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络动员到生活自主,一旦新的市场模式和交易关系确立,则日常生活革命便不再是空谈

2019 年 10 月 19 日,市民发起蒙面人链活动,有市民戴上小熊维尼的脸具走过铜锣湾。

摄:陈焯煇/端传媒

网络平台在政治动员上的强大作用,连月来已有不少讨论。其重要意义是不再依赖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令参与者能更自发自主地行动,在运动中找到各适其式的参与位置,并在「无大台」之下仍能有效决策。

化整为零的动员策略亦更具弹性,令官方操控和打压的难度大增,但与此同时,运动方向和结果难免亦变得无法触摸。

由此看来,网络平台比较适合进行短期集体行动,协调群众一起进行某种即时或快闪活动。但对于如何从事长期联系和组织,让参与者能进行更细致和紧密的分工,履行更专门和繁复的任务,并且达成更长远和全方位的目标,似乎存在不少困难,现阶段仍言之尚早。网络动员似乎更适用于街头抗争,却未必有力凝聚成长期的组织力量。

但我们应该期许的,是随著网络平台的功能日渐扩大,人工智能变得愈来愈「聪明」,能覆盖的组织和管理范畴与日俱增,「无大台」的决策模式将能解决更多集体需要,深入和紥根于日常的具体情景中,并且让普罗市民更易参与其中。有趣的是,这一想像,去年就曾出现在一部政治预言般的电影中。

《逆向诱拐》的政治预言

黄浩然的电影《逆向诱拐》(2018) 改编自文善得奖推理小说,作为一出侦探推理剧,故事主线遂落在一宗绑架和勒索案上。但主谋策划犯案的动机却非私利,亦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而要借助赎金来建立一个网络大同的世界,并且借此扭转香港的政治局势。女主角小儒开宗明义说要「改变香港命运」,政治预言的意味呼之欲出。

电影中描写一个名为 CHOK 的网络动员程序,由硅谷回流的 Zachary 发明。功能是网罗社交媒体的信息和贴文,分析出政治行动的最佳策略,鼓励市民在真实世界中参与实质行动,监督和抗衡现存体制。电影中展示的具体例子,是动员市民购买同一款衣服,然后参与一个保育维港的快闪行动。

正如我早前在《信报》的文章《网络动员:〈逆向诱拐〉的政治预言》指出,《逆向诱拐》的预言在一定程度上,已于 2019 年的反送中运动中实现。尽管 CHOK 在现实中仍未出现,但反送中运动中的 Telegram 和连登讨论区,却发挥了相当近似的功能。根据电影的描述,CHOK 将有赖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来代替人作出最佳决定;而现实中的 Telegram 和连登,则主要通过参与式的直接民主,来酝酿出群众的集体行动共识。

从政治动员到经济组织

而我个人更感兴趣的,是网络平台对广泛社会经济领域的潜在作用。

相比起政治是「众人之事」,现代经济往往被描绘成个体选择的总和。这在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还勉强说得通,但在高度垄断的成熟资本主义社会,大企业影响力无远弗届,集团利益盘根错节,根本已容不下太多个人化的经济空间。而经济学家所强调的个性化消费行为,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来,皆只能是为统治阶级涂脂抹粉的掩饰术。

企业化和集团化的经济组织,加上零散化和即兴化的消费行为,得出的结果不问可知,使市场讨价还价的权力极不平衡。消费者表面上是企业的衣食父母,但实际上只是早被驯化的宠物,在宣传营销轰炸下失去自我,随波逐流。

尽管与政治事件相关的消费者运动历史久远,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罢买英货,中国抗战前后的罢买日货,到印度争取独立的不合作运动,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但这些事件毕竟是历史例外多于常态,难以植根于普遍的日常生活中,消费者的意识醒觉更多只是纸上谈兵。

在政治以外的领域,同样可追溯至十九世纪初,自英国社会主义先驱欧文 (Robert Owen) 以还,人们便在消费领域不断探索如何汇聚消费力量,通过组织消费者来推动社会经济变革,其中跨越国界的合作社运动是主要动力。假如政党是现代群众政治的主要组织模式,则合作社便是群众经济的主要组织模式,至今已有长逾 170 年的历史。

到了 1980 年代,在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下,传统的工人运动早已江河日下,相反如妇女和环保等新社会运动则开始冒起,消费者运动亦展开恒常化和持续化的发展。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农民处境的公平贸易运动,则成为廿一世纪最主要的运动分支,在对抗大企业与搭建另类消费和生活模式之间,取得较为理想的平衡 (注一)。

毋庸讳言,要集合异常分散和迥异的消费者并不容易。要在短期内动员对抗性的力量 (例如罢买),还算比较可行;但要组织消费者形成长期的促进性力量 (例如支持公平咖啡),便有赖相关批发及零售网络的建立,以及持续消费和生活习惯的培养。在具凌驾性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要另起炉灶实践另类消费,又谈何容易?

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

每当人们谈及「黄色经济圈」,著眼点或会先放在街头巷尾的小店,以及更具个人特色、小批量生产的手作产品。这些都是值得珍视的经济领域,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实体商舖难免深受地产霸权的制约,小店生意兴隆之际,不少收益到头来还是跌进地主的口袋。更不用说那些地铁上盖、集团垄断和千篇一律的大型商场,要谈消费者运动和日常生活自主,根本无从说起。

事实上,随著「网络 2.0」的崛起,新兴的「共享经济」正全面普及,Uber 和 Gogovan 等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但大大便利供应方和需求方的配对,促进产品和服务的高效率流通,而且毋须再受制于贸易中介的市场垄断,因此亦给传统资本主义运作模式,正在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

当然,虚拟和实体经济绝非截然二分,网络平台和小商户亦必须互惠互补,如此才有可能充分发挥消费者的力量,真正实现日常生活变革的可能。当代消费者愈倾向于依赖网络,来获取所需产品及服务的信息;但通过网购抑或零售点进行消费,也涉及千差万别的处境因素,暂难一概而论。简略而言,网络平台不但可以超越传统交易中介,亦有利将零散的小商户联系起来,而大集团连锁店则是两者共同对抗的目标。

从进口商品到本地生产

谈到消费者运动,除了前述的消费及零售领域,生产和加工领域其实同样重要。但问题是,套用马国明的名句,香港已成为「全面都市化的社会」。香港不但第一产业 (如水、电和食物) 所余无几,就算是第二产业 (即制造业) 亦已凋萎,日常消费距离自给自足正愈来愈远。

但撇取所谓「城市竞争力」的经济因素,产业结构本身已是个相当政治化的课题。我最常引用的例子是:香港其实同时拥有两个并行的「地产市场」——即「房地产」和「农地产」的市场。

在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下,前者被命定为「两制」的主要组成,华资中资地产商无不大力投资其中;相反后者则被理解为「一国」的专利,华资中资地产商无不囤积香港农地——并致力将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赶走,甚至令农地丢空长达数十年。同时由于内地大量农产品廉价倾销,遂构成「农地产」被剔除在「两制」之外的根本因素 (注二)。

除了农产品和我们的主要食物,在过去 30、40 年的香港,水、电的自给率亦大幅下降。这并不属于政治阴谋论的揣测,而是根据 2014 年的国务院《一国两制白皮书》第四章第四节:「确保对香港基本生活物资的安全稳定供应」,已清晰无误地指出:「受自然环境限制,香港所需的淡水、蔬菜、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资主要由内地供应。自 1960 年代初,内地开通供应香港鲜活冷冻商品的『三趟快车』,并建设东深供水工程以来,中央政府和有关地方全力保障对香港食品、农副产品、水、电、天然气等的供应。」

香港要实现自给自足难度当然很高,但提高社区层面水、电和食物的自给率,却非痴人说梦。即使是《香港 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2016) 的官方文件,亦曾提倡「 智慧、环保及具抗御力城市 」,虽看似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然而若再细看《新界北专册》附件中的示意图,确亦曾相当详尽地描绘太阳能板、雨水收集、智慧电网、废物收集及分类、转废为能、污水处理、湿地过滤、有机堆肥和都市农地等,在社区层面逐步提升抗御力 (注三)。

从这样一个社区模型出发,遂可实践真正具抗御力的城市发展策略。长远来说,香港更可逐步减低对内地和邻近地区的资源依赖,真正为这城市带来重新出发的可能。如此不但有助香港消费者重拾生活自主,亦更有能力抵御气候转变和生态危机的挑战。

从「无大台」到「无平台」

前述的文章于《信报》发表后,黄浩然导演找我聊天。据他描述,电影中的大数据专家原来真有其人,而且对推动社会政治变革充满热诚,「网络乌托邦」实非空想的电影桥段!我自问虽然对网络世界认识有限,但对共享经济研究却已有一定时间。其变革潜力固然大大开拓我们的眼界,但作为铜币的另一面,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值得关注。

网络平台一方面打破传统行业的运作模式,但另一方面却形成新的中介垄断,较传统市场的垄断情况更加严重。201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 (Jean Tirole),正是研究网络平台或「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 的先驱,其新作 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 深入探讨信息科技对市场结构的冲击,以及应否监管和如何监管的问题,可说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平台经济发展的吊诡正在于:供应方和需求方的联系愈趋紧密,则平台的角色反而渐次递减。若市场各方真能实现有效配对,交易成本能普遍和大幅降低,则不但平台本身的存在价值有限,连带主流货币作为交易中介的工具,本质上亦将出现重大的转变。试设想早在 2006 年的卖座电影《缘份精华游》(The Holiday),主角们在网上认识后交换住所作渡假屋,所反映的正是「沙发客」(couch surfing) 的互惠趋势,以及非货币交易的共享本质 (注四)。

从社区货币到加密电子货币

这难免让人联想到,一些在香港已推行多时的「社区货币」(community currency) 系统。其中较为流行的「时分券」(time coupon) 制度,乃以每人每小时的劳动为基础,作为产品和服务交换的准则。设立社区货币的原意,正是让市民毋须依赖港币作为「通货」,仍能在社区层面进行有效配对,交换日常生活所需 (例如你用一小时为我做蛋糕,我用一小时帮你补习)。这对位处主流市场边缘的基层市民而言,乃是重拾劳动尊严、改善生计的重要形式。

随著比特币的大行其道,「加密电子货币」(cryptocurrency) 已成为热门的投资工具。但究其实,加密电子货币亦是广义社区货币的一种,两者同样尝试在通货以外,自立交易中介的门户。追本溯源,加密电子货币的出现,正是力图回避主流经济和货币的制约,包括便利非法交易的进行,甚至是充当「洗黑钱」的工具等。尽管与传统社区货币的初衷大异其趣,但两者皆旨在摆脱通货的束缚,开拓创新的市场交易关系。

与此同时,在前述「 智慧、环保及具抗御力城市 」的领域,「区块链」(blockchain) 和「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的应用亦趋于成熟。涉及水、电和食物等生态环境相关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均可透过普及化的智能装置加以纪录、监察和反馈,有助社区、地区以至全港层次,循序渐进制定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的指标。普罗市民亦能参与其中,找到各适其式的实践方法。例如下图 Amalia Damianou 等所尝试展示的,正是由区块链和物联网打造的「绿色经济圈」构想图。

一旦新的市场模式和交易关系确立,则日常生活革命便不再是空谈。它在既有的地产霸权和集团垄断以外,建立另一个网络大同的世界;它甚至已超越政府所能触及的范围,打造一个民间自我管理的体系。由此「黄色经济圈」以至「绿色经济圈」便不再是口号,亦非欠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短期实验,它将进居为未来社会经济的核心结构。

无政府的网络大同世界?

这个无政府主义的虚拟世界,网络平权的乌托邦想像,到底何时才会实现?当这一天来临时,不但再无任何市场中介或网络平台,就连通货或许亦会正式载入史册,终极版的共享经济宣告实现,人与人之间再无沟通和交易的阻隔。但这不但涉及区块链和物联网等技术本身,更涉及背后掌握技术的尖端精英,对知识产权和经济体制的凌驾性操控,以及精英以外所有人的弱势处境。

有趣的是,上述议题早在 170 年前已经辩论过。当时作为无政府主义鼻祖的蒲鲁东 (Pierre Joseph Proudhon),曾致力成立人民银行发行替代货币,试图通过金融改革,令货币更能体现工人的劳动价值,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问题。此举被年青的马克思批判为「空想社会主义」,盲目相信货币改革对经济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社会不公平乃源于权力分布,货币只是反映权力分布的表面现象。

若单纯地相信技术革命就能带来公平,这乌托邦世界真的会出现吗?


注一:可参考拙作:《用消费改变世界:公平贸易@新社会经济运动》(印象文字,2012),以及《开放合作:释放香港社群力手册》(突破出版社,2017)。更详细的讨论可参阅我的博士论文:Entangled Trajectories of Counter-hegemonic Transformation: Faire Trade Movement in South and East Asia (2017)
注二:邹崇铭、姚松炎:《香港在地农业读本:探寻生态、适切、低投入、社区农业》(土地教育基金,2015)
注三:邹崇铭:《城规·成亏:香港 2030+ 的非理性亢奋》(印象文字,2017)
注四:韩江雪、邹崇铭:《后就业社会:谁是科技贵族?谁的人工智能?》(印象文字,2018)

No More.

Published since September 1843
to take part in “a severe contest between intelligence, which presses forward, and an unworthy, timid ignorance obstructing our progress.”

肆零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