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被期待的那种个体是——有用,能在 996 中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有用;但不需要自由,最好别有灵魂

2018 年 9 月 3 日,中国上海一所中学的操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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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8 日,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图书馆焚烧部分馆藏书籍的新闻 (原新闻发布于 10 月 23 日) 在新浪微博上引起一些知识分子的讨论,但很快就被删帖。

12 月 10 日,一则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在豆瓣、微博等网络社区传播。截图中一位四川大学的学生说,何伟 (Peter Hessler) 在该校的非虚构写作课程上与学生就国家主权、NBA 休斯顿火箭队经理莫雷的涉香港言论、欧美主流媒体是否「反华」、以及政府是否提供了准确的新闻信息等问题发生争执。一度有网民担心,这位在中国生活多年、细微观察中国社会的非虚构作家,会不会在教学第一年就被学校解除职务。

12 月 17 日,教育部对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的章程修订案的批复在官方网站公开,新的大学章程普遍强化了党委的作用,增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表述,又淡化了学术自由、学生自治的表述。

2019 年末,大陆网民为「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唱起哀歌。

膨胀的狂热与虚无

价值观虚无,与此同时,「政治正确」受到数字威权的赞许及鼓励。

虽然没有任何严谨的民意调查 (事实上这样的调查也不会得到许可) 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进行研究,但笔者倾向认为,中国越晚出生的年轻人越支持民族主义。

要追溯这一现象,需要先回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教育政策。

受天安门事件和「苏东波」的影响,80、90 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共产主义话语解决不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吸引力渐渐衰落 (而它重新崛起时已经变成了一种反建制的力量)。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确立,使得这种危机暂时得到缓解,并且一步步有序地构造中心化的价值体系。

从小学到大学,历史、政治和文学 (中小学的语文课) 课程中,意识形态宣教都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前者强调自清朝中期以来中国的衰落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复兴」,后者则以阶级话语去强调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之间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传承,并阐述邓小平之后的「中国特色」论。

宣教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抵御传统的共产主义者对现行体制「修正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在于抵御自由主义者对一党专政的批评。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梦」概念出炉,建基于「文化中国」论调的民族主义被进一步巩固,宣教体系也自然全力配合。

世纪之交,互联网刚刚兴起时,全世界似乎都有一种乐观情绪,认为信息传播效率的提高能促进交流、瓦解极权政治,新世纪前十年的发展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当时持乐观态度的人们忽略了一点:互联网工具受高度中心化的互联网大企业控制,这些大企业的生死存亡又高度依赖政府的许可。这就导致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运用互联网能力的差异。官方控制的电视台和报纸的确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但是党已经补上了互联网这一课。

一方面,后来的年轻人,其成长期恰经历了 2001 年 (他们刚上小学) 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的时期,令人对体制自豪的「标志」性事件是显而易见的,表达对国家的爱的热度不断攀升;另一方面,互联网自由氛围收缩,逆专业化及「公知」衰落同时发生,舆论的批判思维弱化,简化对立思维趋强。

而从 80 年代尤其是 1989 年以来,中国社会弥漫犬儒主义氛围。官方通过倡导「不争论」、「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发展就是硬道理」等论述,来回避其价值观上的虚无;与此同时,「政治正确」受到来自官方的赞许及鼓励。

2006 年 9 月 16 日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学生们在大学的军事训练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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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反基层建制

尚不清楚不满何伟的学生有没有正式向校方反映问题,也尚不清楚校方是否采取了某些行动,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大陆高校教师因被学生举报「意识形态问题」而遭到处罚已经不是新闻。

仅仅是在网上引起过讨论的,至少就包括湘潭大学的成然 (新闻传媒)、北京建筑大学的许传青 (数学)、贵州大学的杨绍政 (经济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翟橘红 (政治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史杰鹏 (中国古典文学)、厦门大学的尤盛东 (经济学)、电子科技大学的郑文锋 (创新创业) 等。

在上文所及的氛围中,学生举报老师的动机可以很复杂——也许是真的不喜欢老师的观点,同时希望达成某种功利的目的——例如电子科技大学的郑文锋,就是因为不同意让没来上课的学生蒙混过关,就被学生在 QQ 群「钓鱼执法」,被举报曾说过「四大发明不是创新」这样的话,继而被指责「历史虚无主义」。

后果却可以很简单——郑文锋后来被学校认定有「师德失范」行为,取消其两年授课资格,并停招研究生。

技术带来「逆专业化」,某程度上解放了知识的垄断,然而正如印刷术取消了牧师阶层在基督教和民众之间的「中间商」地位,互联网也取消了教师阶层在党和学生之间的「中间商」地位。

最高领导人永远出现在新闻客户端的页面顶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怒斥敌对势力」的片段悄悄混进由美妆博主和宠物主宰的视频网站,近代史变成了动画片「那年那兔」,娱乐明星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大谈「正能量」……这些都不是正常的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中共主动发力,以及市场主体在特殊的环境下做出的主动迎合、或被动求生的操作。

学生能从微信、微博上看到由「御用团队」直接传递的高层思想,而不再需要身边的基层教师们的教育,甚至反过来「监督」起了身边这些跟不上时代的「老顽固」。

只要有聊天记录或偷拍视频,学生们就能证明老师的言论有「路线错误」,如果校方不处理,学生甚至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召唤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召唤全国的「正能量网友」一起将敌人「批倒批臭」。

这并不仅仅是在形式上重回了反右、文革时的举报之风,在思维模式上也有颇多值得对照之处。文革当然是反建制的,但是它并不反对最高的建制——毛泽东本人;相反,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语录,各地的「造反派」就没有最根本的合法性来源。针对教师的举报行动,也有类似的「反基层建制」的风格——没有人去举报高级别官员,能被「打倒」的都是平常生活中最能直接接触到的群体。

从这一点来说,新时代的「小将」们远比举着红宝书的「革命小将」更加强大,他们虽然还不像半个世纪前的前辈们一样,时时刻刻把领导人语录挂在嘴边,也不需要坐火车搞串联——只要在手机屏幕上点一点就可以了。

2016 年 11 月 26 日,湖北某大学的女生宿舍,学生将衣物和床上用品在宿舍里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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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肉盾

体制本身也正在跟过去「划清界限」。

镇原县图书馆事件引起争议,固然有「焚书」的画面对于公众的朴素道德观造成的冲击,但更值得玩味的是,它声称焚烧的馆藏书籍,属于「非法出版物」、宗教类出版物和「有倾向性」书籍。

就在镇原县图书馆焚书新闻曝光前的 10 月 15 日,教育部也下文要求清理中小学图书馆,被列入清理对象的并不一定是没有取得出版许可的书籍,也包括了「危害国家统一」、「扰乱社会秩序」、「危害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等比较宽泛的要求。

尚不清楚此通知与镇原县图书馆的焚书是否存在直接联系——按照常理,能进入公立图书馆的书籍哪怕来自社会捐赠,至少也会有最基本的合规审查,纯粹的非法出版物并不会太多;焚烧的可能主要是涉及宗教和一些政治观点有关的书,然而这些书籍在过去几十年都是以合法的渠道出版的——但可以看到的是,当局针对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出版物「存量」的清理,已经在进行中

复旦大学素来有「自由而无用」的声名,新的学校章程删去了「思想自由」,舆论自然一片哗然,有已毕业的校友在社交媒体提出抗议,也有在校学生于 18 日中午在学校食堂集合唱校歌 (歌词中有对「自由」的表述)。教育部甚至为此修改了网站上的相关批复,去掉了所有被改过的条款的原文,只保留了新版本。

高校制订章程,是胡锦涛时期的教育部为 2010 年到 2020 年间的教育改革定下的目标,2011 年教育部出台了具体的办法,各高校在 2014 年前后陆续完成了章程制订并由教育部审定。但在那之后的五年又发生了很多新情况。习近平被确立为核心,党政分开趋势被逆转,企业、高校中党委的地位被加强……

以「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为目标制订的「前朝」章程,虽然发布还不久,但也已经变得不合时宜。2018 年起,各高校陆续开始修订章程,复旦只是「不幸」地成为第一批完成修订的学校之一,为即将到来的诸多类似行动充当了肉盾。

消解

体制自身推波助澜、互联网环境改变、青年思维变化……这几个趋势短期内恐怕还不会逆转;学生举报老师、莫名其妙的政策执行、自由表述的进一步消解,都是时代的表征,在这表征下官僚体制越发暴露其在「追随」上的灵活而在「执行」上的僵硬、教师阶层坍缩、知识话语失去原有的影响力、个体权力观发生扭曲……

恰如一些自嘲式评论所言,部分高校早就变成了章程修订后的样子,条文上的变化只是扯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失去的不仅是可兹培育的环境,它甚至失去了一部分追随者,换来了一批反咬者,而愿意为其心痛的人们,可动用的手段及资源却愈发寥寥可数。

或者,被期待的那种个体是——有用,能在 996 中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有用;但不需要自由,最好别有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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