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的和留下的都痛苦

IRAN. Tehran. September 2006. Photograph by Thomas Dworzak

德黑兰是一座没有常态的城市。

40 多年前,这里的人们吃麦当劳、泡酒吧,青年男女手拉手逛街。1979 年伊斯兰革命 (Enghelābe Eslāmi) 后,酒精和所有娱乐活动都被列入禁令,电影院被烧毁,女人被罩上黑头巾,男人被推上战场。八年的「两伊战争」(Iran–Iraq War),飞毛腿导弹 (Scud) 一度如每日例行的焰火一样,点亮德黑兰的黑夜,激起人们的尖叫。

之后二十几年貌似安稳的日子里,女人们戴着黑头巾低头行走在以战死者命名的街道上,男人们或失业或在下班后无处可去。电影院重建了,却看不到一部完整的外国片。青年男女在街头牵手要赌上锒铛入狱的厄运,公开亲吻更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伊朗总统选举引发的暴力冲突,德黑兰再次几近破碎。

这座城市的人们注定只能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他们在泡吧的年代用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 (Pahlavi dynasty) 的卖国暴政;在禁酒的夜晚用私人派对躲避巡警的视线,喝自家酿的酒、脱掉头巾跳热舞;在被各种国际制裁包裹的时期,他们自己做薯条和汉堡,买盜版碟看未删节版的好莱坞新片;更有一连串被警察熟知的名字,即使不断出现在监狱在押人员的名单里,只要有机会,便迫不及待地喊出自己的声音。

对德黑兰人来说,也许打破禁忌才是生活的常态。

IRAN. Teheran. 1979. Southern district.

IRAN. Teheran. 1979. Southern district.

Photograph by Gilles Peress

黑头巾、黑袍、黑袜子……一个德黑兰女人疾步行走在城南的街道上,黑袍遮住了她的体态、表情、步伐和几乎所有的女性特征。

照片拍摄于 1979 年,那一年的德黑兰充满了自由的幻想,巴列维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 逃往国外,流亡 15 年的霍梅尼 (Ruhollah Khomeini) 接管政权并建立伊斯兰政府。数万名德黑兰人涌上街头,载歌载舞,街上的汽车同时打开大灯并鸣笛,雨刷插上鲜花,街道上洒满欢庆的糖果,巴列维父子的铜像最终被推倒……

30 年后,同样的街巷,人们涌向通往自由广场的街头,抗议总统大选结果,用血肉之躯对抗警察的枪弹,用手机向外界传递被封闭的信息,曾经的精神领袖霍梅尼的画像被当众撕毁……

比这种激情更让人唏噓的,是风暴落潮后这个黯然的黑色背影,提醒着人们在梦想与现实、承诺与欺骗之间的距离。

IRAN. Teheran. 1979. Southern district.

IRAN. Teheran. 1979. Southern district.

Photograph by Gilles Peress

黑头巾、黑袍、黑袜子……一个德黑兰女人疾步行走在城南的街道上,黑袍遮住了她的体态、表情、步伐和几乎所有的女性特征。

照片拍摄于 1979 年,那一年的德黑兰充满了自由的幻想,巴列维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 逃往国外,流亡 15 年的霍梅尼 (Ruhollah Khomeini) 接管政权并建立伊斯兰政府。数万名德黑兰人涌上街头,载歌载舞,街上的汽车同时打开大灯井鸣笛,雨刷插上鲜花,街道上洒满欢庆的糖果,巴列维父子的铜像最终被推倒……

30 年后,同样的街巷,人们涌向通往自由广场的街头,抗议总统大选结果,用血肉之躯对抗警察的枪弹,用手机向外界传递被封闭的信息,曾经的精神领袖霍梅尼的画像被当众撕毁……

比这种激情更让人唏噓的,是风暴落潮后这个黯然的黑色背影,提醒着人们在梦想与现实、承诺与欺骗之间的距离。

为了不被公映的电影

贾法·帕纳西 (Jafar Panahi) 在被捕的几个月内,没有法律指控,也没有公开审讯。这位激进的伊朗新浪潮代表导演已不止一次被当局警告:远离反映社会阴暗面的政治话题。

过去几年中,伊朗国家情报机关经常以各种名义把贾法叫到不同地点「谈话」。然而贾法的「命运三部曲」却一部接一部完成了,还为他捧回了金狮 (威尼斯电影节 Leone d’Oro)、柏林银熊 (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 Silberne Bär für die beste Regie)……当局一边咬着嘴唇撕掉公映许可证,一边又不时向外界炫耀着伊朗现代电影的伟大成就。终于在一次「谈话」中,对方恼差成怒,拍案而起:「不要以为你是个名导演,我们就不能逮捕你,只要我们愿意,随时都可以把你抓起来!」

显然,贾法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在伊朗总统大选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支持改革派领导人穆萨维 (Mir-Hossein Mousavi) 的阵营中。穆萨维落选后的第 41 天,贾法和家人一同出席为示威游行中被射杀的女学生妮达·萨勒什·阿哈-索尔坦 (Neda Salehi Agha-Soltan) 举办的纪念活动,当场被警察带走,并在德黑兰狱中接受了「短暂的谈话」。不出两个月,贾法以评委会主席的身份亮相第 33 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 (Montreal World Film Festival),毫不忌讳地公开佩戴着象征穆萨维阵营的绿色丝带,同时还不忘为所有评委会成员准备一条。回到伊朗,毫无悬念地,他被限制出境了,却并没有停止活动。

2010 年 3 月 1 日深夜,贾法和他的妻子、女儿,以及十几位电影人正在书房里商谈新电影的拍摄计划时,被突然闯进的警察全部带走。

贾法的公寓靠近厄尔布尔士山 (Alborz) 的山腰,在德黑兰城的北部,站在阳台上可以将大半个城市尽收眼底。书房里除了满墙的书和影碟,还收藏着各个年代的摄影机,包括一个希特勒时代间谍用的照相机。女儿的宠物蜥蜴可以自由地在房间里爬来爬去。

贾法曾时常站在阳台上远眺城南——他出生的地方。这座命运多舛的城市 1000 多年来一直保有自己的规矩,正如「德黑兰」在古波斯语中的寓意「山脚下」,这个城市和它它的居民一直生活在山脚旁。只是,穷人住在下风下水的山脚下,富人住在顺风顺水的山腰。

如今,1500 万人住在德黑兰,泾渭分明:城南代表着贫穷和底层,城北则代表着财富和地位。贾法的生活源自普通劳动者居住的城南,他在那里读书,在那里恋爱,也在那里开始接触电影。他将在城南生活的日子视为人生最深刻的记忆:「对我而言,德黑兰是从那里展开的,人们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关于我的社会题材影片的创作灵感,也都来自那里。」

IRAN. Tehran. Afternoon traffic jam on the Hemat highway which crosses the capital.

IRAN. Tehran. Afternoon traffic jam on the Hemat highway which crosses the capital.

Photograph by A. Abbas

德黑兰是个拥挤的城市,近 400 万辆汽车行驶在只能容纳 100 万辆的道路上,每天下午横穿市区的 HEMAT 高速公路上都堵得水泄不通。油价便宜,所以大家都有车;路上红绿灯少,有也没人看,所以可以飙车;缺少停车场,所以街边随便停车。伊朗全国禁酒,几乎不存在酒后驾车的现象,但伊朗是世界上交通事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贾法用尽全力把家从拥挤肮脏的城南搬到了光鲜亮丽的城北,同时他费尽心思将电影的焦点从城北转向城南。

女性的束缚和社会的「局限性」是贾法给自己出的命题,他也因此成为当局眼中的异类。他的电影甚至不被很多伊朗人喜欢,被认为是到国际电影节上哗众取宠的另类之作,即使这些人只能通过盗版光碟才能看到他的作品。就连他的导师——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Abbas Kiarostami),也对他过于激进的政治态度颇有微词。

贾法被捕后的第二个星期,远离政治多年的阿巴斯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释放贾法和其他被捕的艺术家:「也许我不能为贾法·帕纳西的激进方式辩护,但我知道他这样做的原因不是做了错误的选择,而是重压之下的不可避免。」

来自世界各地的声援信接踵而至,5 月举办的戛纳电影节 (Festival de Cannes) 甚至把贾法列为评委会荣誉成员。电影界也开始发去联名的声援信,上面的签名足可以在黑市里卖个天价:斯蒂芬·斯皮尔伯格 (Steven Allan Spielberg)、马丁·斯科塞斯 (Martin Scorsese)、罗伯特·德尼罗 (Robert De Niro)、弗朗西斯·科波 (Francis Ford Coppola)、迈克尔·摩尔 (Michael Moore)、奧利佛·斯通 (Oliver Stone)、肯·洛奇 (Ken Loach)……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从没有看过他的作品,只是义无反顾地聚集在自由的召唤之下。

从一点通向另一点的「路」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Abbas Kiarostami) 对德黑兰的绝望已经让他远离身边的所有。

「很多年来,我已经不再期望在自己的国家里放自己的电影……」他在公开信里写道。他甚至不拒绝盗版商任意复制和发行他的电影,因为「那已经成为我和我的人民交流的惟一方式」。

阿巴斯选择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媒体。孩提时代他从德黑兰得到的第一份礼物是儿童抑郁症,整个六年的小学生活没跟任何人说过半句话,父亲为了治疗他的抑郁症把他送到了电影院,之后他便将电影作为可以对话的生命。

「我所有作品的创作都源于一种持久的激动不安与失眠,很久以前,自孩提时我就记得这种不安的存在,可能显得略有病态,我使自己忙于各种工作来取代『精神药物治疗』。」

电影成了阿巴斯的镇静剂。他的电影越来越纯粹,越来越个人化。也正是这种纯粹激起了世界的共鸣,将其诠释为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命话题。也有人抨击阿巴斯是「无趣的形式主义者」「自愿疏远观众」。无论如何,电影为他在各大国际电影节蠃来声誉,并被视为不可超越的高度。

阿巴斯和其他伊朗电影人的作品成为世界了解伊朗的窗口,然而对伊朗当局来说,「国际电影节只关注伊朗的坏电影。」

贾法·帕纳西曾经在《橄榄树下的情人》 (Through the Olive Trees) 里担任阿巴斯的助手,为他赢得奥斯卡入场券的处女作《白气球》 (The White Balloon) 也改编自阿巴斯的剧本。贾法继承了阿巴斯的写实风格,却没有延续阿巴斯的含蓄,而是迅速将镜头锁定在最敏感的社会话题,以最直白的方式反映在电影中。

他在《生命的圆圈》 (The Circle) 里公然挑衅当局的审查制度,将镜头对准一群德黑兰的边缘女性,越狱、堕胎、单身妈妈遗弃幼女……他也被西方媒体称为「最有勇气」的伊朗导演,也从此,他走上了被禁映的厄运。

「局限性是我作品的主题,我关注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希望通过电影去唤醒一些意识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一直期待着,能够得到德黑兰官方机构的资金和政策帮助,然而当局永远不需要一个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的导演。

两个导演在同一座城市里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和创作着,甚至对一台照相机的记忆也截然不同。

40 年前,阿巴斯买了当时最便宜的雅西卡 (Yashica) 相机开始拍照,因为「不能与另外一个人一同欣赏绮丽的风景、感受那种愉悦,是一种折磨。」而同一时于期,刚满 20 岁的贾法去服兵役,却是抱着照相机冲到「两伊战争」的前线拍新闻图片。

然而他们得到了这个城市的同一「礼遇」:过去十几年中,两人的电影始终没有获准在伊朗境内放映,尽管他们从未放弃创作。

贾法开始利用境外资金维持电影拍摄,而阿巴斯为了筹钱拍片,甚至兜售自己的摄影作品。在一次主题摄影展上,有人指着无数张「路」的照片问阿巴斯:「那是否意味着『无路可走』?」阿巴斯说:「『路』只是从一点出发通向另一点。」

Hajj, trip of lifetime.

Hajj, trip of lifetime.

Photograph by Newsha Tavakolian

只要我还能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

足球是德黑兰的灵魂。

2005 年 6 月,伊朗和巴林 (Bahrain) 在德黑兰进行的世界杯预选赛给当地警卫带来了一个不小的麻烦。100 多名罩着黑头巾的伊朗女球迷堵在体育场入口,要求入场为自己的国家队加油,并一起高声唱着「自由是我的权利,伊朗是我的国家」。然而根据伊朗现行法律,禁止女性现场观看男子比赛。

对峙五个小时后,她们中的一半被破例准许进场观看下半场比赛。这 50 多个女球迷也成为自 1979 年以来第一批被允许进入体育场观看比赛的伊朗妇女,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发生在德黑兰城西的「自由体育场」,那里有 10 万个座席,却没有一个为女球迷而留。

在德黑兰,以「自由」命名的建筑有很多:自由塔、自由广场、自由大街……为了纪念 1979 年推翻巴列维王朝而建立的自由的伊斯兰共和国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RAN. Tehran. 1971. Azadi Tower built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50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The inauguration took place on October 16, 1971.

IRAN. Tehran. 1971. Azadi Tower built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50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The inauguration took place on October 16, 1971.

Photograph by Elliott Erwitt

阿扎迪自由纪念塔 (Azadi Tower) 是德黑兰的地标,被视为伊朗的象征。阿扎迪塔原称沙希亚德塔 (Shahyad Tower) 或国王纪念塔,建成于 1971 年。它由伊朗最后一位伊斯兰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委托建造,旨在为纪念波斯帝国 (Imperial State of Iran) 建国 2500 周年献礼。1979 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国王纪念塔也改名为自由塔。

阿扎迪塔由当时年仅 24 岁的 Hossein Amanat 设计。作为一名严格遵守教义的巴哈伊 (Bahai’i) 教徒,在革命爆发之后,由于伊斯兰政府将巴哈伊信众列为「无需保护的异教徒」 (unprotected infidels),Hossein 被迫逃离伊朗。

当年,流亡海外 15 年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在距离埃菲尔铁塔 40 公里的巴黎郊区支起了一个大帐篷,作为「革命指挥中心」,仅用十天的时间就结束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这位伊斯兰世界的伟大斗士带着一份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悲情,建立了伊斯兰的独立的自由的共和国。从此,他们不再依靠西方,也不再依靠东方,他们只相信伊斯兰。

霍梅尼将伊朗从亲美的「盟国」 (Allied Powers) 变成了世界上最反美的「罪恶轴心国」 (Axis of evil),并同时在国内肃清各种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 (Zionism) 势力,不论遇到多恶劣的国际制裁。在这个孤岛一样的国度里,人们拥有绝对的自由,只要这种自由不超过原教旨主义的各种严苛教条。

从此,冒险,成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

贾法的女儿也是个球迷。12 岁那年,她执意要和父亲一起去看球赛,毫无意外地被拦在了自由体育场的门外。女儿对贾法说:「没关系,你先进去,我会想办法进去的。」十几分钟后,他真的看到女儿进来了。贾法问女儿是怎么进来的,小姑娘坏笑着:「总是有办法的。」

这件事给了贾法灵感,并在 2006 年完成了电影《越位》 (Offside),讲述一群女球迷是如何冒险乔装成男性企图混进体育场的。与其说那是电影,倒更像纪录片,因为同样的情景每逢球赛都会在自由体育场重复上演,任何禁令都无法阻挡女球迷想为足球呐喊的热情。

当拍电影就像女人看球赛一样被禁止时,贾法的热情依旧高涨:「只要拍片的条件没有严苛到让我觉得无法在这里拍片,我就确信我仍将在这里拍片,哪怕是一条最小的通道,只要我还能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

贾法被捕前,柏林电影节主席迪特·科斯里克 (Dieter Kosslick) 曾试图通过官方渠道要求解除贾法的出境禁令,让其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柏林电影节 (Berlinale) 的 60 大寿。然而伊朗当局没有给这个面子,反而在电影节结束后的一个星期将他逮捕了,因为怀疑他在偷偷拍摄一部关于伊朗大选的电影。

令当局始料不及的是,另一部伊朗电影却冲进了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这部伊德合拍片《猎人》(The Hunter) 直击 2009 年总统大选期间的德黑兰:男子阿里 (Ali Alavi) 的妻子和女儿在一次游行冲突中意外中弹身亡,为了复仇,阿里开始躲在山顶上射杀警察。当阿里茫然地在街头徘徊时,路边的收音机里无意中传来正在播放的竞选广播:「你们没有权力选择。你们只有权力改变。」

导演拉菲·皮特斯 (Rafi Pitts) 用摄影师曼努车尔·德哈提 (Manoocher Deghati) 的一张照片作为片头,镜头一点点拉开:一群骑着机车的革命青年涌上街道,他们脚下的人行道被画成了一面铺开的美国国旗。那是 1983 年的德黑兰,人们在庆祝伊斯兰革命胜利三周年,庆祝他们本以为即将得到的自由。

曼努车尔曾是最令当局头疼的摄影师。1978 年刚刚留学回国的曼努车尔就赶上了伊斯兰革命大潮,他决定用照相机记录这段历史。没想到第一次带着照相机走上德黑兰街头,曼努车尔就成了武装力量射杀的对象。子弹一颗颗在他的耳畔呼啸,意外地发现自己还活着时,曼努车尔决心成为一名彻底的冒险者。

1979 年,他开始为法国 SIPA 图片新闻社工作,用照片记录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和随后的「两伊战争」。在真实面前,他的照相机不听从任何禁令。为防止敏感照片流出伊朗,当局每次都要派两名警卫跟随曼努车尔,有限额地发给他胶卷,并监督他所拍摄的内容。「不过我仍然想方设法保留了一些珍贵的照片并把他们发到国外。」曼努车尔从不放弃冒险,那些照片为他赢得了 1984 年世界新闻摄影一等奖。直到 1985 年,伊朗当局下令:禁止曼努车尔再带着相机出门。

2010 年的世界新闻摄影年度照片依然与德黑兰有关:一名德黑兰妇女在屋顶上大声呐喊,抗议遭受质疑的伊朗大选结果。伊朗大选后人们白天在街头抗议,晚上的街巷空无一人,人们则在自家的屋顶上继续呼喊抗议,整个城市回响着这样的声音:「死亡的独裁者」,「真主是伟大的」。摄影师名叫 Pietro Masturzo,来自意大利。

一道门 两个世界

大选之前的日子,德黑兰的街道显得过于冷静,傍晚过后的交通灯统统变成黄色,警察回家了,车辆和行人来负责自己的安全。入夜的德黑兰没有 KTV、酒吧、洗脚房和夜总会,只有修车行和餐馆还亮着灯。电影院是惟一的娱乐场所。大银幕上,赤裸的身体被遮黑,亲昵的对白被剪掉,只有一句「我爱你」,刚刚被允许在那里听到。

在一些私人别墅外,夜里常停满车辆,几十人甚至成百上千人的私人派对在大门的另一侧偷偷进行。钻进大门,女人们摘去头巾,脱掉外套,露出性感的腰身,与男人们见面也不再躲闪,互相亲吻面脸颊——三次,比法国人还要隆重。桌上的各种酒精,负责点燃激情,或延续麻痹。伴随爆棚的摇滚乐,那些人总是热舞到天明。尽管霍梅尼 (Ruhollah Khomeini) 说:「音乐有如鸦片一样,应该禁止。」

IRAN. Tehran. A private party in an affluent home.

IRAN. Tehran. A private party in an affluent home.

Photograph by A. Abbas

这是德黑兰一个富家女的私人派对,看上去和地球上任何一个发达城市的单身聚会并无两样。面对镜头,这些年轻人顽皮地挡住了脸,她们无一例外地咧嘴笑着,带着一种打破禁忌的快感。在德黑兰,私人派对是男女相识的重要场所,因为在街上搭讪是很危险的,搞不好就要被送去吃牢饭。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 (V. S. Naipaul) 曾经在 1995 年访问了这里,他告诉接待他的人:他见到了伊朗的中产阶级,这个社会并不如表面所见那么封闭。但伊朗朋友告诉他说「伊朗用了 100 多年才积累起来的中产阶级已被摧毁了,你看到的只是新中产阶级伤感的开始。」

一位在伊朗游历的法国制片人如此形容德黑兰:「门内和门外,德黑兰是两个世界。」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美酒和波斯美女的曼妙舞姿,伊朗人将如何回顾历史。在这个葡萄酒酿酒术和肚皮舞的发源地,德黑兰人至今仍偷偷吟唱着哈菲兹 (Hafez) 的诗:「我们在酒杯里看见了情人芳容的倒影/懵懂者啊,怎知我们嗜酒成癖的欢愉。」

这位如李白一样斗酒诗百篇的诗人,是 14 世纪伊朗最伟大的抒情和神秘主义诗人。阿巴斯说伊朗人离不开诗歌:「诗歌是伊朗文化的根,即使那些从事和文艺工作毫不相关的工作的人,也和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说哈菲兹的诗集销量曾一度超过《古兰经》(Quran),现在的伊朗人依然用它来占卜吉凶。

哈菲兹生活的年代同样动荡不安,政变和战乱让身为宫廷诗人的哈菲兹几经流放,甚至沦为极度贫穷的托钵僧 (依靠饭钵乞讨生存),陪伴他的只有那些吟唱着的诗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是在寻找神/每一个人都在一路跋涉/每一个人都尽其所能/以同样多的尊严、勇气和方式。」

哈菲兹将对精神自由的追求等同甚至超越对宗教的狂热,他影响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及随后的许多人和思想家。德国文艺复兴巨匠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的《西东诗集》(Poems of the West and the East) 便是受到哈菲兹的启发,他将哈菲兹视为「一艘鼓满风帆劈波斩浪的大船」,而自己不过是「海浪中上下颠簸的一叶小舟」;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曾在 19 世纪亲自翻译过哈菲兹的诗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甚至通过哈菲兹的诗歌来学习波斯语,并感叹道:「读放荡不羁的老哈菲兹音调优美的诗作,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然而哈菲兹没能影响 1979 年后的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和哈梅内伊 (Seyed Ali Hosseini Khamenei),绝大部分诗歌、音乐、电影和舞蹈只能流于地下。古诗中的那些美人和美酒被从门外的空气中抽离出来,虽然门内的人们从没有忘记。

IRAN. Tehran. Friday prayer in the streets. 1980.

IRAN. Tehran. Friday prayer in the streets. 1980.

Photograph by A. Abbas

这个场景只有在 1979 年后的德黑兰才会看到,1980 年的一个周五,数万名德黑兰人涌上街头,按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Islamic fundamentalism) 的教义,一个紧挨着一个,俯身跪在地上祷告,街头贴满了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的头像,这个国家新的精神领袖,他说:「那种西方的,会导致男女青年走向堕落的自由,在伊斯兰和理智看来都是被谴责的。」于是女性不许「抛头露面」,音乐、舞蹈、美术、电影中一切「伤风化」和「堕落」的现象都被讨伐。

阿扎尔·纳菲西(Azar Nafisi)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Reading Lolita in Tehran : A Memoir in Books) 一书中记载了当时官员和教师「矫正」女学生的种种规定:即使上课迟到了也不准奔跑,说话时不准笑出声音,下课后不准和男生说话。甚至头巾里突然掉出一缕头发也可能受到处分甚至被开除。

不只是一条头巾

在这个 66% 的人口都在 30 岁以下的国家里,男人失去美酒,女人则失更多。

当被问到为何一定要拍摄女性题材的电影时,贾法·帕纳西曾提及:「在像伊朗这样有着比较闭塞的社会系统的国家,生活的圆圈,对于女性来说半径要小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圆圈对于男性来讲要大很多,只是相对而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的主题往往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女性问题。」

在伊朗,局限女人的不只是一条头巾。离婚后女性无权抚养孩子,而且女性无权提出离婚,只有男性可以;如果争执中有女性被杀害,不能算作完整的「一个」人,两个被害女性才抵得上「一个」人;法庭上,一个女性证人也不能算作完整的「一个」证人,两个女性证人才能算作「一个」证人;在没有丈夫允许的情况下,女性不可以出国,如果某位女性想要出国,她是无法获得护照的,除非丈夫签字同意才有法律效力。

而这些局限从未让德黑兰的女人安于平凡。温哥华冬奥会上,一位 21 岁的德黑兰女孩在高山滑雪赛道上赢得了全场的欢呼,虽然她的成绩落后第一名足有 22 秒,但她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出现在冬奥赛场上的伊朗女性。头盔下条红色的头巾,严实地遮住她的头发和脖颈。

2009 年,在为示威游行中被射杀的女学生妮达·萨勒什·阿哈-索尔坦举办的纪念活动上,和贾法一同被警察带走的还有伊朗纪录片女导演洛珊·班尼蒂玛 (Rakhshān Banietemad),当时她正与同伴拍摄一部关于伊朗总统大选的纪录片《我们是伊朗人民的一半》 (We Are Half of Iran’s Population )。

「她们想证明戴了头巾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力量。」伊朗女演员 Farahani 不认为头巾让女人失去了活力,她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一位名叫 Fatemeh Habibi Zad 的德黑兰女人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学习自古以来就没有女人参与的 Naqqāli (伊朗传统的剧场说唱艺术),成为伊朗历史上第一个女说唱艺术家。

打破禁忌始终是德黑兰最强烈的快感。

在德黑兰,禁忌永远不意味着沉寂。自由广场 (Azadi Square) 旁的灰色闹市区里散落着一些不起眼的音像店,低调的门脸,黑洞洞的房间,数千张盗版 DVD 散在四处。破旧的陈列柜上还能找到李小龙的《精武门》,1979 年以前,李小龙曾是很多伊朗少年的公开偶像。带着黑头巾的女人也在那里偷偷挑选最新上市的好莱坞大片,未删节版。

也有人承诺,不论你需要任何一种酒精或者毒品,只要能讲出名字,就可以在半小时之内拿到。显然,在德黑兰,人们为所有被禁止的东西找到了出口。

哈菲兹的诗依旧被吟唱:「让我们把给寺院的捐赠捐给美酒/把那虚伪的僧衣脱下往酒里抛/真主的秘密啊就在幽玄的帷幕中/让我们趁着酒意揭启她脸上的面罩。」

IRAN. Tehran. Laleh park. Courting couple. 1998.

IRAN. Tehran. Laleh park. Courting couple. 1998.

Photograph by A. Abbas

德黑兰市中心的 LALEH 公园里,一对男女坐在林中的长椅上谈心。阳光透过树冠投射在他们的验上,恬静,幸福。男人努力将身体倾向对面的女人,兴奋地边说边挥动着支在桌上的胳腾,如果阳光更倾斜一点,他也许会鼓起勇气,去抓住女人一直托着下巴的手。

离开的和留下的都痛苦

经历过 1979 年的德黑兰人都带着一丝乡愁,不论是离开的,还是留下的。

伊斯兰革命带来短暂的兴奋后,当政者开始清除异己,加之随后爆发的「两伊战争」,数百万伊朗人选择了逃亡,从此世界上也多了一个新的流亡艺术家群体。

玛赞·莎塔碧 (Marjane Satrapi) 第一次离开德黑时只有 16 岁,这位波斯皇室后代的叛逆性格与新政府的高压政策格格不入。她甚至在课堂上当面反驳老师「伊朗没有政治犯」的说辞,「我叔叔被绞死了:有国王时,有 3000 名政治犯,没有国王后,变成了 30 万名,您怎么能用谎言来欺骗我们呢?」她在日后风靡世界的自传体漫画《我在伊朗长大》 (Persepolis) 中还原了这一场景。

被忧心忡忡的父母想尽办法送到维也纳后,酒精、毒品、性爱都没有让玛赞快乐起来。回到德黑兰的玛赞再次迷失了自己,「在欧洲我是一个异乡人;回到伊朗,我仍然是一个外国人。」一次失败的婚姻后,玛赞再次选择了流亡,送别时母亲告诉她:「永远不要回来。」她照做了。只是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家。在哪里我都看不到未来。」在法国禁止她戴头巾就像在德黑兰禁止她不戴头巾一样令人恼怒。

伊朗裔女歌手古古许 (Googoosh) 在 1979 年前就已经是世界级的明星,这位曾经用歌声感染了几代人的波斯偶像,为了一份乡愁而将自己如日中天的事业停滞了 21 年。革命后,因为没结婚就和男友同居,她不得不在监狱里待了三个月。出狱后她仍执意留在德黑兰的家,即使那个家已不再允许她公开演唱和舞蹈,也不许她没结婚就做爱。「只要我一唱歌,我便犯罪了。」古古许不得不洗尽铅华,戴上头巾,为自己过去五光十色的生活向群众忏悔认罪,然后足不出户地与抑郁症奋战。

直到 2000 年,美国纪录片《她的沉默让她成为一个国家的声音》 (Her silence made her the voice of a nation / Googoosh: Iran’s Daughter) 把这位国宝级女歌手再次带到外面的世界,古古许终于离开伊朗,开始全球巡演。一次,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演唱会上,协办方眼看着愈聚愈多的中东面孔开始恐慌,在开场前的最后一分钟下令不准古古许登台演唱。她默默地坐进观众席,就像躲进德黑兰的家。音乐响起却没有主唱,这时观众席里传来了古古许熟悉的歌声,所有的来宾不分男女老幼,用她最熟悉不过的波斯语一首接一首地合唱着她 30 年前的歌。人群中的古古许,无声地泪流满面。

大导演莫森·玛克玛尔巴夫 (Mohsen Makhmalbaf) 已无法准确地界定自己的生活。他没有完全与德黑兰脱离关系,只是少有机会回去。这位把自己的家改装成电影学校,把老婆儿子女儿都培养成著名电影人的德黑兰导演,带着切·格瓦拉 (Che Guevara) 冲向玻利维亚的激愤,全家住进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Kabul),一座更为压抑和危机四伏的城市。这一家子在那里建学校,推广教育,还冒死拍电影。

1996 年,去阿富汗之前,玛克玛尔巴夫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因为他的电影《无知时刻》 (A Moment of Innocence) 被政府封杀,而为了这部电影,他抵押了房产,他们的屋檐下挂着「玛克玛尔巴夫电影学校」和「玛克玛尔巴夫电影公司」两个牌匾。

「是保留我们的房子,还是保留我们对艺术的独立思考?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让我们的思想与艺术被撕成碎片,而我们仍然心安理得地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另一种则是卖掉房子,偿还我因拍电影而欠下的债务,让我的电影被政府永远封存,但决不被删减得七零八落,丧失电影原有的意义与感情。」玛克玛尔巴夫问他的家人。最后,连八岁的小女儿汉娜 (Hana Makhmalbaf) 也坚定地表明态度:「我们不要房子,只要『玛克玛尔巴夫之家』 (Makhmalbaf Film House) 的名字跟随着我们就足够了。」

Mohsen Makhmalbaf and Hossain Sabzian in Close-Up (1990)

Mohsen Makhmalbaf and Hossain Sabzian in Close-Up (1990)

于是这位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因捍卫伊斯兰教义而被捕入狱、在伊斯兰共和国时期又以电影反抗伊斯兰专政的导演,带着全家去了电影产量几乎为零的阿富汗。「玛克玛尔巴夫之家」成员的高产为阿富汗电影带去了曙光。他们甚至还跑到塔吉克斯坦拍电影,并于 2004 年在那里创办了当地的第一个电影节—— Ddar 电影节。他们也偶尔回到伊朗拍摄,只是「我们全家的电影在世界上 50 多个国家放映,却至今在自己的国家禁映」。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也有过短暂的出轨。也许是为了生计,不久前他第一次接受了欧洲的邀请,与法国女星朱丽叶·比诺什 (Juliette Binoche) 合作,在意大利亲自编剧并导演一部外语片《合法副本》 (Copie conforme,它帮助比诺什拿到了戛纳影后)。这次拍摄经历让阿巴斯再也不想去欧洲拍电影了,因为当电影只是赚钱的工具时,对他便失去了镇痛的作用。他无法不拍电影,也无法离开德黑兰。「夜里只有家能够让我安稳地入睡。也只有拍电影可以让我继续活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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