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想法和香港的主流想法不同。北京的心愿,很多香港人认为是心魔

近期香港与内地之间发生很多大事,令人忧虑「一国两制」的未来。乐观的看法是,中央正拨乱反正,不断落实准确无误的「一国两制」,眼前的困境是「最后的阵痛」。悲观的看法则是,近期的连串事件实际宣告「一国两制」正式死亡,日后还会出现大家都不想看见的「揽炒」。

下笔之时,无限感慨。我虽然不是「一国两制」的接生婆,但也亲历它的诞生过程。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时,我奉命派驻英国,采访中英会谈香港前途。1986 年至 1989 年,我被《文汇报》调往北京长驻,跟进《基本法》的大部分起草过程,并经历了六四事件。

在这两段期间,我尚算是「又红又专」和得到信任的「体制内人士」,真实和确切地经历了「一国两制」的「前世」。这对我在 97 后观察「一国两制」的实践和演变,直到「今生」,真的有贴身体验和比较。概括而言,我当年是满怀信心和憧憬的审慎乐观,但今天,却是从来没有过的忧心忡忡。

香港回归至 2014 年,港人虽然感到来自官方的压力不断增加,但还是有节制、渐进和有进有退的。但「雨伞运动」后,公开的压力和潜流下的部署,节奏明显加快。到了最近,各种压力更是急风暴雨式出现。

说最近一星期,香港警方拘捕了十五名民主派人士,虽不是政治性罪名,但都涉及表达政治诉求的活动,只是用了刑事的名义而已。此外,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炮轰立法会泛民议员,指他们拖延内务委员会选举主席,并点名郭荣铿要负上责任 (意味可以取消其议员资格)。「两办」继而就监督角色发声,表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并不规管「两办」;反对者则认为,「两办」不单扭曲《基本法》,还抢夺了全国人大对《基本法》的解释权。跟着,港府高层大换班。按正常程序,这是林郑月娥的建议并报呈中央批准,但外界从连串事件中看到北京的影子。

其中,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被指错误理解《基本法》第二十二条,并二度易稿澄清,后来公开道歉。道歉之后,他马上被「平调」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林郑月娥强调,调职和道歉并无关系,但效果却是欲盖弥彰。对于聂德权的调职,外界较多解读为:其实他一直努力按上级意旨办事,只是北京搬龙门搬得太快,令他反应不过来,所以他罪不应撤职。他是林郑月娥的爱将,经历相似,所以林郑力保他不要下台,否则更伤团队士气。

近期这些事例令人想起去年「反送中运动」以来的事情,尤其是去年十一月初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当时提到的内容,包括健全和完善人事任命制度、汇报和述职制度、中央话语权、保障国家安全等,如今一一浮面。当时,没有明言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也隐隐现身,时任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暗示「该立法的要立法,该废除的要废除,该补充的要补充」,跟现任港澳办主任骆惠宁最近的说法一致。可见,四中全会是发号施令,今天的行动则是逐步落实的结果。

二、北京的两种心态

其一,中央认为有很多事情早就应该实现了,但久久未能成事,蹉跎岁月;这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状况必须改变。回顾香港回归以来,很多事情因为「两制」的差异而未能快速成事。江泽民和胡锦涛年代,比较倾向顺其自然地「逐步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时才推行;所以,那时候最多听到的话是「成熟一项就推一项」。换言之,江、胡较有耐性,倾向用时间换空间。

但习近平 2012 年上台和权力基本稳定后,2014 年提出要「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权」。于是,有主理港澳工作的官员说:「香港回归那么多年,香港人的脑袋还未回归,必须加快创造既定事实,让港人适应回归。」还有官员在「雨伞运动」后说:「放弃香港三代人──刚毕业的大学生、仍在就读的大学生、高中学生。」何解?因为他们是社会运动的中坚分子,已「无药可救」。可见,加速管治的思维已占了上风。

其二,北京认为「雨伞运动」之后,外国势力和外部势力日趋明显,甚至出现「港独」和「颜色革命」的征兆,危害国家安全。在官方眼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所以,通过《基本法》二十三条是北京希望尽快完成的心愿。

可是,北京的想法和香港的主流想法不同。北京的心愿,很多香港人认为是心魔。北京认为香港应该为国家安全作出贡献,香港主流民意不反对,但必须分清国家安全不等如政权安全,同时反对利用「国家 (政权) 安全」打压民主自由,更不应阻止政制改革。久而久之,这些分歧更大,导致官方近期的加压。

三、改变政策的部署

北京强调「一国」,港人强调「两制」,诉求不同,沟通不良,北京于是「加快创造既定事实」了。

首先是换马。长期以来,直接处理香港事务的港澳办和中联办官员,多数是长期跟进港澳工作的,其中不少更是由开始工作就跟港澳打交道,有人称他们为「知港派」。例如前港澳办主任张晓明,1985 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港澳办;前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曾在香港与内地来回几次,由基层委员会到当上主任。其他前港澳办主任,例如廖晖,承接了父亲廖承志的不少关系;还有王光亚,2003 年就以外交部副部长身分进入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这些官员虽然代表中央的利益,但行事时也会考虑香港的实际情况。

可是,习近平上台后,这类官员慢慢被视为「优柔寡断,执行中央指示不力,或者效果不善」。所以,张晓明被降为副主任,王志民被免职。取而代之的分别是夏宝龙和骆惠宁,均是退居二线的省级干部。前者获安排到全国政协当副主席兼秘书长,后者获安排到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当副主任。但两人突然再上前线,而且负责十分敏感和重要的香港工作,他们过去与香港工作交集甚少,基本上不了解香港,更不知道《基本法》的前世,能胜任吗?

众所周知,只有习近平才能作此决定的。这除了因为夏、骆二人跟他关系好和取得信任之外,还有两个奥妙之处。首先,两人都是被习近平从二线升回第一线的,享受「政治第二春」,他们感到习近平对他们的知遇之恩,必定鞠躬尽粹,比「知港派」更忠心实意地执行习的指示。其次,两人都不熟悉港澳,不会有「知港派」的「畏首畏尾」,「中间落墨」,「进退失据」,那么,中央和习近平更可以垂直领导香港事务了,这样更有效率。

这里还有一个观察点。目前,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是韩正,但韩正的角色日渐消减;至少在港澳工作的曝光率,韩正不如习近平抢镜。以去年上海「进博会」为例,林郑突然接到通知,习主席召见。这种临时性的安排在中国官场并不常见。接见时,公安部部长赵克志首次出现,这才能证实赵克志已是这个小组的第五名副组长,打破一般「一正四副」的规格。

本来,这次接见可以视为有工作需要的「见缝插针」,但事前官方已公布,韩正将于两三天后接见林郑。习近平为什么要提早召见林郑呢?有什么事情不可以让韩正跟林郑说吗?外界不得而知。其实,这种召见是一种政治化学元素,显示习近平在港澳事务上的决定性角色。

相关的部署还有很多。例如香港警方和内地公安平时已通过中联办之下的警联部沟通,但在「反修例运动」期间,忽然有消息传出,警方跟深圳法院之间有一线网络专线。警方解释,这是为一宗跨境案件作证之用,避免费时失事,案件结束后专线就会取消。这种解释可以说得过去,但人们又问,这条专线被传媒曝光后才不能否认,那么是否还有其他未被曝光的联系?这条专线又是否真的在结案后取消呢?

除了保安工作,香港政府部门跟内地相关部门的直接沟通,也打开了快捷之门。过去,两地政府部门的沟通多数经中联办代转,但林郑月娥担任政务司司长时,主张港府部门可以跟内地相关部门接触,直接交流业务,节省时间。从效率而言,确有改进,但这样做又会否伤害「两制」呢?因为交流业务很容易产生「黑洞引力」的效应;内地的相关部门多是中央部门,而香港的政策局只是局级单位,交流往往变成请示。举例说,国家教育部对香港教育的影响已愈来愈大了

四、为何选择这时出手?

上述部署和人事安排是长期和衔枚疾走的,但为什么中央选择在这个时候左右开弓呢?我想,有三大原因。

第一,今年九月将进行新一届立法会选举,泛民乘着去年区议会选举的大胜余威,正朝向三十五或更多议席的目标进发。有关方面进行截击,也许可以阻止泛民的气势,协助建制派争取中间群众,甚至创造罪名,必要时可以取消某些泛民人士的参选资格。

第二,北京担心如果泛民在下届立法会取得过半的优势,将有更严重的后续影响,港府施政难以推行,还会影响下届特首选举委员会的构成。与其冒更大的风险,倒不如现在就快刀斩乱麻,加快种种压力,为日后的长远稳定铺路。所以,近期有传闻说,倒不如趁目前立法会仍在建制派主导之下,在七月前强行通过《基本法》二十三条,那就一了百了。

第三,肺炎疫情现正在全球肆虐,很多国家都忙不过来,更无暇理会香港,所以北京认为可趁此混乱之际,出手打击泛民,巩固官方和建制的实力。

去年「反修例运动」出现后,北京确曾担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进一步介入香港内部事务,但观察一轮后,却发觉不足惧。即使美国扬言,如果北京遏制香港民主自由,就会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于是,中国只有在贸易战谈判中给予美国经济利益。结果,先后三次,美国取得利益后就不再提香港的民主自由了。后来,美国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但北京感到美国始终没有具体行动,而且,美国在港有一千三百家公司,美国侨民八万五千人,评估利害之后,北京于是对香港更强硬了。

如上所述,北京基于强势和斗争心态,将会加强由上而下的大家长政策;加上港府官员早已倾向「一国」,对「两制」近乎放弃。再看自从香港回归以来,大陆已大幅影响甚至控制香港的经济和传媒,自我制约愈来愈少,「一国两制」现已半死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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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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