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外国球员入中国籍、进中国队,是中国足球一次「改革开放」。连续 16 年无缘世界杯,这个肩负习近平夺冠愿望的球队,依旧难逃政治捆绑与体制原罪。

一直以来,足球都是紧密关乎中国国家形象的运动,参加世界杯意味着国家富强、经济繁荣、民众对国家认同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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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歌奏响,镜头对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 25 号球员,浓眉、深眼窝,正跟队友一起合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过去,他的名字是尼克·延纳里斯 (Nico Yennaris),如今,他叫李可。

2019 年 6 月 7 日晚,中国男足在广州与菲律宾队进行友谊赛,赛前的奏国歌仪式中,李可毫无争议地成为焦点。有大陆网友在视频网站打出弹幕,认为这个生在伦敦、几个月前才加入中国国籍的球员「求生欲极强」,另一条弹幕则表示:「估计他也是昨晚突击学了几句国歌,正在对口型呢」。

继 2002 年冲进日韩世界杯后,中国男足已连续 16 年无缘世界杯。由于在各大赛事中屡战屡败,男足的官方微博曾把「对不起」三个字长期置顶。而李可的出现,让不少已经绝望的中国球迷,重新找到了看球的动力。当中国队以 2:0 击败菲律宾时,一条「这或许是中国足球最好的时代:归化球员真的来了」的弹幕获得了最多点赞,有球迷甚至希冀,李可和他所代表的归化球员,将「保送」中国男足进入 2022 年世界杯。

归化球员指通过变更国籍而成为其他国家公民的球员。2019 年 5 月 30 日,李可成为第一位入选中国国家队的归化球员,开启了中国足球的归化时代。这个时代的主题依旧是中国人的世界杯之梦——一个令体育举国制度感到难堪的夙愿、一道投射在「大国崛起」舆论下的阴影。而归化球员,真的能拯救濒临绝境的中国男足吗?

李可和侯永永们的归化之路:「小候,以后用咱中文名!」

谈及赛前唱中国国歌,李可对媒体表示,自己只发挥了「75%–80% 的功力」,「平时,我会把国歌下载到手机里,一边听一边学。」

这是在中国做归化球员的基本修养。2019 年 3 月 29 日发布的《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中亦有明文规定:入籍球员应能识国旗、认国徽、唱国歌。此外,还需学习党的历史、基本理论和中华传统文化;制定中文学习计划,培养爱国主义情怀等。

对于在英国成长的李可来说,这一切或许很陌生。据腾讯体育报道,李可的外公外婆是广东人,上世纪 50 年代赴伦敦打工,从事餐饮行业。他母亲名叫 Ying,生于英国,目前在一所大学做餐饮经理;父亲则是塞浦路斯移民。「我很早就知道,我有资格代表英国、塞浦路斯和中国出战。」李可说。

当李可还是「延纳里斯」时,他就被英国《每日邮报》称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他在场上司职前腰,出自英超豪门阿森纳俱乐部的青年球员培训体系 (下称「青训」)。2014 年,21 岁的延纳里斯转会加盟英冠 (英格兰第二级别联赛) 的布伦特福德俱乐部,并成为球队的队长。

同年,在与英国一海之隔的挪威,16 岁的约翰·赛特 (John Sæter) 与挪威老牌强队罗森博格签下第一份职业足球合同。他在球场上踢前腰位置,被挪威视作「98 (98 年出生的球员) 三杰」之一。

赛特的父母在上世纪 80 年代留学日本时相识,父亲是挪威人,母亲侯豫榕来自中国河南洛阳。一次训练比赛,侯豫榕生气地发现儿子球衣上没出现自己的中文姓氏「Hou」,比赛结束后就让赛特更改,后者的名字遂变为「John Hou Sæter」(约翰·侯·赛特)。

2019 年初,赛特加盟北京国安俱乐部,随后改名为「侯永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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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出生的延纳里斯和 1998 年出生的约翰·候·赛特,在 2018 年与中国足球联系在了一起。据资深媒体人赵宇介绍,北京国安俱乐部先后去挪威和英国找赛特和延纳里斯谈,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国籍。2019 年初,延纳里斯和赛特加盟北京国安俱乐部,随后两人分别改名,前者成为了李可 (英文名 Nico 的谐音),后者则取母亲姓氏,叫「侯永永」。

据国际足联规定,想改国籍的球员必须满足以下四点中的一点:1、本人出生在该国;2、其父或其母出生在该国;3、其祖父或其祖母出生在该国;4、年满 18 周岁后,在该国连续生活超过 5 年以上 (没有代表其他协会的国字号代表队在国际 A 级赛事出场的经历)。

延纳里斯的情况符合第三点,赛特符合第二点。不过,由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想加入中国国籍,申请人必须放弃原国籍。英国独立撰稿人肯里克·戴维斯 (Kenrick Davis) 告诉端传媒记者,对英国人和挪威人来说,延纳里斯和赛特的选择显然「不可理喻」:「英国对海外移民司空见惯,但放弃英国国籍的行为少之又少,更不要说挪威是全世界最好的高福利国家。」

外界普遍认为,延纳里斯和赛特愿意成为中国的归化球员,主要还是金钱和世界杯的诱惑所致。

一位不愿具名的足球专家透露,归化球员由于和「提振竞技水平」、「足球大国崛起」这些概念紧密相关,所以「在中国『捞金』根本不成问题」,「甚至可以拿到在欧洲踢球时薪水的五六倍。」

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如果留在英格兰或挪威,李可和侯永永并不确定能入选国家队,但以他们的实力,一定可以入选目前在国际足联仅排名 73 的中国队,并有可能在未来实现世界杯之梦。

「职业球员,谁能拒绝参加世界杯这样的诱惑呢。」前网易副总裁、《体坛周报》副社长颜强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

2 月 25 日,侯永永在 Instagram 上晒出自己与母亲的合照,照片中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并配上「很荣幸成为中国第一名归化球员」的文字。近 2000 人为这条 Instagram 点赞,「中国足球以后靠你了」,有人留言道;还有人说:「小候,以后用咱中文名!」

「我特别希望在 20 年后,可以骄傲地对我的孩子说,你看看爸爸当年做了一个多么令人骄傲的正确决定。」改名后的李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引进归化球员,是中国足球的一次「改革开放」

放眼全球,归化球员并不鲜见。2018 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阵中,半数以上是有非洲血统的归化球员;2014 年世界杯冠军德国队里,则有不少土耳其、波兰裔的归化球员。香港更是在 2007 年左右开始布局归化。前香港足总副主席贝钧奇曾公开表示,「归化球员的身体和技术要比香港本土球员好」。

但在中国大陆,这一步走得异常缓慢、艰难。

「过去,归化球员在足坛是一个禁词,因为足协和体育总局都不提,他们怕搞几个老外过来代表中国队踢球,会被球迷骂死。」曾执教过多家甲 A 俱乐部,被称为「中国足球语言大师」的陈亦明向端传媒表示,归化球员的引进,是中国足球的一次「改革开放」。

2018 年 12 月的中国足球协会 (下称「足协」) 总结大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表示:「中国足协将积极推进优秀外籍球员的归化工作。」——这是足协官员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起「归化球员」。

在高层公开表态的情况下,推进工作依旧走得很小心。据赵宇介绍,目前仅北京国安、广州恒大、上海申花、山东鲁能具备引进资质,每家俱乐部有两个名额

当然,归化球员的主要目标,和提升俱乐部成绩关系不大。颜强说:「发展归化球员,就为了国家队能出成绩。」他分析到,体育举国体制在这两年走到了瓶颈,而作为中国体育风向标的足球,在历经假球、黑哨、高层变动和外教更迭后,已用尽了所有可能冲击世界杯的办法,「2022 年世界杯将是中国体育甚至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成与败,会让中国足球划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

一直以来,足球都是紧密关乎中国国家形象的运动,参加世界杯意味着国家富强、经济繁荣、民众对国家认同度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是众所周知的球迷。早在 2013 年初,他就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上表示:「我年轻时喜欢足球和排球,体育竞赛特别是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在于不可预测。」

2015 年 3 月 16 日,《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公布。第二天,《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习近平的足球简史:国足夺世界杯冠军是我愿望》,谈到习近平对足球的喜爱,以及主政浙江时推进足球反腐。

可是,从 2002 年历史性地闯入世界杯后,中国男足连续 16 年「闯关」失败,让当局主导的「足球改革」变成一句笑话。2019 年 5 月 22 日,国际足联宣布,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参赛球队不会由 32 支增加到 48 支,有球迷在这条新闻下评论:「看来中国队要提前告别 2022 年世界杯了」,被点赞最多的回复是:「别搞得跟世界杯扩成 48 支球队,国足就能进世界杯了一样:清华、北大扩招,关专科生什么事?」

不管「扩军」与否,2022 年世界杯都成了检验中国足球、甚至中国足协的一次「关键大考」。「我听体育总局的朋友说,足协现在压力特大,据说高层发话了,进不了 2022 (世界杯),足协就得换一批人。」陈亦明说。

2019 年 3 月 8 日,有记者在全国两会会场向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提问:「中国足球近几年战绩不尽如人意,是不是意味着足球改革雷声大雨点小?」

苟仲文的回答,无形中道出了这届总局和足协对足球发展的惶恐与无奈:「中国足球一直在低水平徘徊,我们也很着急。应该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这跟足球管理体制机制的顽疾有直接关系,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没有很好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同时,我们在发展足球上不免有一些形式主义,也有急功近利的情况。」

在资深足球记者马德兴看来,中国足球选择迎接归化球员,正是某种程度上的「急功近利」。

「归化、归化,一天到晚就想着归化,心思都用在哪里?口口声声高喊『重视青少年』,看看现在的青少年搞成啥样子了?前两年炒作 U23 (即 Under-23,此处指「U23 新政」,规定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中,球队报名的 18 人名单中,必须有 2 名 23 岁以下球员,其中 1 人必须首发) 身价虚高,让青少年从小就是『只认钱』。现在又是一天到晚『归化』,这是在搞足球吗?」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足球吗?

马德兴道出了很多球迷的担心:归化球员会挤占国内球员发展机会、压缩年轻球员成长空间吗?

正如中国男足现任主帅里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中国没有足球文化,这里根本没有相应的人才储备。我 8 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有任何球队有自己的青训体系。」

「从人口上来看,中国绝对是大国,但如果从足球人口上看,中国却是不折不扣的小国。」《足球报》前记者李承鹏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

所谓「足球人口」,指在本国足协备案的以足球为职业或半职业的人数。据国际足联 2015 年公布的数据,西班牙全国人口近 5000 万,足球人口 350 万;中国拥有 13.7 亿人口,足球人口却不到 3 万

「总有人这样问:中国 13 亿人口,怎么就挑不出 11 个能踢球的?数字告诉所有人,还就是挑不出。不要说西班牙、德国这些足球强国,就拿近邻日本来说,3 万在中国注册的球员,怎么去和 110 万日本注册球员拼?」李承鹏说。

特别是当「世界杯出线」和「国家队出成绩」成为摆在足协面前的一项泛政治化任务时,所有立足长远的青训培育计划都显得渺小又无力。

「归化球员是什么?是那种即插即用的,是进国家队立刻就能成为关键球员,能得分的,比如上海上港的埃尔克森,广州恒大的高拉特。」陈亦明提到的埃尔克森和高拉特都来自巴西、都是前锋、都在中超联赛展现过足够实力。据国内多家媒体消息,埃尔克森已同意加入中国国籍,而「高拉特入籍中国」的话题甚至在 5 月 27 日以 165 万的搜索量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一位。

那么问题来了:未来国家队比赛,中国球迷能接受几个身穿国足球衣的外国面庞唱国歌?

「11 个球员里有 6,7 个人是老外,还在那唱国歌,说实话我接受不了。」在腾讯网一条关于归化球员的新闻下,某匿名用户这样评论。这条评论得到超过 10 万网友点赞。

颜强认为,中国人对归化球员天然排斥,和儒家文化的特质有关,「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融合能力虽然强,但接受速度却非常缓慢,因为自古以来,我们笃信的都是万国来朝,而不是所谓的『蛮夷』跑过来帮你打仗。」

「很多人把归化球员的问题上升到民族高度,这或许也是当代中国体育,甚至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矛盾:现代社会越来越开化,越来越和外部世界联通,但中国人却始终无法摘掉头上那顶叫『大国』的帽子,于是他们开始编造各种与民族和文化自信有关的言辞来自圆其说。」

李承鹏认为,「或许那些愿意入中国国籍的球员,就是给现在国足刻下世界杯烙印的救命图章。归化球员是大势所趋,这或许切合了政治与足球捆绑后的『国家形象刚需』,但我们不能片面就认定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

陈亦明也觉得,当归化球员代表中国队踢出成绩后,大陆会涌现出更多理性的公民,「他们看到国足的希望后,会让小孩踢球,这样中国的足球人口就在增加,从此进入一个良性的选才过程,也会间接促进国内足球青训体系的完善、水平的提高。」

当然,中国男足面临的问题,远不是几个归化球员可以解决的。

「你们中国搞足球的领导,怎么换得那么快?」

李承鹏认为,中国足球根本就没有「罪人」:「官员、球员、教练、媒体、球迷本质上都是无辜的,中国足球的原罪在体制。你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足球,社会上的其他行业也一样。」

中国足协被业内人士视作竞技体育界的一朵「奇葩」:它是国家体育总局管辖下的一个半官方机构,从法律上看,它是一个民间组织,却揣着一颗向体制靠拢的红心。足协的一切决定,都代表官方的利益和态度;足协内部的一切人事任命,都代表官方意志,也遵循国家政府机关公务员升迁奖惩的规则,提拔任命需要「看政治觉悟,讲公职履历」。

中国足协的主要工作是组织、管理和经营每年的职业足球联赛。「足协既是联赛的筹划者,也是利益分配者。他的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足协这个挣钱大户向其他冷门运动『输血』的行政命令,更是让足协把赢利看成最主要的目的。」某不愿具名的媒体人在接受《检察日报》采访时指出。

这套体制毫不意外地滋生了腐败。2007 年,辽宁广原俱乐部发生球队职员、球员涉嫌赌球和打假球等丑闻,俱乐部总经理王鑫外逃,随后被全球通缉。「王鑫案」让中国足球的假、赌、黑浮出水面。据中央电视台《新闻 1+1》节目报道,中国足坛在 2009 年掀起反腐风暴,上百人接受了未被公开的调查,被查和入狱的上至足协掌门人,下至各大俱乐部管理者、球员和前国脚。

此外,足协亦逃不脱「外行管内行」的命运。

「各级足协的领导者和俱乐部负责人基本上都是行政干部、退役运动员等出身,没有足球管理学和经济学知识,对经济投入没有明确导向和领导能力,甚至对一些基本的足球规则都不清楚。」《青年体育报》前总编辑毕熙东曾这样说。

李承鹏在 2010 年曾对足协历任专职副主席进行过盘点:「崔大林以前是搞田径的,他接管足球后,有着十连冠辉煌的辽足再也没有夺过冠;阎世铎是工农兵出身,政策法规他最懂;南勇是冰上先生,男子速滑是他的特长;谢亚龙是百米短跑好手;韦迪是水上运动专家。」 2010 年后,接任足协副主席的张剑是搞法律的,他的继任者蔡振华则是打乒乓球出身。

加诸在这些「外行」肩上的压力亦不容小觑。「唯成绩论」在中国足坛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足协领导人为了出一时的政绩,不惜以破坏能在实质上提高本国足球水平的联赛为代价,而在泛政治高压的出线任务之下,足协的专职副主席们也换了一茬又一茬。

「如果我是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一项长期规定,然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去改变。中国足球,中国企业甚至中国社会从来不缺乏创新,但现实中的问题是,有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不断去创新,而是朝着一个方向持续地走下去。」英国萨尔福德大学体育商业与产业系主任、体育营销专家西蒙·查德威克 (Simon Chadwick) 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表示。

赵宇则回忆了自己在 2011 年写《日本足球考》时,前往东京拜谒「日本足球教父」川渊三郎的一段往事。

「我记得他 (川渊三郎) 当时跟我说:『你们中国的考察团来了一批又一批,我们每次都毫不保留地把经验进行分析,但中国足球好像也没什么太大改变。』」

赵宇至今难忘的一个场景是,有日本足球界的某位人士曾私下问他:「你们中国搞足球的领导,怎么换得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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