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刀论已经拒绝在是非 (价值) 问题上继续纠缠,而干脆后退了一步,承认「家丑」也不可外扬

方方日记引发的代际冲突,也走向了集体举报。几位中国高校的教授或退休教师公开表态支持方方后,均遭到举报 (罪名为支持港独、台独或批评中国共产党) 而被学校调查。在这一点上,方方日记和香港反修例运动所引发的舆论大字报殊途同归。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在主流舆论场没有讨论空间,前者还能「负隅顽抗」,发声回击。

方方谴责带头者是想回到文革的「极左分子」,红三代导演叶大鹰也表态因为「痛恨用政治口号煽动仇恨的那些人」而声援方方,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则将攻击方方的年轻人称为「反对改开的新生代」。

另一边的阵营则把「文革」的帽子丢回去,胡锡进回应方方,「你自己的词库里有相当多『文革时代』的畅销词」,身为红三代的「意见领袖」兔主席更为直接:「上纲上线贴标签,在年轻人看来,这才是文化革命遗物。把极左带回的其实是方方本人。」

无论哪个阵营才是文革回魂,代际矛盾都在这场冲突中清晰可见。兔主席对《武汉日记》在美国预售的点评受到众多年轻人的认同:「这本书会作为重要素材被输入到国际反中舆论里,成为『反中产业』的一部分。它注定将为国际反中力量添砖加瓦,提供宝贵弹药。」

一、方方日记面对的新问题

对方方的攻击并无新意,无非「造谣」、「负面」、「递刀」等说法。作为新现象出现的,其实是舆论容忍尺度的极速收缩。承受大量责难的《武汉日记》,内容可谓相当克制,不仅时时体恤基层公务员的辛苦,被医护人员感动,夸赞年轻志愿者,为新增病例的减少而开心,甚至被全民指责的前武汉市市长也在日记中得到理解。方方要求的问责,仅限于湖北省和卫健委的官员,对政治体制没有一声质疑。也因此在真正的体制批评者眼中,《武汉日记》太过温和,没有切中实质问题。

「难道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让自己生活得轻松,就可以不帮助他们这些枉死者追责吗?」这样的句子已经是《武汉日记》中相对最激烈的言论,但是跟十年前体制内改革派的言论相比,都不算出格。

2008 年汶川地震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曾援引宪法,发表文章《哀悼不哀悼是公民的自由》;2011 年,同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公开批评重庆的「唱红打黑」,表示应该通过司法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即便到了习近平「新时代」的 2015 年,经济学家茅于轼也在文章中直言「任其 (官员侵犯公民自由) 存在下去,中国实现法治民主将遥遥无期。」这些言论当时也引来官媒的攻讦,但是在舆论生态中并非特例,也没有遭遇方方式的民间围攻。「煽动颠覆」、「境外敌对势力」之类的政治话语,在当年公民意识尚有一席之地的舆论场受众有限,甚至可能遭到网民嘲讽。

时过境迁,一场瘟疫降临,来自体制内的追责声音,几乎只剩方方。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称她为「单枪匹马」,在这个意义上十分准确。而方方面对的是一个更加保守的舆论年代,她说这是一场瞒报导致的「人祸」,年轻人大受冒犯,反问「你是说这是中国的锅吗?」;她说湖北官员的表现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准,年轻人听着也很难受,表示「过于主观」

方方的困境,在于她面对的新世代,是真正把官方的意识形态内化为自身问题意识的一代。他们举报方方和诗人王小妮,熟练地定罪,「颜色革命」、「境外势力」、「帝国主义」,并非图一时嘴快,而是真心相信如此。他们被斥责举报可耻,反而会深感委屈,因为政治教科书和共青团中央的微博教导他们,举报是国家给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当然,这些政治词汇是用在举报中的「书面语」,在日常讨论里,方方的罪名则是「歪屁股」,是「踩一捧一」,也是「递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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