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结构下,他们本身就是管治问题,但同时又是管治联盟的核心;他们是香港沉沦的原因之一,但却大量列阵于「香港再出发」的队伍之中

2014 年 10 月 15 日,雨伞运动示威者占领政府总部附近的空间。

Photo: Carlos Barria/Reuters

香港政治近日迎来了几宗大事件,教育局长杨润雄高调批评考评局在中学文凭试一道有关中日在上世纪初关系的题目,更直接把考题取消;针对去年的反修例运动,监警会提交的报告中,又拒绝调查警察的违规行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更破天荒地「DQ」原内会副主席公民党郭荣铿主持选举程序的权力,委任陈健波主持会议;早前香港警方更一下子拘捕了 15 名温和泛民的成员,控告他们涉及非法集结。凡此种种,都大大冲击了香港既有的政治秩序,被认为是北京强硬治港时代的开始。

港府的这些动作,更有被中联办港澳办两办指挥之嫌。过去数月,中联办港澳办两办频频出口评论香港政局,港府对两办言出法随,只要两办认为香港有人和事「损害民族感情」,即使事件当中没有人违法,港府也会动用一切手段,试图惩罚涉事人。如果说昔日港府会担心太过紧迫的收紧言论自由会影响外资信心,危及香港的自由核心价值,那今时今日港府的政策已由避免寒蝉效应转变为刻意制造寒蝉效应,以此迫公务员、公营机构雇员等归队,寻求与北京完全政治统一。

这种名为「人心回归」的社会转变工程在澳门其实早已完成,现在则在香港加快进行。这种急剧的政治形势转变,在香港的反对派当中其实引发了一阵涟漪,新的说法则指出,其实北京现在在主动开启「揽炒」

中港两地如何论述和理解「揽炒」这个概念及其成因,对香港未来有重要的影响。要观察「揽炒」破局下的香港未来,就必须要先疏理中港两种不同的视角,及明白中港两地如何理解港人「揽炒」的动机。

中港「揽炒」论述

对于「揽炒」这种心态,中港两地有截然不同的解释。

近日,董建华和梁振英两位前特首连同 1545 名发起人,几乎集结了所有被北京视为忠诚者的人,成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呼吁拒绝「揽炒」和「撕裂」,及推动香港再出发。「揽炒」是香港政治术语,在广东话当中有同归于尽的意思。期待「揽炒」,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行为,因为这行为旨在损人损己。但这种不算很正常的政治行为,却是近年香港政治的一个重要主题。

先说香港这一边。在香港的一个流行说法,是「揽炒」已是公民社会退无可退下的唯一出路。虽然学者认为在这一年的运动前后,「揽炒」的具体含义和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回到这个策略萌生之初,抗争者希望透过香港对于中国的经济价值作为武器 (economic warfare),以换取政权让步,在收紧香港的自由上有所忌惮。

有研究指出,许多示威游行的参加者认为,一旦香港受损,中国大陆所受到的损失也只会更大,而香港形势已是无可再坏,因此「揽炒」与否已无分别。政治评论亦提出,香港人不怕揽炒,或是香港的权贵比一般人更怕揽炒。这当中包含了一种心态,就是广东话所谓的「斗大」,情况尤如两人驾车高速相撞,「揽炒」论者至少觉得香港人不会愿意先刹车

事实上,在香港的政治论述当中,长期存在著「中共很怕揽炒」和「中共不怕揽炒」两种论调,这两种论调其实和许多其他针对中国民主化的分析框架一样,尝试把中国简化为一个易于理解的集体。在那些论述当中,中共一时被描绘为所有事情的幕后黑手,什么政策都可以被理解为党国在下的大棋,连失误都饶有韵味。香港抗争当中,不时都出现这种情景:每一派都觉得另一派是「鬼」,温和派已和北京协商好要出卖港人,激进派也是中共派来盲动抹黑运动的卧底,这样的中国,自然不怕「揽炒」;但同一时间,中共又不时被描绘成外强中干的夕阳帝国,随时都会「支爆」倒下,官员都要透过香港走资,国内经济又要靠香港的特别地位来帮助维持,这样的中国,自然很怕和香港「揽炒」。

两种分析路向本身存在一定矛盾,又交替在本地的政治论述中被提出。但两种说法都尚未有很强力的实证支持,要避免无标准的自由心证,政治分析者实有需要提出很强力的证据去作说明,例如去回答香港的金融角色和进出口港的作用对中国经济的实质贡献有多大,或是论证中国如果没有了香港,第二选项是什么,而两种选项差距有多大。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对「揽炒论」的反应,可能更值得玩味。从近日香港政局动向来看,北京显然并没有被吓怕,反倒加快收紧香港各方面的自由

在政治上,北京针对香港「揽炒」倾向有两个回应。第一,是在政治上强硬应对,把香港反对派在政治上的决战企图,视为一个国家安全威胁,为此不昔动员手上的各种资源,由法律到公共行政层面上,全面封杀香港反对派,此为高压手段。同一时间,北京也在出台「怀柔」的政策,希望在经济搞好香港,例如,北京正在加快推动大湾区的融合。这样一可令香港和中国变得更加紧密,二来也期望在经济上重振香港,推动发展以减缓香港社会怨气,也让香港继续发挥帮助中国大陆建设的作用。

在「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的宣言当中,亦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香港问题被定义为要抗暴和搞经济,一旦香港把「黑暴」都成功压下,让经济重新发展,就是一种再出发。由此看来,如果「揽炒」的定义是北京要在政治上收紧香港的自由,从而毁灭反对派,那么,北京绝不介意;但北京仍显然希望挽回经济上的「揽炒」。以现时北京的态势而言,应对香港的药方,其实算是「经济拔高、政治强堵」。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揽炒」情绪?

但到底这种「经济拔高、政治强堵」的策略,能否缓解香港社会遭遇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理解内地对香港问题的分析视角。

在中国大陆,有几种针对香港的「揽炒」倾向的分析。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是把「揽炒论」批为一种失心疯的表现,是被英国长期殖民至数典祖忘宗的结果,令港人在中国和西方意识形态对决上站在了西方的一边,极度仇恨祖国。所以香港人政治上的诉求,都是由殖民教育洗脑洗出来的结果,不需要被重视。但这种「殖民情结」的解读显然太过简单粗暴,并不能有效解释香港实质的政治转变。

香港排斥大陆的现象在回归许多年后才成趋势。在 2008 年下半年,港大民意调查计划进行的身份认同调查显示了,愈来愈多港人自认为是中国人,比例达至历史高峰。其时,香港已回归超过十年。当时针对香港认同的研究更指出,「香港人」和「中国人」这两个身份已慢慢由两个互相平行的概念,演变成高度混杂。因此,香港后来的反中情绪,无法单靠「殖民化」假说来解释。如果殖民化假说能成立,那为何在回归早期它没有发挥作用,反而是在港人国民身份认同已逐渐加强之时,突然来了一个反转?为何在回归初期较浓厚的爱国氛围中成长的年轻人,反倒比在殖民地时代成长的上一代,更疏远于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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