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幻影

自一九五二年开始,英国的权威电影杂志《视与听》邀请世界各国的知名影评人,每十年一次,投票选出史上最伟大的十部电影。时至今日,它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影史经典评选。在一九六二年之后半个世纪的评选中,《公民凯恩》始终位列榜首,直到二〇一二年才退位让贤。不仅如此,在电影界的各项经典评选中,《公民凯恩》几乎从未缺席,常常独占鳌头。无论美国电影协会还是法国的《电影手册》,都长期将其视为「第一电影」。不过,一九四一年正式上映时,它的票房极为惨淡,令投资的雷电华公司大亏了一笔。雷电华自此不再信任导演奥逊·威尔斯,收回了他对后续拍摄影片的完全主导权。纵使在圈内口碑尚可,奥斯卡也不过只颁给它一个最佳编剧奖。那时毫无迹象表明,这部二十五岁毛头小伙的初出茅庐之作,有潜力成为不可撼动的影史经典。电影界的人士,往往从这部影片的导演手法、拍摄技巧等形式方面,指出它具有的开创性意义。但普通观众更关心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和其中人物,在何种意义上有趣?

毫无疑问,《公民凯恩》的主角正是片中的报业大亨、知名人士查尔斯·福斯特·凯恩。但这部电影无意像通常的传记电影那样,向我们讲述他筚路蓝缕的成功故事。相反,影片开场就向观众展现出一个充满矛盾和谜团的「公民」形象。一张黑黝黝的铁丝网,上面挂着的牌子大大地写着「禁止穿越」。透过重重的铁门和栏杆,依稀可见远处城堡的幽暗轮廓。随后,窗口映出的暗淡孤灯熄灭。盛着雪中小屋的水晶球,从病卧的凯恩手中滑落,伴着他口中喃喃念出的「玫瑰花蕾」,摔得粉碎。紧接着,与这一充满神秘悬疑氛围的开场相对照,银幕上播放起记录凯恩生平的新闻片。我们看到豪奢华美无匹、冠以「上都」之名的凯恩庄园,其中遍布无数名画雕塑,豢养众多珍禽异兽。我们看到凯恩拥有的庞大产业集团和财富,以及他的报业帝国的崛起与衰落。我们看到他曾在社会公众面前呼风唤雨,被人贴上各种极端的标签,也看到他曾与各大国领导人谈笑风生,晚年却隐居豪宅深宫不出。

影片开头这截然不同的两部分,与现代社会中大众对名人的观感完全一致。肤浅夸张的新闻报道勾画出的光鲜外表,令人对「大人物」的生活浮想联翩。各个媒体往往根据他们表面的言行,为其贴上各色标签。在这些人设和标签背后,名人却严守隐私,绝不泄露自己与人设不同的真实一面。《公民凯恩》利用了公众人物公私两面的巨大反差,来引发观众的好奇心,提出与片中欲探个究竟的记者同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凯恩做过些什么,可凯恩究竟是谁?显然,他临终的那句「玫瑰花蕾」是极佳的入手点。在影片中,记者走访了与凯恩有密切关系的五位人物,想找出「玫瑰花蕾」的秘密,一窥凯恩的真实内心。伴随着这五个人对凯恩的叙说,影片也像艳丽的玫瑰花一般徐徐开放,引导观众层层深入,一探「玫瑰花蕾」的究竟。

凯恩的崛起:与撒切尔的斗争

对于该如何理解凯恩,奥逊·威尔斯本人给了重要的提示:他的父母就是银行。经营小旅舍的凯恩之母,意外获得一笔巨额财富。她不仅将这笔财产交给银行管理,更将自己的儿子也一并托付给银行家撒切尔,让他带凯恩去纽约,给儿子更好的教育。可是,凯恩极为痛恨将自己从父母身边带走的撒切尔。成年后的凯恩,对撒切尔想交给他管理的金矿、油田和航运等一切产业都不感兴趣,只想接手微不足道的《问询报》。凯恩办报的根本目的,正是不遗余力地攻击以撒切尔为首的金融集团和产业托拉斯,曝光产业和金融界的种种黑幕与不公。和撒切尔对着干,构成了凯恩人生的基本出发点。面对代表着资本主义无限扩张和积累力量的撒切尔,凯恩力图借助新闻媒体这一批判的武器与之抗衡。他自诩的责任乃是「保证共同体勤劳的人民,不致被一小撮财迷心窍的海盗洗劫一空」。他在《问询报》上发表的「原则宣言」,更挑明了自己的立场:「我将做一个为本市人民的公民权和人权进行不倦斗争的斗士。」这正是凯恩作为「公民」的自我期许与公开承诺。不过,凯恩和《问询报》的「公民」承诺,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美好。因为凯恩办报的基本策略是为追求轰动效应不惜牺牲真实客观,用煽动性的言辞和夺人眼球的标题吸引读者,以道德和人身攻击的手段来贬低对手人格,甚至不惜捏造事实来达到政治目的。这正是十九世纪末美国兴起的「黄色新闻」的下流招数。虽然凯恩这个虚构的艺术形象,不能等同于报业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本人,但《公民凯恩》确实参考了赫斯特的所作所为。凯恩派去古巴的记者,看到一片祥和的景象。但凯恩坐在办公室里满不在乎地回复:「你提供散文诗,我来提供战争。」这确是赤裸裸地影射捏造新闻以点燃美西战火的赫斯特。

实际上,凯恩既不了解也不真正关心普通人的生活。他只是在自己的幻想中做救民于水火的「公民」。《问询报》的真正宗旨,不是反映真正的现实和民心民意,而是按照凯恩一己的好恶来歪曲事实、煽动民众。凯恩刚接手《问询报》,就赶走了态度保守的老主编,毫无根据地将一桩小小的失踪案夸大成惊悚的谋杀事件。他对竞选对手盖蒂斯的攻击,绝非只限于政治领域,而是将后者彻底贬低成道德无赖,让他的孩子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父亲身着囚衣的样子」。凯恩在影片中不止一次说,让我来告诉人民该想什么,我是教人民该想什么的权威。朋友李兰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你谈论人民的口吻,好像你拥有他们,他们是属于你的。」「原则宣言」那些捍卫人民权利的漂亮话,不过是飘浮在凯恩头脑中的意识形态空话。这个「公民」真正在做的事情,不过是以《问询报》为工具,要人民按照自己想象的指挥棒翩翩起舞而已。

凯恩想对抗撒切尔,对抗资本无限扩张和占有的本性,可自己却落入了另一陷阱。《公民凯恩》的创作者们清醒地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中,既反映民意又引导大众舆论的新闻传媒,有着极大的力量。在体察民情、了解真正民意且有良知和理性的新闻从业者手中,它本可成为指出社会弊病、对抗资本主义的武器。但它也可能像凯恩的《问询报》一样,变成服务于少数人妄想、煽动民众狂热情绪的危险工具。如果说自由市场成全了个体自利与资本无限扩张的联姻,那么大众传媒同样可能借助抽象的意识形态和煽动性的话语来扭曲现实,令个体的主观想象与虚假的普遍民意相苟合。撒切尔和凯恩,其实是现代社会之恶的两面。凯恩在《问询报》构建的虚假世界中「为人民代言」,幻想自己得到了人民的爱戴。其实凯恩并不懂新闻业。他甚至不是个成熟的人,只是一个孩子。

除掉编造浮夸新闻的小聪明,以及空洞的豪言壮语,他的主要本领就是买买买。凯恩坦率承认,看到竞争对手花二十年组建的精英团队,自己就像孩子走进了糖果店。他花钱把那个团队挖过来,其实和孩子买糖一样,没有区别。当撒切尔提醒他,《问询报》每年要亏损一百万时,凯恩满不在乎地说,自己的财产足够它再亏六十年。

如果说撒切尔的本领是赚钱,那凯恩的本事就是花钱。这个由银行抚养和教育的孩子,极力用从不缺乏的金钱,去换取大众的崇拜与追随,「他想要所有的选民都爱他」。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问询报》那奇怪的大楼和办公室的布景设计。它拱形的大门好似宫殿,但里面布满柱子的办公大厅却活像一个马戏舞台。凯恩这个想做国王的孩子,正是要在这里演出自己担任主角的好戏。正如报社的庆功晚会表现的,他的人生巅峰,就是在歌颂凯恩伟大成就的歌曲声中,享受下属的赞颂和美女的簇拥。但这虚假的成功维持不了多久。舍弃了家人、朋友与爱人的凯恩,虚幻的公民梦也终将破灭。

凯恩的失败:三次别离

借助他人的叙述,影片的后半部分向我们展示了凯恩从人生巅峰坠落的过程。他不仅失去了选票,未能成为州长,更最终落得个孤家寡人的境地。凯恩与妻子离婚,解雇了唯一的朋友李兰,最终也和爱人苏珊分了手。这三次别离,清楚揭示了凯恩的人格缺陷和他陷入的困境。

凯恩与妻子离婚,导火索是竞争对手的计谋,但造成妻离子散的是他自己的选择。与凯恩争夺州长宝座的詹姆斯·盖蒂斯,打探出凯恩与女子苏珊的私情。他将这一秘密告知凯恩的妻子,并以此要挟凯恩,要他称病退出竞选,否则就在报纸上公布这位道貌岸然的「公民」金屋藏娇。盖蒂斯的手段虽谈不上光彩,但也确实给凯恩留了余地,让他至少可以体面退出,既不损害公共形象,也能保全家庭。与在报纸上不遗余力地贬低攻击对手的凯恩相比,盖蒂斯的这一做法堪称「绅士」。谁知凯恩竟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不仅令盖蒂斯大吃一惊,也令妻子与苏珊目瞪口呆。凯恩如此决定的唯一理由,是他那虚假的「自尊」。他不愿迫于压力而不得不接受要挟,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决定我该怎么做,就是我自己」。凯恩根本不考虑,这一曝光对自己的婚姻可能造成什么样不可挽回的局面,对自己的儿子会有怎样的伤害。他更自欺欺人地认为,就算公众知道这件事也还会支持他。结果不仅丧失了民心,更因自己的任性牺牲了家人。

在离婚之后,凯恩不遗余力地想让苏珊成为歌剧明星。不光请著名歌唱教师来指导她,更不惜重金,在芝加哥为苏珊修建了豪华的歌剧院。可是,苏珊只适合在家里唱个抒情小调,完全无法胜任歌剧女主角。凯恩却不管不顾地逼苏珊登台,还拉李兰来看首演。糟糕至极的演出后,负责撰写评论的李兰犯了难。实话实说太对不住朋友,可也不能发表虚假的恭维之词。灌下一瓶威士忌的李兰,刚写两行就醉倒在打字机前。随后到来的凯恩,按李兰的本意续写完了这篇差评并在《问询报》上发表,但他随即解雇了李兰。自此,《问询报》上对苏珊的演出皆是一片歌颂之词。凯恩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与离婚的情况相同。他不肯承认苏珊毫无歌剧演唱才能,也完全不能接受舆论的公正评价。相反,为了自己虚假的面子,他不仅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更不惜抛弃唯一的知己李兰。

失去民众拥护,也没了家人和朋友的凯恩,带着苏珊隐居于上都的深宫豪宅。他不愿再公开露面,不再参加社交活动,身边只剩下还真心爱他的苏珊。可他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孤独的凯恩正如李兰预言的那样,只能自己造一个世界,在里面当国王。凯恩的宫殿和城堡,外表虽然气派非凡,内里却黑暗冰冷。在这里,影片展现出高超的场景艺术设计。空旷、阴暗、满布僵死雕塑的巨大宫殿中,苏珊孤独地坐在一张大桌边,百无聊赖地玩着拼图。火焰在她身后的巴洛克式大壁炉中有气无力地燃烧着,丝毫不能令人感到温暖。在这个场景中,凯恩常常端坐在自己的座椅上与苏珊说话,两人相隔数米之远。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每天过着这样的生活,感受可想而知。可凯恩却对她想去纽约的要求不理不睬,或是突然心血来潮,要带一票人去野外露营。凯恩的身边只有苏珊,他也知道苏珊对自己的意义,可他仍然不知道如何去爱她。他仍然延续着之前的逻辑,不理解他人的想法,不考虑他人的感受,只要别人来接受和服从自己。终于,不堪忍受的苏珊,向凯恩发了火:

苏珊:你只是想要买下我,让我好给你些什么。

凯恩:苏珊!(沉默了一会儿)无论我做了什么,都是因为爱你。

苏珊:你根本不爱我。你想要我来爱你。当然,「我是查尔斯·福斯特·凯恩。无论你想要什么,只要说一声,那就是你的。但是你得爱我」。

这几句话戳中了凯恩的要害。凯恩的一生,其实不过是运用金钱与媒体的影响力,去换取别人对他的承认与服从。正如李兰所说:「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查理的故事就是他如何失去了爱。」这个从小就被迫离开父母的孩子,一生都想用他人的承认来弥补自己内心的脆弱。可一个不理解别人、不会给予他人爱的人,即使侥幸得到了爱,也终将失去。没有人比苏珊更爱他。苏珊为他忍受几十场演出的折磨,被逼得自杀未遂,可凯恩只是将苏珊当成自己的物品,就像在她床上放着的洋娃娃。苏珊离开之后,盛怒之下的凯恩将她的房间砸得稀烂。奥逊·威尔斯的精湛表演,令观众看到这一场景中的凯恩,就像个捣毁玩具室的暴怒孩子。这个孩子,最终在桌上放着的水晶球前停下了手。

凯恩的秘密:水晶球与「玫瑰花蕾」

凯恩是在前往存放母亲遗物仓库的路上遇到苏珊的。显然,印着玫瑰花蕾商标的那个雪橇,就存放在那里。凯恩如何发现雪橇,影片并未表现。但雪屋水晶球初次露面,正是在苏珊的房间之中。水晶球与「玫瑰花蕾」,在影片中每次都一齐出场。因此,苏珊与凯恩的童年回忆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理解「玫瑰花蕾」极为重要。让我们来看看凯恩与苏珊相遇的那场戏。

那天晚上,苏珊因为牙疼去药店买药。她走出药店,看见一位绅士狼狈不堪,满身都是马车溅起的泥水,不禁笑出了声。苏珊请那人到自己家来清理,可她并不知道这位绅士就是凯恩,她甚至不知道凯恩是谁。苏珊结识凯恩,与普通人认识凯恩的方式完全不同。她不是透过新闻报道和政治意见而认识他,也不是因为凯恩的盛名而想耍心机。她带凯恩回家,只是凑了自己牙疼的巧,以及帮助倒霉路人的同情心,跟凯恩的「公民」身份毫不相干。换句话说,凯恩成名之后,只有在那天晚上才被一个人当作他自己,而不是当作「公民」来对待。所以当晚在苏珊家里,凯恩极为轻松自在,因为他不需要苏珊承认自己。他对苏珊的帮助不求换回什么,也没有给她灌输政治意见,只是用孩子气的小把戏逗她笑,好让她忘了牙疼。开心起来的苏珊,也为他献上了一曲抒情小调。只有在这时,凯恩才卸下「公民」的铠甲,体会到了普通人生活中的温暖,才给了别人不求回报的爱。那个温馨的夜晚,苏珊房中水晶球里的雪中小屋,正是凯恩失去的童年家园,那种与金钱、声名、权力都无关,普通人都能体会到的平实自然的爱。这正是凯恩一生都渴望和追求,却始终误解和错失的「玫瑰花蕾」。 

结语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火如荼。六月,德国正式对苏联宣战,数百万大军兵分三路发起进攻;八月,英美签署《大西洋宪章》;九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响;十二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在这个时期,即使战火尚未殃及美国本土,恐怕也没多少老百姓有心思,去电影院看一部题材严肃、艺术手法新颖的电影。可虽然票房失利,《公民凯恩》刻画的正是那个危机时代的现实。它的创作者们清楚地意识到,面对资本主义飞速扩张的社会危机,借助媒体宣传掀起的大众狂热,并不是一剂良药,反倒是病态社会的另一恶疾。原子化的孤独个体,吞下经抽象意识形态简化扭曲的「事实」,在想象中融合为狂热的集体。凯恩式的「公民」正是他们的领袖。在曼凯维奇的剧本原作中,凯恩的儿子长大后,成为一名纳粹分子,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他从小接受的,正是自己的「公民」父亲借助舆论工具煽动民众的「教育」。

不过,《公民凯恩》的伟大之处,并不只是在社会批判和政治指涉的层面。它还想去理解凯恩,思考他如何被造就出来。实际上,现代社会永远不会缺少凯恩式的人物。当我们看到无数父母,逼孩子从小远离家庭、出国接受所谓的精英教育;当我们看到,无数人不惜离弃亲朋好友,孤独地投身社会竞争,渴望出人头地、得到他人承认;当我们看到,许多年轻的学生,根本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只凭满腔的激情,就立志要为底层民众伸张正义;当我们看到,无数人封闭自己的内心,只是利用他人来满足自己,而从不付出真心真情;我们就知道,这部电影确实伟大,从未过时。其实,它只是想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的心中缺失了那朵「玫瑰花蕾」,不懂得去爱身边的亲人朋友,也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和幸福,即使他再聪明,再有雄心壮志,也不可能得到民心,不会是民主社会真正的伟大公民。

民法典出世

中国民法典编纂,终于在初夏时节开花结果。 2020 年 5 月 28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闭幕。出席会议的 2886 名全国人大代表摁下表决器,以 2879 票赞成、2 票反对、5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民法典。这是中国 1949 年后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象征生命、自由、财产的私权立法迎来高光时刻。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民法典问世比原计划晚了两个半月,但并未脱离 2020 年完成制定的时间表。今年 63 岁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孙宪忠以民法学者、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三重身份,全程参与此次民法典编纂。5 月 27 日清晨,他在朋友圈写下「昨夜签下完工书,晨起推窗艳阳天」的句子,抒发胸臆。 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商品交易,民法典写尽个体权利密码,润物无声,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社会学意义上的宪法。 「民法典绝不是政治口号,而是实实在在作用于每个民事主体。」孙宪忠极为看重民法典的现实功能,认为它的问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标志。参与民法典编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民法室主任谢鸿飞等学者,也从限制公权的高度评价其社会价值——民法典对民事权利的保障必然要求公权力尊重民事权利,任何对民事权利的干预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且经过合法程序,否则将构成违法。 新鲜出炉的中国民法典共七编 1260 个条文,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总则编「提取公因式」,将民事法律中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内容予以规定,在 1986 年《民法通则》基础上,下调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下限,强化胎儿利益保护,新增非法人组织为民事主体,强化权利保障……六大分编则根据明晰产权、规范交易、保护人格尊严、救济权利等价值定位,打磨具体规则,以消除「找法」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