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和武汉市民所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专制带来的恶果

2020 年 1 月 21 日,港铁乘客戴上口罩。

摄:刘子康/端传媒

这个新年很难过。

经历了半年因反修例运动而起的动荡岁月,香港社会本来已受不了更多的挑战。然而因为 2019 新型冠状病毒,也就是俗称武汉肺炎的爆发,大众情绪再次进入全面绷紧的状态。

更不幸的是,这场疫症似乎本来可以避免——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简称卫健委) 在 1 月初,曾 3 次表示未有「人传人」的证据,确诊数字连续多日维持不变,导致很多人以为疫情如官方所述「可防可控」。直到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相关批示后,确诊数字才全面急升而且蔓延全国。好像领导不批示,疫情就不曾存在,这难免让人怀疑过去的疫情是否曾被刻意隐瞒,错失了防疫的黄金时机。

这个急速转变,香港人未免感到过于熟悉,嗟愤为什么香港的悲剧这么快就在武汉重演一次。这里说的悲剧,不是疫症,而是政治。香港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忠诚盖过了实事求是,全面的客观情况被迎合政治需要的片面解释所取代,必要的解决办法因为领导面子问题而拖延执行,于是小事变大事,大事变灾难。武汉的问题,说到底,也一样。

2020 年 1 月 21 日,春节前夕,一名戴著口罩的女士站在北京火车站一架警车的旁边。

Photo: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走向

无可避免,这场疫症将进一步激化本已因为反修例运动而走向决裂的中港矛盾。回到去年 12 月底,武汉传出疫情,香港社会大为紧张。因为回想至 2003 年的非典疫情,香港人同样在前一年的年底已风闻中国大陆出现疫症,却因中方延误通报而导致疫情从社区爆发。最终香港断送近三百人的性命,后来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亦因隐暪疫情而被撤职。

这段天灾变人祸的历史,香港代价惨重,港人印象深刻。

但总有一些内地民众对人祸「选择性失忆」。疫症初临时,不少内地民众甚至在港的留学生,对香港人的紧张情绪不以为然,网上留言版不乏取笑本地生过敏和神经质的说法,甚至认为对疫情的关注只是香港人歧视中国大陆的另种延伸。

然而,官方最终自打嘴巴,说没有「大规模扩散」的疫情最终全面扩散;声称没有「人传人」,结果到现在中国境内已出现不经疫区却被感染的病例。在拥有新闻自由的社会中,港人有机会看得一清二楚,但在墙内,起初却因信息不通而欠缺警惕。

如此落差,导致目前确有部分香港人对疫情持幸灾乐祸的态度,把 1 月初内地民众在传媒访问中,声称相信政府已控制疫情的片段,拿出来分享和取笑。甚至有舆论认为中国大陆的民众盲目相信政府,就算染病也不值得同情。与此同时,也有很多香港人提出要封关,全面停止中国大陆的旅客来港。

我当然不同意这些说法,也认为落井下石于事无补,我也明白像封闭香港的讨论也容易被扭曲为港人在借机煽动仇恨。

这样的发展,十分可悲。毕竟,香港人和武汉市民所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专制带来的恶果。

2020 年 1 月 24 日,市民到香港的黄大仙庙上头柱香。

摄:陈焯煇/端传媒

港府为何又败了

我常用「系统性败坏」来形容香港的问题,也就是说香港的问题不是个别的人或群体所致,而是一环扣一环的。内地传媒常常把过去半年香港的动荡归咎到香港的经济问题——我当然同意香港的经济结构有很大问题,但为什么特区成立 22 年来都未能推行有效的改革纠正?为什么特权阶级仍能横行无忌?这就必须要从特区政府本身的认授性危机中找答案。

但说到这,就涉及各式各样的政治架构争议,而内地传媒对此就无法明言。于是乎,当中央政府为香港问题开出错误药方弄得火上加油时,中国大陆的民众就无法客观评价,还以为是香港人自寻烦恼。

过去半年,香港出现和过去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传统完全不相配的暴力抗争,引来不少谴责,被批评为「就算诉求正确也不应用错误方法」。然而这些暴力抗争的出现,本身也是整个社会的系统性败坏的一部分。谴责抗争者不会使他们停止,纠正系统性败坏才能够。

这个系统性败坏,当然也影响到当前的防疫工作。由于特区政府本身欠缺管治认授性,在「防疫」这种特别讲求公众信任的公共危机中本来就举步维艰——政府叫大家放心,大家反而更担心。原本防疫或许是港府在运动后重建信任的时刻,但很可惜,港府这次的表现依然令人失望。

例如起初政府只提出乘搭飞机入境的旅客要做健康申报,高铁方面却迟迟不做;到了有高铁旅客带病入境了,政府才忽觉今是而昨非。身在瑞士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林郑,在港爆发本地个案后未见提早返港领军抗疫,政界不少人批评她不智;而林郑返港后的记者会也被诟病不注重细节,在内地前线医疗资源仍不到位的情况下,她向国家申求「口罩支持」则令人哂笑。

2020 年 1 月 23 日,香港高铁西九龙站,旅客等候上高铁往内地。

摄:林振东/端传媒

相对于台湾政府直接禁止武汉旅客入境,甚至相比澳门政府在确认病例之后迅速反应并与珠海保持沟通,特区政府无疑显得进退失据;而香港的医护系统也压力爆煲,面临是否要罢工的两难,港府对此却毫无进益。港府的失责与疏于承担,只会进一步将矛盾与仇视转移到民间——中港矛盾的每一次强化,不外如此。

要纠正的是系统

回到武汉的疫情,宏观一点来说,每天都在中国各地以各种治理危机的方式发生:当专业判断惯性被政治任务盖过,敢于发言纠正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但事情由自然法则所限,不会因为长官意志就不会发生,差的只是下一次发生的方式,是化学品仓库爆炸、还是地铁工地路陷,甚至死亡数字是否足以引起注意。

这些事情第一次发生的时候还可怪罪于个别人员的错误,但当接二连三持续发生而又长时期不得到纠正时,就和香港的问题一样,总得开始问一问是怎样的制度容许悲剧重演,又是谁在阻碍公众讨论「制度该如何修正」。

当代中国常以发展速度之快自豪,但说到制度问题时「中国速度」又忽然失踪。例如假奶粉和假疫苗丑闻已经超过十年,为何今天民众仍要涌来香港买奶粉和打疫苗?在一个信息不公开的社会中,特别容易出现对政府的盲目信任或盲目不信任,这原是传播学一年级生就懂得的道理。而这问题从来不是靠投掷资源或技术就能解决,要纠正的是系统。

可以预期,下一波的剧本大概会是这样的:首先是赞扬留守医护人员的无私无畏,再来就是外地支援队伍的舍己为人,本地市民如何沉实应对,当然不能少的是传播正能量,动员明星出来发贴支持上微博热搜。责任问题谁属?很可能是让网军多发几幅「吃蝙蝠喝蝌蚪」的照片,让大家一方面取笑和谴责,一方面把问题的源头个人化,把焦点从官方应对迟缓转移出去。真的不行了,就来个地方与中央切割,一切都是地方政府的错,害得「要中央出来收拾残局」,让危机变成权斗和排除异己的机会。

问题来了:建国 70 年来,地方骗中央这件事从来没有停过,「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亩产万斤只不过是其中一章。我不肯定「白事当成是喜事办」的作风今次会否继续有效。四川地震可是死了六万多人,够严重了吧,之后还不是把提出制度问题的人关进牢房了事?但地震的毁坏是一次过的,疫症却是慢动作和不知道何时结束的,带来的社会反应未必一样。再者,随著近年中央集权变得严重和极端,有说正正架空了威权政府本来最擅长的动员力量,因为等待上级指示和害怕站错队的政治文化蚕食了原有的行动力。

以前官方论述总说西方的民主制度没有效率,中国的政治体制优势在于行动迅速组织力强。这次抗疫的黄金时间却偏偏因为政治因素而错过,不知道多少人要因此而赔上性命。如是者,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还剩下甚么?

2020 年 1 月 25 日,一名戴著口罩的男子在武汉的一座桥上行走。

Photo: 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公民社会此其时?

两年前我到过武汉,寻觅中国近代革命的足迹。来到这个革命胜地,却感受到各式各样的不协调。辛亥革命博物馆对义和团的描述,是「发生在中国北方的大规模群众自发反帝爱国运动」,「在八国联军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如此评价让我差一点忘记了陈独秀说过「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过去从中国历史学到的武汉,明明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地方,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保守落伍?

但是武汉始终是一座大学城,有年轻人的地方就有希望。经历这样的一场人祸,我相信总会有一位年轻人反省自己是否原来一直活在《楚门的世界》。从前说国强则民安,这场疫症却告诉我们国强原来不一定民安,因为在位者其实更热衷于欺上瞒下,保护自己。国家的力量原来只会体现在对付人民的时候,人民需要保护时却不堪一击。

政府失信,系统败坏,不如互相依靠。四川地震之后,成千上万的志愿者自发救灾,2008 年被称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近年来政治上的猜疑把当年的公民社会网络全数打破,个体变得更加原子化,可信赖的机构消失。虽然会事倍功半,但这次肺炎中,内地民间也用各种方法展开自救。重建公民社会,此其时也,民强则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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