是要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二是要为中央财政减轻负担”。数名专家指出,目前国家主粮供应总体充足,价格波动主要还是受市场情绪影响。农业农村部8月中旬发布预测称,预计后期小麦收购价格将稳中略涨。“小麦价格经过一轮上涨,目前趋于稳定。”一位小麦分析师也表示,面粉厂收购小麦成本较高,消化能力有限,不支持价格继续走高。但市场主流情绪仍在“挺价”。一位市场人士分析,从农户到贸易商,再到地方政府,为了加强成品粮油储备,增加粮食储备,每个环节都多存一点,意味着粮食储备明显增加,就会对价格产生影响。有小麦专家指出,目前官方公布的收购量偏低,还存在部分收购主体的数据并没有纳入统计。“有些麦子刚种下去,就有企业和农户谈好合作了。麦子收割时节,谷粒脱好后就直接用车子拉走了,省去农民再进行打包、储存等一系列工序。”美国农业部(USDA)最新预估,中国2019/20年度小麦产量约为1.34亿吨;2020/21年度小麦产量将达到1.36亿吨,消耗总量为1.3亿吨,攀升至五年内最高水平,当年度中国小麦库存量也将创新高达到1.63亿吨,占全球总量的51%。中国小麦销售年度从当年的7月持续到次年的6月。按照官方说法,目前国内小麦库存量相当于一年的消费量。小麦库存充足,供需均衡,丰年有余,但也非高枕无忧。前述《期货日报》调研将小麦市场总结为“四多四少”:“四多”即集中库存多、进口多、土地撂荒多、餐饮浪费多;“四少”即良田面积少、种地农民少、水资源较少、社会余粮少。“中国虽然是小麦生产大国,但称不上强国,突出表现为杂而不良、多而不优,市场竞争力不强。”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原副组长、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表示,人们生活物质水平提高后,对小麦品质要求越来越高,目前中国的强筋、优筋小麦还无法满足市场需求。2020年上半年,中国进口谷物数量上涨明显,小麦进口几乎翻了1倍。往年进口小麦占国内小麦消费量比重仅约2%—3%,主要用于品种调剂,优质小麦存在结构性短缺。小麦进口主要用于面包、糕点等制作。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小麦进口量达93万吨,同比增长超过300%,跃升至近七年来单月最高水平。业内人士指出,近期国内小麦价格看涨,国际小麦价格较低,国内外有价差,吸引粮商积极买入。结合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及国际局势多变,官方也鼓励加大农产品进口,打通国内外市场,以备不时之需。为避免冲击国内市场,保护粮食安全,中国口粮进口管理采取关税配额制度,进口总量受限。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告,2020年小麦进口关税配额总量为963.6万吨,其中90%为国营贸易配额。在配额内进口小麦,关税税率仅为1%;超出配额进口小麦征收高关税,最惠国税率为65%,普通税率则最高达180%。自2004年起,该配额没有发生变化。官方数据显示,小麦进口关税配额也未被“用光过”。部分地区夏粮减产在各小麦主产区中,河南省小麦收购量降幅最大。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8月5日,河南收购小麦912.4万吨,同比减少538.8万吨。河南是小麦生产大省,产量占全国近三成。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披露,2020年河南夏粮总产量的99%都是小麦,达到3753.15万吨,同比增长0.3%。数名业内人士指出,2020年河南夏粮整体增产,不过地区间情况差异明显。河南小麦收购量大减,除价格引起了市场波动外,还与局部地区遭受天气灾害出现小麦减产有关。“粮食生产就如露天工厂,气候条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郭天财感叹。郭天财介绍,整体而言,河南中北部、北部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和灌溉条件较好,南部地区则相对较弱,且自然灾害、病虫害高发,农民习惯于“靠天等雨”。“有种‘等几天总会下雨’的心理,容易错过最佳灌溉期。”他表示,种粮效益较低,“农民自己算账,从播种到收割,时间长、工序多,和打工相比,收入差距太大,因此不愿意增加投入。”8月底,河南周口地区的粮商林平数了数收上来的夏小麦,不过1000吨,比去年减少了一半。她告诉财新记者,开春时少雨,小麦生长遭遇干旱,麦收又逢雨水,当地不少农户的小麦出现减产。素有“中原粮仓”之称的周口地处豫东南,属于雨养农业区,主要依靠天然降水为水源。《周口日报》数据披露,2020年周口小麦总产量达到548.21万吨,居全省第一;2019年周口小麦的总产量为555万吨。根据河南省西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中心专家2013年的研究,豫南雨养区位于北纬33度线两侧,主要指河南省沙河及沙颍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包括驻马店、南阳和周口、平顶山、信阳市的部分县,该区域常年小麦种植面积在150万公顷左右,占河南全省小麦面积的30%左右。 今年当地不少种植户遭遇不同程度的减产,下游面粉厂也收粮不易。周口市淮阳县田园面粉有限公司负责人透露,今年该公司夏粮收购量仅有往年一半,只收了1100吨—1300吨。“减产了收购就很难。”他表示,自己已经亏了上百万元。 驻马店市驿城区、西平县多名小麦种植户表示,今年干旱时间较长,而当地灌溉条件差,地下水源缺乏,主要依靠降雨,以往亩产1200斤—1300斤,今年只有700斤—800斤。 在灌溉条件较好的河南北部产粮大县滑县,一位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虽然当地有地表水灌溉条件,但干旱仍带来减产,平均每亩减产100斤—300斤小麦。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7月16日官网信息称,今年小麦生长前期长势良好,但4月上旬寒潮来袭,以及随后出现的少见高温连旱天气,给驻马店、南阳,以及周口、漯河、平顶山局部地区的夏粮生产,造成极其不利影响。“‘五一’期间高温影响比较大。”河南省农科院农经信息所农业遥感研究室主任王来刚说。 前述调查总队披露,在豫南、豫西南地区,小麦单位面积产量下降较多,总产量呈减产态势;在豫中、豫东地区,生产过程小麦田块整体墒情较好,后遭遇“寒潮”,以及5月初的极端高温天气和不同程度干热风,不少地方小麦单位面积产量不如上一年,夏粮总产量处于持平或略减态势;而豫西和豫北地区夏粮生产形势较好,实现增产。 地处河南中南部的平顶山,常年小麦种植面积270万亩左右。当地一家面粉厂老板表示,4月中旬遭遇了旱情,正常水分较好情况下,小麦一般6月初收割,今年提前了一周。据他了解,减产在当地是普遍情况。“今年4月到6月基本上是少雨干旱,在小麦拔节、孕穗、开花、灌浆期间营养供应不充分,导致颗粒不饱满、麦粒细小,甚至很多小麦不是自然成熟。”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6月13日发布信息称,近期伴随着有效降雨,大部分市县旱情得以缓解,但同时提醒警惕可能出现的先旱后涝、旱涝急转、旱涝交替等自然灾害现象。担忧很快变成现实,7月9日,河南省政府召开防汛工作会议称,今年入汛以来,全省平均降雨量较多年平均降雨量偏多三成多,特别是6月份以来,全省平均降雨量较多年同期均值偏多七成多。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对省内43个调查县(市、区)的345个样本村、946个调查地块、2838个10平方尺样本进行了实割实测及夏粮播种面积卫星遥感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小麦亩产为882斤。 一位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专家也表示,遇到严重干旱,如没有灌溉,减产一半是正常的,如果灌溉有保证,还是可获得高产;国家在粮食主产区建设了高标准农田,这些农田大部分都具备地表水灌溉和地表、地下水联合灌溉条件。他透露,应用卫星数据监测估计,今年河南小麦播种面积8000多万亩,受灾害比去年长势差的占5%左右,大部分长势好于去年或与去年持平。 安徽省同样饱受天气灾害。官方数据显示,截至8月5日,安徽省小麦收购量同比降幅排全国第二,累计收购592.9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22.4万吨。 “干旱的时候地里都开裂了。”安徽亳州某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对财新记者表示,今年种了200亩小麦,每亩地收成也打了对折,仅为600斤—700斤,往年的产量在1100斤左右。“种小麦的今年都亏了,我亏了差不多7万元。” 在西北小麦优势产区新疆,也有个别地区因干旱出现减产。根据2019年新疆塔城地区官方数据,当年小麦产量为39万吨。当地一家面粉厂负责人称,今年部分地区受干旱影响,大约减产两成,或将减产至32万吨,而整个塔城地区的面粉需求达35万吨。他说,新疆需要铺设滴灌带进行农业灌溉,而塔城多山地,一些山前地带无法建设滴灌,只能依赖降雨,不过这类地区一般进行有机小麦种植,虽然产量少,但是价格高。 早稻灾年增收 庚子年的洪涝灾害涉及全国27个省份,截至官方7月13日发布的信息,农田绝收面积是51.6万公顷,按照2019年11606万公顷的播种面积计算,绝收面积占0.44%。更严峻的影响在于,洪涝灾害发生时,正值早稻灌浆收获、中稻田间管理和晚稻育秧移栽关键时期。 “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入梅时间早、持续时间长,降雨分布广、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发生较重洪涝灾害。”全国农技中心副主任王戈8月18日在农业农村部官网撰文称,从实地走访和调研判断,今年汛情区域相对集中,受灾程度最大的是早稻,一季中稻和双季晚稻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报告显示,今年早稻生长前期,主产区多地水热搭配适宜,分蘖拔节和孕穗抽穗均好于上年同期。但在即将收割“开镰”之际,南方出现连续暴雨及特大暴雨,多地降雨量超历史极值。低温寡照、暴雨冲刷和洪水淹涝导致早稻田块出现不同程度的倒伏和灌浆不足,特别是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受灾严重,成灾面积和绝收面积增加较多。 此前,中华粮网利用卫星遥感影像对南方早稻产区进行了分析。6月份,长江以南多日降水,导致土壤偏湿,持续性阴雨寡照天气下,气温水平下降,影响早稻整体生长发育。根据遥感监测,6月上旬,湖南、江西双季稻主产区长势较差的早稻比例接近50%,远高于五年同期水平,优良率仅为13.7%;6月中旬,长势略有恢复,优良率水平提升至33.4%;6月下旬,长江流域降水季袭来,优良率再次下降至23.5%。 上述卫星遥感影像截至7月15日,测算结果显示,部分地区早稻单产水平下降可达10%—20%。彼时曾有预计国内早稻产量将延续近年跌势,不过到8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0年早稻产量数据公告,显示2020年全国早稻总产量2729万吨,比上年增加102.8万吨,增长3.9%,扭转了连续七年下滑的态势。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李锁强解读早稻生产时指出,今年早稻生产虽然受南方部分地区严重洪涝灾害的不利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但得益于播种面积大幅增加,全国早稻实现增产。 数据披露,今年早稻全国平均亩产为766斤,较去年减少了21斤。其中,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灾情严重地区,成灾和绝收面积增多,亩产分别下降了104.2斤、53.6斤、44.4和23.8斤。但相形之下,早稻播种面积增加更大,2020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475.1万公顷,比上年增加30.07万公顷,增长6.8%。10个早稻生产省(区)中有7个播种面积增加。其中,湖南、江西增加最多,分别增加13.11万公顷和12.17万公顷,增长12.0%和11.1%。 国家统计局解释,早稻播种面积出现较大增加,一是多措并举助力早稻生产,激发了农户种植积极性,早稻主产区各级政府全力落实各项支农惠农、种粮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政策,加强组织农资调运,逐户引导抛荒地复耕,大力推广机耕、机插、无人机直播等技术,积极鼓励联耕联种、土地托管、统防统治,全面推进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生产,有效激发了农户种粮积极性;二是春播气象条件对生产总体有利,促进早稻前期顺利播种,在早稻播种育秧、移栽返青等前期生产中,江南、华南大部地区光温水条件总体适宜,没有出现明显连续的低温天气。 另外,有专家对财新记者指出,早稻种植面积有所上升,也与官方政策鼓励水稻种植“单改双”,即单季稻改种双季稻有关。3月2日,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当前春耕生产工作指南》。该指南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恢复双季稻面积,稳定早稻面积并力争有所扩大”。 现阶段稻谷收购进展也较为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数据披露,截至8月31日,主产区早籼稻累计收购471.5万吨,同比增加44.4万吨。其中,收购最低收购价早籼稻40.5万吨,同比增加40.5万吨。 农业农村部8月中旬数据分析称,新季早籼稻陆续上市,收购价格呈两极分化,质量好的早籼稻价格略高,部分洪涝灾害严重地区的早籼稻易发芽、霉变,价格偏低;南方中籼稻上市在即,受持续降雨、洪涝灾害影响,产量预期有所降低,但市场供应将保持相对宽松,预计后期稻米价格整体稳定。 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1月—7月,大米进口138.4万吨,同比减少2.6%;出口157.1万吨,同比减少13.3%。 全年丰歉看秋粮 洪灾过后,江西、安徽等受灾地紧急补救粮食生产,忙于农田排水、投入收割机、紧急调拨种子等工作。7月21日,江西省政府紧急要求,各地争取10天左右时间,确保滨湖地区的晚稻在8月7日前、其他地区在8月1日前栽插到位。江西省政府已申请中央财政救灾资金1亿元,近期将下拨各地。 在另一灾情严重的产粮大省安徽,据官方披露,截至8月2日,安徽省农作物受灾面积1802.2万亩,绝收555.3万亩,其中种植业因灾损失116.6亿元,受灾作物面积中水稻占比超过一半。该省已经落实农作物补种面积155.4万亩。其中,完成补改种晚稻92.6万亩,占水稻绝收面积的26.26%。 就中国的粮食生产而言,秋粮更为关键。秋粮指的是秋天收获的玉米、稻谷和大豆等农作物,其在全年产出的粮食占比达四分之三。秋粮的主产区在东北,2019年东北秋粮产量为3493亿斤,在整体秋粮中占比达35%。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8月底、9月上旬的台风,这时候刮台风,正好是作物头重脚轻的时候,作物已经灌浆了,玉米和水稻穗很大。”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说,此时正是玉米等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易导致作物倒伏,将给种植生产带来减产、质量下降等风险。 今年的台风情势确实不容乐观。作为秋粮主产区的东北三省,在不到半个月间接连遭遇三轮台风。多位农业专家和农民均对财新记者表示,今年的三轮台风密集出现的情势十分罕见,历史上并没有可供借鉴的应对经验。 8月27日至28日,台风“巴威”北上过境东北,最远达到黑龙江南部;9月3日至4日,在韩国造成1人死亡的第9号台风“美莎克”经由日本海,自东南向西北长驱直入中国东北地区,经吉林、黑龙江,最终在内蒙古与黑龙江交界处减弱变性为温带气旋;9月8日凌晨3时,台风“海神”登陆吉林,向北偏西方向移动5个小时后,在吉林境内减弱为温带气旋。 一位农产品行业研究人员在东北实地调研后表示,三轮台风的影响并非简单叠加,第一轮台风主要导致农作物倒伏;第二轮台风则带来强降雨,导致大面积倒伏的玉米出现泡水;第三轮台风衰减得很快,但是风雨天气影响依然存在。 在三轮台风中,强度最大且影响范围最广的是第二轮台风“美莎克”。“美莎克”是今年西北太平洋上首个超强台风,并且路径稳定,从生成到停编共历时8天。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美莎克”于8月28日生成,30日加强为强台风后开始提速达到每小时25公里左右。9月3日13时40分,“美莎克”进入吉林,此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20时进入黑龙江,至9月4日1时到达黑龙江西部,变性为温带气旋;17时,气旋进入内蒙古,中央气象台才停止对其编号。 台风过境带来大雨和强风,影响范围覆盖了吉林和黑龙江大部分地区。9月2日夜间起,“美莎克”虽未登陆,受其外围水汽影响,两省多地即出现强降雨,截至4日,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部分地区降雨超过100毫米,吉林省吉林市磐石最大降雨量222毫米;两省有49个国家级观测站的日降雨量突破当地9月历史极值,其中有2个站突破建站以来历史极值。 与此同时,9月4日,东北地区大部、内蒙古东北部风力强劲,吉林中北部、黑龙江中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部分地区出现9级—10级阵风,吉林延边和黑龙江牡丹江、绥化、齐齐哈尔、鸡西等局地最大阵风达到11级,鸡西个别乡镇瞬时风力超过12级。 “找不到哭调儿在哪儿了。”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天缘水稻专业合作社的苏秀峰说,鸡西大部分稻谷都被台风刮倒,到9月8日第三轮台风“海神”登陆,降雨仍未停,他只得赶紧找亲朋好友来帮着抽水。他估计,收成能保住六七成已是大幸。 “今年的影响面积太大。”中国农科院东北地理所一位农业专家告诉财新记者,以往台风的影响局限在黑龙江南部地区,然而9月4日傍晚他途经内蒙古、黑龙江交界处的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时发现,当地路边成片玉米被大风刮倒,北部也有大面积大豆被刮倒,虽然当地作物根茎折断情况不严重,但仍会出现减产,更麻烦的是难以再进行机器收割。 中央气象台表示,“美莎克”最突出的特点是与冷空气结合造成的大范围风雨,风雨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即使在黑龙江北部的黑河市,农作物也受到“美莎克”影响而大面积倒伏。“我今年58岁了,往年就没看到过台风到这儿,前几年顶多5级—7级。”一位黑河农垦人士表示,以往台风在辽宁、吉林即减弱为温带气旋,到不了黑龙江北部,而此次“美莎克”到当地时局部风力超过8级,且减弱速度特别慢;就他观察,台风过境处玉米倒伏达70%以上。 多位专家表示,玉米、水稻、大豆这三种主要作物,玉米生长受到本次连续台风影响最大,水稻次之,大豆受影响较小。虽然华北地区已经有新玉米上市,但东北玉米彼时正值灌浆期,即籽粒形成期,作物在这一时期通过光合作用,将产生的淀粉、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储存在籽粒,是影响玉米质量的关键时期。 在黑龙江,玉米一般在10月10日至15日开始收获。台风过时玉米正处于生长后期,果实较沉、茎秆较脆,在风雨侵袭下易倒伏甚至折断。如果折断,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形成籽粒;即使未折断,也会影响根茎输送营养物质,导致玉米的成熟度下降,即玉米颗粒不够饱满,有空瘪的情况出现,玉米容重(指单位体积内该作物籽粒的质量)下降。此外,东北农业大学一位专家表示,大雨会使得土壤含水量大,土质疏松,农作物更容易倒伏;若雨水久未退去,倒伏的作物泡在水里或相互交叠“捂着”,容易霉变。 上述黑河农垦人士介绍,当地玉米容重一般在700克/升左右,较差的为680克/升。他推测,此次倒伏的玉米容重将低于680克/升,“只能做三、四等粮了,做面粉、饲料都不行,只能做酒精了。”往年酒精企业在当地仅能收购到20%—30%的新玉米,他估计今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50%—60%。至于减产情况,他认为当地玉米至少减产40%。 相比之下,大豆所受影响不大。上述农垦人士表示,目前大豆已过了灌浆期,基本成熟,半个月后即可收获,倒伏和内涝对大豆产量影响很小,且大豆本身较为矮小,不易倒伏。而水稻池埂能够起到一定挡风效果,且水稻根系较为发达,茎秆较矮,所以水稻也未出现连片倒伏。 位于黑龙江省中北部北安市的黑龙江农垦赵光农场的负责人对财新记者表示,台风过境当地,给农作物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玉米重一些,大豆相对好一些,但是产量受损已成必然。”该农场创建于1947年,共有51万亩耕地。 黑龙江中部绥化市的一位农民也表示,周边的明水县、拜泉县、富裕县、依安县受灾严重。“雨很大,屋里都进了半尺水,原本还有一个多月地里的玉米就能收获了,但现在都倒伏了,玉米全贴地了,树都咔吧咔吧折了。”这位农民称,他有300多亩地,水稻倒伏30%—40%,“现在还在水里泡着,扶不起来,也没法收,现在走道儿都进不去,没什么能救灾的。”他估计今年每亩或减产一半左右,“今年能把底儿整回来都不错了”。 纬度靠南、积温相对较高的吉林受影响要轻一些。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是全国产粮大县,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告诉财新记者,农作物受到台风影响较小,玉米倒伏率为5%。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对《长春日报》表示,据实地踏查的情况,目前该省玉米果穗已进入腊熟期,成熟度达90%以上,已经具备抢收条件。大多数玉米折断率较低、果穗着地比例不高,能够保持通风和散墒。灌浆期、乳熟期和腊熟期是玉米、水稻等谷物从先到后的重要生育分期。灌浆期开始于作物开花之后,谷粒内含物呈白色浆状,淀粉开始合成;灌浆后期进入乳熟期,淀粉合成一半,谷粒基本变硬,但仍能挤压出白色米浆;到腊熟期,谷粒里成熟到一定程度,米粒已经变硬,但谷粒壳色还是绿色的。 对于灾情是否会带来秋粮减产,专家认为,还需看未来天气情况。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栋认为,总体来看东北玉米减产基本确认,但减产幅度尚不确定。他预计大幅减产的可能性不大,“此外还要看后续的天气情况,如果后期持续降雨,会造成玉米质量有明显下降”。 为应对台风灾情,9月3日,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召开自救会商会,对倒伏的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提出了具体技术措施,并下发通知要求全力抢排积水,避免长期浸泡影响作物正常生长,同时采取多种措施抢收倒伏严重的水稻,并烘干加工上市;对于玉米,则要求倒伏甚至已经折断了的都要捡拾到垄台上。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同时还派出10个工作指导组,从9月4日开始到秋收结束深入灾区开展抗灾自救工作。 对于利润本就微薄的种植户来说,如何处理和收割倒伏的农作物成为难题。一位哈尔滨呼兰区玉米种植户称,由于收割机的高度在30厘米,倒下的玉米机器无法收割。“人工收成本太高,秋收时人工成本是200元/天,现在也是180元/天。”他表示,去年种玉米,每亩净利润不足100元,“人工费都支付不起,今年肯定是赔了。” 多名东北农民表示,此前每次遭遇严重灾情,当地政府都会组织灾情申报。截至目前,今年已组织了两次。除种植者补贴外,许多农民希望能及时得到自然灾害补贴。出口狂飙文|财新记者 贾天琼 于海荣 包志明集装箱不足、运价高涨、工厂加大马力生产,中国出口一枝独秀的原因何在?《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贾天琼 于海荣 包志明“3月复工,4月没货,5月6月减船,7月涨价,8月缺箱,9月爆舱。”已经在外贸行业从业八年的罗文第一次遇到如此跌宕的出口行情。罗文在上海一家出口货物代理公司负责单证业务。今年6月开始,中国出口单量飙升,“我们负责中美航线的业务员,两个月的提成就超过了去年全年”。商务部数据印证了罗文的直观感受。7月、8月,中国出口连续创下10%以上的高速增长;8月中国出口金额1.65万亿元,同比增长11.6%,为去年3月至今的最高增速。以美元计,中国出口同比增长也达到了9.5%,在7月7.2%的增速基础上再增2.3个百分点。在一季度贸易全面冻结的情况下,中国前八个月出口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0.8%;贸易顺差超2万亿元,同比增长近20%。这样的数据在全球贸易中可谓一枝独秀。牛津经济研究院研究数据称,二季度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中占据17.2%的份额,创历史新高。根据世贸组织数据,2019年中国占全球出口市场份额为13.3%。出口增速远超政府和市场预期。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张斌直言,出口“好于我们自己的预期”。此前财新对16家国内外机构的调查中,业界预期中国8月出口增速仅为6%。全球的航线都在忙着为中国人运货:航线爆舱,涨价、甩柜现象层出不穷,货主想要出货必须提前数周锁定舱位,集装箱周转速度跟不上井喷的需求,各大港口缺箱严重。在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上海港,7月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390万标准箱,创开港以来单月历史新高。8月以来平均每天有43艘次支线集装箱船进出洋山港,比去年同期增长10%。这些船舶将长江沿岸港口的集装箱运至洋山港后,数以十万计的集装箱便跟随巨型海轮发往全球各地。出口大潮的背后,是制造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义乌,工厂开始加班为感恩节和圣诞节赶制商品,集装箱货车往来不绝。大型货代公司德迅物流人士表示,疫情期间中国工厂收获了很多此前外国进口商不太会在中国采购的订单,帐篷类的户外用品、自行车,以及烤箱、冰箱出口明显增多。中金公司研报认为,从需求端看,中国出口强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美居民资产负债表并未因为疫情显著恶化,使得消费需求可以继续扩张;从供给端看,中国产业链全、生产能力强,加之中国控制疫情得力,比其他出口国家更早复工复产,使得中国在供给上的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可能促使海外买家转向从中国购买其所需的商品。巨大的出口创汇也为进口提供了增长空间。尽管8月中国进口不及预期,但中国对大宗能源商品的购买力正在不断提升。德迅物流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伴随6月以来中国出口开始快速恢复,中国国有企业对国外肉类冻品、大豆的采购需求也同步增加。出口佳绩能否持续,仍取决于全球经济形势。近期国内外经济数据均显示,全球经济正在持续恢复中。摩根大通8月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录得51.8,其中新订单指数为52.8,均创2018年底以来最高。美国、英国、德国等主要经济体PMI已连续两至三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与此相关,8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今年以来首次升入扩张区间,统计局新出口订单指数虽未进入扩张区间,但已连续四个月上升,录得年内最高。“考虑到目前外需真实回暖,叠加海外进口替代带来的中国出口占全球比重提升,下半年在海外疫情不出现失控的情况下,出口大概率可以延续强势。”华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称,若9月—12月出口增速能维持在5%,即可保证全年出口实现正增长,“目前来看,全年出口增速回正概率较大”。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相对谨慎。她表示,中国出口应能受益于全球需求持续回暖,但随着其他主要经济体逐步恢复生产,中国所面临的出口竞争可能加剧。她预计,2020年余下几个月,中国出口将保持中低个位数同比增长,全年零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崔晓敏认为,从中长期看,中国出口增速保持强劲回升势头并不容易。一方面,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需求疲软导致的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和资产负债表恶化,将制约外部需求的修复进程;另一方面,随着同类国家度过疫情高峰,并逐步复工复产,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替代效应、出口市场份额都可能会回归正常时期的水平,进而弱化对总体出口增长的支撑。缘何超预期今年以来,中国出口的表现多次超出市场预期。从4月增速同比转正开始,尽管市场多次调整预期,出口高于预期的情况一直在持续,年初市场所担心的二季度开始出口同比两位数下滑,并未出现。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中国出口持续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不少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受到重创甚至“停摆”之际,中国产业体系率先恢复正常运转,出口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8月,中国在电子、智能手机、自动数据处理器和家用电器等领域出口增长较快,而与中国此类出口商品存在竞争关系的韩国,产能尚未完全恢复;8月韩国出口总额397亿美元,较7月的428亿美元减少7.3%。根据瑞银汪涛的测算,2020年4月—8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3.5%,而包括口罩、医疗器械、药品等在内的防疫相关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7%,电子产品(电脑、手机、液晶显示板、集成电路等)出口同比增长23%,在整体出口中分别贡献了3.1个和3.4个百分点。如果仔细研究二季度以来的出口数据,不难发现,不同月份中支撑出口的商品结构并不相同。海关总署并未公布各月防疫物资出口的数据。根据此前公布的数据,5月1日—5月16日中国防疫物资出口额达到632亿元,而4月4日—4月30日这一数字约为610亿元,即5月上半月防疫物资出口额与4月全月相当。中金公司研报称,防疫物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从4月开始上升,在5月时达到峰值,拉动出口同比增长6.9个百分点,6月下降至2.6个百分点,7月随着欧美疫情反复又反弹上升3.2%。这一测算与相关商品的出口增速变化大致相同。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医药材及药品出口增速,均在5月达到此轮峰值,随后波动下降;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的峰值稍晚,出现在6月。8月纺织品和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同比增速分别降至47%和38.9%,仍大幅高于整体出口。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认为,防疫类外需正由前期快速增长逐渐回落趋稳。不过,近期欧洲疫情反弹,印度、巴西疫情依然十分严重,防疫类外需对出口的支撑犹在。在防疫相关物资出口增速回落的同时,6月以来,随着其他主要经济体人员和货物流动限制逐步放松、经济活动逐步反弹,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开始回暖。根据华创证券张瑜的测算,机电产品之外的出口,5月达到本轮低点-4.4%,此后逐月恢复,8月增速达到6.3%。其中前五个月一度同比下降25%的服装出口,8月后首次转正,同比增长3%;家具出口同比增速达到24%。“全球经济萎缩程度远超2008年次贷危机,但中国出口展现了较好的韧性。”中金公司研报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欧美政府通过发放现金、增加失业救助金、“短工计划”等方式,增加了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使居民部门未受到大的冲击。近期美国地产行业持续升温,对中国家具等相关产品出口有一定拉动作用。8月美国、欧洲Markit制造业PMI分别录得53.1%和51.7%,双双位于荣枯线上方,且美国数据较7月有明显改善。此外,贸易商担心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加紧出货规避制裁也是近期货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位温州的出口企业负责人对财新记者表示,现在其美国客户担心中美关系紧张会导致之后可能出现加税,所以在催促他们抓紧交货,“现在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生产”。2019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对约125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5%关税,今年1月中美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关税税率从15%降至7.5%,关税豁免为期一年。另一家大型货代公司罗宾逊物流亚洲区海运总监Vincent Tan也告诉财新记者,其所接触的贸易商的确在尝试提前发货以克服关税影响;这些贸易商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支付较高的海运费仍比支付关税费用来得便宜。Vincent Tan表示,三、四季度是中国出口高峰,美国货主开始为感恩节和圣诞节囤货,货运旺季已经到来。跨太平洋航线的货量已经超过去年同期水平,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订单和装运,二季度的部分货量转移到了三季度。因为疫情,个人防护设备以及与工作、居家有关的物品,如笔记本电脑、游戏椅、电视机、生活必需品出口也更强劲。货运创新高海关数据显示,6月中国海运出口至美国的产品同比开始增加,到7月同比增长12.5%,环比增长11.2%,8月同比增长至19.9%。进入上海洋山深水港的惟一通道东海大桥又现潮汐式塞车。上海夏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集卡车司机张师傅,原本每天可以跑两次洋山港,现在却因为堵车只能跑一趟。由于航运公司缩减班期、裁撤船舶,又临近国庆假期,货商们为加紧装货上船集中出货,造成东海大桥异常拥堵。上港集团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春节之后,因为突发的疫情,最低的单日吞吐量曾经只有2000个标准箱,仅为同期的5%。出口率先复苏后,整体吞吐在5月恢复至往常的90%,到二季度箱量开始增长。出口所需的集装箱甚至出现短缺。“现在进港提箱要提前预约,顺利的话大概等半小时能提到,不预约就没有空箱。”张师傅告诉财新记者。疫情期出口防疫物资,6月海外工程项目开工后,国内设备出口需求增多。上海夏轩物流公司运营有十几台集卡车,该公司经理张小健告诉财新记者,车辆司机一直不够用,同量级物流公司2020年均能盈利。和港口物流一样忙碌的还有航空运输。上海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7月1日至8月31日浦东机场口岸出入境货机数量高达1.18万余架次,日均超190架次,同比增长109%。上海浦东机场是全国主要的货运枢纽之一,承担了华东地区货运总量的大半份额,在浦东机场附近集中了大大小小数百家航空货代公司。出口货物量大增,国际海运和空运价格连创新高。上海出口的国际海运集装箱运价已连续五个月上涨,达到近八年最高水平,并仍在上涨。9月11日,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上海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为1355.04点,较5月均值837.74点上涨62%。上海航运交易所研究报告称,中国出口旺季行情延续,上海出发的国际船舶几近满载,热门航线仍有爆舱现象,即期市场订舱价格再次上涨。中国出口至美国的运费涨势尤其惊人。上海航运交易所统计数据显示,从上海将货品海运至美国西海岸港口,40英尺集装箱的运费已突破3750美元/箱,过去三月翻了一番,同比增长则超1.5倍。而从上海到美国东海岸,40英尺集装箱的运费也增加65%,突破4200美元/箱。中欧航线的增幅亦不小。9月初,上海至欧洲港口的20英尺集装箱平均运价超1000美元,同比增幅超过四成。货量增长外,航运公司在旺季未及时增加运力,进一步推高了运价。为应对疫情造成的货运需求大幅减少,各大集装箱航运公司从2月开始纷纷大面积裁撤航线和船舶,通过大规模停航、管控运力来力挺运价,降低运营成本。5月底全球集装箱航运市场的停航运力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有超550艘船舶停放在港口锚地,海运运价开始直线上涨。三季度航运公司逐渐恢复停航的船舶。航运咨询机构Alphaliner统计数据显示,6月以来约有300艘回归市场,截至8月17日全球闲置的集装箱船为223艘船,总运力97万标准箱,占全球船队的4.1%。联合保价引发中美两国监管部门的警觉。8月10日,中国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向六家大型集装箱航运公司发出紧急询问函,调查其间有无供需垄断的嫌疑。无独有偶,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也在8月28日出面调查航运公司,并考虑对这些公司今年以来实施的减班措施制定监控方法。航运公司辩称,目前超半数船舶归位,运价上涨主因为货运量大涨,此外疫情期间国际港口装卸效率下降、集装箱大量滞留港口和船舶中转不灵,也造成了整体海运附加费上升。空运价格也在暴涨。中国至欧美空运运价一度涨至110元/公斤的高点。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全球航空货运运价的平均增幅达到48%,其中亚太地区运价增幅最高,达到76%。罗宾逊物流空运总监黄文辉表示,4月疫情在国际蔓延,由于口罩等防疫物资需求,各国政府的货运包机越来越多,由此拉开整个货运市场的运价上涨。同时,在这一时期,国际客运航班被大面积取消,航空客机腹舱载货能力锐减,进一步加剧了航空运力供应紧张。“四五月份航空运价超过往年的3倍以上,当时涨幅能达到每周1美元,美国洛杉矶航线的单价涨到每公斤100元。”航空运输通常人货并运,客运航班占航空整体货运运力的近40%。3月29日起,中国民航局收紧国际航班数量,要求每家航空公司每个国家保留一条航线,每周一班,保留航班仅130班,较3月中旬航班削减近九成,客机腹舱运力供应也同步缩减80%—90%。航空运费在部分防疫物资转向海运后,已经有所回落,目前美国航线运价在每公斤35元上下,印巴航线也由最高峰时候的每公斤70元降到25元,但这仍高于疫情前的运价水平。运费大涨导致中国货品的出口成本大幅增加。在涨价最为剧烈的中美航线,80%的贸易模式为买家承担运费。一位出口纸品的中国货商对财新记者表示,他要明确指定货运费由进口商承担:“本来中国出口的利润就不高,运费上涨进口商也会进行压价,整体利润就会进一步被压缩。”防疫物资、自行车与游戏机美国达美航空货运负责人Jerry Tai告诉财新记者,4月受疫情影响,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的短期急运需求,直接拉动了航空货运的业务量激增。目前空运的大宗货物运输计划较多,尤其是电子产品、电商渠道产品空运需求增多,10月开始索尼公司的PS5游戏机大量包机出运,市面上的美国航线包机被一抢而空,“大约需要60架747飞机,货量能维持一个季度”。“世界工厂”早早复工,成为全球各类物资的重要供给方。中国老牌自行车品牌“凤凰”在疫情期间,海外订单量每月保持50%—100%的高速增长。“几个月销售量就超过了去年全年,现在的新增订单量仍是源源不断,无奈的是产能跟不上。”上海凤凰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俞跃峰告诉财新记者。相对乘坐公共交通,骑自行车出行成为更健康安全的选择。俞跃峰称,4月开始凤凰自行车的出口需求开始大增,欧美发达国家用自行车代替健身房健身,甚至有些国家直接对购入使用自行车进行补贴;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逐渐恢复经济生产后,自行车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这些都催生了自行车经济快速增长。“欧盟国家对中国自行车实行反倾销,但疫情期间也进行了大量订购。”俞跃峰称,国内需求此后也迅速增长,产能已经满负荷。而新马泰的零部件工厂很多还处于半工作状态,部分零部件也供应不上。义乌一家日用品贸易公司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现在正是圣诞货品的繁忙出货季,这些圣诞小商品会装满集装箱,沿着中欧班列或乘船出海到达世界各地。世界圣诞用品80%来自中国,义乌又占全国的80%。生产水烟壶烟具的义乌市万鼎工艺品有限公司,半年销售额已经突破1000万美元,比以往一年的销售额还要高。该公司负责人阮经理告诉财新记者,水烟壶在国外属于家居用品,因为疫情只能居家,4月开始外贸订单迅速增加,“几乎是有多少货出多少货,一点库存都不留”。面对大量的增量订单,万鼎工艺品公司开始扩充产能。阮经理表示,目前在建一个新工厂,并计划增加畅销的铝制烟具的产量,“疫情以来,工厂一直加班加点赶工,比之前外销多了1倍”。在义乌像万鼎工艺品公司这样的工厂有数百家,疫情期间很多工厂订单不降反增,有产能扩张需求。“但产能也不能盲目增加,疫情后的市场情况还很难预测,很多货品积压在仓库有成本也有风险。”阮经理说。跨境电商爆发疫情期间人流、商流断绝,中国庞大的产能如何对接海外增长需求?近几年发展起来的跨境电商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拉近了贸易商间的社交距离,成为出口货品成交的有效途径。今年上半年中国海关跨境电商监管平台进出口增长26.2%,其中出口增长28.7%,进口增长24.4%,远高于同期中国进出口整体增速。监管部门也频频出台利好跨境电商政策。4月7日,国务院决定新设46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加上已经批准的59个,全国将有105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已经覆盖30个省(区、市)。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货物交易和流转更为方便。全球最大的跨境B2B电商平台阿里巴巴国际站,刚刚开启了9月的出口订单采购,仅用8小时国外支付买家数量就赶超去年首日水平。阿里巴巴国际站方面对财新记者表示,阿里巴巴国际站每年有两次针对出口的采购大促,分别为3月份的新贸节和9月份的采购节,这两次大促均跟国际批发有关。其中,3月主打每年新品,9月采购节则是为国外年底的黑色星期五和圣诞节大促,提供中国商品的提前采购和备货。阿里巴巴国际站总经理张阔对财新记者表示,疫情“黑天鹅”使得国际交易不得不转到线上,举例来看,土耳其地区的一些买家在开斋节会大量购入中国中西部商家的瓜子作为食物,但因为疫情只能在线上购入。得益于跨境电商业务,上半年阿里巴巴国际站实收交易额同比增长80%,7月实收交易额同比增长105%,订单规模增长177%。抛开疫情时期打破空间限制,跨境电商的特点也迎合了当下订单碎片化、交易线上化、用户年轻化的国际贸易新趋势。张阔告诉财新记者,过去海外买家的进货是由超大型采购商通过层层网络采购,再到国内层层分发的繁杂过程;越来越多的二级分销商、三级渠道商、四级零售商,直接参与到了贸易中来。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院长李鸣涛认为,跨境电商已成为中外中小企业间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线上通道。无论是在做传统的线下贸易,还是在做线上的电商,都可以通过一系列完善的产业生态服务来开展贸易活动。为了维护好这样一个产业生态,线下的海外仓已经成为跨境电商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2013年开始布局欧美地区海外仓业务的乐歌股份( 300729.SZ )在半年报中表示,随着疫情的持续蔓延,大量线下商超停业倒闭,线上业务持续上涨,海外仓作为跨境电商的核心基础设施,今年的租金已不断上涨,欧美各大港口百公里运输经济圈的仓库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为有效规避不断推高的租金风险,公司正逐步购买自持仓库,降低跨境物流成本。“人造太阳”里的中国角色文|财新记者 于达维截至目前,中国是七个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主要参与方中公认表现最好的,不仅资金投入充足,技术设备研发也及时到位《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于达维经过近15年的延宕,当地时间7月28日,承载着人类“人造太阳”梦想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在法国开启组装工作。8月31日,在法国南部卡达拉舍,ITER托卡马克装置杜瓦下部筒体吊装工作圆满完成。这是ITER计划重大工程安装启动仪式后的第一个重大部件安装。ITER计划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大科学工程之一,目的是通过建造反应堆级核聚变装置,验证和平利用核聚变发电的科学和工程技术可行性。在高达180亿欧元的项目总投入中,欧盟作为东道主出资45%,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和韩国各出资9%。半个世纪前,当美苏两国前领导人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决定结束冷战,携起手来探索人类未来核能和平利用时,肯定没想到这个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做起来有那么难。技术上的困境其实不是最大障碍,各参与方之间的扯皮才是最大问题。当前国际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一个逆全球化大行其道的时代,如何把ITER项目继续执行下去,是项目面临的一大问题。ITER项目汇集了全球35个伙伴国家的力量,这些国家占世界人口的60%以上,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0%以上。由于初始参与方在出资额上的力不从心,中国得以有机会参与其中。据专家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在七个主要参与方中的表现公认是最好的。不仅资金投入充足,技术设备研发也及时到位。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能从中学到关键技术,并应用到中国自主的可控核聚变项目上。艰难的旅程随着化石能源日渐稀缺,以及为减缓空气污染、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利用核反应产生能量的核能和平开发利用逐渐受到重视。自1954年,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座纯民用的原子能发电站,迄今所有的商用核反应堆都是基于核裂变,即采用铀、钚等作为核燃料。当一个原子数较高的铀235核子吸收一个中子,会形成一个激发态的核子,然后裂变为两个或更多个轻核,释放出若干个中子。有些中子被下一个重核吸收,引发下一个裂变反应,释放出更多的中子。由这种链式反应释放出的热能通过冷却剂传导出来,加热水产生水蒸气,最后转动发电机发电。与由较重的原子核变化为较轻的原子核的核裂变不同,核聚变是另一种反应方式,是由较轻的原子核结合形成较重的原子核——根据相对论质能方程,原子核净质量的变化都能造成能量的释放。核聚变是大自然最普遍的能量来源。从太阳到最遥远的恒星,将氢原子核聚合成氦原子核的聚变反应所产生的能量照亮了整个宇宙。因为氢原子是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很自然,科学家希望能在地球上“复制”一颗人造恒星,帮助人类走出日益严峻的能源危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00万倍,每秒钟要烧掉6亿吨的氢原料,太阳的中心温度更高达1500万℃,而这才刚刚足够让核聚变以最缓慢的速度产生能量。太阳上的聚变反应,首先是两个质子(氢核)组合成一个含有一个质子一个中子的氘(音刀,氢的同位素)核,而后氘核与另一个质子组合成氦3,而后两个氦3组合成一个氦4,完成这整个反应过程需要几亿年。氘核和氚(音川,氢的另一种同位素,含有一个质子两个中子)核的聚变则要快得多。氘核加上氚核可以聚变为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的氦4,并释放一个中子,而且这一反应不涉及质子向中子的转变,只是质子和中子的重新组合,因此这比质子聚变要快得多。但是由于这一反应涉及的原子核质量变化也非常小,能量输出就非常小,需要将氘核、氚核不断地碰撞,以产生显著的能量输出。与核裂变相比,核聚变反应的好处是产生的核废料半衰期极短、安全性也更高。海水中有取之不竭的氢原子——在地球上可以利用的物质中,氘核与氚核的组合是反应速度最快、需要温度最低的。但核聚变反应的一个发生条件是将反应物质加热到极高的温度,使原子核和电子分开,处于这种状态的物质称为“等离子体”;而要让相斥的原子核达到一定的碰撞频率,产生显著的聚变反应,则又需要将等离子体封闭在一个较小空间内足够长的时间。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上述聚变反应:一种是磁约束,即用磁场形成一个“磁笼”将它们束缚住,这样的机器叫“托卡马克”(Tokamak),又称环磁机;另一种是惯性约束,即用激光冲击燃料,让燃料急剧压缩,燃料在膨胀爆炸前发生聚变反应。这种方法其实也是氢弹的反应原理。美国加州的国家点火装置(简称NIF)和新墨西哥州的Z机器都使用的是惯性约束方法。有科学家比喻称,如果说ITER是传统的发电站,NIF和Z机器就是内燃机。目前,世界上已有数百个托卡马克被建造出来了,但ITER将实现的是达到1.5亿℃的高温,只有到了这时,磁笼中的等离子体才能实现自加热,开始稳定的能量输出。ITER的目标是能够将50万千瓦的能量输出维持500秒,相当于输出能量达到点火所需输入能量的10倍。按计划,ITER将用四年半组装完成,2025年进行第一次使用。ITER的工厂将产生大约500兆瓦的热能,如果持续运行并与电网相连,这将转化为大约200兆瓦的电力,足以供应大约20万个家庭。“这显然是对未来的一种信心。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总是源于大胆的赌注,艰难的旅程。”法国总统马克龙在ITER开工仪式上说。中国加入“国际俱乐部”1985年,作为结束冷战的标志性行动之一,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瑞士日内瓦峰会上倡议,由美、苏、欧、日共同启动ITER计划。ITER的目标是要建造一个可自持燃烧(即“点火”)的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堆,以便对未来聚变示范堆及商用聚变堆的物理和工程问题作深入探索。作为中方目前在ITER组织中职位最高的技术官员,中科院合肥等离子所原副所长武松涛对财新记者透露,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峰会上谈好了合作后,欧洲和日本也加入进来。1986年,四方正式开始设计和筹建ITER。1996—1998年,项目陆续完成了概念设计、工程设计及关键技术预研等前期工作,1998年的预算高达约90亿美元。“美国觉得太贵,退出了。”武松涛说,剩下的三方(俄罗斯、欧盟、日本)则坚持了下来。到2001年完成最终设计时,这一计划的筹备工作已历时13年,耗资15亿美元。但好消息是,通过优化设计,项目将预算降低到约50亿美元。此后,俄罗斯、欧盟、日本三方考虑邀请更多国家合作,条件是只要贡献10%就可以平等参与。2001年11月,ITER计划实施的谈判开始,中国也开始与三方接触。2003年,中国和韩国加入该计划。美国也重返谈判桌。此后的两年中,参与的六方为选址问题争执不下。直到2005年,法国卡达拉舍(Cadarache)战胜日本的六所村,成为ITER的建设地。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人池田要(Kaname Ikeda)成为ITER理事长。在这一年,印度也加入了该项目。在拉丁语中,ITER的意思是“路”,也代表了人类为未来的能源需求寻找出路的决心。2006年5月24日,七方科技部长分别代表各国政府草签了《成立ITER国际组织联合实施ITER计划的协定》和《给ITER国际组织以特权与豁免的协定》,这标志着有关该计划场址选择、各国权利和义务、材料设备采购和分配以及组织机构建设等方面,历时三年多的艰苦谈判终于基本结束。2006年11月,在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欧盟主席巴罗佐的主持下,七方在法国爱丽舍宫签订了最后协议。2007年10月24日,条约正式生效,ITER国际组织成立,标志着ITER计划进入正式实施阶段。武松涛现在在ITER国际组织任托卡马克装置总装总工程师,曾任托卡马克工程司副司长、ITER总部与各参与方协调负责人。他向财新记者介绍,中国参与ITER项目的论证过程中,实际上一度争议非常大,当时几十个顶级专家写信给中央领导,对中国加入ITER提出担忧,“因为投入太大,5亿欧元的投入当时是50亿人民币,其他科研领域肯定会被挤占。而且那时候中国聚变界的水平不足,有些院士就说,‘小学生上大学能学到什么?’”但是力主中国参与该项目的中科院院士霍裕平认为,ITER就是国际聚变俱乐部,“这次花10%就能进入,以后可能就没这么便宜了”。武松涛说,而且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把国内聚变行业带动起来。武松涛透露,霍裕平院士推动的另一件事是,除了中国为ITER项目贡献的实物及资金,国内的聚变发展也必须1∶1配套,因此中国聚变界也得到了充足的资金。“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攻击就会少一点。”武松涛说,中国是七方中经费最充足的,“也应该做好,做不好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纳税人。现在看,总的来说做得还不错,取得了长足进步,也确实花了不少钱”。ITER计划的实施大体分三个阶段进行,按照2006年项目基准,第一阶段从2006至2016年,为实验堆建设阶段,耗资约50亿欧元;第二阶段持续20年,是热核聚变操作实验阶段,预计耗资约50亿欧元;第三阶段历时5年,是实验堆拆卸阶段,耗资5亿欧元左右。三个阶段共耗时35年,花费总计约105亿欧元。但是,在推进过程中,项目一再拖延。2011年,霍裕平院士曾对财新记者表示,延迟的问题有两部分原因,其一是ITER本身就是个实验堆,许多拿不准的东西要在实验堆上解决,有些问题在现有的实验装置上表现出来,所以原来的设计要做大幅度更改。“但是我不太赞成大幅度更改,一直坚持这一点。以后欧洲做了大幅度更改,造成很大延期,大幅度增加经费,而且现在ITER的管理系统又变得比国际原子能组织还要复杂,也进一步增加了成本。”当前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变化,在一个逆全球化大行其道的时代,如何把ITER项目继续执行下去,是项目面临的一大问题。武松涛注意到国际政治变幻对ITER的微妙影响,比如在刚刚举办的总装启动仪式上,“七个参与方中,法国作为场址方,其总统出来讲话,欧盟的部长级官员也讲话,韩国总统也讲话,日本、中国、印度、俄罗斯都由国家元首发贺信、部长宣读,只有美国是能源部长发表讲话,总统没有写信”。“美国一直比较特殊,已经有几年没怎么给现金了,只给了国内采购包的经费,去年给了一些也没给全。印度也在跟美国学。”武松涛说。虚心的小学生ITER国际组织将整个工程划分为若干个采购包,每个采购包以KIUA(千ITER工作量,1KIUA等于1988年时的100万美元)为计量单位。中国需要承担总工程量的9%,涉及五大领域的14个采购包。这五大领域分别是超导、电源、包层、诊断和加料系统。14个项目采购包的制造任务主要由中国的两大研究机构牵头承担,一个是武松涛所在的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另一个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下属的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按ITER国际谈判结果,中方在建造阶段出资额的近80%是实物投入,即在国内研制加工制造部件,并按照中方出资比例向ITER组织派遣职员等。武松涛介绍,就目前的进展来说,中国在七方中的表现“反响还是很好的”。按照现在的进度目标,到2025年底完成第一阶段安装,并获得第一次等离子体。2025—2035年还有两次后续总装,ITER系统才能全部完成。“目前各方都有延误,但中方没有关键路径的延误,也就是说没有直接影响安装进度的部件延误,关键路径上部件或系统的延误将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计划目标。”他透露,中方贡献的超导导体、超导馈线等都是很重要的关键技术,中国完成的这些采购包,国外的反应都不错,“质量上、总体进度都很不错”。科技部ITER中心研究发展处副处长杨长春此前对财新记者透露,实现聚变能的商业利用,大致需要经历六个阶段,包括概念研究、原理验证、性能拓展、聚变能开发、示范堆和商用堆阶段,以ITER计划为标志,说明磁约束方式的聚变能应用已进入了实验开发阶段,即第四个阶段。作为ITER中国工作组的主要依托单位之一,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承担了ITER计划中国采购包的大量研发任务,同时还通过国际竞标赢得欧盟承担的ITER计划PF6项目合同。总重超过400吨、外径超过11米的PF6线圈已于去年研制成功。今年6月底,PF6顺利抵达交付目的地。PF6线圈是ITER装置主机的最重要部分之一,位于ITER装置超导磁体的底部,是目前国际上研制成功的重量最大、难度最高的超导磁体。等离子体所与中核集团所属单位等组成的中法联合体,通过国际竞标赢得ITER主机TAC1安装工程。TAC1安装标段工程是ITER主机最重要的核心设备安装工程,其重要性相当于核电站的反应堆、人体里的心脏,主要工作为杜瓦结构的安装以及杜瓦结构和真空容器之间所有的系统安装。等离子体所自2009年10月正式签订ITER计划国内采购包制造任务首份合同以来,从事ITER相关工作的人员超过550人。并且有一支超过100人的团队先后长期坚守在法国ITER现场,还有20余位科学家先后在ITER国际组织所属的国际评估组、专家组和工作组中担任重要职务。中科院等离子所原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刚对财新记者表示,中国不光在ITER项目中获得了平等的地位,而且比一般伙伴重要得多,不仅项目完成进度第一,质量也是最好的。“通过参与ITER计划,很多东西我们都是从原来不会做到做出来,并做得更好,甚至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主任罗德隆8月3日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说,通过国际合作,中国在国际核聚变舞台上有了更大话语权。“加入ITER前,国际主流聚变会议上几乎没有我们的声音。加入ITER后,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聚变舞台的中心。”科技部核聚变中心副主任王敏对财新记者说:“通过参加ITER计划,我们无论是在聚变技术上还是国际大科学工程管理上都有大幅度提升。可以说,在ITER七方中,中国是进步最快、加速度最大的一方。很多中国年轻人才在ITER计划中得以培养和成长。随着ITER计划执行,中国在世界聚变舞台上发出了更多的声音,贡献了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的雄心中国参与ITER计划的最终目的,是为建成自己的核聚变反应堆做准备。霍裕平院士表示,ITER计划旨在解决人类未来能源问题,对人类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国参加该计划最主要的考虑;其次,我国参加该计划也有助于全面掌握有关知识,并培养有关领域科研队伍,从而成为首先实现热核聚变的国家之一,并在将来有能力自行设计建造下一代热核聚变“示范堆”。中国的受控核聚变研究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经历了长时间的困难环境,但一直以实现聚变能源的应用为主要目标。目前中国的受控核聚变研究的规模和水平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在聚变研究、工程技术以及等离子体物理理论和实验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实施大中型托卡马克发展计划,先后建成了HT-7中型超导托卡马克和HL-2A大中型常规导体托卡马克。2006年,中国又建成了大型非圆截面全超导托卡马克——EAST装置,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中国建成的大型非圆截面全超导托卡马克EAST装置。目前EAST已经达到最高温度1亿℃,高参数等离子体维持时间达到约100秒。可控热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EAST超导托卡马克)的科研人员近期发现了Grassy ELM高性能稳态运行模式的形成机理,有望将这种运行模式应用于未来强磁场稳态托卡马克核聚变反应堆,解决瞬态热负荷问题。目前EAST已经达到最高温度1亿℃,高参数等离子体维持时间达到约100秒。武松涛介绍说,当时他是EAST的装置主机负责人,很多经验也推荐给了ITER,“比如超导馈线系统,是我们力推的。ITER电源设计也根据中方的建议做了重大改进,采用了新的器件、新的技术,这些都是中方对ITER的贡献。”武松涛透露,ITER用的都是最先进也最贵的技术,中国也没有必要全部借鉴,“用最新的技术很贵,也不一定可靠,EAST装置比较小,工程上够用就可以。”下一步,中国的聚变研究项目是CFETR(中国聚变工程试验堆)计划。据武松涛介绍,这个计划从2011年就开始概念设计,现在已经进入工程设计,不过,项目投资额需要好几百亿,还在争取国家支持。它与ITER实验堆的区别是,ITER主要是解决未来聚变堆的物理及工程问题,但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材料测试问题,一个是氚自持的问题。而CFETR需要解决这两个问题。ITER将是从现有各国的托卡马克装置过渡到真正的示范聚变装置电站的过程中惟一的一个实验装置,但是达到示范水平的几个关键问题还是无法在ITER解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真空容器寻找合适的辐射反射材料。因为实验条件的限制,ITER无法对材料在高速中子流下做实验。武松涛透露,因为现今聚变采用的是氘氚聚变。地球上氘资源非常丰富,但是氚几乎没有,其主要来源是中子和锂反应,现在民用氚一克约3万美元。世界上公开的民用氚全部只有26千克,ITER要用25千克。未来聚变堆燃烧过程中消耗的氚以千克计,要求自己能够产氚,“也就是氚自持”。他还介绍,虽然ITER有产氚项目,但不在ITER的目标中,各国自愿参加。而在材料测试上,由于中子对材料产生的辐照,ITER可运行时间的比例比较低,大约25%。因此在ITER没办法测试材料,更不要说测试部件。“我们希望达到几十个DPA(平均每个原子移动次数)的量级,解决氚自持和材料测试这两个问题。”他说,“为了建造中国自己的聚变堆,有些关键系统,例如氚系统还是需要自己解决。”专栏|要不要当出头鸟?文|王芫陪儿子学习美国历史,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那些推动历史进步的案件中,往往是当初输了官司的人更容易被历史记住文| 王芫作家陪儿子学美国历史,发现了个有趣的现象:在那些推动历史进步的案件中,往往是当初输了官司的人更容易被历史记住。第一个例子与黑人有关。1955年12月1日,在种族隔离的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辆公车上,司机要求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将她的座位让给一名白人乘客,帕克斯拒绝了。司机叫来警察将她逮捕。因行为不检而被罚款10美元后,帕克斯不服,向联邦法院提起上诉。帕克斯的遭遇激发了黑人社区广泛的同情,他们发起了罢乘公车运动,严重打击了公交公司。然而,帕克斯的上诉被法院有意无意地拖延。担心罢乘无法持续,民权运动人士开始重新考虑法律策略。他们又找到几名黑人女性,说服她们做原告,于是就有了“布劳德诉盖尔案”(Browder v. Gayle,布劳德是原告之一,盖尔是蒙哥马利市长)。这个案子直接递到了联邦法院。1956年11月,联邦法院判决在公交车上实行种族隔离违宪,实现了现代非裔美国人平权运动的重大突破。不过,赢了官司的布劳德,如今几乎无人记得,反倒是输了官司的帕克斯成为反种族隔离的标志人物。第二个例子与日裔有关。珍珠港事变后,罗斯福总统于1942年2月19日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允许地方军事指挥官划定“军事禁区”,可以不让“任何人或所有人”进入这些区域。命令一下,各州立刻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排日运动。在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等地,共有12.7万名日裔被送进了集中营,其中8万人是在美国出生的二代或三代,许多日本家庭被迫贱卖家产。后人无法确切知道这到底是基于军事考量,还是趁机掠夺日裔的财产。围绕日裔也产生了两个官司。一个是“是松丰三郎诉美国政府案”(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1919年出生在加州奥克兰的是松是一名造船厂的电焊工,珍珠港事变后,造船厂成为敏感单位,是松被工厂开除。1942年5月3日,西部防区司令命令日裔美国人一周后集中报到。预感大事不好,是松做了眼皮整形,还改了名字,声称自己是西班牙和夏威夷混血儿。不幸的是,他的伪装被识破了。是松的案子几度开庭,经历多次曲折,其中一次刚被允许保释,一出法庭又被宪兵逮捕。1942年9月8日,是松在联邦法院受审,因违反第9066号行政命令被定为刑事犯罪,处以五年缓刑,也就是立即被送进集中营。是松不服判决,再次提出上诉,官司终于打到最高法院。1944年12月18日,最高法院以6∶3裁定维持原判。法官认为,尽管第9066号行政命令从宪法上来说是可疑的,但是松的确违反了行政命令。与是松几乎同步进行的另一起诉讼是“远藤诉美国政府案”(Endo v. United States)。远藤光野1920年出生在加州萨克拉门托,秘书学校毕业后进入车管局成为一名打字员。第9066号行政命令生效8天后,加州人事局解雇了全州314名日裔公务员,其中包括远藤光野。被解雇的八十多名日裔集体起诉州政府,案件由旧金山律师詹姆斯·珀塞尔(James Purcell)代理。为了避开加州法院的管辖权,政府将这批原告转移到犹他州,并试图私下和解。政府提出,只要撤诉并答应不回加州,他们可以自由前往非军事禁区落户。除了远藤之外的所有人都放弃了诉讼,迁移到内陆或东海岸,只有远藤决心把官司打到底。珀塞尔律师在远藤身上看到了一个“理想的原告”,于是他决定由远藤代表超过12万名被拘禁的日裔,直接向美国政府提起诉讼。1944年12月8日,最高法院判决政府违宪,即政府无权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拘押任何公民。判决前一天,罗斯福意识到风向不对,主动发布命令,允许日裔公民返回家园。虽然远藤打赢了官司,但现在人们很少记得她。一提到被拘禁的日裔的抗争,人们想到的总是是松。在网上随便一搜,就能找到以Fred Korematsu命名的学校和法学院。他的生日被加州、夏威夷、犹他、佐治亚、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南卡罗来纳、密歇根、佛罗里达、纽约等地设为“公民自由与宪法日”。我儿子问:为什么输了官司的人反倒更容易被人记住?我给他分析这两个案例的近似之处。首先,出现一个被告,因为不遵守命令或者法律而被起诉。如果按照具体的法律条文判决,他们就会输掉官司;这时,出现了有远见的律师或民权运动人士,他们另外组织了一批原告,起诉那个命令或者法律违宪,于是官司赢了。人们记不住赢了官司的人,因为相对来说,他们是被动的,历史记住的是第一个以身试法的人。我儿子想到了一个谚语,“枪打出头鸟”。我表扬他融会贯通。他又问:要不要当出头鸟呢?我说:那是价值观问题。少子化、老龄化、东京化、移民难,日本“低欲望社会”依旧无解?文 |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熊燕妮责任编辑 | 于冬日本的人口还在继续暴降,并没有呈现政策设想中的减缓趋势。1“事态严重,可谓国难”2020年8月5日,日本政府总务省公布居民人数动态调查结果:该国总人口为1.24亿人,比上一年度减少50.5万人。日本人口已连续11年减少,并创下自1968年启动人口调查以来最大年度降幅。据厚生劳动省预测,该国人口将在2053年跌破1亿;2065年,日本人口将降至8808万。日本人口面临着悲观的未来。来自联合国的最新预测也表明,到本世纪末,日本人口将下降到8000万,低于峰值的40%。“事态严重,可谓国难。”2019年12月26日谈及低生育率危机,首相安倍晋三就要求负责“少子化”对策的首相辅佐官卫藤晟一:动员一切手段,推进相关对策。历届日本政府都将“一个亿”定为人口红线或政策目标。二战前夕,为了能够向战场上投入足够多的兵力并确保后方生产,日本政府一度降低法定婚龄,允许13岁的女孩结婚生子,并呼吁每个家庭至少要生5个孩子。在军国主义体制之下,各地竞相挑战生育极限。当时,14岁生子、28岁就当外婆之类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极端政策让一代人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伤害。当前,日本政府已经放弃通过行政强令等干预人口变化,主要通过财政等手段提高生育率。2016年2月,安倍政府旨在提高生育率的人口政策初见端倪。它提出,要将每名女性平均生育1.4个孩子提高到1.8个,力求将日本的总人口保持在1亿以上。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日本女性生育率从未达到1.8。一些人口学家也认为,多数女性不想因为生育而放弃工作,养育子女的经济成本也在迅速上升,安倍政府的人口政策并不现实。从2019年10月开始,安倍政府又推出“儿童工资”计划,每月给每名儿童发放大约折合1000元人民币的工资,并由政府负责缴纳保育园、幼儿园的全部费用,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学费和医疗费也全免。“一免到底”政策虽受欢迎,但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新政策导致财政新增加2万亿日元支出,其中,大约1.7万亿日元由消费税来实现,其余则由企业承担。2019年10月1日,实施“儿童工资”计划的当天,日本政府也将消费税上调了10%,足见安倍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生产效率革命和育儿革命并行不悖,帮助国家跨越少子老龄化的巨大障碍。”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采访时,安倍晋三一度信誓旦旦。人口新对策能让日本年轻人多生孩子吗?调查数据显示,日本当前的少子化问题依然严重。2019年,新生儿数量为86.5234万,首次跌至90万以下,也创下该国1899年有人口统计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年轻人在就业市场频频碰壁;比起养育后代,他们更关注自我提升。”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教授铃木透认为,日本人正在面临“绝种”风险。与此同时,日本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则迅速变老。2019年,日本的死亡人数超过138万,65岁以上的人口则超过总人口的28%,2060年将达到40%。按照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界定,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就可认定该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2从“老无所依”到“活到老,劳到老”如今,日本已成为全世界最“老”的国家。几乎每天晚上,28岁的道上庆子都要起床两三次,帮助九十多岁高龄的外公和外婆起夜。“我们没有经济能力将老人送进高档的养老院,普通养老院的服务又很差。”庆子向笔者抱怨说,她白天还要在一家零售商店上班,睡眠不足已困扰她五年多。照顾老人的任务,原本由庆子62岁的母亲负责。2015年夏天,她的母亲因患抑郁症而自杀。多年来,日本社会一直被高自杀率所困扰。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平均每天有将近60名日本人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平均每10万人中,日本的自杀人数为14.3人,远超世界平均自杀人数10.5人。老年群体是日本自杀率高企的重灾区。据厚生劳动省自杀对策推进室和警察厅生活安全局统计,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10万人中有19.8人自杀,健康问题、生活拮据和婚姻问题是三大主要原因。耻感文化在日本根深蒂固,不少老人怀着“不给子孙添麻烦”的心态自杀。其间,不乏震惊日本的人伦惨剧。“要工作还要照顾妻子,我太累了。我原本也想自杀。”一名71岁的男子杀死了他身患老年痴呆的妻子。被捕后,他向警方表示“老无所依”是行凶的动机。照顾老人已成为许多日本年轻人的沉重负担。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在15-29岁的日本年轻人中,大约有17.76万人要照顾老人等家庭成员,需要增加一百万名护士和护工。为了摆脱“老无所依”的社会困境,日本政府不断加大对养老和医疗机构的投入。但日本已陷入劳动力不足与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少子化加剧和人口减少,直接导致支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有劳动人口减少,经济增长不足又无力支撑人口刺激政策。于是,延长退休年龄成为最可行的“下策”。2020年2月,日本国会通过的《70岁就业法案》规定,允许企业雇用“老龄员工”直到70岁。同年3月,《国家公务员法》修订案也将公务员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5岁。“实现终身不退休社会”,一直是安倍政府的政策理想,并得到不少企业的支持。2020年7月,历史悠久的家电零售商野岛公司(Nojima)宣布,将员工的退休年龄上调到80岁。“活到老,劳到老”也成为劳工阶层的普遍共识。此外,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局面,不少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布局机器人生产线。3大都市“虹吸效应”加剧,多数地区出现“空巢化”当多数地区为人口低增长和老龄化困扰时,东京都、名古屋和关西等核心城市圈却为人口大量涌入而烦恼。日本政府总务省最新的动态人口调查显示,东京都人口较上一年度增加了7万人,连续24年呈增长态势,达到1325万人。仅占日本陆地面积0.6%的东京都,却占据了日本总人口的10%以上。交通拥堵、城市污染、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也困扰着东京:最便宜的停车位也要每小时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65元),一套普通住宅的平均价格已突破6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60万元)。“一些学者将东京圈的繁华,归因于新干线建设带来的便利。对多数人来说,来东京只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上世纪90年代,道上庆子随家庭从北海道的渔村移居东京。从就业统计数据来看,2010—2016年,在新增的183万个就业岗位中,有132万来自东京都市圈。新干线等发达的交通设施,则为人口迁徙带来便利。当欧美国家依旧在使用老式蒸汽火车时,日本第一条高速铁路已在1964年通车,将东京到大阪的时间从7小时缩短为4小时。如今,从东京到大阪只需要两个多小时。不过,东京的高速发展并没有惠及和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它所形成的“房价高地”反而让周边城市沦为“睡城”“东京的枕头”。东京都市圈一家独大。2018年,东京都的GDP达到9700亿美元,占日本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犹如东京都市圈的根茎,各地的人口、资金等则通过新干线涌入东京。作为“虹吸效应”的后果之一,其他地区出现大量“空城”。笔者今年7月在仙台看到,在空置的楼房和社区上空,警察与消防员乘坐直升机观察安全隐患。人口减少导致生源不足,日本政府每年还要关闭大约500所学校。当前,日本的乡村和小城市普遍面临着“房比人多”的怪现象。据总务省的统计,截至2018年10月,日本共有5759万套住宅,但同期该国家庭总数只有4997万户。为了挽救正在消逝的村落和城市,日本政府设置“空屋银行”,将房屋免费赠送给符合条件的民众,以吸引外来人口流入。但是,空城依旧如瘟疫一样蔓延,让一座座乡村变成“鬼城”。“按照这样的‘东京化’速度走下去,所有的日本人都将成为‘东京人’。”日本《朝日新闻》评论说。早在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觉察到“东京化”与“空巢化”问题。此后,历任日本政府也提出诸如“新建25万人口卫星城市”“多极分散型国土结构”等多种策略。2019年5月,安倍政府开始实施“补贴离京”政策,对于自愿迁出东京的人口提供最高3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8.5万元)的补贴。不过,“重金赶人”也收效甚微。4开放移民政策?多年来,历届日本政府都小心翼翼地开放移民政策。2008年开始,一些外国护士和护工开始被允许入境。不过,日本政府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必须通过高难度的国家级日语考试,并且三到五年之内必须离开日本。2018年10月,安倍政府《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修正案通过,允许具有“特定技能”的人才留居日本。2020年8月,日本政府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的护理、餐饮、汽车等14个行业率先迎来外来劳动者,累计超过266万人,外国人首次超过日本总人口的2%,多数来自中国、越南、尼泊尔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现在的政策,不足以解决日本劳动力问题。”日本移民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坂中英德认为,“未来50年,日本需要1000万移民,我们需要接纳他们成为日本社会的新成员。”当前,日本仍然是全世界民族构成最为单一的国家之一。上世纪50年代,日本也曾向古巴等拉美国家输出移民。但是,日本朝野和民间对外来移民依旧存在高度警惕的社会心理。“那些外国人可以帮助照顾日本老人,但必须生活在单独社区。”知名日本作家曾野绫子的“种族隔离”“防止混种”的呼吁,也得到不少日本民众的支持。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日本经济从复苏走向繁荣。其间,大约有一百万名黑人涌入日本,带来廉价的劳动力,也带来就业、治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终,日本政府通过日语考试、智力测试、传染病和健康要求等将非洲移民拒于国门之外,并以国际援助为外交筹码将境内非洲人安置到莫桑比克等国。据日本政府预测,若每年接收20万名移民,该国2110年人口将增至1.14亿。但是,日本将变成一个多民族国家。眼看着欧洲移民政策失败导致社会冲突,日本社会的反移民呼声越来越大。“在东京之外的其他地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甚至根本无法考虑‘不接收移民’这个选项。”日本《Wedge》杂志主编盐川慎说。近年来,日本政府也注重营造多元文化环境,吸引外国年轻人到“空巢化”地区发展。在北海道,当地政府设立町立日本语学校,还邀请定居的外国人成为学校负责人,甚至共同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工作等举措,开始探索一种多文化多种族和谐共生的社会模式。“如果我们教育年轻人,日本的生存需要通过更加多元的文化来应对人口问题。我认为,这不会引发大问题。”日本移民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坂中英德说。一种鼓励与外来人口通婚并获得永住权的方式,已被日本社会广泛接受。2015年以来,来自中国的5名新娘成为日本白石岛的“救星”。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5名中国新娘在这座500多居民的小岛上生育了11个孩子。5低欲望社会 无解的难题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步入以低生育率和低消费为典型特征的“低欲望社会”。越来越多的日本成年人过着一种无爱、无性的生活。每隔五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等机构会就人口问题展开问卷调查。2016年的调查显示,大约有44%的18到34岁年轻女性承认自己是处女,男性则是42%。日本正进入“超单身社会”。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推算,2035年,将有30%的男性和20%的女性到50岁都不会结婚,加上离婚或丧偶的人口将有一半日本人处于单身状态。一些日本年轻人不仅缺乏“性趣”,甚至连恋爱都懒得谈。一家婚恋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二十多岁的日本年轻人中,有74.3%的人不在恋爱状态。1996年,这一数字为50%。年轻人不恋爱、不结婚,日本正进入“无性社会”。《读卖新闻》文章认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也过分强调“性”的负面影响,例如怀孕和性病等,使人谈性色变;网络色情的异常兴起,也让不少年轻人宁愿在虚拟世界寻求慰藉,而不愿在现实生活中与人正常交往。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后,日本开始出现“低欲望”群体,本世纪该群体在日本呈爆发趋势,他们被称为“平成废物”“宽松世代”。多年来,《低欲望社会》《日本消费者问题》《厌消费世代的研究》等同类题材作品都成为畅销书。“买车难道不是笨蛋做的事吗?”在《厌消费世代的研究》一书中,商业咨询师松田久一提出低欲望社会对消费的伤害。汽车、房子、烟酒和旅行,是日本国民消费的四大主流项目。不过,年轻人对此越来越没兴趣。日本汽车工业协会的调查显示,40%的受访者不买车的理由是“没有车也能活得下去”。“现在年轻人远离买车,这与贫穷可能没有必然关系,而是消费意识问题。”日本法政大学樋口一清教授认为。不过,汽车租赁市场却逆市上扬增长,市场规模从2014年的154亿日元,有望上升到2020年的295亿日元。一些名贵化妆品也因社会交往减少而持续低迷。同时,一向引领奢侈品前沿的包袋也受到冷落,一种廉价的帆布包袋则取而代之,滑雪、高尔夫球等享乐性消费更是萎靡不振。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将人口危机进一步放大,少子化、老龄化、东京化、空巢化和移民难,一系列人口因素关系到日本能否快速走出新冠危机。日本企业 : 再平衡动作 | 从《经济学人·商论》https://gbr.businessreview.global/articles/view/5f64139452030036e2114098/zh_CN/en_GB中美失和,殃及日企安倍晋三在2012年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时,日中关系正在走下坡路。围绕争议岛屿的紧张局势升级,冲突一触即发。在中国,日本汽车经销店被纵火。松下一家工厂的抗议活动演变成了暴力事件。此后,怒火平息,关系回温。安倍原计划邀请习近平在今年春天前往东京,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如果成行,将是中国领导人自2008年以来首次访日。日本企业也一直从这种友好的氛围中受益。中国和日本分别是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间的年贸易额超过3000亿美元。日本企业在中国的资产累计超过1300亿美元。去年,日本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创历史新高,达到144亿美元。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显示,日本上市公司只有4%的收入来自中国。但据在东京工作的经济学家杰斯珀·科尔(Jesper Koll)估算,它们有26%的利润通过供应商或客户与中国绑定,比对美国的依赖更深。他估计,由于中国经济从新冠疫情中的恢复速度比其他国家更快,这一利润份额在第二季度飙升至63%。现在,氛围似乎正再度转冷。习近平的出访因疫情搁浅。他对香港民主运动的镇压以及中美之间的经济冷战让日本的政府高官开始谈论在中国的风险而非机遇。今年早些时候,安倍政府出台了限制外国投资的新举措,以防止受疫情冲击的某些行业被中国买家趁虚而入。智库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Tokyo Foundation for Policy Research)的柯隆表示,受疫情影响,以及担忧美国未来进一步对电信设备巨头华为之类的中国企业施加制裁,日本公司开始考虑自己供应链的稳定性,而不仅仅是效率。8月28日,安倍因健康问题突然辞职,加剧了局势的不确定。然而,如果深入观察,就会发现情形更加微妙。一位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表示,政府的目标是重点关注在中国的“几个战略咽喉点”(比如医疗用品),同时“继续保持很多领域对商贸活动开放”。由此看来,与其说这是一次重大脱钩,不如说是一次悄然进行的再平衡。一个例证是安倍2440亿日元(22亿美元)的企业资助项目,它引导日本企业将自身供应链多元化,扩散到中国以外。7月,包括大型塑料制品生产商爱丽思和电子产品制造商夏普在内的57家企业获得了总计570亿日元的资金,用于投资本土制造;其他企业获得帮助在东南亚建厂。但在87个获批项目中,有60个将生产口罩、消毒剂、药品或其他医疗用品。并不是只有在中国有业务的公司才有资格申请资助。很多公司,尤其是构成此次申请主体的中小企业,在中国几乎或完全没有业务。半导体材料制造商Novel Crystal Technology的一名高管称,自己公司申请补贴是为了减少过度集中在美国市场。独立的政府机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sation)前官员大西康雄表示,政府此次提供的资金太少,根本不足以推动全面脱钩。大多数与中国有密切业务关联的日本公司还处于“观望”状态,柯隆说。美国可能很快会迎来新政府。美国制裁的范围和执行情况并不明确。即使紧张形势持续加剧,日本企业界也不太可能整齐划一地行事。制造利基出口商品的企业可能会从中国撤离。而像汽车制造商这样在中国有大量业务的公司会不愿意离开。从长远来看,日本企业面临的风险更多来自竞争,而不是地缘政治。中国已经实现了一次转型——从廉价劳动力国家转变为繁荣的消费者市场;日本企业的中国子公司生产的产品超过70%在中国出售。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第二次转型——从消费者市场转变为尖端技术领域的竞争者。日本商业报纸《日本经济新闻》(Nikkei)对74项科技产品和服务的最新年度调查发现,去年中国企业在智能手机液晶显示屏和电动车锂电池绝缘材料上的市场份额超过了日本。正如一家日本大银行的顾问所说,这才是让日本企业真正感到紧张的事。流感 : 遇冷 | 从《经济学人·商论》https://gbr.businessreview.global/articles/view/5f64138752030036e2114096/zh_CN/en_GB 每年冬天,从5月到10月,成千上万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会被问到他们感觉如何。确切地说,政府会每周调查,询问他们是否咳嗽或发烧。尽管对澳新两国民众来说,2020年在很多方面都很难熬,但在身体健康方面倒未必糟糕。今年冬天,这两个国家只有约0.4%的人报告有类似流感的症状,比去年减少了五分之四。南半球的其他国家也报告了类似的流感传播放缓。 流感感染率急剧下降的原因很明显。世界各国政府实施了代价高昂的封城措施以对抗新冠病毒。这不仅减缓了南半球国家新冠肺炎的传播,而且似乎也在无意中阻止了另一种致命疾病流感的扩散。 自1952年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追踪成员国的流感传播状况,依靠当地的合作实验室报告它们检测到的流感病毒数量和类型。8月头两周,该组织完成了近20万次流感检测,只发现46例阳性。在通常年份,这一数字会接近3500。 有人可能会担心,由于当前医疗体系承压,流感报告病例下降反映的是检测能力下降,而不是感染人数真的减少了。所幸事实并非如此。世卫组织已发布的数据包括南半球的六个国家:澳大利亚、阿根廷、南非、巴拉圭、新西兰和智利。这六国的流感检测总数仅下降了20%,但阳性检出率已大跌至历史低点。 来自澳大利亚的数据令人瞩目。从2015年到2019年,每年5月到8月中旬平均有8.6万澳大利亚人被检出流感阳性,其中约130人死于流感。而今年冬天,澳大利亚政府仅录得627例感染、1例死亡。 流感病例的减少有助于解释新冠肺炎数据中的至少一个谜团:有些国家的总死亡人数增长少于其新冠死亡人数数据所应体现的增长。例如,6月至8月25日,智利共记录约9800例新冠死亡病例,但与2015年至2019年同期相比,总死亡人数仅增加约8800例。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智利对其国民的死亡人数统计不足。但流感几近绝迹也不无关系。 今明两年南半球的流感病例可能还会上升,因为获得免疫力的人更少了。与此同时,北半球国家的流感病例应该会减少,因为从国外输入的病例会减少,而且大部分人都在保持社交距离。据估计,季节性流感每年造成30万到65万人死亡。在这充满可怕消息的一年里,在抗击流感上获胜给了人们一个可喜的喘息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