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跃鹏治好回来了,可他成了村里的瘟神,他上哪儿,就有哪儿的热心村民打电话向干部举报。现在李跃鹏又被拉回隔离了

2020 年 2 月 7 日,在北京北面一个农村的入口被封锁,以阻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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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南子县巨鹿镇 (编注:为保护受访者,具体地名为化名),过年是件大事。年三十晚上要有鱼,不过鱼不能吃完,饭也不能吃完。初一早晨吃饺子,人们待家不出门,等第二天出嫁的闺女回门。正月十五「过小年」,家家户户吃汤圆,小孩打灯笼,扔火把,等到二月二「龙抬头」,小孩子们要理发。还有在这年里嫁人的、过寿的、送彩礼的、小孩抓周的,春节村里人最齐,是最热闹的时候。

但今年,村子里静悄悄。3 月 1 日有户结婚的,开一辆车,两个人,就去外头接亲了。接回来也没放炮,一桌酒没摆,这个婚就算结完。只有商店人多点,都是去退货的,把本来在剃毛头那天办宴席要用的几十瓶油、几十箱酸奶,都退回去。老头老太太在家也不串门了,要不就你站门口,他站屋里,相隔几米,讲讲话。

没办法,来瘟疫了。

排查:从武汉回来、经过武汉、给武汉打过电话的,都在名单上

流行病管控中,农村向来容易被忽视。传统认为农村地广人稀,呼吸道疾病不易流行。但现在农村出外打工者增多,商贸活动频繁,人口流动已大幅上升。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副总经理李文新的报告中,农民工占春运总量 20%,而据武汉市长周先旺的发言,1 月 26 日前,已有 500 万人随春运离开武汉。

因此即便人口不如城市密集,农村依然有相当大的疫情蔓延隐患。早在 1 月 30 日,中国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以下简称「联防机制」) 就发布针对农村地区的防控通知,提出把农村防疫列为当时的工作重点之一。

小王袄是巨鹿镇下一家水厂的公务员,平时做信访,处理水厂事务,什么事都得做。一开始防控有专人负责,还找不上他,没想到疫情发展太快,县里所有干部都来搞防疫了。

小王袄大年初三接手防控,负责镇上光明社区的防疫工作。这是一个在中国村庄合并、撤村并镇等措施影响下,由几个零散村庄合并起来的新农村,2011 年才成立,现在住了四百多人。乡政府就在这个村上,它还有一个集市场,周围农村都上这儿赶集,是人口流动的密集区。

按照联防机制要求,农村要筛查返乡人员和流动人口,特别是从武汉这种重点疫情发生地回来的。小王袄挨家摸排,找出 32 个从武汉回来的人。在距离安徽南子 800 多公里的湖南望城,政府则直接给村干部下发武汉返乡人员名单,望城金河村的村干部王菊芬说,从武汉回来、经过武汉、甚至给武汉打过电话的,都会在名单上,不过她们收到名单后,还要再打电话确认一次。

没想到问题出在了别的地方。32 个武汉回来的没生病,从「家门口」回来的倒确诊了。一位叫李跃鹏 (化名) 的确诊者从安徽六安回乡,相继传染了他的父亲、妻子、岳母、子女,一下子确诊 5 人,加上后来又确诊一位从浙江回的,巨鹿镇突然就成了南子县的主疫区。小王袄去县服务大厅时,那里人一听巨鹿来的,马上拿消毒药壶喷地,说巨鹿你们疫区,怎么能来办事哦。

李跃鹏被县医院的救护车拉走,重点排查对象变成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小王袄把李跃鹏叫作「一代」,与他接触过的人是「二代」,与二代接触过的叫「三代」,小王袄要把三代全找出来。这不像从武汉回乡者有手机定位可以追踪,排查回到最原始的方式。李跃鹏过年前去饭店吃过酒席,小王袄挨个找参加过同一场酒席的人,「你回忆下桌子上还有哪些人啊?」找到一个登记一个,再问:「你还接触过哪些人啊?」如果是别村的,就叫当地干部去上门找人。这样慢慢找,最终摸到了 48 名二代,206 名三代。

二代最危险,要封住这些人,一点点都不给外出。门锁上,吃饭算村里的,一开始是送油盐酱醋菜,后来干脆做好盒饭放家门口,阻断这些人哪怕一点点和他人接触的机会。三代的管理轻松些,但他们也不能出门,给一个体温表,叫他们每天登记体温变化。

二、三代的每个人都派了由村干部、民警、卫生健康人员组成的三人工作小组一对一负责,日日跟踪情况,这叫包保,将任务与责任落实到每一位前线人员的身上,在扶贫、基层治理等任务上作为政府力推的方式在全国流行。

小王袄分到了三个人,每天要给每个人至少打两次电话,问有没有发烧,身体舒不舒服。有一人在确认包保前就跑去了广东佛山,小王袄就要给佛山打电话,如果对方身体不适,小王袄依旧要向上级汇报。

监测:「别的困难没有,就怕自己被传染」

排查与隔离是基础,监测是否感染才是大事。

大年初一,湖南望城的卫生院通知九湾溪村的周威上班,村里有 8 个从湖北回来的人,隔离在家。根据三人工作小组的分工,村医要负责医学观察。

中国农村医疗体系由三级卫生服务网组成,从最基层的村,依次到乡镇、县,分别设置有村医、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疗卫生机构,这三级承担着一个中国农民几乎一辈子的医疗健康需求。离农民最近的村医,也叫赤脚医生,承担村里一般的疾病诊治和公共卫生服务需求。据中国国家卫建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聂春雷介绍,目前中国有 144 万名乡村医生,相当于每 392 个农民共享一位村医的服务。

但九湾溪村的 3600 人,只有周威这一个村医,邻村的金河村,4600 人也只有何忠华这一位村医。周威和何忠华几乎成了村民和病毒之间唯一的「守门员」。

他们参加过 2003 年的 SARS 防疫,那时上门摸底、量体温,村子平安度过疫情。平时乡村里流行病的蛛丝马迹也归他们监测,90 年代重点防麻疹,这些年就是水痘、腮腺炎、食物中毒。超过 5 例,镇上卫生院就下来指导下如何消毒,都是些小流行病。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比职业生涯里的任何一次流行病都紧张。巨鹿镇村医一般疾病的接诊全部停掉,所有村医都用来防疫。这期间村民如果有感冒头疼的小毛病,或是必须吃药的慢性病,由村干部买点药顶上。但如果是发热,不管是不是新冠肺炎,救护车会直接拉到县医院看发热门诊,是 2019 冠状病毒肺炎就直接留在那儿,是其他病放回来就好。不过因为所有病人都拉到县医院,人满为患,没法应诊了,县医院后来只得派专家到镇上专看普通疾病。

2020 年 1 月 27 日浙江省杭州,社区的防疫人员在检查湖北省归来的村民的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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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还体现在领导开会的频率上,何忠华所在的金河村,上面政府开会,下来村里还要开会,直属的卫生院也开无数个会。领导们要确保他了解政策。

主疫区巨鹿,领导直接下来视察。县长、县委书记、县卫生部门、镇书记,后来还加了纪委督查组,每天都来。看看基层的在岗情况,看看干部态度认不认真、事情有没有做到位,这拨人送走,那拨人又来了。小王袄早上七点起床,忙一天,晚上八九点回去听领导开会,有时一开就到十一二点。小王袄这种基层有时还能早走,有天凌晨一点了,一看微信群里乡镇领导还在开会呢。

周威每天去湖北返乡人员家两次,包括一同居住的家属,每个人都要上午一次下午一次量体温,持续 14 天。村上发了额温枪,周威觉得不准确,还是用水银温度计,放在腋窝下量。除了测体温,还要问有没有头痛、咳嗽、发烧、胸口闷,有没有食欲,每个症状都问一次。这是写在中国国家卫建委针对基层制定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教育中的指示,联防机制在新闻发布会中称,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相对仍然较差,医疗力量薄弱,要通过发放技术指南等方式,加大对县乡村医疗卫生人员的培训。

临走了,周威再交代一次别出门,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打电话。村干部也陪着,周威量体温时,他们在旁拍个照。

卫生院给周威提供了 15 个外科口罩,其他的物资有一次性手套、体温表、温度计、500ml 的 95% 酒精。卫生院告诉他这些东西先用着,用完了每次能少量领一点。防护服是没有的,卫生院自己都没有,防护服不可能到基层来。

在全国都关注武汉等核心疫区的物资紧缺时,农村的物资缺乏没入阴影中。虽然国家卫建委提到要加大各地对农村的物资保障力度,但并未有具体物资支持的文件释出。据媒体报道,农村缺乏物资的现象普遍存在,湖北鄂州有村干部用自家体温枪充当防疫物资,有的乡村要自行去县城药房采购口罩,有村干部向媒体抱怨,「有关部门给的条幅比给的口罩多,给的表格比给的消毒水多」。

但巨鹿镇卫生院院长潘继安表示,他们的医务人员配备了口罩、防护服、护目镜、隔离衣,物资基本不短缺。这些物资大多由红十字会提供。他表示防疫经费主要来自上级政府,以每个村民 5 块钱的标准发放疫情服务补贴,中央财政也表示给参与卡口执勤、预检分诊的工作人员以每人 200 元的标准发放值班费。经费还是挺充足的,不过医务人员吃饭和隔离期住宾馆的开销还没谈好。

红十字会还会提供一些方便面、酸奶之类的慰问品,卫计委也发了 6500 元的党费作慰问。镇上还有些热心人士,你出 3000,我出 2000,买些八宝粥、矿泉水支援卫生院,甚至有人直接捐了 200 斤草莓过来。

2020 年 2 月 6 日中国北京,一名中国妇女戴着口罩在一个市场上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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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周威还是有些怕。别的困难没有,就怕自己被传染,但没办法,怕也要上,像打仗一样。周威只能量体温的时候注意点,不密切接触,不摸他们家的东西,在酒精里掺点水,兑成 75% 的,口罩上喷一喷,手上再喷一点。不过有专家表示,口罩喷酒精可能将病毒留在口罩上。

如果发现一点不对劲,周威要立马上报给镇卫生院,由上级卫生机构派人下来接走疑似患者。这是疫情中乡村医生的角色,排查疑似患者,上报和转诊至上级机构。

其实本地村民来看病,周威也会推荐他们去上级医院,村医条件太有限了,没有血常规,没有 CT 片。在中国国家卫计委发布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试行)》中,对村医卫生室的设备要求仅有诊查床、听诊器、出诊箱、药品柜等非常基础的物件,村卫生室并没有应付复杂病情的能力。

实际上,为了弥补市场化后村医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在新医改之后,乡村医生的职责已经从治疗疾病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发展,负责健康教育、预防接种、慢性病管理等公卫环节。职责变化后,村医的主要收入来自国家补助。何忠华每年的工资来自市政府补助,基本药物补贴,和每个村民 14 元的公共卫生经费。一年有八万左右。

但他认为这活不好干,村医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除了十几项公共卫生服务,还要看病,做行政任务。比如在二季度,何忠华是要跟随村干部一同去精准扶贫的,这已成为乡村医生工作的重点。

村医的治疗职责上移,不过依据层层转诊制度,村医只能将病人转移至镇卫生院,但这一级别也几乎没有确诊和收治能力。望城乡镇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端传媒,乡镇医院没有确诊权,只能在发现疑似病例后的 2 小时内将病人转移至县级医院。而这并不是疑似病人的终点站,县级医院大多也只能看发热门诊,无法救治。根据公开的定点医院名单,即便在重灾区湖北,全省过百家定点医疗救治机构中,仅有黄冈市红安县杏花卫生院这一唯一的县级医疗机构可进行肺炎医疗救治,这意味着村里来的病人还要再向上转。

管住隔离的,还要管往外跑的

物资、医疗条件都不够,农村防疫需要让每一根毛细血管都紧张起来。管住隔离的,还要管往外跑的。

首先是村里的流通。1 月 30 日起,巨鹿镇所有的农贸市场、宾馆、饭店、KTV 和澡堂,都下了禁止令,不能营业。在金河村,做红白喜事的、舞龙的、连过年时挨个儿上村民家卖财神画像的人,都被早早打好了招呼。巨鹿街道的每一条路都拉上警戒线,但还是有车冲过去,村干部就用自己的车堵住街道的所有出入口。小王袄拿着喇叭、开着车在路上转,看到路上逗留的,都给撵回去。

室内也要尽量管。对小王袄来说,一家子在屋里看看电视睡睡觉好了,要两家人聚在一起,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哪个染病呢。特别现在打麻将的,那手在牌上握过来握过去,你怎么知道那个病菌通过什么传染呢。所以这一块小王袄要采取「非常规手段」,看到了就和民警一起上去逮,不服从的给人按倒。

村与村之间,乡与乡之间,都封堵了出入口,只留一个通道,被称作卡点,由小王袄这样的包村干部守着。一般来说,除非是运送物资的车,或者必须要从县里到乡镇上班的人,可以凭通行证进出。没有通行证的其他人想要流动,只能是因为生病了被救护车接走。卡点还负责把关外来人口,一开始是从武汉回的必须居家隔离,后来只要是疫区或者不明区域来的人,都要在家隔离。这些人家里会贴上一张纸: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几月几日从哪个地方返回,必须在家隔离,多少号开始,到多少号结束。

包村干部负责生活物资的采买,光明社区有个小孩,吃惯了特定品牌的奶粉,其他的不管劲,小王袄就让送货的把奶粉放前一村子的卡口,那个卡口的工作人员再送到自己村子的卡口。像过去打仗一样,从这个驿站送到那个驿站。

2020 年 2 月 18 日,一名守卫在中国甘肃省农村的入口处,以阻止新型冠状病毒扩散。

Photo: Brendan Smialowski/AFP via Getty Images

小王袄的自来水厂也封闭了,里面留着两个人负责生产。担心人出去后把病毒带回水厂,小王袄把生产区域的两道大门锁死,里面两人从 2 月 2 日到 2 月 27 日没出来过,靠快递保证生活。84 消毒水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喷洒到自来水厂,那两人也每天用酒精消次毒。

疫情中,大部分农村都与光明社区一样,暂时关闭交流,这是从 SARS 时沿用至今的土办法,用以阻断病毒传播途径。但三农问题研究者温铁军认为,SARS 之后十几年的乡村已快速城市化,农民进城、进楼房,农村传统的生产与生活结合的状态被打破,乡村养产加销、工商建运服百业并举的格局被破坏。这种背景下的封存封路,封闭其中的农户是否还可独立生存,已值得考量。

而且也不是所有基层人员都能合理防控。湖北天门某乡镇的王丽丽想把发烧的哥哥送到市医院看病,被镇卫生所员工以情况不严重的理由阻拦。跑去卫生所大吵一架后,哥哥终于转到了市医院,但王丽丽一家也被镇干部和警察强行拉到一处除了水电什么都没有、地上还有一滩水的隔离点隔离。王丽丽把她的经历发上微博,那上面还有许多遭遇基层干部粗暴对待的故事。

但硬核手段是要做的。小王袄的当务之急是争得村民理解,让他们配合工作。

村民们当然有不配合的,小王袄拿自己做例子,我比你们危险,我也想过年,你们坐在屋里,我在外面奔波,我们也虚啊。还不行就吓他们,你看一天死几十个人,这病是看不好的,就是看好了,你身体也败了。现在讲好听的,这病叫什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际上讲得难听的,这就是瘟疫。

金河村弄了台大喇叭车,广播男声念着「不聚集,少出门,勤洗手」,整天整天在村子里转悠。

村干部认为村民的意识其实还不错,抖音里、微信家族群里、电视里、广播里,都在讲这个疫情。尤其家里要是有个外出打工的小年轻,回来更会提醒家里人注意。湖南长沙县一家农民的年夜饭主题就是聊肺炎,一边夹菜,一边盯着家族群里的疫情消息,热烈讨论着这病有多厉害,今年别走亲戚,不过,他们桌上摆着盆果子狸——SARS 疫情中,病毒一度被认为来自这个有着猪一般鼻子的哺乳动物。

上面好几个部门,事情下来,就是乡镇这几个基层干

做为村子里极少数能自由移动的人,小王袄早上七点多吃过饭,就去光明社区站好。中午十二点,拆开镇上每日发的两包方便面,一根火腿肠,就是一顿饭。后来方便面吃多了,受不了,小王袄便吃村里饭店的盒饭。

对比防疫和干农活,小王袄觉得还是农活累,割麦子、栽秧、栽稻,那是真的累人,防疫只要动嘴皮子就好。但防疫熬人,要思考小区怎么管理,群众怎么应对,上面的检查怎么办。小王袄觉得精力有些不够,好像所有人都睡眠不足。

何忠华生病了,在量完所有隔离者的体温后,身体酸痛了三四天,没有力气。镇卫生院的人说要不你也上我们这看下,何忠华觉得还是等发烧了再说吧,也别那么怕。要是万一真染了这个病怎么办?「那也没办法啦。」

小王袄还面临干不好会影响前途的压力。或许由于多人确诊,巨鹿镇党委书记已被免职。小王袄觉得凭良心说,自己真的尽力了,病毒潜伏期的长短,过了隔离期的观察者会不会突然发病,真是自己控制不住的。如果真的发病,组织上有处分,也只能接受,算自己倒霉吧。

这一点卫生院院长潘继安心有戚戚,作为直接负责镇上医疗情况的人,他感到精神上的折磨。上级发来的预案规划得再好,直面现实情况时还是状况百出。出现疑似患者了,县里的救护车忙不过来,我们自己的救护车要上么?自家的救护车条件不行,如果拉了人感染了算谁的,如果不去拉,病人死了又怎么办?医院职工会不会被感染,慢性病人要吃药怎么办,上级领导唰唰唰的来到巨鹿,这是不是要担责了?这些问题都没有具体的方案,潘继安觉得这场疫情把之前的问题和矛盾一股脑都翻了出来。他所在的卫生院下一个工作重点是按上面指示,建立中医馆。

潘继安还发愁未来,没人再愿意来基层工作了。每年都大约有 2000 多人离开巨鹿镇,去上一级的县市生活。「在基层的生活环境和城市的差别,不是靠一点金钱能解决掉的。」现在村医最年轻的都是 40 多岁,已经青黄不接。

好消息是,截至目前,2019 冠状病毒肺炎暂未在农村大规模爆发。截至 3 月 4 日,金河村所在的望城区累计确诊 5 例,巨鹿镇所在的南子县累计确诊 6 例。李跃鹏治好回来了,可他成了村里的瘟神,他上哪儿,就有哪儿的热心村民打电话向干部举报。现在李跃鹏又拉回了南子县隔离。

小王袄觉得村里的日常秩序在恢复,村民可以出门去市场买菜,卡口也允许车辆开出了——当然外面的车和人进村还是要登记下。但他也要马上投入下一场战役了。下一个任务是办好水厂,要入户装自来水的老百姓排着队,水质检测也要做起来了。「基层是上头千根绳,底下一根针,」小王袄说,「上面好几个部门,事情下来,就是乡镇这几个基层干。」不过他觉得水厂建得还是不丑的,下次可以带人去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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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受访者,文中受访者、具体地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