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SARS 危机的 17 年后,武汉病毒造成远超过 SARS 时期的巨大社会心理动荡和政治冲击

亨利·米勒在 1939 年写到,「中国是人类菜园子里的野草……野草是人类所有努力的天敌……的确,野草长不出百合花,造不出战舰,讲不出西奈山上的布道……最终野草都能占据上风,野草只能造出它的同类。」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他关于块茎的哲学论述时,引用了米勒的这段话,将「世界重又回到中国的状态」,也是历史学家通常所称的「黑暗时代」,当作对西方以「树」为文明象征的世界的反叛,这也是他对美国式「块茎文化」的嘉许,甚至延伸至对病毒的理解,即病毒所具有的反抗性,如同块茎一样潜藏地下,可能无限复制和蔓延。

在武汉肺炎日益成为中国和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之际,米勒和德勒兹对中国和病毒的这番浪漫主义解释,在似乎遥远的上个世纪,就如先知一般洞见了一个大概从未变化的中国体系的政治意味,以及病毒与中国政治的相互关系,也喻示着长久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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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病毒的历史可能远远超过生物的演化,但是人类对病毒的认知却近乎无知。长期以来,病毒都处在人类划分生命和非生命的模糊空间里,林奈分类法和达尔文主义的自然进化树里都没有病毒的位置,而在此基础上的自然认知和科学发展所造就的现代社会体系、公共卫生和现代政府模式,却都是以人和自然,特别是与细菌有关的疾病、身体和社会控制所展开的,甚至包括许多现代思想乃至极权主义运动。

例如,中世纪的转折点之一可「归功」于 14 世纪蔓延欧洲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杆菌,其主要传播路径正是所谓的「丝绸之路」,其政治后果则在于瓦解了教会控制,开启了启蒙时代和宗教革命,甚至犹太群体也因为较为卫生的宗教习惯而得以幸存并在黑死病后逐渐壮大。在这之后,虎克所发明的显微镜和对细菌的认识改造了医学,也改造了近代的城市规划和生活方式,在公共卫生逐渐发展的基础上,自由民和受宗教迫害的新教徒们得以聚居在城市中,城市生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可能。

卫生观念的兴起,特别是对政府以卫生的名义对公民身体的规训——如福柯所揭示的——譬如法国在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巴黎改造、公共建设和国民卫生训练,以及法国在海外殖民地如中北非和印度支那地区,以公共卫生和基础教育为主的殖民主义,大大有别于英国的殖民主义统治方式,是现代卫生体系对付传染病「可防可控」的原型。

可是,病毒的传播和其自身演变一样,却像德勒兹所描述的那样,相对于这一现代化卫生体系式的社会控制,是一种抵抗的力量,一种对资本主义传播的抵抗,包括对消费资本主义的抵抗。其以一种寄生机制——例如刚刚获得奥斯卡奖的韩国电影《寄生虫》所描述的底层人民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而这不仅仅是一种所谓吸血鬼式的寄生)——对系统造成扰动。

这种机制,德勒兹曾经用块茎构架来表达:是连接,「and……and……and……」。德勒兹说,「这种连接携带着足够的力动摇和根除动词『to be』。你去哪儿,你从哪儿来,你朝哪儿走?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问题」。这些也是武汉肺炎期间中国内地所有人民每天在小区门口、车站、机场、办公场所等入口处被反复询问的问题。尤其是全国范围内突然兴起的恐武症、恐鄂症,人们对来自武汉地区、武汉籍贯人群的捕猎和恐惧——如黑死病期间的猎巫,或者对麻风病的恐惧。

中国社会对病毒的恐惧停留在病菌时代,而公共机构对病毒的认知亦然。新冠病毒肺炎爆发之初,即让一个代表中国模式和治理现代化的武汉地方治理一触即溃,市政和公共卫生均陷入瘫痪。而当局使用社会隔离代替医学隔离,以公安、宣传、互联网审查为主的社会控制作为防疫初期的主要手段,将「封城」和「应收尽收」的新疆模式应用在武汉肺炎大面积爆发的后期。面对武汉病毒,一个极权主义治理模式充分展现了它对「病菌时代」的控制技艺及其局限性。

然而,通过连接的网络化,并非网络本身,病毒呈现出对系统的抵抗和穿透是多么惊人,那是颠覆身体为中心的社会控制,而以关系为目标的扩散和重组。自然的,病毒所展现的抵抗,是针对社会控制的,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生产,更包括以社会隔离或分而治之为手段的公安秩序与传统的公共防疫体系,譬如伍连德在 1910 年东北鼠疫灾害时所采取的分片隔离。

伍连德的成功是一曲清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挽歌,但在当下的武汉也被继续利用到极致,甚至被全国各省市的自我封闭、社区网格化封锁所强化,但似乎并不能阻止新冠病毒的蔓延和传播。武汉和湖北人所遭受的,更像是病菌时代的麻风病人所遭遇的社会排斥和现代极权主义隔离,犹如犹太人在二十世纪类似经历的翻版

新型冠状病毒对系统的破坏性远超它的致命性本身,而它的高度传染率和长期潜伏特征造成的恐慌,驱动着武汉市民主动就诊,轻易地让医疗系统过饱和,也压垮了城市的行政系统。尽管以警察强制、宣传的舆论控制、和道德伦理为主的社会控制机制尚在运转,但最终仍暴露了这个社会控制系统的脆弱。

过去八年,或者过去三十年以来,还从未有这么广泛的民众情绪,从对新冠病毒扩散的不满,集中导向地方治理的失败、领导制度及系统的失灵之上。他们也正在从自己处在感染、被隔离、被管制、被限制公民权利的痛苦、恐慌和无助中觉醒,打破了过去八年甚至三十年以来对中国模式的迷思,譬如以付出自由换取安全、以牺牲权利换取财富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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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所利用的连接和蔓延,不过是它的寄生性而已。然而,人类对病毒的认识只是最近百年的事情,特别是在 1970 年代基因技术突破之后才真正开始。而病毒多数以单链 RNA 形态存在,有很强的变异性,经常会和宿主的基因融合发生变异,和细菌的稳定性形成鲜明对比,也因而可能轻易超越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和人类社会的防疫系统。

其典型例子,在古老的流感病毒之外,另一种因为现代性纷扰而演化成为人类威胁的便是艾滋病毒。从纷乱的 20 世纪初开始,随着喀麦隆境内一群大猩猩和一群黑猩猩的血战,原本存于黑猩猩体内的 SIV 病毒感染了大猩猩种群,并且随着非洲地区卷入现代化进程的混乱。自然、乡村和人类部落的移动和冲突,经过多次跳转,这些不同猩猩种群体内的 SIV 病毒演化为 HIV-1 型病毒的 O 组和 P 组,连同原先源于非洲白头白眉猴而进化成较低危害的 HIV-2 型,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展开的反殖民化运动,先在非洲,尔后其蔓延虽然因为全球化进程被冷战耽搁,但在性解放和 68 革命过后的 1980 年代初正式成为对人类威胁最大的艾滋病。

病毒借用人类社会关系发生变异的这一特性,而非简单的网络本身,被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的学者欧根·塔克 (Eugene Thacker) 类比为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诸众」,在政治学上与后者所代表的无中心、碎片化形态的中产阶级或新型无产阶级对肿瘤一般存在、高度流动型、无形的帝国主义的抵抗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例如聪明的乙肝病毒,或者在霍乱弧菌造成瘟疫时期的寄生病毒等等,暗示病毒与诸众之间存在着某种「共谋」的可能。

这种共谋当然不是在病毒起源的阴谋论意义上,而是在驱动和形成新的集体形态意义上,如新冠病毒所驱动的武汉市民挤兑型就诊,就可能打破此前脆弱的常态化紧张和中产阶级幻觉,而与之前占据霸权地位的利维坦式的社会肿瘤发生对峙,俨如菲律宾独立的精神之父何塞·黎萨 (José Rizal) 在 1880 年代出版的反殖民小说《社会毒瘤》。其实,这位年轻华人游历欧洲时写下的名篇《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同样激励了南洋华人同胞的宪政主义精神、和「驱逐满人,光复中华」的孙中山民族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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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在没有病毒的驱动下,人类的暴力或反抗对社会有机体的扰动也经常表现得和病毒传播形态相近。美国科学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的卫生研究所 2012 年 5 月曾经举办过一个暴力传染讨论,有学者比较了索马里 1985 年在一处埃塞俄比亚难民营发生的霍乱流行和 1994 年卢旺达发生的种族屠杀,发现两者的传染动态和曲线惊人的相似,特别是传染第二阶段中的潜伏者或疑似病患的作用相同,推动着暴力或疾病高峰的到来

那些躲过第一波屠杀的幸存者往往在第二波的清剿中很容易被发现然后束手就擒,这似乎也适用于武汉之前被隔离在家中的隐形感染者和幸存者,他们的体力和免疫力都接近极限,却又通过了形式主义的所谓筛查,而面临着缺乏有效医疗支持而突然恶化的危险

理论上,这种大规模突发的恶化情况,对病毒和社会来说,都是发生在一个无标度的网络之中,从而具有相似性。历史上,瘟疫的爆发也往往和暴力泛滥重合,例如太平天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霍乱流行,合并为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死亡。而事实上,类似现象同样存在于雪崩、地震、癫痫和电网崩溃等多种自然、人体和网络现象中,被称作雪崩效应。

笔者在 2011 年茉莉花革命之后借鉴神经网络的研究则发现,埃及革命和纽约占领运动的发起和传染与病毒的传染机制也具有高度相似性,都可能由一个人借助小型网络完成,即一个人的革命。甚至连瑞典中学生格蕾塔 (Greta Thunberg) 所发起的气候变化抗议,其动态也大体符合这一模型。这种形态的革命,并非依靠现有网络的动员,甚至也不是依托现有网络的传播,而是以所谓病毒式的连接-传染方式、以小规模网络和低可侦测度的低烈度震荡积累至雪崩,也就是革命的到来——颠覆了 19 世纪以来依托列宁主义政党的经典革命模式,也颠覆了身体政治为中心的社会控制系统。

这或许是现代极权主义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当极权主义消灭了一切能够抵抗社会肿瘤的公民社会、知识分子、自由媒体和司法正义等等有组织的社会有机体之后,它只能直接面对来自潜伏地下的块茎-病毒的传染和挑战,如同一个理论上也能同样发起挑战的哈特和奈格里意义上的诸众——即使在武汉肺炎封城危机中,外界同样能看到武汉大学校友的积极身影,使用着与病毒相同的连接方式,而非组织化方式或任何现有网络,先后在与公安和红十字会的竞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以至于,在 SARS 危机的 17 年后,在武汉造成远超过 SARS 时期造成的巨大社会动荡和政治冲击。它所汇聚起来的公众对统治者的普遍不满,达到了过去三十年以来的最高峰。一场由寄生于中国体系中的武汉病毒的大爆发而开启的政治革命,或许正在潜伏和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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