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把每个人强制拉到了生命有限性这个沉重话题的面前。看似停滞的生活之下,人们重新审视彼此。爱情、亲情、作为邻里的你我,会以何种姿态面对生命之脆弱?

当亲密关系遭遇隔离

1 月 20 日,我带着孩子、公公婆婆回到深圳父母家过年。按计划,这将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忙碌假期。我们要和几年未见的几家亲戚团聚,让孩子见见她素未谋面的堂哥堂姐。年夜饭已经在酒店预订好。大年初五,一大家人会兵分两路,一号小分队将登上去泰国普吉岛的飞机。

这是一岁半孩子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从浴缸消毒液到防水纸尿裤,我采购了满满一箱物资。天知道我还花了多少时间浏览各大订房网站,才最终预订下那间公寓:装修审美合拍,房间和床足够大,有浴缸,有宝宝椅,有健身房,有被树荫遮蔽的露天泳池,出门即可购物就餐,步行三五分钟可以到达两处热门但又不太拥挤的海滩。我无数次在头脑里模拟这次旅行:悠闲的海岛生活,宝宝沉迷于玩沙子不可自拔,我可以偷闲每天享受一次泰式按摩。是的,我还准备了新的夏装,并为它们保持了近 10 年来的冬季最低体重。

另一路小分队的成员是我爸爸和公公。爸爸的心思我很明白,他更愿意回老家看望姑姑一家,和老朋友们叙叙旧。相比泰国,公公对这个没去过的城市更感兴趣。两人一拍即合,决定一块儿去玩玩。这个城市的名字是武汉。

接下来的故事情节你可能也很熟悉。最早被取消的是爸爸和公公的行程。除夕夜前一天,我们去酒店取消了年夜饭。唯一一次见到亲戚是在大年三十下午,姨妈和姨夫送来了两大包年货,他们没进家门,戴着口罩。宝宝只在小区楼下方圆 100 米溜达。我留下了一张照片,孤零零的她在追逐一只孤零零的小猫,周围是空无一车的大马路和卷帘门紧闭的商户。1 月 27 日,我们最终决定取消泰国的行程。一方面是因为担心「万一」,特别是回程航班受到影响,老人孩子吃不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早已没了度假的心情。

我不断地游荡在工作群、朋友圈、公众号、微博之间。这里面一部分是因为工作,但更重要的是,我无法克制自己去搜寻和阅读关于疫情的一切信息。把我卷入其中的不仅是不断增加的病例和死亡数字,更是那些扑面而来的眼泪和痛苦。在互联网上,泣血的文字自带音效,尖叫着冲进脑门。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我意识到我大概遇到了一点儿问题。日复一日,每天凌晨 2 点我还在刷手机,并且毫无睡意。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和先生发生了短暂的争执,然后迅速转入冷战。争执的导火索是家务事,但我很清楚这并不重要。我们都不想说话,沉默地刷新手机上的消息,一面酝酿更多的悲伤和愤怒,一面尝试独自消化它们。那一晚以后,我开始强迫自己抛开手机更早一点儿入睡,制止自己触碰某些信息,比如那个广为流传的女子为母敲锣求救的视频——我拒绝点开它,因为我知道声音如同匕首,能够轻易划破我筑起的情绪防线。可是在这以后,我又会问自己:这是不是怯懦的表现?

种种情绪并非是我一个人的困扰。我们每个人,无论身处哪里,都是这场疫情的受害者。很多人不得不放弃计划了许久的旅游、团聚;如果病毒得不到有效控制而传播开来,所有人都有可能被感染,这是共同的威胁;而疫情对经济的巨大破坏力则会让每个人不同程度地蒙受某种经济损失,甚至影响我们对未来生活水准的预期。

在这样一个典型的压力事件之下,我们处于一种集体性的应激状态中。1 月 26 日大年初二,心理咨询平台「简单心理」开通了一条咨询热线,300 多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志愿者每晚 6 点到 12 点免费接听全国各地的来电,提供心理疏导。平台创始人简里里告诉我,在过去两个月时间里,团队接待了超过 1 万人次的咨询。根据抽样调查,70% 的人来电倾诉自己被某种情绪困扰:人们焦虑自己及家人的身体状况;因疫情原因无法出门、被要求隔离,或是因生活节奏变化感到不安感和不确定感;部分来电者感到强烈的恐慌,其中少数人出现失眠、心慌心悸、食欲下降、肠胃不适等状况;还有一些人会因为感到对疫情无能为力,为自己当下的幸福而内疚。

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情绪,应激以各种形式渗透和表达出来,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家庭关系。疫情使我们被迫接受一个漫长假期,隔离又将我们和家人全天候地打包在一个空间之下。突然间,我们失去了工作、社交,只有家庭角色被急剧放大。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经验:成年后我们进入社会,开始有独立居所、独立的生活圈。很多人远离父母到外地求学和工作。我们事实上只在一年中极为有限的团聚时刻密集地扮演儿子和女儿。婚姻也同样如此。绝大多数人都不是「24×7」的妻子和丈夫。我们分享床和早餐,然后热切投入各自的职业和社交生活。一起吃晚餐都可能只是当代家庭的偶然事件。

然而,家庭却不得不成为我们在特殊时期所有的情绪的承载者。在「简单心理」平台上,除了个人的情绪问题,促使人们寻求帮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争吵或争端。社交网络上,人们慨叹,生活习惯、娱乐审美,世界观、价值观,两代人之间全方位地彼此不服。3 月,全国各地民政局陆续恢复受理结婚和离婚登记。从西安到广州,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到四川达州这样的小城市,你都能看到离婚预约爆满、离婚率同比剧增的新闻。

人类的情感和联结无法承受灾难的考验吗?我并不那么悲观。坏消息总比好消息传得快,但它们不是全部。

一些改变不像「离婚」那样充满能见度和戏剧性,它们悄悄扎根在人们心里。梦惜的老家在农村。从小,她总是听奶奶念叨农村有多苦,一定要好好念书,逃离这个地方。多年来,她把留在大城市作为人生的目标,长假出门旅游,春节回家团聚一两周,她没想过还会一口气在老家待上两个月。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她开始以一种成人的视角重新认识家乡:过去,每年短暂的回家像是任务,匆匆忙忙的心境下,感官留意的农村是不便与落后。一家人相处有团圆的热情,更躲不过刚刚接触的那份生疏。这一回,她无处可去,只能踏踏实实住下,倒是回归了日常生活本身。依然需要手洗衣服,烧柴做饭,双手长满冻疮,家人之间依然会争执拌嘴,但这不重要了。「在家里工作累了会和弟弟闹腾两下。」「妈妈时不时地打扰我工作,进屋来插两句话。」有时是因为做饭有了新点子要找人商量,有时是因为手擀面、包饺子有了进步想找人炫耀。琐碎中的绵密情感突然让她对重回城市感到很大的压力与孤独感,「密密麻麻的人,却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在家两个月后,她觉得「真的不能再待了」,因为「时间越长越离不开,越不想离开」。

大学生李必雨在家里上网课。有几位老师讲古代文学史,讲社会调查,讲杜甫诗,讲冯至、穆旦,讲西方哲学,讲外国文学。讲得有趣,父母也会在一旁一起听,听完也就有了话题可聊。老妈是中文系出身,说她上学时学宋词最喜欢冯延巳和温庭筠。老爸是美术系出身,翻出了之前西方美术史课本,给李必雨看他在上面写的笔记,讲他当年钻在宿舍里,如何在暖气坏了的时候裹着被子临摹《马拉之死》。

有一天,李必雨和父亲谈到学业和未来的规划,第一次袒露心声说自己以后有志于当一位作家,或是文学方面的学者,「名垂青史或者扬名立万才是人生价值的实现」。没想到父亲主动说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抉择。这是李必雨心里的长久疑问,她不明白,父亲有才华,爱艺术,为什么没有从事艺术创作,「我以为他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她私底下打量父母:当年的文青,如今的普通中年人,经济上的中产阶层,思想务实,缺乏「文艺气质」。

父亲告诉李必雨,他其实曾有过选择:到北京中央美院进修,去画家村当专职画家。他反复掂量:从事专职创作有可能有所成就,但大概率会寂寂无名;留在当地基层任教,生活平稳但是无趣。最终他决定追求可靠的经济来源,照顾妻子和孩子。他并不后悔这个选择。他的许多学生考上了中央美院和中国美院,这让他感到满足。李必雨突然意识到,从前她留意的是父亲「花大价钱买喜欢的古玩不征求我和母亲的同意」,「热衷于自己的社交圈子忽视了关心我和母亲」。她觉得父亲有些自私,「过于专治,有点大男子主义」,她从未看到过父亲充满奉献精神的一面。

直面骄阳

嘤鸣深感意外,那天中午,爸爸会打来视频电话,和她聊了一个多小时。今年,嘤鸣和孩子到青岛先生的父母家过年。父亲平时在青岛做蔬菜海鲜采购工作,也没回老家。父女同在一座城市,却因为疫情见不了面。

本来嘤鸣已经习惯了不见面。最近两年结婚生子之后,嘤鸣感觉到自己在心理上和娘家已经成了两家人。她是家里的长女,弟弟比自己小 10 岁。嘤鸣记得弟弟新生出院那天,她和姑姑、奶奶、爸爸、妈妈从医院打车回家。爸妈带着弟弟、奶奶,安排她跟着姑姑坐了另一辆车。回到家,爸妈邻居都围在弟弟身边。她一个人走进奶奶的房间,独坐在沙发上,无人问津。那是嘤鸣第一次感到失落。弟弟从小调皮,读书不用功,青春期以后更是常惹麻烦。嘤鸣是懂事的姐姐和乖巧的女儿,她不再向父母撒娇,流露内心的脆弱,也甚少感受到被父母呵护的幸福。17 岁,嘤鸣到外地上大学,父母很少主动给她打电话,但凡妈妈来电,也无非讲两件事:发愁弟弟惹了麻烦,或是抱怨爸爸喝酒。她的生活,无人过问。

疫情暴发,嘤鸣感到爸爸不太一样了。有一天清早 6 点半,他送来了四大包将近 20 种菜。他计划不要接触,把菜放在离他 10 米远的地方,让嘤鸣的先生拿了就走。但是在等女婿的过程中,他在车里睡着了。他刚在市场忙活了一通宵。

那天,爸爸打来视频电话的由头是他在午饭时吃到一根火腿肠。爸爸说,他想起女儿两三岁时跟着妈妈一起去刨人家剩在地里不要的花生,他就会买这种火腿肠送去给女儿吃。从火腿肠开始,爸爸一件一件地讲起过去的事情。嘤鸣出生的时候他只有 21 岁,还不是一个威严的父亲。他经常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带嘤鸣去市区的公园玩碰碰车、小火车、小木马。他去城里卖菜,会给女儿带一种牛角形状的红豆馅面包。晚上嘤鸣饿了,他会拿出夹有很多核桃的桃酥。上世纪 90 年代,他每月工资 180 元,花 11 元在市里的百货大楼买了一个最时髦的不倒翁娃娃。他还买过一辆后面带两个辅助轮的小自行车,嘤鸣是村子里第二个有这种车的孩子。他喜欢音乐,但是他小时候没机会学,他就给女儿买竖笛,买电子琴。

嘤鸣记得买电子琴那天,她从邻村放学回来,看着爸爸在门口站着,带着笑意,让她猜猜买了啥。事实上,嘤鸣记得爸爸说的一切,只不过久远的时光让那些爱的感受变得模糊,如同梦境般不真实。她很吃惊,爸爸原来也都记得。

电话那头儿,爸爸数度哽咽。「那些都过去了,我也长大了啊。」嘤鸣和爸爸说。淡定的背后,她终于可以确认,自己有爸爸爱。这么多年,嘤鸣跟别人相处很少提要求,「总觉得好像不配得到别人的爱似的」。「现在有爸爸撑腰,就连跟老公吵架也底气足了。」

分或是合,我们彼此关系的重大改变仅仅是因为「隔离」这种特殊的状态吗?

家庭成为我们在特殊时期所有情绪的承载者。

事实上,即使没有隔离,灾难也会对亲密关系造成冲击。社会心理学家们选择容易观察和统计的婚姻关系做了许多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极为混合的。「3·11」大地震后,日本的离婚咨询量大幅增加了 20%–30%。然而,2001 年「9·11」恐怖袭击后,纽约的离婚率是降低的。一项研究发现,1989 年美国飓风灾难发生的次年,南卡罗来纳州受灾地区的结婚率、离婚率和生育率都增加了。一种可能性是:灾难迫使人们重估自己的生活,甚至采取行动,对某些重大事件做出抉择。

改变的根本动力来自何处?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张亚看来,面对疫情,我们每个人都被强制拉到了生命有限性这个沉重话题的面前,不得不活生生地面对存在焦虑。不同的个体,看似在面对自己不同的问题,其实都是在面对存在本身的孤独与无意义感。

美国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隆认为,死亡的焦虑是生而为人的最根本焦虑,它会伴随人的一生。孩子从第一次感受到死亡开始,就会产生疑问和不解。而后,死亡焦虑会被压在无意识之下,直到青春期之后爆发。很多青少年会重新开始思考死亡,他们应对的办法包括玩暴力电子游戏、做叛逆的行为、看恐怖电影、冒险……而当我们进入成人世界之后,我们扭过头去,忙于事业名利,结婚生子,用琐碎的生活遗忘死亡,消解焦虑。

「我们大多数人不是主动投入生活,是被卷入生活的,在这个卷入的过程中,一旦期待和自己的体验不符合,便会产生各种烦恼——所谓的心理痛苦。」张亚说,「现代都市人都被迫在巨大的文明机器中运转,一不留神就被卷走,失去自我太容易了。从沉迷『吃鸡』到沉溺工作,从无止境地追名逐利到混乱的性关系,从活成『别人家的孩子』到上天入地作天作地,从不情不愿地结婚到中年婚外情,简单来说,如果你此刻的活法有太多身不由己的感觉,那有比较大的可能你在用没那么充分活着的方式来逃避死亡焦虑这个无处不在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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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梦惜、嘤鸣、唐彦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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