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人跟随你脚步的话,打破玻璃天花板是没有意义的。」

2019 年 12 月 13 日,芬兰总理马林 (Sanna Marin) 于布鲁塞尔欧罗巴大厦举行的欧盟峰会期间举行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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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把目光投向芬兰的次数并不多。新总理马林 (Sanna Marin) 就职的这一天,便是芬兰赢得大量瞩目的一例。

马林 1985 年出生,今年 34 岁——这意味著她刷新了全世界最年轻总理的记录。在马林之前,阿德恩 (Jacinda Ardern) 在 37 岁那一年被选为新西兰总理,就以十分相似的头条占据了全球的主流媒体,关键字一式一样:「年轻」、「女性」、「总理」。

12 月 8 日,周日晚间,马林当选的新闻出现时,我正在老家探望父母。那是芬兰西南的一座小镇拉伊西奥 (Raisio),以人造黄油著称,从来不是什么进步的天堂,至少在我小时候不是。在儿时的家里,我疯狂刷著社媒,母亲这时打开了一瓶粉红香槟,她要与我庆祝。将近圣诞,屋外正是寒冬,屋内很是温暖。这些都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小小的自己,儿时,我曾因童话故事缺少女主角而动笔写故事。

年轻、女性、领导,不过三个词,看似就是三个「事实」,却各自埋藏著复杂游离的政治文化纹理。我想,不同的人在读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心中都会出现不同的「意见」:年轻是资历浅还是志向高?女性是与男性完全不同的「政治生物」吗?评价一个「领导者」的时候,都有哪些标准被反复使用?其中又有哪些「标准」是被性别政治构建出来的?

马林上任仅有两周,她作为「年轻女性领导」的这个「事实」,已经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马林和她的内阁的政治生涯都还在被书写。但已经可以肯定的是,像我一样来自芬兰小镇的女孩,以后,每天都能在芬兰的真实故事中见到女性主角。

她们是谁?

以马林为首的芬兰新政府是以五人组的形象出现,这与芬兰的政党生态有关。与两党制国家不同,芬兰的三大传统政党,即社会民主党 (Social Democrats)、联合党 (The Coalition Party) 和中间党 (Center Party),都没有超过 25% 的普选支持率。同时,包括绿色联盟 (Greens)、左翼联盟 (Left Alliance)、瑞典族人民党 (Swedish Party) 和正统芬兰人党 (True Finns) 在内的小党派,在近年的政府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换句话说,联合执政是组建芬兰政府的唯一途径。在 2019 年 4 月选出的新政府便由社会民主党、中间党、绿色联盟、左翼联盟和瑞典族人民党组成。反对党则包含了正统芬兰人党、联合党和基督教民主党。在 4 月大选时,社会民主党的党首是林内 (Antti Rinne),6 月就职芬兰总理的也是他。但是,林内在处理邮政部门工人的罢工事宜时,遭到严厉批评并使其失去中间党的信任。这直接导致他在 12 月初引咎辞职。

马林是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在林内辞职后的党内投票中,以两票微弱优势胜出,并在 12 月 10 日就职总理。

这一下子就改变了芬兰的「领导班子」形象——非但年仅 34 岁的马林自己,成为了全世界最年轻的总理,联合政府中其他四个党派,也由女性出任党首。事实上,今天芬兰 20 个政府部门的部长,就有 11 个由女性出任部长。

马林拥有社会科学硕士学位,她来自工人阶级,由同性家庭的两位母亲抚养长大,也是家中唯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员。2013 至 2017 年,她曾在芬兰最大城市之一的坦佩雷市 (Tampere) 担任市议会主席。她因能够在激烈辩论时保持秩序的强硬态度而赢得广泛赞誉。2014 年,被选为社会民主党副主席时,马林才 29 岁。许多人希望她能够弥补并恢复社民党日益下滑的支持率。

政府的二把手是经济部长库尔穆尼 (Katri Kulmuni),1987 年出生,今年 32 岁。她自 2019 年 9 月以来担任中间党的主席,也是五位女性中最新上任的党派领导人。她的父母是一位农民企业家与一名老师。和马林一样,她也揹负着重振中间党支持率的期望,作为新政府的一员,她承担着来自中间党党内的巨大压力。

1985 年出生,今年 34 岁的欧希萨洛 (Maria Ohisalo) 担任内政部长。在 2019 年 4 月的议会选举中,欧希萨洛首次当选议员,并在 6 月出任绿色联盟的主席。她拥有一个博士学位,专注于贫困问题,对自己的过去和艰辛经历直言不讳——她的第一个生日就是在家暴避难所度过的。

教育部长安德森 (Li Andersson),1987 年出生,今年 32 岁,自 2016 年以来就担任左翼联盟党派主席。她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这次议会选举,在芬兰所有候选人中,她获得了第二多的选票,与马林和库姆尼一样,这也是安德森在议会中的第二个任期。

这个团队中年龄最大、经验也最丰富的的政治家是今年 55 岁的副法官亨里克森 (Anna-Maja Henriksson) 任司法部长。亨里克森自 2007 年起便在芬兰议会任职,此前也曾连任司法部长。她从 2016 年起担任芬兰瑞典族人民党主席。亨里克森来自一个七个孩子组成的家庭,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

马林、欧希萨洛和安德森都是左倾的女权主义者,而库尔穆尼和亨里克森则偏向右翼和保守派政治观点。这是在芬兰政府中常见的一种平衡模式。

新总理带领的内阁团队让芬兰炸开了锅。对于 80 后出生的我们这一代来说,这是一幅近乎乌托邦式的画面。四十岁不到的我们,即将迎来一位比我们大多数人要年轻的女总理,在她周围还有四位女性党内领导人。

这并非朝夕之功。1906 年,芬兰妇女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其成为欧洲第一个给予女性完全政治权利的国家。但芬兰要等到 94 年之后,才迎来第一位女性领导人。2000 年,社会民主党的哈洛宁 (Tarja Halonen) 成为芬兰第一位女总统。2003 年 4 月,中间党的耶滕迈基 (Anneli Jäätteenmäki) 上任为芬兰首位女总理。

不过,耶滕迈基的任期只有三个月。2003 年 6 月 18 日,陷入了芬兰「伊拉克门」的耶滕迈基决定辞职。在此前的总理竞选中,耶滕迈基指责芬兰时任总理利波宁 (Paavo Lipponen) 严重违反了芬兰对外政治的中立政策,称利波宁在 2002 年加入了当时美国总统布什的「自愿联盟」——为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准备。之后,耶滕迈基被指在竞选中使用了从外交部获得的机密文件。这令她失去了选民和党内的信任,最终辞去了总理职务。

在耶滕迈基的那三个月任期中,芬兰是全世界唯一同时拥有女性总理和女性总统的国家。

2018 年 7 月 16 日,赫尔辛基的游客坐在台阶上眺望参议院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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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欢迎你们的到来」

2000 年,在芬兰第一位女总统哈洛宁上任时,1994 年出生的索玛拉 (Iiris Suomela) 年仅六岁。因此,在索玛拉的成长过程中,在新闻上看到女性领导人是种常态。对于她和她这一代人来说,见证哈洛宁在政坛的十二年且获得极高的认同——哈洛宁在 2003 年底的支持率高达 88%,并且在 2006 年连任——意味着「女性可以掌权」扎根于意识之中。

「看到哈洛宁突破层层阻碍获得连任意义非凡。」索玛拉说,「由于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参政的年轻女性面临着更多政治以外的不必要的批评。当我们在专注于行动、变革和政治内容的同时,也必须应付这些事情。」

今年 25 岁的索玛拉,在 4 月的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了芬兰年纪最小的一名议员。

自 2015 年起,她便一直活跃于地方政治和青年政治。在当选议员前,她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便是共同发起了一项公民倡议征求签名的运动——公民倡议是芬兰参与性民主的一种工具,公民可以提出法律改革建议,一旦超过 5 万份签名,议会就需要正式讨论该项倡议。

索玛拉参与发起的倡议,便是关于强奸法的改革。目前在芬兰,「未经合意」尚不足以定义强奸行为。这一项名为 「合意 2018」的倡议取得了成功,并被列入了议会议程。

如今,索玛拉参与了议会中的好几个委员会,包括税收和宪法委员会,同时也是议会女权主义网络的主席。她还曾提到,应对气候危机是她的主要目标之一。

马林接任总理后,我打通了索玛拉的电话。我想听她说说,对于关心政治的年轻一代而言,一个主要由年轻女性领导的政府意味着什么?

「年轻人比过去更关心社会问题,但是,他们对传统影响方式的兴趣有所下降。」电话那头的索玛拉说。「加入政党不再像以前那样流行了。政党们必须加紧面对这一挑战,寻找新的方式吸引年轻人,并向他们展示成果。」

「渠道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让年轻人知道我们鼓励他们的加入,他们可以在决策层有自己的位置。这便是这一届新的年轻政府向年轻人和女性传达的信息:我们欢迎你们的到来。」

「我们可以告诉年轻人,权力在谁手中是很重要的。」要怎样给年轻人传达这样的信息呢?索玛拉说,「通过落实远大目标,比如环境相关的政策。」

支持的声音也来自政见不同的人群。52 岁的商务高管 Marko Savolainen 是反对派联合党的支持者。他担心内阁中三位女性的左翼政策,认为政府的计划只是一个既讨好又不切实际的愿望清单。不过,他仍然愿意给新政府一个机会,并希望内阁中偏右翼的库尔穆尼和亨里克森,能够平衡政府的行动。

与此同时,Savolainen 还有一个 8 岁的孙女,他为孙女能够生活在由女性领导的国家感到高兴。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拥有年轻而平凡的女性领导人是件鼓舞人心的事。他说:「尽管与新总理马林的政治理念有所不同,但或许年龄和性别上的根本性变化,能够对执政方式的真正变革带来帮助。」

在后#MeToo 时代,世界正在迅速发生变化。旧有的权力结构岌岌可危,这也为新一代领导人打开了机遇的大门。当今的政治家需要更多公开的问责、透明度以及新技能。尽管年轻人对社会正义以及气候变化激进主义等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政治对他们而言依然看起来很遥远,而此时掌权的年轻政客,会为变革创造希望。

在芬兰,对性别平等的承诺是其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芬兰每年都稳居性别平等国家前四位。

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女性权利问题,芬兰却做得相当不够。芬兰女性不但受到全欧洲第二多的暴力伤害,而且最少寻求帮助,也最少将对女性的暴力视为国内一大问题。而且,芬兰是劳动分工中的性别不平等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薪酬差距也仍然不可忽视。

要实现一个性别平等社会,芬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2019 年 12 月 12 日,芬兰总理马林,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丹麦总理梅特·弗雷德里克森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峰会前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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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踵而至的批评

芬兰新任总理及其内阁取得了巨大的公关成功。据社交媒体分析公司融文咨询 (Meltwater) 的调查显示,马林在上任第一周被提及的次数,已经超过了 71 岁的芬兰总统,联合党的尼尼斯托 (Sauli Niinistö) 整整一年被提及的次数。BBC 关于她成为世界上最年轻总理的报导,仅在 Facebook 上就被分享了 15 万次。

随着关注度的提成,新政府上任后不到一周,惯常用来贬低年轻女性领导者的做法,就已随处可见。

马林与法国总理马克龙的关系就引发了臆测。八卦小报还为五位领导人的配偶撰写了长篇报导,这在男性领导人执政时期并不是常规操作。而且,很快,这届政府就被喊做了「口红政府」(lipstick government) 或是「辣妹政府」(Spice Girls Government)。

男性政客常用的诸如「你没有羞耻心吗」这样政治措辞,一旦从女总理口中说出来,就被媒体说成不入流,但媒体此前从未对男性政客有过类似的担忧。这是一种典型的双重标准:当男性和女性做相同的事情时,男性的「果断」到了女性身上就会变成「攻击性」。

Jukka Maarianvaara 是芬兰的性别平等监察专员 (Gender Equality Ombudsman),负责监督芬兰《性别平等法》(该法制定于 1986 年,用于规范工作场合与公共生活中的平等) 的实施情况,也为性别歧视的个案提供支持。他告诉我,对这女性上位的反对声音,在他的工作中也有所体现。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年轻女性担任领导人感到兴奋。相反,有人会将这样的政府看作是对男性的歧视。新政府上台不到一个月,Maarianvaara 的办公室已经收到三起关于新政府性别比例的邮件和电话投诉。

芬兰的《性别平等法》中包括了一项适用于国家行政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工作组和其他类似机构以及市政委员会、委员会和市政间合作机构的配额规定。根据这项规定,上述机构必须的男性和女性各自都至少要有 40%。这一配额并不适用于通过选举产生的机构。

「上一届政府执政时,性别平等领域有许多关于男性部长占多数以及他们政治理念的讨论。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性别平等上的倒退。」Maarianvaara 回忆道。不过,当这次女性部长们集体出现后出现的投诉,才是「我们第一次收到关于政府性别比例的正式投诉。」

提起这三起投诉的都是男性。

还有些批评来的出乎意料。芬兰邻国爱沙尼亚的内政部长,便不顾两国外交与友好关系,在电台广播节目中将这位新总理称为「卖货女郎」(马林曾经做过售货员的工作),以此取笑她的性别、年龄和无特权的背景。这位内政部长,也是极右翼民粹政党爱沙尼亚人民党 (Ekre) 主席赫尔姆 (Mart Helme) 的完整说法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卖货女郎当上了总理,看到其他一些街头活动人士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加入了内阁。」——为此,爱沙尼亚总统做出了公开道歉。

2016 年 4 月 5 日,芬兰赫尔辛基一个女人走过参议院广场的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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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吗?

这几位年轻女性会改变政治吗?要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过去几年中,传统意义上大党派的支持者不断向正统芬兰人党流失。根据芬兰独立市场研究公司「经济研究」(Taloustutkimus)11 月最新的民意调查,芬兰最大的政党还是拥有 24% 以上选票的正统芬兰人党。该党以其反欧盟的立场和严格的反移民政策而闻名。正统芬兰人党尤其受到芬兰男性的支持,因此常被认为是绿色联盟的对立面,因为后者主要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统治。

正统芬兰人党的现任领导人为 48 岁的哈拉阿霍 (Jussi Halla-aho)。他被许多支持者称为「大师」(Master),并在今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全芬兰最多的选票 (尽管在 2012 年,他曾因煽动仇恨言论和扰乱宗教和平的罪名被定罪)。

正统芬兰人党的崛起为其他政党带来了挑战。政治评论家称之为「Persupelko」(意为对「正统芬兰人」的恐惧)。这使通常支持开放性社会政策的政党也开始接受更保守的价值观,并影响著公共领域的讨论。

马林政府将会面临相当多棘手的议题。例如,关于叙利亚阿尔霍尔 (Al-Hol) 难民营的一系列激烈辩论,就在芬兰引起了严重的动荡。阿尔霍尔难民营为被捕 ISIS 成员家人的住所,难民中,包括 11 名芬兰籍女性和 30 多名儿童。就是否应该让这些儿童和女性回国的决定,芬兰各界讨论热烈。

就在新政府上任第一周,总理和财政部长就因处理阿尔霍尔难民营问题不当,而两次公开道歉。

财政部长库尔穆尼在自己的社群媒体帐号上,贴出一则非正式民调,询问是否该让难民营的芬兰女性和其子女同时回国,或是只让子女单独回国。性命攸关的问题交予网友投票,库尔穆尼遭到了人权机构的批评。库尔穆尼隔天发推文道歉并删文。在布鲁塞尔,欧盟的媒体官员阻止了一个芬兰记者想总理马林提出关于该难民营的问题:马林因此在推特上替这位媒体官员道歉。

这样的道歉其实令人意外,尽管有的媒体迅速地给出了「开局不利」的评价,但是性别平等监察员 Maarianvaara 却认为,总理的道歉标志着改变的可能性。

与她们的前任不同,现总理和财政部长似乎并不忌讳承认错误或作出道歉。一些人认为这些道歉并无必要,但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或许预示了政客与公众的互动正发生变化。

年轻女性领导人能成功实现多少承诺下的政策目标,还有待观察。媒体对于政府在改善早期儿童教育和减少失业救济金条件的关注显著不足。这些都是促进平等的政府计划中主要改革的一部分——马林公布的政府计划中,还承诺将创造 6 万个工作岗位。能否在明年达到就业率指标也为政府带来不少压力。要想充分运作,政府还需要更强大的公众支持,否则就可能进行重新选举。

不过,已经显而易见的是,年轻、平凡的女性领导人形象,正在给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以及各个年龄阶段的女性带来启示。最近两次不同的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芬兰人都对新总理表示信任,并对其领导新政府的能力寄予厚望。

借用芬兰第一位女总统哈洛宁的话说:「如果没有人跟随你脚步的话,打破玻璃天花板是没有意义的。」而马林和她身边的女性领导者们证明,越来越多的年轻芬兰女性正在政治参与中迈出新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