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春节联欢晚会曾经也在受灾时举办过,但今年新型肺炎病毒肆虐下,庆祝与舆情形成了令人震撼的反差

1 月 24 日晚,传统农历的除夕之夜。在北京,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 (原先的中央电视台已被改制) 的春节联欢晚会如期直播登场。只不过,和往年不同的是,这个除夕历史少有地赶上了一场严重蔓延的传染病疫情——2019 年 12 月起从华中地区武汉爆发的冠状病毒肺炎,患病人数快速攀升,政府在 1 月 23 日封锁武汉的进出交通,进入「战时状态」,当春晚红火播出的时刻,武汉市民们,乃至湖北许多城市的人,都正经历防疫封锁。相比第二天有军方医疗队和各地医疗队驰援,亦有北京的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应对方案,这个除夕夜,对关注疫情的人来说是灰色而悲观的。

在除夕之前,已经有零星的网上声音建议取消或暂停春晚。但无论是以防止人口集聚传播疫情为由,还是以大疫当前不宜强作欢庆为由,都没有影响到已经准备了数月之久的这场新年节目,数十年的「行礼如仪」也继续着。只不过,此刻的许多观众,心情都极为复杂,电视画面上的欢腾,与社交平台上流传的焦虑不安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对中国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

双重体验

也许大部分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春节联欢晚会体验:一面是试图让观众开心的歌舞杂技和小品相声,是「小鲜肉」和俊男美女们登台表演普天同庆的基调;另一边是线下正在飞快传播的各种关于武汉疫情的消息。这种「双重体验」让这个除夕夜显得格外耐人寻味。就在春晚的节目持续进行,主持人呼吁观众一起抢红包的时候,微信朋友圈里的各类募捐信息也不断刷新——湖北的各级医院对外呼吁募集捐赠防护物资、武汉义载车队呼吁车主加入……最令人感到震动的,是一些无法确认来源的,疑似武汉医疗人员崩溃的微信聊天截图和哭泣视频在网上传播。一些医护人员在微博上晒出当晚的年夜饭,而网民们惊讶地发现,部分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只能吃方便面和包装食品凑合一餐,然后继续投入工作。

事实上,「双重」的体验不仅仅体现在春晚这一件事上。中国互联网空间也似乎在这场疫病中分隔成了两个世界。在微博上和微信朋友圈中,从官方媒体到焦虑的网民不断转发着各种疫病消——戴口罩、不要去武汉、勤洗手,哪里的医院缺少物资了,哪里能买得到春节仍然发货的防疫用品,哪里正在募款,都仿佛一呼百应;但另一边,在电视上,日常生活的空间中,防疫宣传和新闻传播仍然不及春节的喜庆气氛。这一点在农历年最后几天的央视频道上格外明显——到处都是新春的年货广告、卖给春节聚餐人群的酒品广告保健品广告,各类农历新年特别节目如期播出……

微博网民几乎被这种双重世界给逼疯了。一面是他们不断看到刷新的疫情感染消息,一面是电视上现实里一切似乎都没什么变化——亲友们忙着操办年夜饭,准备接下来去串门、打麻将、亲戚聚会、组织娱乐活动。微博网民许多是年轻人,而收看电视则是中年人老年人为主,于是「如何劝说父母戴口罩」、「如何劝说父母不去拜年」成为了网民们的热议话题,结果似乎收效甚微——除夕的白天,微博上弥漫着沮丧的情绪,许多人都说劝不动家人,有人感到痛苦甚至绝望。

尽管人们没有过多讨论,但这样的双重体验似乎无处不在,就在 1 月 21 日,湖北省委还举行了新春团拜会演出——仅仅在武汉封城两天前。一份官方新闻稿中提到这场演出「编排新颖、衔接流畅紧凑、舞台恢弘大气、表演精彩纷呈……营造出喜庆、欢快、奋进的良好节日氛围。」这条新闻出现后,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大小官员前所未有地被网民骂得狗血淋头。只不过,这样的庙堂内外的冷暖之别,似乎又一次出现在了除夕当晚,只不过后者是「全国人民」的喜庆气氛,和湖北人民的戚戚忧忧之别罢了。

也许,正如成龙在春晚节目里录播的「大湾区分会场」上唱的那句,「问我国家哪像染病?」,他唱这句歌的时候,这场病,在主流民众眼中还未变成如此严重。

「应急节目」的迟钝

也许,对比 2008 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观众们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类似,又能看到一些明显的区别。2008 年初,华南的江西、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北部普降暴雪,压垮了大量供电线缆,既导致许地区断电,也导致春运的运力极度降低,大量人员受困无法回家,还有不少抢险人员因此牺牲。

那时候,还没有人会料到 5 月份令人震惊的汶川地震。雪灾已经是 2008 年人们眼中的一场大灾。那时候还是纸媒盛行的时代,报纸连篇累牍地报导灾情。在除夕夜,央视的春节晚会在开场不久就提到灾情:「今年的春节与以往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和南方雪灾同时的晚会中,由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带头,一群央视的主持人和当时人们熟知的著名演员,包括两位「皇帝专业户」陈道明和张国立 (注:两位中国演员曾包办了大量电视剧的帝王角色),共同表演了一个诗朗诵节目,内容当然是感叹灾情,安慰灾民,赞颂政府救灾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第一线,坐镇指挥,运筹帷幄,各级领导身先士卒,与人民群众和衷共济,共渡难关……万众一心连着那中南海」,当然,这句话的前提是,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们分头南下到各地慰问——比如总理温家宝一月底从北京坐火车到长沙,在长沙火车站探望滞留乘客,又比如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当年 2 月 2 日到贵州视察救灾。与诗朗诵同步的,是领导人们在各地和灾民们握手、寒暄、鼓励的镜头。除了两三个慰劳灾民的节目外,2008 年的春晚还特意安排了与抗灾现场的记者连线。

2020 年的春晚,虽说是「临时增加史上第一个没有彩排的节目」来因应当下的疫情,但其实是几乎照搬了 2008 年的这个节目——同样是白岩松带头,几个主持人朗诵了一首希望武汉加油,抗击疫情的诗歌。「向白衣天使拜年,我们在过年,你们在帮我们过关……隔离病毒不能隔离爱。」

相比 2008 年,这次的准备可以说是严重不足——人数不够,时长也短,而除了前线医务人员之外,能够赞颂的人,能够展示的「众志成城」的镜头也不多。毕竟,疫情蔓延接近一个月,官方直到 1 月 21 日才开始在应对上有所升级,留给各级官员和官方媒体的时间,也不多。

在除夕夜数天前,中国互联网上有网民提到了 2003 年香港的金像奖颁奖礼——在非典的大气氛下,再举办欢乐的颁奖仪式会显得突兀,但是金像奖颁奖还是如期举办,只不过调整了基调,也做了不少防疫措施。也许人们期待春晚也能够如法炮制,至少不会带来那么两极的观感。但现实并未如此。

中央的宣传部门可能从进入新年前状态,到除夕当日,都没能准备一套应对疫情的宣传策划,甚至可能一开始都没有人想过需要有这样的应对。而从武汉地方不断传出的缺乏物资的消息,到春晚只插入临时节目而不改变主旋律的种种迹象来看,整个体制似乎都没有停下「过年」的气氛,应对疫情似乎仍然是地方上和基层的事情——河南省的从上到下积极应对似乎是个意外,因而被微博网民盛赞。而在许多地方乃至北京甚至数天前的武汉,「新年大过天」的味道格外浓郁。

审美保守化与拖延症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从 2008 年看到如今,我们会发现,虽然春节联欢晚会年年遭到中国网民的怒骂,但是整台晚会的模式和美学,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巨大的变化。

其实,在 1980 年代,春节联欢晚会是非常精英的一台节目。1980 年代的春节联欢晚会有浓重的体制内干部气氛,也和当时整个体制由精英官僚操控,民间普遍的「文化热」氛围相一致。从 1990 年代中后期开始,春晚的节目越来越贴近流行时尚和娱乐文化,从前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新一辈港台红星开始登台,演唱曾经被视为「靡靡之音」的乐曲,赵本山的小品开始走红,哪怕一些内容被精英认为是「低俗」和「土」。

在 2008 年前后,春晚仍然热衷于邀请当红艺人上台演唱当红歌曲,很多歌曲可能和农历新年没有什么关系,也和当时的政治主题不一定沾边。周杰伦唱《青花瓷》,费玉清唱《千里之外》,凤凰传奇唱《月亮之上》,还有《老鼠爱大米》、《因为爱情》……这些歌曲被选入节目,看上去主要是因为他们脍炙人口,传遍大街小巷,中央电视台想要借着春晚证明自己在与时具进,变得更「摩登」和「现代」。

形势在 2016 年前后发生了转变,春晚开始强调「节俭」,开始强调不安排「低格调」的节目,不邀请「有问题的艺人」。在节目的编排上,一直都有的「政治性」也被拔高到了少有的局面。到了 2020 年的春晚,我们并没有看到「节俭」——毕竟河南的山水舞台、「大湾区分会场」的无人机队都是不小的开销,但是政治性和主体性更进一步。比如说,就算是脍炙人口的歌曲,也需要加以「主流化」和「主题化」改造,才能够登上春晚舞台。

比如,2020 年春晚上移植了网上流行的舞曲《野狼 Disco》,这首由艺人「宝石 Gem」(董宝石) 创作的歌曲,被一些评论者形容为「后工业时代」东北流行文化的又一个例子——颓废的曲调,带着东北腔的粤语歌词,似乎都在向 1990 年代致敬,又都带有一些玩世不恭的味道。但是,被搬上春晚的《野狼 Disco》,改为了《过年 Disco》,请来了陈伟霆和张艺兴两位「男神」演员,又配了舞队表演,歌词也完全成为了「主旋律」——比如原曲里的「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左边右边摇摇头」,变成了「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大灯笼,家家户户中国红」;「在那深夜酒吧,哪管他是真是假」,变成了「一起见我爸妈,感受那家乡文化」。更不用说「奋发图强几十年,咱的发展真不赖」和「不管在哪里都不能忘记我的中国心,全场动作必须整齐划一」这样的句子,仿佛在内地唱 KTV 时都会遇到的那首「拒绝黄赌毒」一样,强行把夜店和中国梦结合在了一起。

主流化也意味着内容的单调化和保守化。在近年来关于春晚的争议中,社会议题的讨论日益变少,早年的春晚还会有一些反映农民工和底层人的节目,现在越来越抽象为家庭矛盾、夫妻矛盾,民间讨论也越来越聚焦于性别刻板印象、地域歧视或长相歧视。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在「主流价值」单调抽象为爱国、敬业、诚实、守信等虚无缥缈的概念,对价值的审查又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时候,作为娱乐和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的春晚节目,也就只能变得无味化、抽象化——2020 年春晚上岳云鹏被许多人抨击无聊的关于「小哥哥小姐姐」的相声,大概也是其中一个侧面。

年轻一代的中国网民并不关心这些歌词的修改和内容的变化,对他们来说这不如偶像们的舞蹈和动作重要。在微博上,大家赞颂着张艺兴的舞技和陈伟霆的颜值。就如同春晚的观看体验一样,春晚的节目也分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偶像粉丝和新兴娱乐产业的世界,大家陶醉于偶像的登场和颜值;另一个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的世界,无论是什么样的偶像,什么样的表演者,蹦出的台词和节目的形式,都要是「正派」,乃至于传统的。最为魔幻的是,这两者似乎可以并行不悖。

官方应对

也许,这些各种各样的双重体验,都正正是对当下种种时代问题的直观反映。

在实质的内容上,春晚这样曾经更「全民化」的节目,愈发保守化,乃至在年轻人眼中变得有些「中老年化」,尽管气势宏大,舞台华美,却让人觉得内涵上像一场「大秧歌」——不再兼容各种不同的文化和美学形式,而是全面向一种保守、欢庆、热闹、单一主流的美学靠拢。这和近年来各大报纸的头版、各种官方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一样。

另一边,人们感受到的,也是近年来中国国家机器在新媒体领域的突飞猛进和快速增长——从共青团中央在 bilibili 视频站的红火,到微博上「粉红一代」的动员大潮,似乎都意味着党国体制完全适应了新市场环境。这种一面更保守僵化,一面更游刃有余的模式,在近年来的各种新闻事件中屡见不鲜——比如应对香港的危机时,微博上的宣传、举报和文宣都充满着动员力,但与此同时,官方的港澳系统、党政系统,到头来也没能找到有效应对情况的办法。中美贸易战也是一样——为了稳定官方的沟通,只能够在宣传上压制这些更为灵活的手段,比如微博大规模的禁言,以避免反美情绪影响了贸易上的谈判。

这符合当下对疫情的反应:各种「临时工」和市场化的官方机构,比如各大官媒的新媒体公号,比如《环球时报》,乃至微博上的「粉红青年」们,许多都在报导、转发、讨论防疫消息,抨击湖北省政府的应对不力。但打开电视,在之前的几天里,几乎仍然是歌舞升平。直到 25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疫情,似乎才标志着真正的「体制内」部分行动的开始。

在民间,各种真真假假的信息已经漫天飞舞,微博上的网民们抱怨父母一辈完全不听自己的劝告,只相信朋友圈里转发的小道信息,又或是毫不在意。平时熟悉的「体制」,好像如同春晚内外那样,变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保守、迟缓而官僚的,它掌控着现实;一个是迅速、灵活而有动员力的,它掌控着互联网。后者似乎平时能代表主流社会,却在疫情中发现自己影响力有限;前者本来能动员最大众的人群,去令社会开始警觉、预防疫情的「体制」,却日益保守、僵化,就算不能说是没有反应,也足以说是行动迟缓、在新年的钟声里,就像春晚舞台上的节目一样,和许多人活在了两个世界。

曾经,在没有互联网新媒体的时代,电视和报纸这样的传统媒体内,有「红白脸」的区别。既有保守的领导,也有一些符合大众需要的员工和品牌——白岩松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但互联网时代,中国的电视、报纸和网络媒体的受众日渐分化,彼此的界限和风格,也日益明显。官方所说的「治理现代化」到底意味着「管理社会的现代化」,还是只是「管理网络社会」的现代化?这是这次疫情中明眼人都看得到的问题。

短短的几天里,「粉红一代」的网民,几乎是在和自由派网民一起痛骂湖北地方政府不作为,倒逼体制作出应对。

似乎,从北京的角度看来,疫病的危机,和香港示威抗议的危机,都揭示了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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