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 1990 年登顶玉珠峰,开启中国民间自主登山的先河以来,北大山鹰社在山难的挫折、商业登山的浪潮下,从未放弃自主的组织和攀登,那是年轻人对自由冒险精神的极限探索

进山途中吉普车过河时被陷,这里根本没有路,只能凭经验摸索前进。

疫情下的山鹰社

4 月的北大未名湖从未这般寂寥。湖畔一块约 15 米高的红色攀岩壁前空无一人。那是山鹰社的校内训练基地,也是北大校园内唯一一个学生社团拥有的「私产」。往年每周都有数十名 20 岁出头的学生在岩壁上上下下。如今因为新冠疫情封校,岩壁被锁在栅栏门里,只有鸟从上面飞过。

山鹰社是中国最著名的学生社团,也是中国第一个从事自主登山的民间社团。从 1990 年山鹰社登顶玉珠峰以来,每年登一座雪山成为社团 30 年来雷打不动的夏季项目。社员们需要自己选山,自己设计路线,筹集资金,还要全年保持体能训练,让身体拥有可以攀登高海拔雪山的耐力。2020 年 4 月,由于新冠疫情,社内的 60 多名主要社员还待在各地的家中无法返校,但训练并没有因此停止。

今年大四的龚宝琦家在宁夏,是目前山鹰社的社长。每周三天,他会像平常学校训练一样,晚上与大伙一起在各自家里做体能和力量练习。训练时,龚宝琦家的客厅被他「征用」,偌大的客厅只有沙发、茶几和电视,没有岩壁可攀,他就按照健身的教程,来回纵跳、深蹲、压腿。剃着寸头的他中等个儿,浑身精壮,穿上迷彩背心,不像心理系的学生,反倒像个军人。活动 45 分钟,做到下半程,他赤膊上阵,训练完后自己会累得「瘫倒在床上」。

他是在为今年夏天山鹰社攀登雪山做准备。高海拔的攀登需要充沛的体能,这仰仗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山鹰社平时有攀岩队,没有疫情时,几乎每周末组织郊游,有时从北大跑步到香山。为了满足雪山攀登对攀岩、攀冰,及雪上、冰上技术的要求,每年寒假还会组织两回冬训。」龚宝琦对本刊记者说。他加入山鹰社 4 年,因为规律而且勤奋地锻炼,入社后已经壮了两圈。

在商业登山盛行的今天,这套训练方式看起来有些「过时」,或者说不那么必要。山鹰社的老队员方翔告诉本刊记者,如今民间爱好者若想体验登山,通常的方式是交钱给登山公司,出发前参加些徒步拉练,了解攀登的行程,在山上跟着向导走即可。有向导开路、后勤补给,既方便,又安全。方翔大学毕业后,仍然坚持登山的爱好,已经上过珠峰的他,如今登山也要请登山教练。

「如果把商业登山比作坐车,山鹰社则始终要自己开车。」方翔向本刊记者介绍山鹰社所坚持的自主登山方式与商业登山的本质区别,「所谓自主登山,就是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攀登一座山峰,小到锅碗瓢盆、吃喝拉撒,大到组织一个团队、规划路线、搭建营地,都要自己完成。登山时,虽然有教练陪同,但登山教练只负责确认社员的决策有无风险。」

从 1990 年登上第一座雪山玉珠峰开始,30 年来,山鹰社一直坚持着这样的自主登山传统。2020 年的登山计划里,十六七名入选队员,每人身兼多职,在课余时间里或拉赞助,或做队医,或管装备。「往年的登山活动都有详尽的记录,比如管装备的人就要根据以往的记录和当年要登的山拉一个清单,需要的装备如果社里没有,再与拉赞助的队友一起想办法。」龚宝琦对本刊记者说。

自主登山意味着最大限度地自我选择、自我磨练。「即使现在,我们坐火车进藏也只买站票,30 多个小时的车程,铺上防潮垫坐在过道上,和 30 年前的前辈一样。」龚宝琦说。作为民间登山在中国最早、也最持久的实践者,山鹰社多年来在艰苦的训练和磨砺中,摸索着极限自由的边界,他们既到达过 8000 米以上的高峰,也得到过死亡的教训。

冲顶 8000 米高峰

山鹰社的成立源于 31 年前,北大著名冰川学家崔之久教授的一场讲座。崔老师是北大校园内的传奇人物,以前在雪山考察时,右手手指全部冻掉,在虎口开个口子,夹粉笔讲课。他在讲座中分享自己与冰川的故事,讲授雪山攀登对国民经济的意义。讲座结束时,崔之久提出两个疑问:难道中国大学生就没有一点儿冒险精神?北大学子就不能挑起这个重担?当时,讲坛下的学生李欣等人受到感召,决定成立登山社团。

在 1992 年之前,山鹰社是全国唯一的民间登山团体。那时候登山还是中国社会的奢侈品,普通职工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登一次山的费用却动辄几万元。一群完全没有收入的学生承担生命风险,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筹集资金、设计路线、备齐装备、登顶雪山,简直像天方夜谭。曹峻是山鹰社第一届老队员,他告诉本刊记者,那些年最麻烦的事就是拉赞助。国内对民间户外登山的认知一片空白,社员们拉钱只能去「闯」城里最高档的写字楼。「我们到国贸、京广中心、发展大厦等外贸公司多的地方挨个敲门,对那些大厦里的厕所竟然要放两卷手纸感到惊奇,毕竟那时厕所有手纸就是很稀奇的事。也是那时才知道有些大厦穿着短袖、短裤进不去,于是学着换上正装。」

愿意提供大量赞助的基本都是本国登山运动发达的外国公司。日本是东亚民间登山最发达的国家,有一家日本公司曾赠送给山鹰社一台登山用的摄影机,有的日本职员无法以公司的名义支持,就个人捐给社团三五百块钱。而本国的捐助多以和登山没有关系的实物为主。山鹰社曾在 1993 年收到 7 万包方便面,社长李锐就带头去宿舍、小卖部兜售,乃至蹬着板车到其他高校卖,一共卖了 5 万多元。

登山装备也是上世纪 90 年代的稀罕东西,即便有钱也未必能买到。山鹰社平时的攀岩训练,除了国家登山队贡献的一根专业登山绳外,其他的登山绳都是找生产尼龙绳的厂家赞助。攀岩费鞋,社员们就「搜集」同学们军训后不要的解放鞋。「地质系发的地质包,科考完就没用了,我们也向系里同学要过来。」1995 年加入山鹰社的肖自强记得,登山队需要一种既防水、耐磨又透气的雪套,在专业登山装备中很常见,但他当时联系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研究院的专家却以为在说笑,说「不可能有这种东西」。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求防水、耐磨的面料,得到一批实验剩下的面料后,又到北大外的农村找加工面料的作坊,改成靴子的样子,制成了山鹰社的「雪套」。

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1998 年山鹰社提出攀登海拔 8201 米的卓奥友峰时,被认为是一个极具难度的挑战。在登山界,海拔 8000 米以上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既代表着登山这项运动的荣耀,也代表着这项运动背后的极度危险。「在 8000 米以上活动时,人的吸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地面上吸一口气,在山上得吸三口。」曹峻介绍 8000 米的山峰被称作「生命禁区」的原因,「在极度缺氧的情况下,自主登山者不仅要开路、修营地,而且上升路程长,负重的物资更多,要走的距离也更远。业余登山者不能轻易涉足。」

但山鹰社坚持把攀登 8201 米的卓奥友峰作为北大百年校庆献礼。最终确定的 17 人登山名单里,几乎此前的每一届都有队员参与进来,共同向这个看起来不可能的目标前进。攀登卓奥友峰需要的物资量更大、更复杂,对外联络的工作也更冗杂,都需要社员们自己解决。「记得当时有一笔赞助分别找了三个商家,社员们先找瑞士户外品牌奥索卡获得一笔资金,然后找到杜邦公司得到一批面料,最后跑到南京,找户外品牌派格的德国老板谈,请他们把面料生产成专业的背包。」曹峻对本刊记者回忆,他是登卓奥友峰时的攀登队长。

最终冲顶的队员「几乎是在无氧状态下登顶的」。曹峻告诉本刊记者,专业登山队登 8000 米以上的山峰,需要每人一罐氧气瓶、一个氧气面罩,而山鹰社当时买不到专业的山地氧气瓶,不仅只能用西藏登山队用过的旧氧气瓶,再到医院输医用氧气,而且三名队员只有一个氧气面罩,输入的医用氧气的压强又只相当于山地氧气瓶的三分之一。三名队员在登顶前一天晚上轮流吸了些氧后,凌晨 2 点便将氧气瓶吸干。忍着缺氧的憋闷,他们第二天早上 8 点 10 分出发,一直攀登了 5 个小时,绕过像巨大台阶一样的积岩后,终于来到了宛如足球场的宽阔顶峰。天地豁然开朗,喜马拉雅群山就在眼前。

然而,类似无氧攀登的冒险,却在不久之后,令山鹰社经历了生死的考验。

自由的边界和反思

一个学生社团自主登顶 8000 米以上的山峰——这被认为是中国民间自主登山到达的一个顶点。方翔现在还记得 20 多年前,自己从电视上看到这条新闻时的震撼:「这帮『书呆子』怎么这么厉害?」后来考入北大法律系后,方翔选择加入山鹰社,希望「像前辈一样,追求『更高』『更险』『更难』」。这个选择甚至改变了他的一生——方翔现在国家体委工作,并在北大兼职教授户外拓展的课程,山鹰社的社员也时常向他讨教。本刊记者见到他时,他穿着山鹰社 2018 年登珠峰时的外套,帽檐上还带着灯。

但方翔在山鹰社最深刻的记忆,却是从一次重大挫败开始的。

2002 年,山鹰社的夏季登山选择了希夏邦马西峰。希夏邦马是位于西藏的一座山峰,海拔 8027 米。虽然海拔低于卓奥友峰,但希夏邦马峰的纬度更靠南,夏季气候更不稳定,降水更多,地形也更容易发生雪崩。虽然队员们选择了雪坡更平缓,海拔 7292 米的西峰,但相比攀登卓奥友峰用了两年时间准备,又有近 10 年经验的老队员加入,希夏邦马西峰只有半年准备时间,而且都是年轻队员。

不过冒险的魅力仍然吸引着年轻人。2002 年 7 月 27 日,登山开始。15 人的队伍分成三组,轮流前进,修建三个高山营地。修建营地时山上的天气很好,从准备冲顶开始,多雨的气候显现威力,山上的降雪多起来。8 月 7 日,走在最前面的 A 组队员翻过雪坡向上修路时,消失在了步话机的另一头。

第二天一早,山下的队员们赶到 C3 营地,发现空无一人,只有五件羽绒服。钢锅中的水是冰冷的,帐篷中的高山食品被乌鸦啄得到处都是。第三天,队员们往山里搜救时,看到雪崩的现场——大片积雪向下延伸 50 米到 100 米,有半个足球场大小,最厚处有五六米深。两面路线旗最先被发现,之后是风镜和手套,然后是攀登队长林礼清已经冰冷的遗体。原来山鹰社这次制定的路线没能避开易发生雪崩的地形,8 月 7 日雪崩突降,正在两个大石头间修路的 A 组队员被倾泻而下的暴雪吞噬,五名队员遇难。

希夏邦马山难是山鹰社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挫折。「当时大家都蒙了,只是机械地让做什么便做什么。」当时已加入山鹰社,但没有入选登山队的方翔回忆。学校把遇难队员家属安置在北大旁的酒店,得知消息的老队员赶回学校,指挥山鹰社的队员分成小组,为遇难队员家属提供服务。队长刘炎林回北京后,待在宿舍里。队友的死亡让他颓唐了许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

对自由的追求从来包含着危险,这在山鹰社以往的征程中早就有过暗示——1992 年登念青唐古拉中央峰时,登顶后四名队员从 C2 营地下撤,马上就要下撤到 C1 时,脚下的雪面断裂,四人滑下悬崖。队员拉加才仁头部受伤,血流不止。1993 年攀登慕士塔格峰,队员们又对高原反应准备不足,唐晓军因高原反应引起严重的脑水肿,险些丧命。如今已是广州登协副主席的曹峻回顾社团之前的种种冒险,觉得 2002 年前没有出事,绝大部分因为侥幸,但自主登山的魅力和之前的成功掩盖了这些危险信号,也掩盖了一个事实:「学生社团的经验和装备,难以抵御超高海拔冒险所带来的风险。山鹰社没有能力做这么高难度的冒险。」

方翔记得,暑假过后,队员们开始慢慢反思登山的意义。一些已经毕业离队的老队员也回到山鹰社,帮助社团走出挫折。山难后,已在国外工作的老队员唐元新回到学校,兼职体教部的教练,培训队员的攀岩技能。而当时正面临毕业的方翔原本就读法律系,也因为体教部招收教授综合技术拓展课的教练而留校,开启自己另一个方向的职业生涯。刘炎林记得,「那半年时间里,队员们经常会在 BBS 上讨论未来山鹰社的发展。而唐元新会不定时拉来老队员,把大家组织在岩壁下讨论以前的问题。他拿着提纲,每次选定一个主题,大家轮流发言。在一遍遍的讨论中,将选山、选队员等种种标准,一点点儿确立,2004 年还出了一本《北大山鹰社登山手册》」。

「兜底」的制度也随之建立。对自由的追求同样需要制度的约束。自 2002 年以后,山鹰社的登山活动需要得到登山协会、学校、家长三方的批准。登山必须配备高山向导,高山向导对整支队伍的决定,有绝对的知情权和一票否决权。而在登山前,冬训和暑期登山都要经过提交完整的计划书和安全保障方案,以及家长的同意书。答辩会制度应运而生。方翔说:「登山协会的专家与学校领导一起接受山鹰社的答辩,社员们在答辩会上根据专家预想的问题回答准备的解决方案。每次的答辩材料都有一本书那么厚。」

2002 年 9 月的山鹰社秋季招新有 400 多人报名,几乎是历次招新中人数最多的一次。刘炎林难以忘怀同学们对山鹰社的支持,「在操场拉练时,我们跑步的人把跑道都占满了」。

回到「最纯粹的体验」

2020 年春天,因为新冠疫情,山鹰社已经有三个月没像往常一样训练了。但社员们没有放弃为登山做准备。他们和社长龚宝琦一样,每天在家练体能,把凳子当陪练,跟着国外的训练视频练力量,甚至组成小群,每周定点一起做仰卧起坐,做完再视频讨论。

除了训练内容,讨论最多的就是今年夏季登哪座山。选择要攀登的山峰是自主登山最重要的环节——先由社内老队员们反复斟酌,再经过校方和国家登协评议通过。这次山鹰社的选山计划从去年 11 月便已开始。一开始大家倾向于博格达峰。这座山峰位于新疆,是天山山脉东段的最高峰,海拔 5445 米,虽然不算高,但岩壁陡峭,有垂直 1000 多米的悬崖,还有七八十米长的冰壁,需要相当程度的攀登技术。山鹰社曾于 2006 年登顶成功,但现今的新队员是否具备和当年老队员相同的攀登技术,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安全问题。

提出博格达后,山鹰社理事间的争议很大,担心技术不过关。为此还在寒假组成冬攀队,原本打算花两三天时间快速攀登四川的雪宝顶,专门锤炼攀冰技术,但因为疫情,冬攀和冬训都没有完成。理事们在家把三座备选山峰〔除了博格达外,还有中国最西端的克孜色勒峰和俄罗斯人曾登过的克客色勒峰 (音译)〕的优缺点列成一个表格,在群里讨论,最终一致转向尚没有中文名的克客色勒峰 6849 米的西峰。

「目前关于克客色勒西峰已知的文字材料,只有登山报告下的一个链接,里面只一句话,『西峰可登』。」龚宝琦说。他们观察谷歌地球上显示的地形和等高线,发现西峰的坡度缓,山脊连续,地形比较简单,可以修建大本营的地点离公路也近。「即使到现场后,发现西峰登起来难度大,主峰也有俄罗斯登山队上山和下山的两条路线可选,整体的可能性比较丰富。目前我们把俄语的登山报告翻译成中文,结合我们的一些分析,等新疆登协确认此山在注册山峰中,再形成详尽的登山计划书。」

自希夏邦马山难之后,山鹰社的活动以稳妥为上,没有再挑战难度大的新山峰。类似的共识在学生与学校间达成。学校坚持北大山鹰社应该继续办下去,但目标需要转变,暑期登山的目标调整为「大学生登山训练」。「就像国外很早就针对青少年进行的荒野教育。」曹峻对本刊记者说。

在社团休养生息的这些年里,全国的登山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商业登山渐渐成为民间登山的主流方式。从 1999 年青海登山协会举办玉珠峰登山节,到西藏正式建立登山学校,再到 2003 年王石登上珠峰,商业登山模式进入大众视野。

山鹰社为自主登山做着最顽强的坚持。方翔介绍,按照山鹰社的规定,教练并不能决定登山时的路线,需要队员去选择路线、修路、建营。对山鹰社的新人来说,选山需要翻找国内外的登山报告,寻访当年只把经验留在自己脑海里的老登山队员,查阅山鹰社现有的资料,仍是自主的学习。自 2005 年「五一」长假期间在四川新开发半脊峰训练后,山鹰社重新开始了「冒险」。2006 年进社、2008 年成为攀登队长的柳正对本刊记者说:「2006 年山鹰社选择了地形复杂的博格达峰,挑战技术型攀登,2007 年又挑战未被攀登过的甲岗峰,2008 年希望重返 7000 米。安全一直是底线。理事会选山有不同意见。有的理事质疑『选这种山出事了怎么办?』,希望挑战自我的理事就不得不玩命搜集资料,拿出可行方案,把反对的理事说服。」

但商业登山的兴起,对传统高校登山社团的影响已经明显显现。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除了北大山鹰社,清华、地质大学等高校也组织了登山社团,它们原本是民间自主登山的摇篮。但因为 2008 年后,专业的商业登山队和登山公司如雨后春笋,之后的三四年间,伴随户外运动和品牌的普及,除山鹰社之外,再没有一个高校登山社团采用自主登山的模式。「申请登山队的人越来越少。」柳正告诉本刊记者,「培养、留住骨干越来越难,近几年来,社里已经很少有三年以上登山经验的老队员,也少有再冒险的心思。」

在这样的局面下,自 2008 年以后,山鹰社选的山便更偏向于体验和训练。「登山只是载体,内核是为了让社员了解登山活动的内涵,培养自我管理的能力。」如今在国家体委工作的方翔告诉本刊记者,「因为高风险,民间自主攀登本身就不能普及。而山鹰社也早已不是民间攀登的领头羊,时至今日,它更多是民间自主攀登的精神图腾。」

然而,初创时对「自由」「自主」的渴望,却永远像潜藏的火苗,伺机而动。2018 年,山鹰社暑期登山选择了已有翔实资料和登顶路线的甲岗峰。当 7 月 22 日一行人爬过 C1 营地后发现,传统的登顶路线已被流雪和裂缝封堵。下撤途中,包括龚宝琦在内的四名老队员在新建的高山营地殿后,获得了「自由活动」的窗口期。正巧风雪停息,他们临时设计了新的路线,沿着一个悬冰川的上部,绕过第一个山头,顺着山脊线爬上第二个有巨大雪檐的山头。翻过下一个垭口,来到 6444 米高的顶峰面前。

那是一次计划外的冒险,是一时兴起的「犯规」行为。但两年后,回忆起那次「犯规」,龚宝琦仍然很激动。「刚入社的新队员只是跟着走,体会不到商业登山和自主登山间的太多差别,只有登了一年后,自己开过路的老队员,才能感受到登山的真谛。」龚宝琦对本刊记者回忆,「我们暴露在山脊上,两边望去都是深渊。我当时只想着一点点儿往上爬,那种精神紧绷下的心无旁骛,是登山最纯粹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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