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封城措施估计能减少 25% 的感染病例,但会制造更多恐慌,并将许多疫情埋在了公众看不到的地方

2020 年 1 月 25 日,戴著防护服和口罩的药房工作人员在武汉为顾客服务。

Photo: 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武汉疫情危急,感染人数持续增长,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各国科研机构都在积极寻找对策。端传媒记者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istitutes of Health, NIH) 获悉,一款针对新型肺炎 (2019-nCoV) 的疫苗有望在三个月之内进行临床测试。

主持疫苗开发的是 NIH 下属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的 Anthony S. Fauci 博士。他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表示,相比其他流行性病毒,冠状病毒有相对明确易懂的疫苗标靶。当年,研发 SARS 的疫苗需 20 多个月才展开临床测试,而这一次能够在短短时间内对新型肺炎进行疫苗研发工作,应归功于迅速测定、公布病毒基因组序列的中国科研人员,「他们与世界共享了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2020 年 1 月 7 日,中国科研人员检出新型冠状病毒,获得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1 月 11 日正式对外界公布。这为各医药公司随后制作诊断试剂盒提供了重要依据。

然而在中国国内,确诊却需要漫长的行政流程。端传媒综合各大媒体报导,辉睿、捷诺等医药公司已在一月中旬向各地供应了十余万人份诊断试剂盒,而统筹权和确诊权仍握在湖北省疾控中心手中。全武汉仅有三家医院拥有确诊资格,许多医院面对潮涌般的患者,试剂盒却供不应求。医护人手紧缺,一些患者即便被高度怀疑感染冠状病毒,依然无法就医,延误了疫情的控制。

感染人数急剧增长,疫情爆发近五十天时,武汉「封城」,湖北省其他城市也接着宣布检疫隔离。专家预测,这次冠状病毒的感染规模「会是 SARS 的 10 倍起跳」。

「很多人在武汉封城之前就逃离了」

「封城有可能会把事情变得更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保障中心 (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 的资深研究员 Amesh A. Adalja 对端传媒记者说,这不仅制造更多恐慌,更将许多疫情埋在了公众看不到的地方。

不仅是武汉,武汉周边依然有许多较不发达的地区,住在那里的多是留守老人和儿童,许多乡镇已经隔离,但疫情真正如何,外界能获取的信息很少。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团队以 SARS 和埃博拉疫情为例对记者分析。2014 年,埃博拉在西非利比亚爆发,政府在感染严重的地区设立隔离区,将数万居民封锁起来,由安全部队看守,每日由全幅武装的工作人员进行消毒和尸体掩埋工作。这种情况下,信息高度不透明,无法购买日常所需,居民完全陷入了绝望,最终引发混乱,许多感染者逃离或失踪,一些隔离中心遭到劫掠。

2003 年 SARS 在台湾爆发时,台北市立和平医院封院,有一千多人留院隔离,这消耗了大量留守的医护人手。台湾媒体曾评「院内发生种种慌乱与无序」,「和平医院变成和平监狱」,「很多医护人员趁机溜出医院,十名院内的民众也逃离,整个和平医院顿时人仰马翻,变成集中营。」

「你要考虑人的个体权利、自由和意志。」Amesh A. Adalja 质疑,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否能简单直接地暂时剥夺走这些权利。

况且,「很多人在武汉封城之前就逃离了,」他补充,这也降低了封城的有效性。

据兰卡斯特大学、佛罗里达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的数位学者分析,目前封城措施预计能减少约四分之一的感染病例。「目前实施的是 99% 的交通封锁,到 2 月 4 日,估计只能降低 24.9% 的感染风险。」这份联合报告中写道,按照其计算模型,截至 1 月 21 日,武汉地区实际感染人数达到 11,000 多人,在 2 月 4 日将达到 19 万人。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居民戴口罩在超级市场购物。

Photo: Getty Images

「封锁是目前全面措施里面的一小部分」

在中国,最近一次检疫隔离发生在 2014 年甘肃玉门市的鼠疫,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伦理及人文学部总监、助理教授吴易叡对端传媒介绍,「这看起来的确是有效的,因为规模小,上行下效。」

「这次武汉面临的问题就复杂得多,」吴易叡补充,武汉是超级大城,本身为交通枢纽,「封城本来就没有那么容易。」并且,「中国人民的自我意识已经高涨,虽然很多视频上还可以见到许多人觉得『依靠党就没事』,但中国人的身体还是最诚实,他们用各种方式逃离。」

并且,「中国人普遍对国内的医疗水准不具信心,医闹、杀医、号贩子……这些都是在制度外部衍生出来的现象。在这种极端不信任的气氛下封城,会有什么后果,这几天的新闻就看到很多了。」

农历新年到来,中文社交媒体上依旧一片恐慌。许多在病患疑似感染却求医无门的信息在流传,而武汉各个医院因医疗资源紧缺,物资告急,已经绕开政府程序,宣布接受公众捐赠。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照常上演,歌舞小品照旧,似乎已与武汉分处两个世界。

疫情也依然在向世界各地蔓延。美国境内已发现第二起感染者。这位六十多岁的女性患者在十余天前从武汉返回芝加哥,当时并未出现任何症状。

「目前看来,封城是必要措施。如果不封锁,事实上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Shoou-Yih Daniel Lee 对端传媒记者说。

若强行将台北市立和平医院在 SARS 期间的封锁境遇与武汉对比,Lee 认为有一些牵强。「医院毕竟是一个机构,能够活动范围比较小,感觉真的像是一个监狱。封锁一个城市感觉不一样,你平时也是在城市里活动。」

但 Lee 强调,「封锁是目前全面措施里面的一小部分」,「假如当初发现时没有封锁消息,就提早开始追踪,没有让它扩大,不至于造成这一步,不需要封锁整个城。」

且在封城的情况下,「医护人员能做的有限。」「病毒感染,没有任何治疗方式,只能舒缓症状,譬如说呼吸困难就要接受人工呼吸器。像感冒一样,你去看医生,医生不是治疗感冒,而是在照顾症状。」Lee 亦在互联网上关注武汉从流出的各个医院的视频,以了解现场情况。「他们在日以继夜地帮助病人舒缓症状,希望身体自然复原。」

目前,最可能的结果也是「希望时间把这个事情带过去」。待春夏季节到来之后,病毒自然消退。

不过,在哈佛大学化学生物博士后、华人学者田禾眼中,虽然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低于 SARS、自限性更强,且尚未出现百人级别的超级感染者,「意味著大部分患者可以挺过这一关」,但另一方面这也代表著冠状病毒可能变成和流感一样「与人长期共存」的局面。

她认为新冠肺炎的重症比例和死亡率,和流感比高很多,「如果几年来一次,对人心和经济的打击比封城、封省影响更大。」田禾认为眼下要尽可能阻止春运返程高峰形成:「高校要推迟开学,工厂应推迟开工,疫情严重地区的封锁应该适当延长,在结束封锁后要继续执行一段时间的体温检测。」她也想到了劳工阶层的权益保障问题,「(企业) 应鼓励身处次要疫区的员工推迟报导,远程办公。因这次灾害推迟开工的企业员工,企业不得开除或降低考评。」

「在第一道防线还没有彻底失败之前,还是不要考虑退守第二道防线吧。」她这样总结。

美国曾经历过 SARS(2003)、MERS(2014) 和埃博拉病毒 (2016) 的侵袭。如果倒回二十年前,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做的很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说。防疫程序是在屡次的经验和教训中逐步完善的。时至今日,美国备灾和应对办公室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均有相关的项目和团队在进行防疫,每年花去数百万美金。「美国有比较好的报告系统和检测系统,」且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更像「一个国际单位」,Lee 补充,「常常派人到其他国家进行防疫工作」,这都让他们有时间做好应对措施。

中国曾经在 SARS 之后建立了传染病监测和应对系统。官方媒体频频宣传,中国已建成「下至县城、上至国家级的四级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同时还有「不明原因肺炎」的直接上报机制,各级医院可以直接将疑似病例上报至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但可惜的是,在 2020 年,这一套系统依然没有阻止新型肺炎的爆发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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