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主义民主在东欧的历史理解该地区以及这种意识形态​

俄罗斯摇滚明星谢尔盖·希纳罗维 (Sergei Shnurov) 有一首歌的 MV 在网上疯传。视频中,一个住在建于苏联时代的破旧公寓里的乡下年轻女子在 Skype 上结识了一个打扮和举止西化的商人,殷切地向他示好。商人邀请女子参加一个艺术展。她效仿时装杂志上的模特形象,仔细地脱毛,硬套上一条紧身牛仔裤,还在鞋底涂上红色指甲油来模仿昂贵的西方正品。唉!当她去给他开门时,牛仔裤居然崩开了,鞋子也粘在了地板上。这位俄罗斯灰姑娘摔了个狗啃泥。

这段视频尖锐地影射了俄罗斯与西方的一场失败的约会。它的疯传一定程度是因为它传递出的信息让人感到解脱和自由。它俏皮地告诫道,别去费心模仿别人,坚守你已拥有的。前共产主义国家为复制 (曾经的) 自由主义西方世界而跌入的陷阱正是《黯淡了的光》(The Light that Failed) 一书的主题。这本书观点尖锐,充满争议,思想丰富。作者是保加利亚出生、曾目睹并参与中欧和东欧重建过程的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特夫 (Ivan Krastev),和纽约大学研究自由主义历史的专家斯蒂芬·霍姆斯 (Stephen Holmes)。

这本书是为了纪念柏林墙倒塌 30 周年而出版,它尝试解释东欧的自由主义转型如何却演变成了自由主义思想本身的一次失败;为什么俄罗斯经历了为欧洲解放铺平道路的改革之后,却成为了西方的死敌;为什么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一度高呼的「历史的终结」并没有发生,阳光灿烂的前景似乎已经落空。加入北约让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变得前所未有地安全,加入欧盟又使它们空前地富裕。然而,幻灭却开始了。

为了找到原因,克拉斯特夫和霍姆斯分析了模仿的心理学特征。与 1789 年、1917 年甚至 1968 年的大革命不同,1989 年的剧变并非受新思想或乌托邦式愿景的推动。这场剧变大体上是和平的,部分原因是它避开了激进主义和革新思想。相反,它打出的旗号是回归「正常」和纠正一个体制的错乱,这种体制会公开宣称「二加二等于五」(这算好的),并以意识形态压制人的天性。俄罗斯和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前共产主义者和异见分子——每个人都想变得「正常」。而正常就意味着像西方那样。模仿西方就成了当务之急。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种想要回归正常的强烈欲望也是心理压力和日后怨恨的源头。对道德戒律的模仿不同于中国式的技术模仿,需要某种程度的自我克制。它削弱了公民对自己民族特有品格的信仰,也损害了他们的尊严。有些人感觉自己就像个穷亲戚,受到别人慷慨大度的邀请而赴宴,却只能坐在桌尾,还要被人评头论足。也有人觉得自己就像希纳罗维那首《展览品》MV 中的女孩。国家越大、历史越辉煌,压力就沉重。

宴会上的鬼魂

这并非模仿过程中唯一的结构性问题。作者认为,另一个问题根植在被模仿的榜样之中。东欧人仰慕和渴求的西方模式实际上是传统民族国家的反共产主义西方阵营,其自由主义扎根于爱国主义并受到强固边界的保护。这些西方国家毕竟是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其中只有少量外国人。然而,在移民、多元文化主义、政教分离和同性婚姻的浪潮中,这些国家也由于自由主义本身的成功而发生了转变。在极权制度下长大的人对别人的指手画脚本来就特别敏感,许多人也将政治正确视为一种压制性的群体思维。

发生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移民危机被视为自由主义西方失败的铁证,至少在匈牙利的维克多·欧尔班 (Viktor Orban) 和波兰的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 (Jaroslaw Kaczynski) 等民粹主义者眼里是这样。克拉斯特夫和霍姆斯指出,讽刺的是,这些领导人的崛起更多是因为本土公民的外流,而不是非洲和中东移民的流入 (这些移民对他们的国家几乎没有影响)。「前共产主义国家集体重返欧洲的梦想使得逃亡国外的个人选择看起来合理又合法」;但是当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想要离开,留下来的人就难免感到自己沦为了失败者,他们也更可能「拥护那些反对自由主义、将模仿西方的行为谴责为叛国的煽动者」。作者们认为,东欧散布反移民的恐慌情绪实则是对人口流失的恐惧的一种转移。

然而,这种分析并不能解释为何在人口较多的国家 (如波兰),反西方和反自由主义的声音比在人口较少的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地区更加响亮。也许其中一个原因是波兰 (与匈牙利一样) 会回想起自己辉煌的历史。相比之下,很难想象会有一个煽动家承诺要让爱沙尼亚再次伟大。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何俄罗斯对西方榜样的怨恨尤其强烈。

克拉斯特夫和霍姆斯认为,冷战失败的创伤让俄罗斯与众不同,而其建设民主制度的努力一直都是一场闹剧。这两种论断都不够确切。终结冷战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自卑情结;当时俄罗斯人也并没有后悔苏联从东欧和中欧撤军。同时,俄罗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自由也是货真价实的,就如同当时该国的政治竞争一般真实——这种竞争甚至激烈到让国家滑向内战的边缘。屈辱感的冲击是后来的事:在经济复苏期,普京挑起了反美宣传。这位前克格勃官员可不是什么困惑的改革者。在普京的领导下,对美国和西方的模仿演变成一种恶搞和报复手段。在 2008 年对格鲁吉亚的战争、2014 年吞并克里米亚以及插手 2016 年美国选举中,克里姆林宫都隐晦地宣称自己只不过是在效仿美国的行为和揭露美国的虚伪。

模仿者对他们的榜样产生怨恨也许是预料之中的。更让人惊讶的是,反自由主义的鼓动者居然在号称自由民主发源地的领导人中找到了一位盟友——特朗普。莫斯科对他的胜利额手相庆,视之为他们所痛恨的西方自由主义的终结。普京成了独裁主义的典型,而特朗普却以另一种「正常化」的名义摈弃了美国例外论。在这个重商主义的时代,所谓的正常就是自私自利,将模仿者视为威胁,同时效仿自己的对手。美国已经开始模仿它的模仿者:不但灰姑娘变成了她怨毒的继姐,王子也丢掉了骑士风度。这本书扣人心弦地探讨了这段颠三倒四的历史,自由主义者一定希望这不是讽刺剧的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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