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五六年官方的收编、重整和严控后,稍纵即逝的窗口期,对于中国媒体和整个舆论场意味着什么?

Illustration by Jialun Deng

追问政府责任、调查体系痼疾、普及公民权利与义务,这些唤起人们对于自由派媒体记忆的系列操作,在 2020 年 1 月底武汉疫情的报导中重现。与 17 年前「非典」不同的是,面对疫情的诸多疑点,众多自媒体和普通人,也在分享关键信息,启迪公众讨论。历经五六年官方的收编、重整和严控后,这一稍纵即逝的窗口期,对于中国媒体和整个舆论场意味着什么?新媒体环境下的专业媒体、自媒体和普通个体,又是如何争分夺秒拼接事实的?

新冠肺炎中的窗口期报导

在中国舆论场中的「窗口期」,是官方有限度地容许舆论监督的时间窗,往往是公共危机或丑闻曝光时的应激反应。在危机迫近、信息闭塞时,迫于公众需求和治理压力,官方高层决定开放「窗口」,媒体借机高频输出调查,激发纵深探讨。若当局认为舆论过于活跃、触及体制,便会重新加紧管控 (如封群删稿),关上窗口。

此次疫情的窗口期,始于今年 1 月 20 日,中央承认疫情并开始部署防控,攀升的病例数、神秘的病毒源、拥挤不堪的医院和求医无着的病人,迅速引爆舆论。

《端传媒》上一篇有关舆情的报导,《疫情与舆情十七年:被瞒报的 SARS 与被孤立的武汉》,已梳理过肺炎舆论的起始和初步发酵,本文不再赘述。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疫情新闻「窗口期」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疫情警醒期」、「舆情爆发期」、「深入反思期」和「深度问责期」,详述如下。这些真相拼接,著重于疫情现状与预测,信息披露与瞒报,官方防治措施的效果 (包括封城和衍生的地域歧视),救治现状 (包括「双黄连」争议),救援情况 (包括红十字会争议),细节可参考此处

1 月 20 至 22 日,「疫情警醒期」。

官方媒体聚焦当下如何防治,以报导高层、专家意见为主,辅以对医院的探访,释放「可防可控」的信号;市场化媒体追问瞒报问题和病毒来源,反思非典、揭露野生动物买卖,以及对比境外的防疫做法,质疑地方政府低估疫情、反应迟缓;自媒体和个人记录者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披露武汉政府和卫健委官员禁言、瞒报,防护意识淡薄。三者分野明显。

1 月 23、24 日,是「舆情爆发期」,之后三类信息源开始合拢,聚焦「封城」、「救治」和「援助」。

23 日凌晨,武汉发出「封城」通告,媒体旋即在次日曝光封城对民众的生活影响,反思封城能否见效。24 日除夕夜,大量来自武汉医护人员、就医病患的前线视频,以及物资求援、捐助、病情诊断和预防的信息跨圈传播,疫情恐慌加重,与官方春晚的祥和气氛分庭抗礼。

值得玩味的是,此时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党媒官媒也加入反思潮,批评武汉市和卫生部门疫情预判不够,过度压制舆论,呼吁切勿歧视疫区同胞,同时也积极报导治愈案例、散播「武汉加油」等正能量,显露出平衡官方和民间论调的矛盾姿态。

1 月 25 日至 29 日,为「深入反思期」。

媒体探讨继续深入,向社会趋势和体制机制发散,包括反思谣言处理、信息公开,追问援助走向,重查病原,思考地域歧视与粗暴管制,分析疫情的经济效应和国际影响,等等。确认政府瞒报,疫情已经且将继续挫伤经济、阻碍日常生活。

但此时,体制也第一次释放出收窄窗口的信号。

1 月 25 日,微信开始严控「谣言」,1 月 26 日中央确认李克强为「中央疫情小组」组长,负责宣传口的王沪宁做副组长。中国媒体业界指收到优先报导领导讲话和官方举措、批评报导需经中央审核的指示,数篇机构媒体的稿件也渐次消失。

虽然舆论场还在发酵,但声援武汉、歌颂医护人员和党员的声量渐长,官方「正能量」回归。新华社 1 月 28 日专访钟南山,称未有确切证明出现「超级传播者」,且春节返程对疫情的影响有限,试图安抚人心。市场化媒体以医生、病患、官员的口述拼接现实,而自媒体则站在披露信息、评判是非的前沿,接力转载被删的敏感热文。

1 月 30 日至今,是「深度问责期」,自媒体舆论再爆发。

30 日至今,各类问责信息涌现。除了央视早在 27 日做的对武汉市长的访问外,浙大教授王立铭发布的一条微博,以及一篇研究人员口述,也成为「问责」的导火线。随后,媒体追访中国疾控中心、武汉市政府、湖北省政府、卫健委等相关官员和专家,尝试拼接疫情上报的机制问题。但因被访者说法不一,互相推责,被网民戏称为「甩锅大会」。

值得留意的是,虽然窗口收窄,但深度调查依然井喷。2 月 2 日,《财新周刊》样刊上线,封面报导《37 位记者四万字全景调查:新冠病毒何以至此》,是迄今内地媒体中最为迅速、全面、深度的报导总结;南方周末也发文《独家专访:从发现到封城,武汉一线医护复盘疫情为何爆发》,完整梳理了武汉疫情爆发的来龙去脉。财经的文章《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更是以扎实的现场求证,揭露官方数字的虚伪。不少媒体的报导焦点,由自媒体的爆料牵引,由救治现场转移到红十字会等第二现场,但深度依旧。

但山雨欲来风满楼。2 月 2 日晚,中国互联网上流传各家媒体遭遇压力、被要求删稿的消息,删帖速度和广度加强。何时关闭,或许很快得以求证。

2020 年 1 月 30 日,武汉的医护人员正在将病人送上救护车。

Photo: 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详细的报导评议和舆论走向,可参见一线记者口述《媒体不死!武汉一线记者口述实录》,分析主流媒体表现的《逆行还是缺位?中国主流媒体的疫情报导表现》,和细描舆论场的《抗疫时期的中国舆论场》和《抗疫时期的中国舆论场:从局面到「人」》,本文不再赘述。

可以看到,市场化媒体长于观社会趋势、做深度调查,让文本说话,少议论;而自媒体补足了个人视角,提供颇具反抗和消解意味的反讽、批判。令人惊喜的是,这次微博成为爆料、热议的集中地,且视角多、尺度大。诸多爆料不仅为媒体报导作铺垫,而且延伸思考。

值得玩味的是,由此可见,官方媒体的两套话语,即「纸上的官气、网上的接地气」并行不悖。以人民日报为例,其纸质版仅在 21 号头版刊发习近平对于疫情的指示、在 25 日头版刊载两则防疫评论,且都不是头条。其 22 日、23 日、24 日、25 日的头版头条,都与抗疫无关。但其官方微博、微信账号每日更新官方数据和防治动态,推送实用建议,且善用图片、视频,提炼抓耳口号,是官媒自媒体矩阵深谙网络传播规律的缩影。

2020 年 1 月 30 日,武汉医院内的医护正在递送饭盒给隔离病房中的病人。

Photo: STR/AFP via Getty Images

体制如何「释放」窗口期?窗口期的边界在哪里?

窗口期的形成,与体制内部的运作逻辑及矛盾有关。学界认为,中国的政府治理可被概括为「碎片化的威权主义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即在中央政府之下,政治权力和责任分属各级政府,再依据功能分派给各大部门,部门职权不同,但常会出现权责交叉。这就意味着,中央和地方,同级的不同部门之间,存在模糊的利益地带,即使有政策方案,但往往仍需中央协调具体的执行步骤。如传播学者 Maria Repnikova 所述,媒体也可利用这些孔隙,指摘地方政府的办事能力。于是,媒体和政府之间形成了「有限度的即兴互动 (guarded improvisation)」,即在不触动体制的前提下,双方的关系夹杂着对抗、合作、协商和妥协,会因形势而调整。

在中国特殊的体制下,媒体是重要的民意输送渠道之一。据学者观察,由于缺乏民主选举,中国政府会在特定时刻容许媒体的批评报导,甚至容忍对抗性较弱的地方抗议事件,以听取民意,纾解民怨,平复争议,再加强「社会稳定」。

当今中国多的是舆论管制条例和宣传指示,缺乏对于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窗口期便成了实现舆论监督、激发公共讨论的良机。

据学者展江的观察,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肇始于 2001、2002 年电视媒体调查节目的勃兴期,随后在 2003 年初到 2004 年 9 月,媒体在非典、孙志刚案的报导中将事实报导与评论剥离,秉持新闻专业主义,加上官方的容许与鼓励,使舆论监督逐渐成为业界共识。此后,随着媒体市场化的成熟、互联网的拓展、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进,经过汶川地震、温州动车事故等突发公共事件和贪腐要案的试炼,中国媒体出产了大批高质量的监督报导。

但以此判断媒体可以「角力」官方,则过于乐观。爬梳过去十七年公共议题和突发事件的媒体表现,可见在官方严控下,窗口期的边界难料。

2003 年 4 月 25 日,SARS 期间一名北京警察试图阻止记者拍照。

Photo: Mark Ralsto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2003 年的「非典」时期,曾出现过两个窗口。

一个是在 2 月中旬,约一周 (2 月 14 日至 21 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等「南方系」广东媒体频繁更新疫情、反思体制。在 3 月两会时,媒体再次突围禁令,南都刊发对于卫生部副部长朱庆军《非典型性肺炎寻求国际合作》的专访。爆出疫情并未完全受控,但随后媒体遭严控、噤声。

第二个出现在 4 月初至月底,约一个月。4 月 7 日,《华尔街日报》与《时代周刊》率先曝光解放军 301 医院医师蒋彦永对于真实疫情的描述,逼迫官方通报病例,时任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开始去一线检查、探访,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商讨防治工作,免去卫生部长、北京市市长的党内职务。媒体报导随之井喷,日后引发热议的报导,包括央视《面对面》主持人王志采访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新闻调查》记者柴静探访第一人民医院的 SARS 病房、《财经》杂志的多篇调查,均是此时产生。五月后,媒体舆论监督仍在,正面歌颂渐占上风,后来随着疫情形势减缓,窗口渐关,但媒体也未受到清算。

2008 年汶川地震,官方禁令迅速下达,但又很快松绑,开了一周的窗口。

据社会学教授徐彬观察,由于情势危急,官方和民间迅速达成合力救灾的「危机共识」(crisis consensus)。也据 Maria Repnikova 的书中叙述,当时官方需要媒体与公民社会参与协调救灾,也希望维持正面的国际形象,而媒体需要官方言论,提供报导协助,两者各取所需。同时,记者抢奔现场,争取到了报导先机。

此时,大量优秀媒体报导产出,包括《南方都市报》的特刊《5.12 汶川大地震七日祭》、《南方周末》的特刊《汶川九歌——大地震现场报告》、《大地震现场再报告》,展现汶川地震发生时和发生后幸存者、救援队、募捐者的百态。当时博客盛行,韩寒等意见领袖参与发布物资求助信息,公众由「郭美美」事件监督批评红十字会的运营,反思民间组织、志愿者和捐助者角色,等等,启发公共思考。

然而在南都、南周、财经等市场化媒体开始拷问校舍质量及政府责任时,官方下达禁令,召回记者,处罚媒体。政府希望以「稳定」为重,并不希望舆论发酵,触及体制,而且地方政府希望着力重建,而不是耗力问责。在南方系被压制的同时,刊发《校园忧思录》、大胆拷问体制积弊的《财经》杂志,也主动停下了脚步,以免损害与中央之间的关系。

而在 2011 年 7 月 23 日的温州动车事故,窗口期在事发后维持一周。7 月 24 日,媒体在铁道部新闻发布会上质问动车安全系统为何失效、一截车厢为何掩埋等敏感问题,对铁道部的质疑与批评充斥网络,中宣部于 25 日紧急禁采,但直到 7 月 30 日晚的禁令,窗口期才告结。

2017 年北京驱赶「低端人口」、江苏响水爆炸,触及政府权责,即发即删,记者甚至难以接触信源,完成采访。但在 2018 年的疫苗丑闻,媒体和自媒体共揭疫苗供应商长春长生黑幕,窗口期维持了四五天,自 7 月 22 日微信公号「兽爷」的《疫苗之王》一文引爆舆论热点,到 26 日河南媒体收到「封口令」,但公众的讨论仍在持续。同样是 2018 年爆出的教育、公益和媒体圈性骚扰事件,媒体及独立记者联合受害者、专家和律师曝光丑象,引爆公众舆论,推动官方调整政策,不少稿件顺利存活。

官方对于窗口期的决策,是复杂的,动态的——既取决于制度逻辑和官员的作风,也取决于事件自身的严重程度、舆论的关注点和反弹度。但是无论窗口期是长或短,体制始终掌握最终决定权,而关窗的结局也是类似的:删帖,炸号,撤人,追责。

窗口期内外,信息环境的脆弱

在新闻寒冬中,媒体和公众抓住机会,合力求索,尤为珍贵。

这些年重创中国媒体的,首先是「房间里的大象」。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官方强化宣传与审查,为网络管制机构赋权,并将市场化媒体收编或重整,利用商业资本扩展党媒版图,规训和打压意见领袖,重挫公共舆论场。在无国界记者 2019 年的报告中,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属「状况恶劣」,在所有 180 个国家中,仅为第 177 名。

其次是技术变革令新闻行业走向转型拐点。如 2017 年发布的《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所述,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抢占市场,众多纸媒的数位化转型不畅,发行下滑,广告收入萎缩,盈利亏损。纸媒纷纷裁撤深度报导团队,压缩成本,新闻人大批转行,新闻专业主义也面临被边缘的风险。

但在这次疫情中,严肃新闻媒体积极记录、追问,试探管控边界,再次证明中国依然有众多职业记者,舆论监督并非消失殆尽。中国媒体人仍持续关注重要公共议题,拿捏报导尺度,更新表达方式,伺机发力。同时,优质调查报导出圈传播,公众号矩阵从不同视角发力,说明机构媒体的数字传播模式已经成熟,且在报导资源、报导体量、议程设置、内容的连续度和系统性上依然有竞争力。

不容忽视的是,此次疫情,也是近些年自媒体涌入并搅动公共舆论的缩影。不少前媒体人 (也被称为「新闻游侠」) 加入商业内容团队,在资本、技术和公共利益的共同推动下,催生介于新闻评论和原创报导之间的公共性、专业性内容,兼具新闻性和传播度。在机构媒体被严控时,这些占据细分领域自媒体和热衷公共讨论的普通用户,有潜力填补信息版图,为传播和报导提速,引爆舆论。这也和全球新闻生产走向专业媒体与公民新闻协作、融合和相互竞争的趋势相吻合。

当然,中国媒体的窗口期也是脆弱的,而且愈加明显。因为中国的信息圈,同时沾染了中国语境和世界环境的顽疾,信息环境不容乐观。·

在中国语境下,如上所述,官方态度捉摸不定、发言空间日渐僵化、新闻行业面临资本和人才流失。和民主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管控信息条例较多,缺乏专门保护新闻与传媒的法律,窗口期的作用往往限于适度地开放信息流动,建言献策。

更何况,野蛮生长的自媒体里,向来不乏兜售民族主义、以假新闻博眼球的案例,民众也因缺乏评判能力而被屡屡迷惑,成为「苔下韭」。例如此次甚嚣尘上的「美国流感阴谋论」、「香港抢大陆口罩论」、「基因战论」,都存在事实和逻辑谬误,但也不能阻碍其高效的民族情绪传播。

而且,与全球环境类似,中国信息圈假新闻和娱乐消费盛行,价值观撕裂,孵化出大量信息茧房和多个平行宇宙。

若两项叠加,如资深媒体人宋志标所述,「新闻已死,舆论僭越」。媒体整体的公共性萎缩,事实产能大不如前,即使众多声量合流,仅能争论冰山之上的信息真伪,无法触及冰山之下的暗流,包括「疫情场景的纵深」、「决策的内幕」和「关键岗位的应对」,等等。

在官方严控、资本入侵、舆论撕裂的当下,中国媒体和公众,是否还能持续发出深入体制、去伪存真的追问?经此一役,公众是否会持续为舆论监督、言论自由而呼号?都还要画上巨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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