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杀后的第一天,老人的哀嚎、小孩的尖叫、女人的哭喊……混杂着从半径五米的洞口散出

唐云洪、唐家美、唐映翔与黄天爱。

摄:许炀阳/端传媒

1967 年 10 月 3 日清晨,43 岁的唐家美闻讯飞奔回娘家时,哥哥们已不见踪影。祖宅的房门早已被踹烂,上面留下大小不一的脚印,屋内家具七零八乱。唐家美瘫坐在地上,脑袋一片空白,眼泪瞬间涌出来:「造了孽了!造了孽了!」

就在前一天深夜,一场屠杀地主、富农 (下称「地富」) 及其子女的秘密行动席卷广西全州三江大队全境。共有 76 人被带至邻村黄瓜冲一个洞口半径五米的天坑旁,然后,一个接一个被推入坑中。

半个世纪后,2017 年 1 月 1 日,9 名洞穴探险队员赴黄瓜冲天坑探险,寻访历史的痕迹。两年后,端传媒在桂林辗转找到他们,还原探洞的六个小时,亦数度走访涉事村庄,希望能拼凑出 50 年前惨案的轮廓。时间冲淡了红砖墙上「革命委员会好」的字样,覆以「扫黑除恶」的标语;亲历者大多步入耄耋,或溘然长逝;但坑杀在人们心中剜下的洞,却至今未能填补。

「都过了那么久了,你们怎么还来问?我都快死了,死了就好了。」2019 年 3 月 29 日,端传媒初次探访大宅村时,95 岁的唐家美这样说道。

1. 土改来了

白色吉普车开到海拔 800 多米的东山乡清水镇,已接近 2017 年 1 月 1 日中午,探险队员们穿上橙色冲锋衣,徒步前往黄瓜冲。

组织者阿牛走在前头。他 1989 年出生,河南焦作人,因对洞穴探险痴迷,常在网上搜集桂林附近的洞穴。2016 年夏天,他发现「天坑杀人」的故事,迅速将信息散入群里,结果一呼百应。队伍里的精灵 (化名) 是桂林本地人,他个头不高,生得壮实。「广西洞穴多,适合杀人。」精灵说,距桂林市区一小时车程内,「这样的杀人坑就有三五个。」此外,还有广西一间高校的表演老师老唐,他今年 40 多岁,听过文革时期广西人吃人的残暴,这天想来「真实地见证历史」。

探险队很快来到天坑口。队长蜘蛛 (化名) 开始设定锚点、指挥布局,他与阿牛同年,有丰富的洞穴救援经验。

洞穴探险队员赴黄瓜冲天坑探险,下坑前焚香祷告。

图:受访者提供

纸钱点燃,青烟升起,队员们在天坑口前例行拜祭。村里的老人们上前劝阻:「你们不要下去啊,下面有恶灵!」「我们路过都要绕道走!」这时,老唐才发现,附近的草丛里散落着纸钱、塑料花和燃烧过的蜡烛——原来这些年,村民们一直在祭拜——「或许是在赎罪吧。」老唐想。

隶属全州东山瑶族乡的黄瓜冲位于广西边缘,距最近的县城也要 37 公里,它与湖南交界,翻过几个山头、趟过山野险径,便可抵达那边的零陵地区。

今年 3 月,端传媒初次拜访黄瓜冲。恰逢雨季,村民们包着头巾,裤腿高高卷起,拉头牛,在田间地头劳作。八个月后,待作物成熟,他们再揹着成袋成袋的野菜、辣椒和芋头,到另一头的湖南找买主换钱。日子虽不余裕,但在村民李太兰看来,「也安稳、踏实。」

这也是唐汉鸠一生的构想。在女儿唐家美的记忆中,父亲「聪明、勤奋」。小时候,四兄妹鲜少见到父亲,「每天天没亮,他就下地了。」

「他也是农民出身,从湖南过来,有次放牛才看中这里。」如今 73 岁的孙女唐映翔还记得爷爷说过,「他喜欢这里的安静。」

民国 19 年,靠「种豆子、磨豆腐」,唐汉鸠攒下第一桶金,在大宅村后山买下六亩地,种上水稻、玉米。很快,唐汉鸠举家迁到这里,在村东购置了一座大宅,「六间房,对开式」,唐映翔记得最清楚的是,从大门穿过客厅,还要经过两个天井,「村里人都羡慕我们」。

唐家美的大姐唐老俊 18 岁时,被父亲许配给同村的地主。姐姐的新家是一幢灰色吊脚楼,由青砖砌成,两层高——在家家户户还是茅房、瓦房的年代分外耀眼,就连二楼的窗户都雕刻着「富贵」二字。「那是我见过最好的,宽敞、气派,特别美。」唐家美说,她盼望自己日后出嫁也能住上这样的房子。

每逢农忙,唐映翔起床都会看到家门口坐着一排农民等着派活,工钱每天一毫五仙。逢年过节,唐汉鸠还会给长工们派发米粥,他因此在村里赢得不错的名声。

那时,村里人不用「地主」这种词汇,也没有阶级概念。下亩田村位于大宅村西北方向三里处,村民唐顺福五六岁时,每天和唐玉福一起放牛、玩泥。

「玉福他爸在村头有很多地。」唐顺福比玉福小一岁,出身贫农,「我们几个小孩这里跑,那里闯,谁管谁是地主的儿子,什么阶级。」唐顺福说,「那时,我们还不懂中国的现状。」

对于地主,如今 82 岁的三江村民黄林爱 (化名) 至今心怀感激。1940 年代,她在当地一户地主家做农活,逢年过节,都被分到两袋 5 公斤的米和一筐玉米。年底,他们还会和地主同桌吃饭,热腾腾的桌上,有菜,有鸡,也有鱼。

直到 1950 年,一场革命轰然而至。唐家美记得,解放军进村了,拿抢指着她,「说你是地主,就是地主了。」

今年 6 月,大宅村村民下地种田。

摄:许炀阳/端传媒

2. 民兵崛起

两块砖头大的石头丢下去,没有响。

蜘蛛蹲在天坑边,以 9.8m/s 的重力加速度估算洞穴深度:60 米——在众多洞穴中,它并不算深,但阿牛很快得出个残忍的判断——人掉下去,大约百分之六七十会死,「死不了的会非常非常疼。」

下午两点,蜘蛛带领队员们下洞。距离洞口四五米深处,老唐轻触洞壁,「冰冰凉凉的」,他将双脚向洞壁蹭去,「完全撑不住。太滑了!」在水流经年冲刷下,天坑洞壁笔直、光滑。「就算世界攀岩的高手也爬不上来。」言及于此,寒意爬上老唐的背脊。

寒意从 1950 年就弥漫开来了。据当地县志记载,当年 12 月起,全州全境 260 个行政村在短短四个月内完成了土地改革 (下称「土改」)。全县共没收 18.06 万亩土地,收走了 1.64 万间房屋和 495 头牛。

在 1950 年 6 月发表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毛泽东提到,「土地改革的完成是获得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首要条件」。但实际上,「就是把枪头对准地富,」研究川东 (编注:原四川东部) 土改的学者谭松说,「利用土改夺财」。

以全州境内其中的 109 个行政村为例,土改后,地主和富农的人口比例均下降至不足 10%,中农、贫农则分别从先前的 24.37%、12.67% 升至 32.58% 和 47.56%。

暴风骤雨的土改运动将两千多年的乡绅文化连根拔起,并代以马列文化,以达至统治「基层政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肉体上消灭后,文化上再摧毁,让受害者恐惧,得益者感恩。」谭松解释道。

「如果你叫地主,那就比狗都还要贱。」唐家美说。土改后的头几年,但凡有人从她家门外经过,都要进来唾弃,「人人都说我有罪。」

母亲的死成为她心头挥之不去的阴云。1952 年,瓜分土地之后,大宅村民兵进而对地富展开抄家。四五个人闯进唐家美的家,抢走金银、煮饭的锅,连母亲身上的衣服也被人扒了。第二天早晨,唐家美推开门,看见一根粗实的绳子系住母亲的脖子,「她上吊死了。」

彼时父亲唐汉鸠已病逝多年。母亲去世后,唐家子女被人赶出宅子,住进隔壁的茅草屋。丧礼也草草结束,哥哥们把母亲的尸体用席子一裹,葬在了后山。一年后,哥哥唐家清被干部们诬陷「藏枪」。在群众专政年代,指控不需要证据,几个干部商量好,案件「一锤定音」,他被关进了全州监狱,直至 1964 年才被释放。

今年 95 岁的唐家美是大宅村地主唐汉鸠的后代。

摄:许炀阳/端传媒

唐家美也没有如愿嫁入地主家,为改变身份,她嫁给同村的贫农,相继诞下两个儿子。1960 年,全县大搞「反瞒产」运动 (编注:大跃进时期,粮食征购困难,政府认定农民有粮不交、隐瞒产量,遂展开反瞒产运动),出现大量浮肿病,两个儿子相继死于饥荒。

唐家美的女儿刘俊香记得,那以后,「我妈每天坐在家门口,总说自己『造了孽了』,『造了孽了』,我们问她,到底造了什么孽这么苦啊?」

三江大队的村民们进入了一套新秩序。权力塔尖上的村干部统管生产,决定每一个人的工分,(编注:工分制多见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主要用于衡量每个人的劳动量,并以此决定其劳动报酬)。在饥荒频发的六零年代,「那 (工分) 就是我们的命。」一位村民回忆道。

三江村贫农黄有才曾因劳作时间太长,冲撞了村干部,结果工分被扣光,遭到打骂训斥,两天两夜没吃东西。饥饿难忍,他很快向干部们认错,接受每天长达 15 小时的高强度劳作,「耙地、挑粪、蒿草……什么都要做。」

守护这套秩序的是民兵。下亩田村的民兵唐玉才回忆,那时,民兵分两类——普通和基干民兵。前者可以深入百姓的私人生活,监控并记录每个人的举止、态度和言行;后者可随意拦截路上的村民,盘问其身份、阶级、家庭信息……用唐玉才的话,「那是更勇敢的民兵」。

「勇敢的民兵」拥有特权,他们 5 人为一组,配备枪械,遇到「不听话」的地富,「打打他,骂骂他」,也可以随意抓捕、关押——「一切为了社会稳定。」唐玉才说。

这是 1949 年后建立的准军事制度。它沿袭自民主革命的「农民协会」,成员大多由农民构成。1927 年,在《湖南农民考察运动报告》中,毛泽东曾提到:「这是革命力量中最坚定的一支」,他们「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 (都) 压抑不住。」

「这也是一群流氓无产者。」谭松说,他们大多出自底层,「无所事事,一无所有,素质很差。所以,下起手来,也特别狠,特别毒。」革命年代,为打击地富,这样的人经常得到提拔,并构造出一条「夺财、害命、劫色」的流水线。

三江村委下辖的桥头村是民兵营长黄天辉的出生地。在他被枪决后的三十年,村民们仍谈虎色变。「他霸道、喝了酒会发疯。」一位村民模仿起他大摇大摆的走路姿势,「走路都横着走的。」那时,谁家小孩不听话,也用这个名字吓他。

正是黄天辉让唐玉才当上民兵的。1950 年,因在土改抄家运动中表现优异,唐玉才一家九口得到了 7 亩地。「你不能乱想,不能乱说」,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讲个什么政策,你要跟着走,跟着共产党走。」凭借忠诚,他当上了民兵。

唐玉才

摄:许炀阳/端传媒

唐玉才今年 88 岁,国字脸,小眼睛,膝下有 7 个子女。他至今相信是那封信为命运转变提供了助推力。信是早年北上投军的哥哥寄来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上甘岭……他为这个国家去了 18 年!」

收到信的头几年,他家里总来干部。六十年代,村村寨寨闹饥荒,但逢年过节,干部们抱着大袋的粑粑、野菜、粮食前来慰问,浩荡的队伍至少有 100 人。「原来你家有个军人啊。」干部们纷纷惊叹。

唐玉才洞悉命运变化的原因——「他晓得你家里有军人」。但关注越多,负罪感却越重:「我矮小,没学识,无法像我大哥一样参军。」当上民兵后,唐玉才反复告诫自己,要更积极、更卖命。

3. 批斗大会

强制劳动如影随形。干部们一声令下,地富们全部成为免费劳动力。零下几度的大冬天,唐家美曾上山砍柴、到大队生火。干部们饿了,他们赶去大队里做饭。各村放红色电影,也由地富们扛起一台老式放映机,在六个村落「吭哧吭哧」来回搬运。

唐家美曾向干部们提出质疑,自己嫁给中农,为什么还要做苦力?「你们小时候也享了福」——那是她得到的唯一解释,也是第一次懂得什么叫作「连坐」,是「身上的罪永远也洗不掉了」。

贫农出身的唐磊记得,邻居「塘边奶奶」土改前嫁给了地主。阶级斗争最剧烈那几年,每天有人捆绑她的手,踹她到墙角,在她头上拉屎,民兵唐玉才的儿子还在她嘴巴边撒尿。

唐磊的父亲唐惠普 (音) 心疼「塘边奶奶」,为她煮粥,却被村干部打成「漏网地主」——「让她饿死也不能和她来往。」唐磊的姐姐唐芳记得,那时父亲每天遭到全村人的拳打脚踢,家里的粮食也被收走了,还被赶到村外修水库。直到有一天,唐磊推开塘边奶奶家的门,发现她一动不动,浑身爬满蛆。

虐待愈演愈烈。80 岁的村民黄爱花 (化名) 至今能数出 9 种惩罚花样——「吊、跪、绑、蹲水缸、剥衣服、坐老虎凳、变狗叫、在头上压石头、放火烧阴毛。」

「没人挨得住。」黄爱花的哥哥在大队里挑柴火。有一次,因劳作太辛苦、随意抱怨了几句,被民兵惩罚「蹲水缸」。他们揪住哥哥的头发,强行按入一米深的水缸,反反复复——从那以后,哥哥每次耳朵进水,就会浑身颤抖,大声痛哭。

说到底,还是批斗大会最可怕。它杀伐果决,肆意妄为,没人躲得过,形塑起那个年代的集体暴力。

彼时在各村公堂前,有一座水泥台,村民们称为「总厅」。平时总厅用来开大会、放电影,全村的婚丧嫁娶也在这里举行。1952 年,它成为阶级斗争的舞台。村干部把「犯错」的地富们五花大绑,让他们在台上跪成一排,再提起削好的竹片挨个儿打,「脑壳、背壳,打得到处都是伤」,唐家美说。

她记得,也是从那一年起,针对地富们的监控系统启动。每天傍晚,地富们被民兵带到大队接受干部的审问——今天做了什么,家里每个人做了什么。

一开始还有些抵触的唐家美见识过批斗后,迅速学「乖」了。「他问什么,你说什么,说了他就不打你了。」再说了,「你干嘛骗他们呢?」

下亩田村民的唐磊记得,批斗台上的口号总是在变:今天是「你是猪,你是狗,你是万恶的寄生虫」,明天又变成「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你每天听,每天听,到最后,你根本分不清对错。干脆不管了,只要地富,统统都有罪。」唐磊说。

1956 年,唐顺福在批斗的高台上看见失踪于田野的童年伙伴时,他会隐隐作痛。「几个五六岁的孩子被人绑着手,和大人跪在一起。」背后竖着的破烂木头上写着「万恶的剥削阶级」。

「可五六岁的孩子能剥削什么啊?」他将疑惑丢向大人,但大人们也没有答案。后来再有批斗会,唐顺福也参加,有口号,他喊,地主被批斗时,他也上前踢两脚,踢多了他才知道,原来暴力会上瘾

再次撞上旧同伴,唐顺福告诫对方:「你别和我走太近」。他知道,如果不划清界限,「人家会说我『对毛主席不忠』,『对无产阶级不忠』。那是天大的罪。把你绑起来,吊起来,打成地富,一辈子活在耻辱里。」回忆起那段往事,他用了一会儿功夫才冷静下来,「那时候, 我们不把人分好坏,只讲阶级。」

贫农出身的唐顺福。

摄:许炀阳/端传媒

批斗会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唐玉才回忆,1965 年以后,每月至少有 4 场批斗,每年 3 次大会。每次大会前,村民们就马不停蹄地搜集举报材料,材料没有边界,包括邻里的表情、态度或仅仅只是日常聊天。

大罪加小罪,构成了三江大队的警戒线。唐玉才记下了这样的规定:下地生产时,偷懒、讲闲话算作小罪。小罪被定性成「破坏作用」,犯人只须接受思想教育。与之相较,「说毛泽东不对,说共产党不对」就是「反革命」的大罪——会有干部专门上报,上级作出批示,甚至发生过对「犯罪者」实施私刑的案例。

曾参与文革平反的地方干部王德佳告诉端传媒,他在 1984 年走访中发现,在东山乡白宝木岭村有一片一百亩的大草坪曾执行过私刑。开批斗会时,干部们会将革命积极分子安排进群众队伍中,煽动仇恨,制造杀人气氛。紧接着,干部们带头问:「要不要杀他」,没等群众回应,「民兵举起马刀,就把人家的头给砍了。」王德佳说。唐玉才记得,他曾用此法解决了四名与自己有私怨的地富。

意识形态的狂潮迭起,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地富数量急剧增长,民兵也随之增加。1965 年后,三江大队招募了一批新民兵。端传媒走访六个村落,不完全统计发现,截至 1967 年 7 月,三江大队下辖的六个村共有约一百名民兵,监控着 76 名地富及其子女及近 800 个村民。

在这套严密的监控系统里,不同位置的人遵从着各自的行为规范,像是设置了固定问答功能的机器。唐顺福记得,1965 年前后,村里开批斗大会时,台上的干部们面对地富呼喊:「打不打他」,底下的他们只能回答:「打他」或者「杀他」!不可以沉默,更不允许其他表达——语言单调,如同《1984》中的「新话 (New Speak)」。

而一份文件的发表令局势雪上加霜。1967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地、富、反、坏、右……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不准改名换姓、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惩办。」

《规定》触发三江大队监控进一步升级。多位村民向端传媒证实,从当年 8 月开始,三江大队的每位地富都增设了两名民兵看守,白天出门前,点人头;下地干活时,被看守;入夜归家后,民兵再用牛绳将其房门锁死,贴上红色封条,防止地富出逃。监控长达一个半月。

这是一个被忽略的危险信号,背后是长达 15 年的宣传渗透。谭松说,1950 年后,包括诗歌、文学、戏剧、影视等丑化地主的作品相继问世,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白毛女》(编注:1951 年上映的电影,讲述贫农的女儿被地主霸占后,逃进深山丛林,头发全部变白,后被八路军解救)、《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编注:1957 年发行的歌曲,主题是妈妈向孩子们回忆自己遭受地主迫害的经历)……在谭松看来,这些作品目的就是「把对地主树立为阶级敌人,将仇恨根植在人们心中,融入到血液里」,为打击地富、抢夺其财产,构建合理性。

一种可能性却被忽略了。群众仇恨一旦得到培植,「上面稍有煽动,底下就容易造成屠杀。」谭松说,历史上,典型案例如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 (Zygmunt Bauman)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Holocaust) 中,引用过哈佛大学社会伦理学教授赫伯特·C·凯尔曼 (Herbert C. Kelman) 的结论。他指出,变成集体罪行的罪犯需具备三个条件:暴力被赋予了权威、行动被例行化、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第一个是前提,后两者是暴力的加速器。而三者具备,屠杀的剧本就已谱好。

三江大队的人们没有听过屠杀犹太人的故事,也不知道齐格蒙是谁,彼时,他们只关心自己能不能吃饱、会不会被斗。

「妈的!谁知道他要杀人啊。」问及那场屠杀时,三江村民刘乐富 (音) 朝地上啐了一口,恨恨道。

黄瓜冲天坑附近的的水潭。

摄:许炀阳/端传媒

4. 最后一夜

探险开始两小时后,五名队员已抵达洞底。气温不到 10 度,队员们搓着手、哈着气,精灵猜测:「他们会不会被冻死?」

但也可能被砸死。天坑洞底大约五十平米,凹槽遍布,四处碎石——「村民说,这是推下地富后,民兵搬石头砸下来的,砸碎了。」阿牛说。

队员们走上右前方的斜坡,一边走,一边踏过疑似地富们的遗物和后人的祭拜物:橡胶鞋底、碎布料、啤酒瓶子……但没有发现骨头,「我们还以为搞错了。」老唐回忆。

「太冷了!」站在洞穴中央,蜘蛛打了个喷嚏。他俯身捡起枯枝,打火,烟雾升腾。白烟向上飘扬时,蜘蛛「哇——」地叫起来——在阳光和火焰烟雾交叠下,洞口「血红血红的」。

就像 1967 年,风暴的前夕。

「听说要杀地富了。」这是屠杀发生大约 20 天前,在大队做生产的村民黄肖唐 (化名) 听到的消息。但他后来依然没能救下地主出身的姑姑和叔叔——那时,民兵之间也互相监视。

屠杀的气氛酝酿已久。1966 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000 名学生被迫停课,20 岁的学生黄塞阳从北京回到桂林时,发现家乡的人「都疯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20 岁的黄赛阳被迫离开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回到家乡桂林。

摄:许炀阳/端传媒

在桂林下辖的临桂县,党政机关被群众攻下,包括县委副书记在内的 19 名干部在批斗中遭到群众处决在 246 公里外的武宣县,干部带头将地富挖肝剖心的「人吃人」运动也将在一年后上演……「全部都疯了!」虽患脑梗,如今 73 岁的黄塞阳依然坚持发动当地志愿者记录广西文革。他想弄清楚:为什么家乡的文革那么残暴,「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死?」

学者宋永毅曾对广西文革做过抽丝剥茧的分析。他指出,广西是文革重灾区,全区冤假错案近 23 万件,据档案记录,有名有姓有地址的被打死和迫害致死者至少有 89700 人,加之无名死者和「失踪者」,死亡人数实际高达 12 至 15 万,居全国之首

宋永毅提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在全国所有省市的第一书记或被打倒、或被调任的十年里,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号称「广西王」的韦国清却始终不倒,并得到广西军区各县武装部和基干民兵的极力支持。

韦国清坚固的地位来自军功和革命年代的战略地位。他是红七军、新四军出身,国共内战期间,曾出任有名的三野苏北兵团司令;1950 年,法越战争 (又称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期间,他任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参加指挥边奠府战役;1955 年,42 岁的韦国清被授予上将军衔。

文革爆发后,中国正处于「抗美援越」之际,毛泽东想借此与苏联争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与越南交界的广西则是「抗美援越」的大后方——韦国清的重要地位不言自明。

但韦国清并不是毛泽东的嫡系。文革初期,毛泽东发动造反群众对韦国清进行「炮打」和「火烧」,检视他的忠诚度,但又不把他撤离,仍要他担任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组长。

中央的态度为韦国清和造反派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宋永毅指出,韦国清不敢对支持造反群众的毛泽东和文革有怨言,而「一旦他大权在握,对那些反对了他的干部群众就决绝不会心慈手软了」,宋永毅在《血雨腥风中的广西文革》中分析道。

正是韦国清的默许,广西文革期间发生过屠杀『四类分子 (编注:土地改革时出现的政治标签,主要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的阶级灭绝行动和相当规模的『人吃人』运动……「这是中国大陆和平时期从来没有过的。」宋永毅在 2018 年接受端传媒专访时说。

黄塞阳保留的广西文革史料。

摄:许炀阳/端传媒

这是天坑杀人的背景,不是它爆发的直接原因。在宋永毅看来,作为广西文革洒下的「第一滴血」,天坑杀人与地缘有更大关联。

「天坑杀人的内在理路和湖南道县屠杀几乎一模一样。」留德历史学博士梁强彪 (化名) 告诉端传媒,它们都是通过「制造四类分子趁机造反,进行阶级报复的谣言,再煽动屠杀,先发制人。」

1967 年,湖南道县针对「四类分子」的屠杀持续爆发。在《血的神话:公元 1967 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中,学者谭合成记录道,从当年 8 月 13 日至 10 月 17 日,贫下中农组织人民法院判决,并以活埋、枪杀、刀砍、沉水、身上放炸药等方式杀害「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3576 人及他们的子女 4057 人,贫下中农 1049 人。在零陵地区,「杀绝黑七类」、「打倒黑五类」的白底黑字已贴满了街道。

这股「杀人风」很快飘到了广西,风暴一触即发。

1967 年 10 月 2 日,三江大队召开了一场干部大会。参会的大队会计黄天爱对端传媒回忆,当天上午,「天辉去区 (东山区) 里开了个会。」他至今不知道会议内容是什么,只见他回来后,「很兴奋,眼红红。」

当天深夜 10 点,黄天辉于大队召开会议,向在场大队 30 名干部下达屠杀令。「湖南道县红华的四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杀了一批四类分子,我区斜水公社也开始行动了。」他鼓动干部们,「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

「没一个敢说不。」黄天爱回忆。

公社医师唐富坤支持黄天辉的决定。他表示,地富子女也「要一扫光」——「人不断根必有祸,草不断根必有生。」

大队治保主任杨隆义提出质疑:「我们做事要讲政策、讲策略。」他再三问黄天辉,屠杀地富是不是上级的决定?现场,杨隆义的质疑得到了民兵干部唐甫元、党支部委员黄于祖的支持。

迟疑很快遭到了压制——「其余的地富子女给你们管,你们管得了吗?」黄天辉呛声道,「哪个不同意,就是和地富有联系!」

此时,唐甫元再次请求黄天辉请示上级。

「我区里开了会,难道这点不晓得,一切由我负责!」黄天辉一口回绝。

黄天爱说,「有贫下中农到地富家招亲的,也有地富及子弟到贫下中农家招亲落户的,杀了不好,会引起动乱的。」

干部们遂主张区别对待,最后定下标准:和地富家联姻的贫下中农男女不杀;娶了贫下中农女子的地富家男子要杀;嫁给贫下中农的地富家女子不杀——酣睡的唐家美、唐映翔就这样逃过了大屠杀。

接下来讨论行刑地点。大宅村民兵营长王光裕建议,将地富们丢入黄瓜冲天坑——那是一片险恶之境,在当地有「无底洞」之称。小时候,唐映翔与爸爸一同去附近犁地,「石头丢下去,它 (天坑) 哐啷哐啷地响」。就在坑杀的五年前,李太兰还记得它「吞掉了」两头牛——天坑由此成为村民心中恶的象征。

零点将至,黄天辉向干部们下达最后通牒。「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不能通风报信,谁走漏了消息,就接受地富一样的待遇。」这场会议记录在 1987 年 5 月的《全州县「文革」大事件》中,至今被大陆官方视为机密,遭到封存。今年 5 月,端传媒通过身在美国的宋永毅获取了这份文件。

会议结束,已是凌晨两点。杨隆义统计被丢坑的地富名单。以村为单位,黄天辉分配杀人任务,沉浸在即将到来的屠杀狂欢中的干部们宰猪、加餐。

黄天爱找了借口回家睡觉,「那是杀人的事,犯法的!」他向端传媒回忆。但直至清晨六点,他都未能入眠。

而此时,酣睡的地富们并不知道,他们已被强制推进了生命的最后一夜。

三江公社大队会计黄天爱。

摄:许炀阳/端传媒

5. 坑杀

傍晚六点,9 名队员们全数抵达洞底。沿着斜坡,队员们走向最深处。阿牛忽然叫起来:「哇,这么多!」眼前,数十根白骨从泥土里露出:成排的牙齿、背骨、腿骨、胸腔骨……混着青草味、扎实地嵌在土里,仿佛刺入历史的细长铁钉。

「原来这里有个洞!」斜坡尽头,阿牛又有发现。他旋即招呼队员们过来,翻查地图。「那里原本有条地下河。」阿牛分析,如果被丢下去的地富们没死,或许可以从这里逃生。

这个猜测旋即被推翻——洞口被很多砸下来的碎石堵住了,「或许是石头坠落后,被水流冲过来的。」阿牛猜测。

尸骨遍布的场景揪住了队员们的心。在洞口,裸露于湿土的尸骨越来越多,「光露出 1 米厚的粘土就全是骨头」,阿牛说,下面或许更多。

老唐走上斜坡,张开双臂,平躺在尸骨上,「原来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躺在这里,望着上面的光,却上不去了。」老唐感叹,「好绝望啊。」

1967 年 10 月 3 日凌晨两点 15 分,第一波剧烈的踹门声冲进大宅村。从梦中惊醒的村民以为是「日本鬼子杀回来了」。但当他们发现是民兵后,却更加胆怯,「不敢出声,不敢动。」

那一夜,抓捕行动持续了三个小时,打斗声、哭号声、惨叫声此起彼伏,弥漫了整个村落。同一个时间,三江村、桥头村、东江村、宅乐坪村也相继展开抓捕。

唐家美说自己那晚睡得特别沉,没听到任何声音。不过,这个陈述遭到女儿刘俊香的质疑。当晚,刘俊香也被剧烈的撞门声惊醒,她起身看到母亲在被子里翻来覆去,「声音太大了,她根本不可能睡着」。

村民刘满军 (音) 听到外面的求救声,他躲在瓦房的窗口背后,双腿发抖,狠劲儿地捂着嘴,却捂不住「砰砰砰」的心跳。

今年 73 岁的唐映翔是唐家美的侄女。

摄:许炀阳/端传媒

三点多,唐映翔循着撞门声出去救人,却发现家门口站了两个民兵,门也贴上封条。「你根本出不去!」不敌恐惧,她又将身子缩回去了。

不断有地富们被牵出家门。他们的左右肩被民兵用牛绳各绑了两次,双手反剪,腕关节也打上死结了。当晚参与抓人的唐云洪向端传媒示范起抓捕动作:「这样他们才不容易跑啊。」他笑起来。

天蒙蒙亮时,被捆绑的地富们被丢在各村公堂前,下跪。

透过窗户的洞口,刘满军看见「一共 30 多个,脸上都没有表情」,「没有人哭,也没有人闹」,只听到民兵不停地辱骂。

不久后,历经彻夜抓捕、辱骂、殴打的地富们被悉数推上石板路,埋着头,一个接一个,连成一道近百米长的队伍。没有一个村民敢出来营救,当年只有 10 岁的村民唐礼成 (化名) 目睹这列纵队在村尾的转角处消失。「我们太小了,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今年 4 月,在村民的带领下,端传媒重走这条「死亡之路」——它和 50 年前一样荒草满地,行至高处,石板路宽不足半米,若人不慎踩空,便跌入百米下的山林。

1967 年 10 月 3 日下午两点过后,第三次抓捕行动在下亩田村爆发,唐顺福正与父亲从山上割草回家,撞上 30 个民兵冲进村里抓人,捉走了 4 户地主、4 户富农。他吓到腿软,以为全国都在抓地富了,「以为是毛泽东下的令」,「那是毛泽东决定的!谁敢救?!」他说。

下亩田村的地富后代唐幸林 (音) 拼命挣脱绳索,奔向山下数百米外的平地。但跑到一半,民兵还是追上来了,在黑葱塘岭的水塘,将他包围。令唐玉才至今无法理解的是,唐性林没有投降,而是冲破了他们的封锁,奔向百米外的水潭,纵身一跃。

这一举动并未激起民兵们的同情。唐玉才说,唐幸林无论如何都要死——「他活下来了,知道你要杀他,还不杀死你吗?」他说。

10 月 3 日下午,黄天辉再次下达屠杀令。一些入赘到外地的地富子弟亦未能幸免。根据全州县的文革档案记录,三江村的蒋能奇入赘黄龙公社弄岩村,当天返回公社捡药,被民兵发现后,丢入坑内。第二天,民兵们又将在零陵羊岩头和长家湾入赘的地主唐保安和唐建春抓回,一并坑杀。

在 10 月 3 日清晨,黄瓜冲村村民李清连 (化名) 看见了缓缓走来的队伍。「他们五六十人,男男女女,孩子骑在大人身上,没有哭,没有闹。」一个中年男人从队列里走了出来,蹲在水潭边,捧水洗把脸,又自觉回到队列中了。李清连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跑啊?」

清晨六点半,地富们身体挨着身体,站在天坑边,乌压压一片。民兵给出两个选择:要么主动跳入坑内;要么遭到一顿暴打后,再被推入坑中。

蓄积已久的绝望终于爆发了。

大宅村地主刘香元首先跪在天坑边,哀求道,倘若他主动抱着一个孙子跳坑,是否能换取另一个孙子的生存权。另一个地主唐老金也向黄天辉求情,如果他抱着 1 岁的孙女跳下去,「能不能把我孙子留给我媳妇 (贫农出身),他没有罪。」

这些请求都被拒绝了。

当地民办老师蒋鸾莺掏出毛主席语录本:「你们这样做,有无这样的政策?」

「谁管你政策不政策,不给你讲话。」黄天辉回呛道。她很快遭到一顿暴打,也被民兵推下坑中。

民兵们甚至饶有兴致地品尝着嗜血的滋味。宅乐坪地主王绍荣快被推下坑时,被民兵杨雨生叫住:「慢点儿,等我打一枪再推嘛。」他撑起枪杆,将王绍荣顶入洞内。

人们声称没有听到哭喊或求救。家住在距离半山 100 米的李太兰笃定地说:「那天我去镇上教书了。没看到。」距离天坑不到百米的村民李天夫说:「我们哪里听得到,都在睡觉呢,这是三江大队的事。」

坑杀爆发的第二个下午,消息传到了县城。李太兰回忆,「是县里下了文件,叫他们不能再杀下去了」,屠杀才被遏止。

但为时已晚。据官方文件记录,这场屠杀共夺走了 76 名地富及子女的生命。其中,在 1950 年后出生的、彼时尚不满 18 岁的共 31 人,最小的不足一岁。最多的一户共有 9 人被坑杀,逃亡失败的两人中,一人上吊自杀,一人投河自尽。

6. 平反

探险结束两年后,老唐还常常在午夜梦回时想起那些散落的白骨,「那是人性的恶啊,几乎是最恶的一面了。」

坑杀后的第一天,老人的哀嚎、小孩的尖叫、女人的哭喊……混杂着从半径五米的洞口散出。李太兰把自己锁在家中,三天三夜不敢出门。

恶心,是大多数村民事后提到的生理反应。坑杀当天,唐玉才吃不进饭,头也昏昏沉沉,「吃什么吐什么」——激烈的呕吐持续了整整四天。

洞内的声音在第三天渐渐转弱,老人声最先消失,小孩的哭喊也随之绝迹,空旷的洞内,只飘散出年轻女人的哀嚎。

一个星期后,哀嚎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浓烈的臭味。黄天顺那时在邻县做木工,每天经过天坑,他以为附近有蛇死了——「那是蛇死后腐烂的臭气。」一个月后,气味变成「死了 1000 条 (蛇)」。

村里集结了 20 个年轻汉子,搬来一块百斤重的巨石,尝试用它封住洞口,更重要的是,「不再让人作恶了」。

石头落洞,被激荡的气味反而越来越浓烈——它们穿过树干交叉形成的封锁线,飘散到方圆十几米。「那是来报复我们的。」李天夫想。

黄瓜冲村村民李天夫。

摄:许炀阳/端传媒

坑杀之后,村民亦渐渐修复起是非观。一些村民记起了那些被丢下的小孩:「奶都没吃够,(他们) 有什么罪?」另一些,则诅咒起施暴的领头人:「民兵营长黄天辉不被雷公打,也要被老虎吃!」

在 200 多人的大宅村,鲜少有人说得清那场屠杀是如何爆发的,又如何搅动过他们的生活。他们只记得,曾经历过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失去了几十个朝夕相处的邻居,没有更多了。

唐家美坦言,坑杀之后,她从未到黄瓜冲附近探听过亲人们的下落,「你看什么?去了连你都要杀。」失去了至少 5 个亲人的唐映翔也说,「你去看,他也活不了啊。」她只希望,以后「好好活」。

1984 年,全县成立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彼时毛泽东已于七年前逝世,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轰然落幕,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推动下,全国陆续开启文革冤案平反工作。当年秋天,全州县抽调出 300 多个年轻干部下到农村走访。据宋永毅记载,整个广西参与平反的干部数量高达 10 万。

「遍地都是冤案。」参与当地平反工作的王德佳记得,他们本来暂居在农民的牛棚,「冤案太多」,县里又分拨了几批干部,牛棚很快住不下。

调查中,干部们并不接受村民的随意指控,而是教导每一个人 「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栽赃,什么又是证据」,帮助他们渐渐纠回那颗偏离正轨的心。

1984 年,政府开始为受害者提供赔偿定案,以每条人命 200 元为最高赔偿标准。唐映翔家被坑杀三口人,她母亲从干部手里接过 600 块。「那是很大的数字了,就像现在的几千。」王德佳说。

可就连赔偿也略显随机。「我半毛钱都没拿到。」唐家美恨恨地说,那些年,「根本没人查,没人问。」

根据端传媒了解到的多方说法,一些钱也并非掏自政府的腰包。三江大队公社医生唐富坤曾因一句「人不断根必有祸,草不断根必有生」,被罚了 500 块。唐玉才因曾被派去湖南追捕地富,被政府追缴了 50 块钱。他为此借了 6 户邻居的钱,背上「巨债」。

但是,「这不是政权的犯罪吗?」王德佳反问道。

黄瓜冲村村民李太兰和曾参与文革平反的干部王德佳向天坑下探望。

摄:许炀阳/端传媒

在宋永毅看来,罚款也映射出毛泽东时代的统治术——土地革命时期,为让底层群众相互牵制,毛泽东挑动群众斗群众;文革后,策略转向「挑动群众斗干部」;平反则是「挑动干部斗群众。」「只有底下斗来斗去,相互牵制,上层的政权才能稳固。」宋永毅说。

权力是突然蒸发的。坑杀的第二年,和所有民兵一样,唐玉才被政府缴了枪,撤了职。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割了草,捐了地』,国家不要你了呗。」

他不明白政府当年「怎么做得那么绝」。平反那些年,政府的人「每天来,每天来」,逼他供出参与坑杀的民兵,「把我搞得要死。」「赔了钱就好了,他们还想怎么样!」

平反始终没能攻破民兵合力编织的防御。「根本没人说。」唐映翔记得,「所有的罪名都让黄天辉背下了。」而交易很明白——为了报恩,民兵们每人凑了 200 块,将黄天辉遗留下的 16 岁儿子养大成人。

同年,平反工作也草草收了场。在王德佳的记忆中,它仅仅持续了三个月。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每个受害者家属领到一张协议。协议写道:「过去的一些不实之词,现在予以推翻,对其名誉予以平反。」「就这么格式化地结束了。」王德佳叹了口气。

而这段骇人历史,亦在官方县志中被轻描淡写,仅仅留下了 73 个字。

记录在全州县志中与文革天坑杀人有关的 73 个字。

摄:许炀阳/端传媒

如果有什么变成了永恒,那就是忠诚。

唐玉才至今相信,若不是毛泽东,他不会改变命运。「毛泽东是我们的大救星。」接受采访的那个午后,面对着毛泽东的画像,他细数起毛的恩情——他本来平平无奇,一无所有,凭着闹革命和毛的「平均主义」,才分到大片的土地、宅子,挺过大饥荒。

唐玉才家的客厅中央,至今挂着毛泽东画像,金光闪闪的头顶,上书三个大字——「红太阳」。今年冬天,发现画像褪色,他搭车到 40 公里外的县城,买来新的换上,继续感受「红太阳」的照耀。

赔偿并没能抚平受害者家属的创伤。王德佳记得,1984 年,要求讨回公道的家属越来越多,当地信访局几乎挤爆了人。「家家户户都有冤死的人。」

上访的人数实在太多,为平民愤,1985 年 5 月,在当地人民法院裁定下,黄天辉被判处死刑,遭到枪决。

三江村村民为黄天辉建的无字碑。

摄:许炀阳/端传媒

「这根本不公平。」黄天辉的堂哥黄天耀说。遭到枪决后,政府的人用一台拖拉机,把黄天辉的尸体拉回来。「他妈的,就丢在了路边。」黄天耀恨恨地说。

「没有政府的允许,天辉敢杀那么多人?」黄天耀说,「妈的,把人用完就宰了。」但他们不敢质疑什么。兄弟们把黄天辉的尸体小心地抬回了家。在黄家大宅,族人为他治丧,按礼数设宴,丧歌悲怆,缭绕村庄三天三夜。

家人们在立碑时遇到了难题。「他做了这样的事,写什么好呢?」黄天耀说。毕竟,连黄天辉的儿子黄明桂也觉得,父亲的死「罪有应得」——「他杀了那么多人,难道不偿命吗?」如今年近 70 的黄明桂是当地有口皆碑、老实巴交的农民。关于父亲的事,他不愿多谈,话末挥挥手,转身走向了农田。

在桥头村的后山,一座无碑墓破土而出。墓前是垒起的几块花岗岩,顶上散落着清明扫墓时留下的纪念物。同年,黄天辉的死讯也成为村里的禁忌。唐映翔记得,村干部很快下令,禁止任何人提及、讨论。「哼,以为我们就这么忘记了。」

那一年,渐渐有受害者家属为死去的亲人立碑。拿到补偿后,唐映翔和母亲找了个尸工 (编注:当地对祭师的称呼) 为父亲唐家清请魂,又为他修墓,600 块的补偿所剩无几了。

请魂那天,唐映翔跪在天坑前给父亲磕头,尸工在一边念咒语。有那么一瞬,她想起不堪的童年——土改刚刚完成,贫农常常到地富家里抓人做工。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孩,父亲不看重,把她送去贫农家给人蒿草、守猪圈。但她才 8 岁,根本守不住,打开栅栏,猪一个个地跑了。她害怕得躲上山,几天几夜没回来。但父母也没去找,直至邻居撞见,才被母亲领了回来。

回家后,被贫农严厉训斥的父亲将她一顿暴打,并坚持要送走她。唐映翔搂住柱子的双手被父亲用劲儿掰开,前后抵抗了三次。父亲拧不过,才把她留下。但怨恨也留下了——「他简直不是人啊,恨他恨得要死。」

「但能怎么办呢?」替父亲修墓后,她每年清明都上坟、烧纸、供酒。

五十年后,三江大队的民兵大多已故去,大宅村尚在世的民兵仅剩下唐云洪。坑杀当天,唐云洪将人悉数押至执行地,发现漏掉了个一岁半的孩子。黎明前,他一路小跑,把孩子也抓了过来。

民兵唐云洪。

摄:许炀阳/端传媒

唐云洪 79 岁,终身未婚,无子无嗣,靠砍柴、种地度日。在近年如火如荼的「扶贫攻坚战」运动中,他有幸被划入国家社保体系,成为一名「五保户」(编注: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每月可以收到政府派发的 200 块。

他曾有过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那年他 26 岁,天坑杀人刚刚结束,村里的干部为他在附近的哑鼓岭村寻了个招亲的机会,他拒绝了,因为干部要他出让在土改中分到的宅子——那曾是唐家美的家。

这座宅子如今成为他毕生的最大财产。房檐处,是当年闹革命时留下的五个大字——「要斗私批修」(毛泽东于 1967 年视察文革成绩时提出:斗私,即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的「私心」作斗争;批修,是利用上述理论去反对修正主义,与共产党内一小撮资本主义当权派作斗争)。屋内,倒塌的墙壁和东倒西歪的桌椅上长满了青苔。

伴随困顿生活的,是如影随行的指责。「他杀死过一个一岁半的小孩」、「就是他,小孩都不放过」……提及唐云洪,大宅村人大多这样介绍。但他似乎已忘记那个夜晚了。在数次回忆中,他坚称自己从未到场参与屠杀,「我好像在大队守粮食。」他挠头笑笑。


应部分受访者要求,名字为化名。感谢王德佳对报导提供的采访帮助。
本文参考资料:
  1. 宋永毅,2016 年,《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明镜出版社
  2. 中共全州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87 年,《广西全州县「文革」大事件》
  3.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84) 刑二复字第 28 号
  4. 全州县志办,2016 年,《全州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5. 《炎黄春秋》2014 年第一期
  6. 罗四鸰 ,2018 年,《专访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唯有甄别史料真伪,才能认识文革的实质性》,端传媒
  7. 谭合成,2010,《血的神话:公元 1967 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天行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