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强调最低工资对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性。但部分官员对此已不再积极

向金国 (音译) 在北京西南向 300 公里的工业城市石家庄当保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靠每月 1700 元的工资生活。他抱怨食品开销越来越高,特别是猪肉价格飞涨。「我不得不改吃素。」他气呼呼地说。幸好,从 11 月 1 日开始,石家庄的最低工资标准从 1650 元提高到了每月 1900 元。他说:「现在我能试着像以前那样吃了。」

最低工资一直以来都是大多数先进民主国家的特色。美国在 1938 年开始设定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日本在 1959 年开始实施。中国在 1995 年赶上形势,修订了劳动法,要求地方政府设置最低工资标准。中央政府强调此举在「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具「重要性和紧迫性」。

然而,近年来这种态度发生了转变。尽管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向金国却不得不熬了三年半才等到石家庄再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法律以前规定地方政府必须每两年调整一次。到 2015 年这一间隔被延长至三年,但石家庄有关部门还是拖了更久。各省政府根据当地生活成本和失业率等因素为下辖各市设置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2019 年只有八个省份提高了最低工资,少于一年前的 15 个。而回到 2010 年,中国 31 个省份中只有一个没有上调最低工资。

为免企业抱怨,各地官员尽量将最低工资水平保持在较低水平。多数雇主都能遵守规定——充分说明最低工资标准并没有造成过于沉重的负担。北京师范大学的李亚男估算,中国只有大概 5% 到 10% 的劳动者收入未达最低标准,此比例低于多数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加拿大约克大学的王静 (音译) 取每个省内最低工资的最高值然后求平均值,得出一个全国最低工资的概念值。她发现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率自 1995 年以来急剧降低 (见图表),从 40% 降至 2018 年的仅 26%。经合组织 (OECD) 国家 2018 年最低工资相当于平均工资的 42%,高于 2000 年的 35%。

中央政府似乎希望地方通过调整最低工资来反映它们对整体工资水平上涨的预期。自中国经济增速在上一个十年开始放缓以来,各省在提高工资水平的积极性上出现了分歧。河北等内陆省份的经济不如沿海地区,因而希望利用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参与竞争。西南直辖市重庆人力充裕,经济增速从 2016 年的 11% 下降至 2018 年的 6%,它一直拖到三年期限的最后一天才在 2019 年 1 月小幅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

劳动力短缺的较富裕地区则反向而行。例如上海自 2010 年以来每年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目前月最低工资已经达到 2480 元,为全国最高。这表明上海希望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吸引更高收入的劳动者。

地方官员并没有处罚不遵守规定的企业,而中央政府起初对此也未予理会,也许是认为严格执法可能至少会影响部分企业招工的积极性。但到了本世纪头几年,政府日益担忧收入不平等迅速扩大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于是在 2004 年开始要求加强执法力度。违规企业的罚款从累积所欠工资的五分之一提高到欠薪的五倍。商务部表示,「全面执行」最低工资规定是降低「过度的收入不平等」的必要手段。

中央政府在 2011 年提出的五年计划定下了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每年至少提高 13% 的目标。虽然目标得以实现,但不少企业叫苦连天 (每年的升幅远高于通胀),在较贫困的省份尤其如此。辽宁省一位商会领袖表示,他们尝试说服地方政府「放慢一点」。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经济落后地区的企业抱怨频繁而大幅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正在损害它们的竞争力。

在 2016 年通过的最新五年计划中,中央政府似乎接受了这种意见。计划中没有提出最低工资目标。各省执行政策时磨磨蹭蹭,中央官员也未加斥责。中央直属的《经济日报》去年 7 月提出,在设定最低工资标准时不仅要考虑「低收入职工」的利益,也要兼顾「企业的实际承受负担」。

官员们仍表示需要减少收入不平等,但他们不再说频繁提高最低工资是实现这一点的好方法。保安向金国表示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工资不能涨得快一些。「确实还有太多像我这样没啥技术的人。」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