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必须表态」的时代,香港电影也没有政治中立可言

2015 年的《十年》,不仅是香港电影人对内地政治的反扑,也是对旧式商业港产片生产逻辑的回应。

时至今日,合拍片早已名存实亡。香港电影人北上拍片,早就不单纯是经济行为,更是一场政治表态和投诚——不高调「爱国」的话,就得被封杀。但反过来说,在中港政治矛盾已经难以逆转的当下,愈来愈多香港电影人「放弃」内地市场,高调宣示其政治取态。这会否是萎靡不振的香港本土电影进行绝地反击、构建新型本土电影圈的契机?

五部港片,在被封杀的金马

今年 8 月,内地官方宣布「暂停」所有内地电影工作者参与本届金马奖竞赛,算是单方面「封杀」金马,惟此举亦连带令去年香港电影在金马奖中大放异彩的景象几不复见。消息传出至今,香港传媒对金马奖相关新闻低调处理,甚至连有多少部港片入围的基本资料都掌握得不准确,部份港媒指共有三部,有部份说四部,但实际上应该是五部:剧情长片《金都》和《叔‧叔》、短片《红枣薏米花生》和《老人与狗》、以及纪录片《戏棚》。

五部影片,全都是成本较低的独立制作。相对而言,香港电影人高调配合内地官方抵制,并退出金马奖的消息,则更令人关注了。这说的,是数月来先后有多部商业大片都宣布退选或表明不参选金马,主演男星名单罗列出来,名气之大,令人咋舌:刘德华、古天乐、张家辉、梁家辉、任达华、梁朝伟、郭富城。另刚扬威威尼斯影展的动画《继园台七号》亦主动放弃竞逐。当然最受争议的,是香港导演杜琪峰于 9 月突然辞任金马奖评审主席一职。其正式请辞理由是「与电影投资方的制作合约所限」,这个暧昧的说法显然是暗示他受制于内地的官方态度,从而让他新近执导的电影《我的拳王男友》,得以在内地顺利上映。

香港影人内地生存法则

在内地工作的香港电影人必须跟从官方风向,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金马奖被封杀而令他们必须马上表态归边,亦肯定不是个别事件。对香港电影人来说,昔日因合拍片兴起而北上发展的美好岁月早已结束,当香港本土电影市场严重萎缩,电影投资者与内地资金千丝万缕,大批优秀的资深香港电影人便如陷入泥沼之中,难以从内地电影市场抽身而走。为了让电影可继续拍摄和上映,他们必须跟随内地官方主旋律,即使强如杜琪峰亦不能悻免。

从宏观结构上看,香港电影人在内地所遭遇的,并不是单纯的归边和表态。近年内地政治环境日渐收紧,官方对文化事业的钳制愈加明显,电影审查限制了电影人的创作自主性,除了少部份完全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题材外,愈来愈多不直接涉及政治的题材和画面都被禁止,像「穿越」不可拍、「现代鬼怪」不可拍、「婚外情」不可拍、「同性恋」也不可拍,但官方又从来不会告诉你具体的标准,换言之,电影人必须先做自我审查,花费大量气力去猜度审查的准则,渐渐消磨掉创作上的意志。

例如香港导演彭浩翔早前宣布开拍《鹿鼎记》,但电影批文却迟迟未有消息,据报官方认为外族入侵题材敏感,故不批准拍摄。饶有意思的是,彭浩翔曾在今年夏天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向应内地网民在微博发起「我是护旗手」运动,高调表态做「护旗手」,但此举对其电影的审批没有帮助。至于另一香港艺人王祖蓝,近年主力在内地发展,一向的政治取态也相当「亲中」,却因为在运动中没及时宣示自己是「护旗手」,便遭到内地网民灌水围攻。在一个访问中,王祖蓝亦承认,内地主流舆论对政治十分敏感,偶一不慎,便会触碰到几百万网民的神经。

合拍片是怎么失败的

彭浩翔跟王祖蓝的例子,说明了香港电影人及艺人在内地生存的尴尬处境: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高调、迅速且准确地在任何政治事件中表态,尤其是当中港政治矛盾愈演愈烈,艺人表态亲中爱国是在内地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免受网络攻击的护身符。然而这种表态,却不能够完全保证他们的电影可以顺利开拍。于是,政治表态渐渐变成了香港电影人的条件反射动作,他们对内地政治风向非常敏感,既要揣摸官方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化,以顺利通过审查,也得跟循内地网络上的民粹走向,以免因偏离民情而变成不受欢迎艺人,继而遭到集体封杀。

2014 年,内地广电总局公布「封杀劣迹艺人」措施,明文规定禁用一些有「道德问题」的艺人,如「吸毒」、「嫖娼」等。 虽然措施针对的,只是艺人的道德操守,例如房祖名、柯震东纯因吸毒而被封杀,与政治立场无关,但「封杀」也同样是内地官方惩治言行不符官方意识形态之艺人的惯常技俩。「劣迹令」出炉之际,适逢香港雨伞运动开始之时,台湾太阳花运动亦刚结束不久,如杜汶泽、何韵诗、黄秋生等高调支持运动的艺人皆被内地封杀至今。

从官方角度看来,封杀艺人自然是为了收杀鸡儆猴之效,同时也明确向所有台港艺人释出信息:政治表态并非交换筹码,而是生存条件,艺人要在内地生存,就必须完全迎合官方意识形态,不能有半点含糊。也就是说,在现实政治环境中,香港和台湾的反中意识愈渐激化,艺人却愈来愈难保持中立,他们必须先在政治上投诚,才能换取进入内地市场的入场劵;而一旦他们在言行上有什么行差踏错,表现出丁点迟疑和不忠,就会马上遭到抵制,严重的甚至被扫出内地电影市场。

对于曾经对中港文化融合、合拍片市场抱有希望的香港电影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清楚的讯号:内地的所谓以亿计算的电影市场,说穿了就是一个政治主导资本的体系,「文化融合」本来可能是善意的,但至今已成人尽皆知的谎言,香港电影人北上,所看到只是量化的市场和资本,而不是文化交流。过去如徐克、周星驰甚至杜琪峰都曾尝试把港产片的文化精神 (港味) 沟进 (掺进) 内地电影市场,最后都被政治操作阴干了。所谓合拍片,几可宣告彻底失败。

没有政治中立可言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香港电影人和艺人纷纷北上,香港本土电影市场也同时出现萎缩。在可见的将来,香港本土电影市场并没有复苏的迹象和契机。单纯以市场调节,几乎已不可能令香港电影市道回复昔日风光;香港政府对电影工业的资助一直被受抨击,除了出产个别几部优秀作品之外,近年很多受资助的作品都是不叫好又不叫座的劣作;再加上在反修例运动的风潮下,香港政治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里,过去几年似乎已摸出一点发展模式的本土话题电影,也似有回软之势,即使没有这次内地封杀金马奖事件,今年的香港电影也似乎欠缺过去几年那种文化意涵,难以在金马奖大放异彩。但从另一角度看,中港两地本来在文化意识和电影工业生态上都存在著不少差异,政治争议不过是将这种差异浮出水面甚至激化,同时也令香港电影人不得回避一个生存问题:在「政治必须表态」的时代,香港电影也没有政治中立可言。

电影不再只是娱乐,或者说,政治也成为了娱乐。对于日后香港电影工业发展,跟香港电影人的前景,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独立电影的发展。2015 年的《十年》,不仅是香港电影人对内地政治的反扑,也是对旧式商业港产片生产逻辑的回应。如果说合拍片的图谋是香港电影资本化的终极表现,《十年》的刀仔锯大树则表现了电影生产零散化的生态转型,新一代电影人更多选择拍摄短片和微电影,或题材冷门的剧情片以及纪录片;香港本土观众亦会为电影的「本土意识」而支持电影,而非单单将「看电影」视为一种纯粹的娱乐消费行为;而更多的本土电影制作,将会以众筹集资、参加影展、社区放映及网上串流来生存,以摆脱单位投资者及大型院线的政治制肘,等等。

例如在 2017 年,一部以香港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为题的纪录片《地厚天高》,由于题材敏感,无法在大型院线播放,但却在反修例运动中大受欢迎,并进行了多次不同形式的放映会。影片亦获得香港电影评论学会选为年度推荐电影之一,以及在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中获评审团特别奖。《地厚天高》无法以传统票房衡量其价值,但对于香港本土观众来说,这反而是他们更值得珍视的本土文化实践,用以对抗日渐蚕蚀香港社会的内地政治。

以杜汶泽转型为例

其二是艺人在政治表态上的自主性。愈来愈多艺人不介意「放弃」内地市场,亦高调地作出具本土意识的政治表态。2014 年的雨伞运动后冒出了一批被内地封杀的「反中艺人」,像杜汶泽和黄秋生失去大量片约,电影产量遽减,何韵诗、黄耀明等无法在内地开演唱会、甚至影响他们在香港的演出机会等。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中港政治矛盾加遽,这批在政治上敢言的艺人反能吸纳更多本土观众支持,尤其近月反修例运动中,高调支持抗争者俨然成了一种对抗性的政治表态,跟「亲中艺人」壁叠分明。香港民间纷纷亦以「黄丝艺人」、「蓝丝艺人」标签两种政治取态的艺人,亦令这批被内地封杀的艺人建立起一批以政治立场先行、也更加坚实的粉丝群体。

即使有粉丝,也未必能为被封杀的艺人带来实质生计,像黄秋生被封杀后,虽有一部《沦落人》有口皆碑,却无助他的电影事业复苏。反而杜汶泽的转型,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案例。杜汶泽在 2014 年因高调支持台湾太阳花运动而被内地封杀,片约锐减,却也非全无作品,起码他曾在 2017 年自编自导自演作品《空手道》,亦深获好评。然而,他却在 2018 年创办自家网台「杜汶泽喱骚」,至今已累积近五十万订户,其节目内容几乎触及了所有主流广播传媒的禁忌,如敏感政治话题、性话题、粗口等。杜汶泽的网台虽以娱乐为主,其政治立场却令他成了一名黄丝 KOL。近日香港电台一个电视节目中,杜汶泽以「黄丝艺人」身份,获邀跟另一名「蓝丝艺人」陈百祥就反修例运动进行辩论,成为一时热话。

当然,杜汶泽可能只是一个特例,却揭示了香港电影人的未来出路:香港电影工业的零散化、网络化、本土化和政治化等趋势,似乎正为留守本土的香港电影人创造出新型娱乐经济模式,香港艺人不甘为生计而向内地投诚,并试图捍卫作为艺人的政治自主性。近月香港的黄色经济圈 (由支持香港抗争者的商舖和消费者所组成的经济网络) 正在萌芽,香港电影能否向其借镜,建立一个独立生存的本土电影经济圈,以摆脱内地电影经济政治体系的制肘?可以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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