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就业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引发政府担忧

北京北部的一个展厅里,大批年轻人在一个个临时搭起的展位间来回走动。他们正在参加一场由市政府组织的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招聘会。与会场内的大多数求职者一样,苏健 (化名) 也带了一叠简历四处投递。他 6 月从北京一所二本大学毕业,这场招聘并没有让他多兴奋。

会上最受欢迎的展位是国有巨头中国铁路。该公司的招聘人员表示,中铁为应届毕业生开出的月薪在 4000 元左右。这还不及北京平均工资的一半,甚至不到该市最低工资的两倍。但苏健还是递了简历。「能怎么办呢?我们人太多了。」他感叹道。

今年夏天,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 830 万,比香港的总人口还多。十年前这个数字是 570 万。由于很多西方国家都收紧了签证政策,这意味着今年中国还要接收近 50 万名海归毕业生。眼下不是进入就业市场的有利时机。受中美贸易战的冲击,中国经济正以近 30 年来最低的速度增长。今年加入劳动力的所有人员中足足有三分之二会是高校毕业生,三年前这一比例还只是一半左右。苏健怀疑毕业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劳动力市场的吸收能力。

就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政府还在为毕业生分配工作。如今政府已不再如此粗暴地决定人们的人生,但显然还是担心如果他们找不到工作会怎样。7 月 12 日,五部门向各地政府发出警告,称促进就业的任务变得「更加繁重」。它们将「毕业生就业」与「社会大局稳定」联系起来。自 2011 年以来每年都会发出这样的警示,但今年不同以往的是通知上多了公安部的名字。

政府在上个月公布了一系列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措施。雇用未就业毕业生的小公司可以申请退税。户口制度 (限制了人们可在哪里享受受补贴的公共服务) 也将对应届毕业生放宽。新规定指示所有省会城市 (但北京和上海等大都会除外) 降低毕业生在当地落户的难度,以提高劳动力流动性。

人力资源部表示,想自己创业的毕业生可能有资格获得一笔少量抵押或无抵押的国家贷款。那些就业困难、也没有创业欲望的人可以前往该部门众多当地分支机构中的某一个寻求「一对一帮扶」。地方政府也在努力提供帮助。7 月 26 日,广西某市宣布帮助毕业生就业已成为「重中之重」。

官方没有公布应届毕业生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但北京一家教育咨询公司麦可思发现,毕业后六个月内找到全职工作的人数占比已从 2014 年的 77.6% 下降到 2018 年的 73.6%。根据全国最大的就业招聘平台智联招聘的数据,应届毕业生的平均月薪从 2015 年的最高点 4800 元降至 2017 年的 4000 元。

与美国的贸易战似乎已令招聘的步调放缓,特别是在出口行业。此前影子银行 (不吸收国家担保存款的贷款机构) 一直积极地聘用应届毕业生,但政府对这类银行的打击已迫使它们大规模裁员。中国的科技公司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国家的怀疑,这也可能导致它们放缓扩张计划。与此同时,今年的公务员招聘人数缩减至 14,500 人,为十年来最低

一名北大应届毕业生讲述了今年早些时候被一家金融服务公司裁员的经历。她现在正在找一份互联网公司的工作。她说,准雇主们已将试用期从两三个月延长到六个月。 「在试用期内,雇主在法律上有权只支付正常工资的 80%,」她解释说, 「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利用这种权力。」

拿着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的文凭,她至少有把握很快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那些不知名大学的毕业生日子可就难过多了。在北京北部的这场招聘会上,几名招聘人员承认自己会把「非名校」的简历直接丢进垃圾桶。香港岭南大学的教授莫家豪表示,问题一部分出在近些年毕业生的「平均素质」可能已经降低。高校数量已从 2000 年的 1000 出头增加到今天的 2700 所左右。雇主对这么多的新校名并不熟悉,往往会把那些自己没怎么听说过的学校归为「野鸡大学」。他们并不全然是错的。

2009 年,一位社会学家创造了「蚁族」一词,用以指从各省涌入大城市艰难求生的毕业生。2010 年估计有 10 万名所谓的「蚁族」生活在北京。但据一名来自云南的在京毕业生说,这个词已经不那么流行了。房租上涨,加上对非法群租公寓的打击,已迫使大多数来自地方省份的毕业生离开大城市。她可能很快也会回老家——云南的工资可能比较低,但生活成本也低。

中国人民大学的姚玉群表示,许多毕业生都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人人都想马上做主管。」他说,工作机会有很多,足够分配给每个人。智库中国就业研究所 5 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每名即将毕业的学生对应 1.4 个入门级职位空缺 (不包括非技术工作)。许多工作都在二三线城市。而毕业生似乎太过心高气傲,看不上这些机会。有个毕业生管这种心态叫「非 BAT 不去」;BAT 指的是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三家备受求职者追捧的网络巨头。政府劝毕业生们要谦逊。近期它指出,任何有幸得到工作机会的人都应该「立即签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