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败坏,更需认真谈论历史

上周,香港文凭试 (DSE) 历史科开考,未料一条有关中日历史的考题,「1900–45 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引来一系列政治操弄教育的风波。香港教育局极罕有地谴责考评局,更以题目伤害民族情感为由,要求局方取消该考题。教育局长杨润雄更称:「答案没有讨论空间,只有弊没有利」,以官僚身分尝试为历史问题「盖棺定论」。新华社继扣上香港教育尚未「去殖民化」的帽子,两名主办考试的考评局高层在风波后辞职。

加之反修例运动余波,北京和港府都将矛头指向香港通识教育「教坏学生」,教育局长去年已扬言要辞退「问题教师」,林郑月娥近日更指会在年内「整顿」通识科的方向。种种政治在教育界的延伸迹象不言而喻,在 DSE 试题风波上,社会和教育界不满一触即发。

历史观从来因应立场、价值观、利益等而有不同,有争议是常态,而教育的功能就是让人认识争议,且教会人用扎实的史料来进行历史诠释与观点争鸣。「历史没有讨论空间」是政府用以巩固符合官方政治需要的历史观、拑制民间探究和讨论历史真相的惯用修辞,过去香港政府曾以类似修辞禁止学校讨论「港独」问题,从而符合「香港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这一中华大统一官方史观。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林郑月娥在周二 (19 日) 出席行政会议前,否认政治干预之余,更引用一句「教育的崩溃足以摧毁一个国家」(The collapse of education is the collapse of the nation),并声称是曼德拉的名言。但其后有网民发现,这句并非出自曼德拉,而是《文汇报》。此番荒诞上演,恰落政治干预教育之实。我们反更应该深入剖析试题和所牵涉的历史背景,强化公共理性。

考题

试题先引述了两项资料,一是 1905 年日本法学家梅谦次郎的文章,文中指清政府要求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学习法政知识,最后获日本政府接纳;二是关于 1912 年初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日本的外交资料,其中包括黄兴去信日本政客井上馨,要求向日本政府借款,以及相关合同。而有争议的题目则是要求考生参考上述资料,「并就你所知」,回答是否同意「1900–45 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并解释原因。

一种意见认为,试题设计不理想,原因是牵涉的历史时期太广、所需历史知识太多,不可能是一个中学生可以完整作答的问题。这种意见纯粹是站在严谨的学术研究角度,认为一个跨度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全貌,即使是一本专业的历史研究著作也未必能够处理,出题者怎能要求考生在只占全卷 8 分的短题目中回答呢?

但这种以学术标准判断出题水平的说法,并不公允,原因是中学基础教育的目标并非训练学者,而是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判断能力。在考评局《历史科评核大纲》中已清楚说明,学生需掌握比较、分析和综合各种现有史料和新史料的能力,衡量各种可作出结论的方法,并提出合理评估和结论。简单来说,它并没有要求考生需要对历史有完整、全面和探入的认识,而仅仅要求考生一方面掌握一些基本历史常识,另一方面,则是在获能新史料之后,能将之与原来所知作综合分析,继而提出合理的结论。

在该试题中,考生自然是被假设已经知晓课程范围内的历史知识,其中既包括晚清及民国初年自日本输入的各种现代知识、日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援助,也包括日本政坛早就对中国领土虎视眈眈,最后演变成军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等。试题中的两项资料则是新史料,而考生所求回答的,其实是要将这两项新史料,跟考生在课本上所学 (试题中已言明「并就你所知」) 作综合分析,最后才得出是否同意「利多于弊」的结论。

正如一位应届考生所,日本侵华的史实,是任何一个读历史的学生都会知道的,根本无需刻意提及,也必会加入答案中。问题所考核的,分明是当加入两项关于日本在清末民初时曾帮助中国现代化的史料时,考生如何衡量个中利弊,并作出合理的结论。换言之,一个依循考评局的指引、也合乎训练批判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这一教学原则的评分标准应该是:考生可以在「完全同意」和「完全不同意」之间,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要言之成理即可。

因此,若以题目没提日本侵华,或仅就「利多于弊」、「是否同意」的字眼,就批评题目片面偏颇,不单止是漠视考评局的评核精神,更是侮辱了一众教授历史的中学老师,以及修读历史的学生。

史观

当然,对于内地官方来说,这种史观是难以接受的,问题是在这一政治环境里,是否需要高调批评。内地媒体《环球时报》引述《大公报》访问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 (教联会) 副主席穆家骏的说法,指日本侵华应包括 1900 年八国联军,日俄于 1904 年在辽东半岛爆发战争,以及「后来全面侵华」。穆更声称,试题问法试图引学生将资料中的「小恩小惠」与「侵华劣行」对比,是「引导学生做汉奸」。

穆家骏是历史科老师,其说法之片面令人咋舌,却是完全符合中国官方史观,即强调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是一段被列强侵掠的屈辱历史,而尤以日本为最残暴的敌人。中国政府曾在 2017 年将「八年抗战」的说法改称「十四年抗战」,藉扩大日本「蹂躏」中国人民的年期,强化民间对日本的敌视,从而构想出一个充满苦难而同仇敌忾的民族历史形象,进而巩固民族团结性。如今这位香港历史科老师饶有创意地将「日本侵华」上溯至八国联军,更以此声称题目引导学生「做汉奸」,其实是上纲上线地把出题者以至考评局打造成民族和国家罪人。套用在今天香港的政治语境里,那俨然与「分裂国家」和「支持港独」等量齐观。

若我们把上述言论与教育局的官方说法比较,可以发现即使修辞不同,口径却十分一致。例如教育局副秘书长康陈翠华在 5 月 17 日所在教育局网页发表的文章《历史教育所为何事?》中,就提到历史教育不应引导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讨论一些「大是大非」问题的利弊,原因是「基于人类良知的共识」、也是对学生「承受惨痛经历民众同理心的教育」。这明显是一个偷换概念的说法,就是把「讨论历史灾难事件的复杂性」说成是「埋没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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