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中国人、武汉人——你也不知道,下一次是否会轮到你自己

2020 年 1 月 23 日,春节前的北京,一名警察在广告前站岗时戴著防护口罩。

Photo: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华人=鼠疫」的 1900 年

一百多年前的美国旧金山,在腺鼠疫的威胁下,市政下令把整座中国城严严实实地封了起来。

腺鼠疫 (Bubonic plague) 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的其中一种,鼠疫杆菌 (Yersinia pestis) 一般由小型啮齿类动物身上的跳蚤携带,并在密集的居住地四处传播。被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叮咬后的人,会被细菌侵入淋巴腺。历史上,腺鼠疫曾经在多个地方的文明里写下了记录,让 6 世纪的拜占庭帝国面临崩溃,更在中世纪的欧洲杀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那么,1900 年旧金山的鼠疫,为什么又特别针对中国人和中国城?

19 世纪末,在中国华南地区爆发了腺鼠疫疫情,法国人亚历山大·叶尔辛 (Alexandre Yersin) 从香港的病人身上分离出了致病菌,并以他的姓氏来命名。1899 年,有两名香港腺鼠疫患者乘坐轮船抵达了旧金山港、并在天使岛 (Angel Island) 上被隔离、最后死去,并没有爆发疫情。然而,轮船上寄生的老鼠,却很可能保留了鼠疫杆菌。这些老鼠随着货箱和行李混入了旧金山,并在不经意间引发了疫情在中国城的大爆发。

恐惧立刻在旧金山开始蔓延。随之而来的,是将「中国」以及「中国人」划上了等号。不顾华商群体的反对,更罔顾底层华人劳工的感受,旧金山市政宣布在中国城周围建立岗哨,将中国城直接「封城」,切断食品供应,并挨家挨户排查病例并强制消毒。关键是,所有的一切行动都是针对华裔的,欧洲人后裔并不受影响。而华人家庭为了不让这些「狼检察官」(wolf inspector) 发现、导致人财两空,会把家中的病人藏起来,这又加剧了病情的扩散。

「中国人=鼠疫」,在那个年代,用疾病将一个少数族裔污名化,可谓是「排华」的大背景的反映,也印证着美国人对于华裔移民「肮脏」「易病」乃至「虚弱」的印象。但讽刺的是,因为中国城被「封城」,他们请不到小工和厨子——当时旧金山 60–80% 的家政服务是由华裔提供的。商界积聚的不满和邻州「关闭州界」的威胁,让旧金山和加州不得不向联邦政府求助,从疾控中心派来官员方才开始真正解决问题。

然而,「肮脏」与「疫病」的背后,折射的是华工群体整体的社会地位——中国城常年过度拥挤、居住条件糟糕,鼠患横行,为疫病创造了传播的条件;而美国当局对于华人群体的歧视与打压,又客观造成了华人群体的不配合,没有文件的非法移民不得不在潮湿肮脏的阁楼甚至地下室里蜗居。这些都不是将中国人「封」起来可以一朝一夕解决的问题。

2020 年 1 月 27 日,武汉的一个家庭望出窗外。

Photo: 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疾病中的地域、族群、阶级

面对传染病威胁,封城并不是什么罕见的措施。然而,与「封城」随之而来的,是更多讳莫如深的恐惧,乃至莫名其妙的责备。面对新型冠状肺炎的肆虐,许多人不去就事论事地责备武汉政府处置不力,反而将矛头对准了普通市民甚至是中国人。

「都怪武汉人」「谁叫你们不乖乖呆在家里」,甚至指责患者因求医无门而四处奔波,「得了病还到处乱跑」。在中国国内,河南、湖南省界一些民众,自发地将两省交界的道路毁坏或者用大石块拦住;在香港和台湾,不乏言论表示,应该禁止全部大陆人进入,要对中国大陆「全面反向封城」……

将病和特定的人群划上等号,是地域、族群、阶级矛盾的反映,亦加深了族群和阶级矛盾。疫病本来就是一种「失常」的存在,有时候是「外来」的、「侵入」的,天生就带有与「他者」捆绑的趋势。

从梅毒在各个语言中的俗语就可见一斑:英国人称之为「法国病」,法国人称之为「意大利病」,荷兰人称之为「西班牙病」,俄罗斯人称之为「波兰病」,中东人称之为「基督病」……而「隔离」(quarantine) 这一词,最初也来源于意大利语 quaranta,即在瘟疫的威胁下修筑堡垒,将自己与「外来人」隔绝开来。

而在他者化的语境下,携带疫病的人、或者处于疫病危险中的人,都会被「非人化」。武汉人不再是人,而是行走的病毒,需要严防死守;而他们的需求、他们的困境,则被选择性忽视了。

这一方面和疫病本身的特质相关。人们对于疫病和死亡的恐惧,常常和对于病症的认知捆绑在一起。在结核杆菌被发现之前,肺结核 (彼时被称之为「痨病」) 是一种极度「浪漫」的疾病,而且通常是上层、文化阶级才会得结核病;济慈、雪莱、肖邦等鼎鼎大名的文化人,亦为此病增添了一份忧郁而神秘的色彩。

但当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将结核杆菌分离并培养出来、证明肺结核是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之后,肺结核的面貌一下就改变了。据估计,在 18–19 世纪,世界上大约有 80–90% 的人携带结核杆菌,只是有的并未发作。肺结核病人被送到遥远的山区进行隔离、疗养,一般人避之不及。而当西方世界卫生、医疗、营养条件提升之后,许多人到死也不会受潜伏的肺结核的困扰,反倒是密集城市里居住的贫穷人口成为了肺结核的受害者。肺结核遂与肮脏、贫穷的生活捆绑起来。

2020 年 1 月 24 日,香港街上有不少人都戴上口罩保护自己。

摄:陈焯煇/端传媒

现代化下的「健康」理念构建,与不被纳入现代医疗体系的人

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恐惧和对传染病人的「污名」如影随形。不管是肺结核、艾滋病,还是甲肝、乙肝等,都难逃世人怪异的眼光,以及和「生活方式」的联想与捆绑。

在现代卫生体系和操作下,对传染病的大规模消除,成为了「现代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个人在「健康」与「卫生」方面的注重,成为了现代公民的天职。一个健康的人,理应保持干净卫生,生活检点,饮食克制,信任现代医疗手段,有病及时就医,等等。从公共卫生到个人卫生的转向,乃是新自由主义语境下对于个人的要求——一个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理应为自己的健康负全责;而健康则越来越成为市场上的商品,成为昂贵的「生活方式」,需要用金钱去购买。

但面对传染病的无力,有多少是「个人努力」和「责任」可以解释的呢?诚然,不打麻疹疫苗和乱吃野生动物自是咎由自取;然而,在海鲜市场讨生存 (又没有卖野味) 的小商贩呢?在消息滞后的情况下没有防护的医生和护士呢?有染病症状,却无力负担医疗成本、从而选择不去就医的低收入家庭呢?(虽然中国政府承诺会全面承担新冠肺炎的治疗,然而若是求诊结果只是普通肺炎,还是有可能花去相当大一部分治疗的成本,对于没有医保或者只有基础医保的群体来说是巨大负担。)

《外交政策》前日发文分析了武汉抗疫的难点——由于这种病主要攻击的是中老年、抵抗力低的群体,重症病人很大一部分原本就有其他的并发症或者累积的病症,这在低收入群体中更加常见。而这部分人客观上又更不易进行沟通,获取信息能力也更差、防范意识更低,也会更轻易被所谓的「中医/民间偏方」给迷惑。这些困境的成因很复杂,不是他们自己能够左右的。与其将指责放在他们身上,不如去思考如何才能够把他们也纳入现代医疗体系。

就像 20 世纪初在旧金山中国城讨生活的华裔劳工一样,他们所处的客观条件,成为了他们被瘟疫「污名」的原因。而这种带有种族、阶层的集体污名,为消除疫病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亦加剧了社会矛盾。

大疫当前,社会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扶持所有的群体,将疫病从整个社会中驱除,而不是划线了就完事——不管是物理上的 ,还是心理上的。因为你也不知道,下一次是否会轮到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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