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988 年开始,李致新和王勇峰用 10 年时间,相继攀登了七大洲最高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山的认知也从征服变为学会敬畏,与自然和谐相处

一名登山者在冰川上攀爬。

大学生选拔

「快跑!」走在队伍前面的教练转头大喊了一声,他的声音即刻被巨大的崩裂声淹没,所有人都惊了:整个远处的半山像泥石流一样塌了下来,汹涌地朝他们奔袭过来——「雪崩了」。队伍里的人都调头往回跑,原本在队伍最后的李致新、王勇峰和另外一个同学冲在最前面,身上的背包被瞬间扔了出去,逃命要紧。好不容易冲出了雪的包围圈,等他们回头一看,教练和其他几个人都不见了。

三个人来不及多想,赶紧扒。有两个人埋得浅,很快被掘了出来,然而其他两个人怎么都找不到,几个人在山上急得跳脚。李致新突然想到四个人用绳结连在一起,只要顺着绳结用力拉,拽不动了,就说明有人了。果然,扒到了一个背包,人是头朝下的,四个小伙子喊着「一、二、三」,将人翻过来,脸已经冻紫了。李致新拉过他的手就往怀里焐。之后又顺着绳子往前拽,将其他人救了出来。

这一年是 1984 年,王勇峰 21 岁,读「大三」,李致新比他大一岁,读「大二」,两人都在武汉地质学院 (现中国地质大学) 就读。这是李致新和王勇峰第一次正式意义上攀登前的预演练,结果就遇到了雪崩。前一年,胡耀邦访问日本的京都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同志社大学山岳会、京都府日中友好协会联名致信,希望能邀请中日大学生攀登位于西藏的纳木纳尼峰。那时,中国登山队没有大学生运动员,就想到在大学里面选。

对于登山者来说,雪崩是头号大敌,如果不及时将雪下的人救出来,冻伤是小事,因窒息丢了性命是最常见的——1990 年列宁峰山难,45 名队员中有 43 人遇难,被视为登山史上第一大山难,就是因为遇到了雪崩。因此,许多人在遇到雪崩逃生之后就放弃了登山的想法。李致新和王勇峰两个人却没有。王勇峰告诉我,那时,他对登山不是很了解,但从心里觉得登山是一种生与死的考验,他报名参加学校登山队就是想体验人在面临生与死的抉择时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当时,两个人都没想过,数年以后,李致新当了中国登山协会的主席,王勇峰则是中国登山队的掌门人。

在李致新和王勇峰两个年轻人的心里,登山是英雄做的事情:1960 年,中国登山队的三名运动员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和出色的技巧,从北坡成功登顶,首次完成了人类从北坡征服珠峰的夙愿,也在世界登山史上书写出属于中国人的灿烂一页;1975 年,中国登山队 9 人登顶珠峰成功,登山队员们还在珠峰顶峰竖起测量标杆,为不久后准确测出当时世界公认的珠峰高度 (8848.13 米) 起到重要作用,其中的女队员潘多同时成为世界上从北坡登上珠峰的第一位女性。「那时候我读小学 5 年级,潘多的故事家喻户晓,所有人都知道。」王勇峰说。

对于这支英雄的队伍,两个人并不陌生。武汉地质学院的师生经常在野外实习,在野外生存、登山方面都有不错的经验。从地质学院选队员也是老传统,1960 年中国首位登上珠峰的登山运动员就来自北京地质学院 (现中国地质大学)。一些老师虽然不是国家登山队的,却也曾是登山队员,执行过国家任务,还攀过珠峰。王勇峰告诉我,1960 年攀登珠峰的运动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有的是工人干部,有的是大学毕业生;到了 1975 年,执行珠峰攀登任务的则是部队的精英,「都是各部队表现最优异的,基本都是排长、班长。我们每天都跟这些经历过生死的人打交道,他们每个人都是英雄,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故事。我们当然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

1984 年这次大学生之间的选拔其实有意在为中国登山队发掘后备人才。选拔标准也跟以往不同,要求必须是大学本科以上。「当时中国登山已经不只是要征服高山,彰显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它还纳入了科考的功能。老一辈登山家们认为未来需要一批知识结构完备的年轻人为中国登山队加入新思想、新思维。」王勇峰告诉我。

王勇峰记得,他们学校报名的人数超过了 200 人。选拔非常苛刻,第一个项目是负重走路,每个人背 30 公斤重的物品绕着操场走半小时,一轮下来,人员少了一半;第二个项目是考察视力,视力在 1.2 以下的全部筛掉,只剩下了 50 多人;第三个项目则是去海军总院做低压氧操,即模拟海拔高度,让人在里面活动。到了 8000 米的模拟测试点,王勇峰一点儿反应都没有,感觉非常好。等到了 8500 米,他收到了一个纸条,打开一看他就乐了。是两道题目,其中一道题是数学题,问一加一等于几。这次通过以后就剩下 20 多个人,组成了登山队。

正式进入中国登山队是在纳木纳尼峰攀登完之后。当时中国登山队的领导觉得两个年轻人表现不错,就让他们留下来做队员。那时候,两个人已经看到登山的国际交流趋势,在训练之余坚持学外语,一个学日语,一个学英文,这为他们后来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奠定了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我们登山的时候,登山承担了两国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功能。」王勇峰说,1985 年登完纳木纳尼峰,胡耀邦接见了他们,随后,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也接见了他们。

去国外登山

「美!」在被问及热爱登山的原因时,这是李致新给出的理由之一。

在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的办公室内,李致新向我描绘他所经历的壮丽之美。他提到在南极初见文森峰的震撼:「世界只剩下了两种颜色,蓝天和一望无际的雪原。那时国内的冲洗技术还不行,显示不出南极的美丽,我们在美国冲洗的照片,两种色彩亮丽得就像铺在了眼前。」珠峰留在他记忆里的颜色则是粉色的:清晨 6 点钟他从帐篷里出来,整个山峰被薄薄的粉色所笼罩,周边的山峰都在脚下,像一把把竖起的剑,看得人的眼睛都像被洗了一遍。「我们拿着相机不停地拍,胶卷快用完了,只好再回到帐篷里换。」听着李致新描述,我自己就像掉进了美丽的雪山里。

文森峰位于南纬 78 度 35 分、西经 85 度 25 分的南极腹地,是南极洲最高的山峰,海拔 5140 米。1958 年,美国军用飞机在南极上空飞行时,发现了这座山峰,它的海拔高度虽然不算高,但相对高差比较大,山峰陡立、拔地而起,是一个冰雪的世界,没有生命,没有人烟,所以被探险家称为「死亡地带」。这是李致新和王勇峰两个人攀登的第一座海外山峰。

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国家色彩从高山探险中的逐渐消退,登山界迎来了以个人为中心的英雄主义时代。各个国家的登山者相继开始了对 8000 米高峰的探索,喜马拉雅迎来了自 50 年代以来的第二次「黄金时代」。在此前提下,1979 年经国务院批准,从 1980 年起我国对外开放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 8 座山峰,开展接待外国人自费来华登山和登山旅游的业务。

一名日本登山者从中国一侧登上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他在山顶挥舞中日两国国旗。

李致新是在 1985 年加入国家队的,他记得,这一年,国外来中国报名注册攀登珠峰的人数已经排到了 5 年后。在这个过程中,国内登山界意识到,不仅国外要来中国登山,中国的登山队也要走出去攀登国外的山。1988 年,一支美国登山队来国内注册报名,他们提到当年要去攀登南极的最高峰。「我们当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允许他们来攀登珠峰,前提是带着中国队一起去南极。」李致新告诉我。双方一拍即合。中国登山队派李致新和王勇峰来完成这个任务,理由也简单:第一,两个人年轻力壮,技术也不错;第二,南极的目的之一是科考,两个人都是学地质出身,能够辅助一起去的科研人员完成科考任务。

李致新和王勇峰两人是在美国的图书馆里看到文森峰的地图的。那时,国内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信息。他们先是飞到智利,从那里还要飞十几个小时越过德雷克海峡才能到达营地。飞机从智利起飞时正是夏天,他们想着应该穿什么衣服去,然而南极到底有多冷,他们也不知道,两人学着美国人的样子,鸭绒衣、毛线帽、高山靴,整整齐齐穿好,上了飞机。飞机是一架退役的军用运输机,小而破旧,且没有导航,只能依靠驾驶员的飞行技术。

与他们一起攀登文森峰的美国队员有四位。队长是美国著名的南、北极探险家麦克·登,其他三位是探险家柯瑞斯、工程师杰克,和攀登过麦金利峰的沃勒。临上飞机前,麦克告诉大家物资要分开放,如果飞机引擎动力不足,要先扔装备,再扔食品,保暖的东西万万不能丢。陌生、新鲜感和未知的风险,这些都增加了登山的探险意义,足够让两个年轻人兴奋。

1988 年 12 月 2 日凌晨,中美联合登山科学考察队中的中国队员李致新和王勇峰成功登上南极最高峰——文森峰,仅用时 7 小时 02 分,创造了最短时间攀登此峰的纪录。

在登文森峰之前,李致新已经于 1988 年在中、日、尼三国联合双跨珠峰中,从北坡第二个成功登顶,成为登顶珠峰唯一的汉族队员。但对这两个来自中国的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几个美国队友并不是太放在心上,多数聊天时都是四个人窃窃私语,很少会带上他们俩。李致新和王勇峰也不在意,以专心登顶来告诫自己。

登山首先要做的是将物资分批分次从一个营地运到另一个营地,当时,商业探险尚未普及,这些任务只能靠登山队员自己完成。去往 3 号营地的前一天,美国队友因为走错了路,背着物资和装备回到了营地,体力损耗巨大。第二天,只好由李致新、王勇峰、麦克三人先行运输物资到 3 号营地。在这个路途中,最危险的地方是一道高差 500 米的雪坡。由于飞机载重量的限制,他们带的装备很少,只能依靠装备交替保护向上攀登。

三个人拴在一根绳子上,麦克在中间,李致新和王勇峰在两头。王勇峰负责开路,李致新殿后保护。就在快要走出那道冰雪坡,绕过一道很宽的裂缝时,麦克突然滑倒了,李致新高喊一声:「快保护!」王勇峰头也来不及回,就把手中的冰镐猛地插进冰雪里,双手牢牢握紧冰镐,身体尽量稳住。几乎在同时,李致新只觉得腰间连接着三个人的安全绳猛力一拽,麦克的一条腿已经卡在冰缝里了。幸亏及时,否则他掉下去就会粉身碎骨,还有可能将王勇峰和李致新两个人拽下去。死里逃生的麦克感激不尽,连说感谢。

第二天,等他们三人从 3 号营地继续回 2 号营地取物资时,等在营地的美国队友们改变了之前的态度,他们左手拿着面包,右手端着咖啡前来迎接。吃了饭之后,正坐着休息的李致新发现,队友们又在帮他们解冰爪、脱高山靴了——队友们对这两个中国年轻人有了新的认知:灵活、精干。

这一年,王勇峰与李致新共同成为登上南极最高峰的中国第一人,世界第 18 人和 19 人。他们同时也创造了用最短时间攀登此峰的纪录。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才了解到,世界的探险家们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攀登地球上 14 个 8000 米以上的高峰,一个则是攀登七大洲的最高峰。「我们以前都只在中学地理课本里知道的内容,现在要去实现这个想法,想想都是充满想象力的事情。」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致新和王勇峰两人的命运被牢牢拴在了一起,他们后来被称为登山界的「双子星」:李致新果断、决断力强,王勇峰坚韧厚道,这些都是登山需要具备的宝贵品质。

李致新曾多次把他与王勇峰的关系比喻成「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这其实是一种绝对的信任和互相依靠。1997 年两人去攀登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在攀登到海拔 5300 米时,李致新脸色发紫,他一会儿抱怨冰镐太短,一会儿抱怨积雪太深,看起来是耍脾气,其实都是疲劳的症状,王勇峰把重的东西放在自己包里,一个人承担起开路任务,希望以此来减轻李致新的疲劳程度。极度疲劳是登山的大忌,也是造成山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攀登者出现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昏睡过去,如果没有人干涉就再也醒不过来了,最后会因体温极度降低而死亡。李致新非常清楚此时睡觉意味着什么,但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脑子里只想睡觉。没有办法,王勇峰跟他说只能睡 20 分钟,他将自己保暖的外套脱下来盖在李致新身上,每隔 5 分钟,就摇摇李致新,以防他真的睡过去。

有一次,李致新也曾差点失去王勇峰。1993 年,王勇峰参与中国海峡两岸联合攀登珠峰活动。在登顶之后下撤的路上,由于缺氧,他的右眼暂时性失明了,加上疲劳的原因,王勇峰远远落在了同登顶队友的后面。在经过第二台阶时,他一不留意,整个人都倒挂在了被称为「鬼门关」的珠峰第二台阶上面。王勇峰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翻过来的,他心里只念着一句话:「一定要回去。」大本营也跟他失去了联系,上山之前,为了精简设备,他把报话机留在了营地。整整 28 小时,大本营都没有王勇峰的消息,有人开始哭泣,认为他遇难了。李致新是第二天早上去单位上班时才知道消息的。他焦急地等待,直到大本营说找到王勇峰了,他才安静了下来,心里满满都是高兴。那时已经是下午 7 点钟,他骑着自行车往家跑,想叫几个朋友到家喝酒庆祝一下。当天下了点小雨,李致新连车加人都摔在了地上。他扶起车子继续骑,「你们知道吗?王勇峰差点死了!」他冲朋友嚷嚷着。

风险和挑战之间,登山本身也愈发吸引他们。「登山能够帮人们不断地发现自我,当你遇到困难、危险和考验的时候,需要你发挥智慧、人类的生存本能去开辟一条生路,开辟一条通向顶峰的路线。」从南极回来后,王勇峰和李致新把世界七大洲最高峰作为两人攀登的目标,并得到了国家体委的支持。这在当时是超出人们想象力的事情。「当时国内登山的人很少,大家只觉得它是一种冒险的事情,你跟别人讲对登山的喜爱和感悟,没人能够理解,不像现在,大家都知道登山是怎么回事。」王勇峰说,母亲很反对他登山,他只好赌气半年没有给她写信。那时,他们最喜欢的是跟国外的登山者在一起,一年有八九个月都待在山里,「我们都开玩笑说跟其他人不会聊天,跟他们却可以」。

1975 年 6 月 12 日,中国登山队运动员在北京集训期间,抓紧进行体育锻炼。

山的喜怒哀乐

在许多高峰大本营附近,都会有墓碑,比如说珠峰大本营就紧靠着墓地。所谓「墓地」,只是一些石头和石块堆积在那里,但每颗石头或石块上都有一些用冰镐刻上去或者石头划写上去的字迹,上面是遇难者的名字。每一个石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生命。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峰的山脚下也有这样一片地方,这座闻名世界的险峰下面,有数十座墓碑。每一个新来的攀登者都要经过这片墓地,警示你接下来将要面对的危险。

危险不仅发生在登顶途中,也发生在登顶之后的归途中。在李致新和王勇峰的心里,登顶之后安全回到营地才算登顶成功。「登山时你要有这么一个意识,下山最容易出事。」李致新告诉我,向上攀登时,登山者的体能相对较好,而登顶之后,体能消耗很大,注意力下降。疲劳、马虎、大意都会影响在山上的判断,如果遇到恶劣天气,就更容易出事。李致新提到有一年瑞士登山队攀登珠峰,「下撤时,从他们的位置已经能看到大本营,队员们还拿着报话机跟大本营通话,但后来他们再也没有音讯了。他们是在回来的路上因为方向判断失误,走错了路,没有力气返回了。在珠峰,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

王勇峰告诉我,山登得越多,内心对它就越敬畏,「山也是有喜怒哀乐的」。其实早在他们最初与日本登山队一起攀登纳木纳尼峰时,就听过类似的说法。「当时日本登山队的队长说山是有生命力的,有感情的,我听了非常震惊。」李致新告诉我,这种提法与他们最初登山的初衷完全不一样。「我们当时想的是去征服,征服山峰。现在想想,什么叫征服,如果登顶了就叫你把山征服了,那么遇到了雪崩和暴风雪,就是山把你征服了?你来不来,山都在那里。」李致新说,如今,每一次登山,他都觉得像是去访问朋友,「你从内心尊重山,山也会对你好」。

每次登山之后,李致新和王勇峰都会做总结。「许多人登山出问题,跟事前的准备有关系,很多遇到的困难和发生的问题,都能找到准备环节的漏洞。」王勇峰提到 1998 年,他跟李致新一起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峰的经历。乞力马扎罗峰是七大峰的倒数第二座,在此之前,两人已经相继攀登了珠穆朗玛峰、文森峰、麦金利峰、厄尔布鲁士峰。乞力马扎罗峰海拔 5895 米,屹立在坦桑尼亚的东北部,它的攀登难度不大,而且补给方便。与李致新和王勇峰一起攀登的是国内几个媒体记者。按照计划,登顶时,媒体将记录这一刻。一伙人临行前还设计了登顶的场景,即由李致新朗读海明威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开头一段。临行前,他们还特意复印了那本书,但行程不如人设想的圆满。

几个人到达大本营后,沿着森林往 1 号营地出发,没到一个小时,天空就变阴了,雨点噼里啪啦地掉下来。刚开始王勇峰还很兴奋,因为之前尚未有雨中登雪山的经历,结果雨一直下,他们身上穿的防雨衣居然没有效果,没过多久,从里到外淋了个湿透。大雨连下了好几天,雨水又密又急,形成了一条条白色的雨线。王勇峰和李致新最累,除了装备和水之外,还要轮流背一台媒体携带的 12 公斤重的摄像机。又冷又累,还不敢放慢脚步,因为向导告诉他们,天黑之前必须赶到营地,否则易遭野兽袭击。

因为过度劳累,王勇峰出现了高原反应。最后登顶期间,又遇到了暴风雪,风裹挟着雪粒,戳扎着脸,抽打着身体。精疲力竭的几个人在暴风雪里打转,四周茫茫一片,看不出任何区别。两个向导已经开始歇斯底里:「我们回不去了,要死在这里了!」好在王勇峰和李致新都比较冷静,依靠残存的直觉本能,一小时后,他们穿出暴风雪区找到了下山的路,此时大家都已筋疲力尽。「乞力马扎罗峰的攀登,对我和李致新来讲并不难,但我们因为准备不太充分,到了顶峰,又遇上暴风雪,弄得很狼狈。」王勇峰后来自己还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这趟经历,他写道:「在我十几年的登山经历中,登山始终是与冰雪联系在一起的,我也习惯了与冰雪打交道,但迎接我们的偏偏是暴雨……」

现在,经常有喜欢登山的朋友来找王勇峰探讨。王勇峰会告诉他们,在山的面前一定不能太过骄傲:「你就是一个爱好者和登山体验者,千万别把自己当成探险家,想去创造纪录什么的,否则一定会有教训。」

了解世界,了解中国

1999 年,李致新和王勇峰终于完成了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任务。「如果改革开放前的登山更多展现的是一种坚韧的精神,那么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探索则是走出海外了解更广阔世界的一个过程,与此同时,世界也通过登山了解中国。」

一直到 1995 年去攀登阿空加瓜峰,李致新和王勇峰作为中国登山队的代表,依然被外国登山者好奇和围观。李致新记得,他们当时刚到大本营,就被 20 多支队伍先后围观了,许多人都过来打听两个人的情况,当他们知道王勇峰和李致新曾经登上过珠峰、麦金利峰、文森峰时,简直是惊奇万分。两人的营地甚至成了「景点」,两人被拉扯着在帐篷前合影。有人告诉李致新,在他们之前,上一次黄皮肤的中国人到阿空加瓜峰还是在十多年前。这些都让两人觉得,他们不仅仅是攀登者,更是一种象征。

海外登山的过程,也增加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互相认知。上世纪 80 年代到美国后,李致新和王勇峰请美国朋友吃饭,王勇峰负责介绍中国的登山情况,李致新则在厨房里炒菜,十几个菜,上一个吃一个,等李致新炒完,菜也吃完了。起初,李致新觉得对方很没有礼貌,毕竟自己一点儿没吃,后来他发现吃完也是对方热情的表达,这让他觉得双方之间确实存在文化差异,也更激发了他去了解的好奇心。

攀登技术也在交流中不断进步。「我们最初学攀登时还没有安全带,都是教练教怎么利用绳子打结来解决没有装备的问题,依靠的是手把手传帮带的经验。后来去日本学习,我们才知道原来每种做法背后都有着科学的依据和解释,绳子为什么这样系,为什么不能那样打结?人体能够承受多大的冲撞力?日本在这方面都有详细的研究。」即使从现在的视角看,李致新也觉得国内的登山技术和理念与国外登山队相比仍有差距。「我们的优势在于强调团队作战,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两个人或者一支队伍的力量是很大的。」

国外登山家的精神也让李致新佩服。日本登山家山田升 1988 年与李致新一同完成珠峰双跨任务,在同一年底,他在冬季攀登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时因滑坠身亡。去世之前,他已经攀登了 9 座 8000 米以上山峰。「他是连续作战型的登山家,即登完一座山,不做调整,接着登另一座山。这种行为让我们觉得很震撼。在当时,我们国家登山队的成员每登一座山都会进行调整,恢复体力。」

李致新说,美国登山队则表现出了强烈的探险精神。1992 年,李致新和王勇峰与美国登山队一起攀登麦金利峰,在当时,由于面临暴风雪,李致新两人提出走一条相对安全的路线登顶,但被美国队员拒绝了,他们说那条路线他们已经走过,必须走最难的路线。「我们心里对自己也有底气,就同意了,最后登顶成功。如果说之前的攀登还具有地理发现的意义,大家想去人类没有涉足过的地方。现在的攀登,更多的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回归。」

王勇峰和李致新的攀登激情依然是挡不住的。当我问他们登山的魅力在哪里时,王勇峰回答得很朴实,他说登山登得多了,如果有一年不去登山,就觉得生活很乏味,特别没有意思。「登山已经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在 2008 年以前,每年几乎有半年时间待在山里。后来回到北京,很不适应,每到夏天就热得睡不着觉,但如果去有点海拔的地区,就能睡得特别香。」

李致新觉得登山让生活更有质感。采访他的时候,我们正在喝普洱茶,他问我:「你会觉得这杯茶味道好极了吗?」我摇了摇头。「如果在山里,你行军一天回到营地,会不会觉得这杯茶是顶级的茶?」我想了想,确实如此。李致新说登山让他对人生的态度、对亲情友情都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珍惜。他的记忆回到了 1988 年攀登珠峰结束后,当时他已经在高海拔山区待了半年时间,登顶之后,他们穿过协格尔镇回拉萨,刚刚下到海拔 4000 米时,他远远看见一棵绿色的杨树:「我那时特别想过去拥抱它,这是我半年以来第一次见到绿色,那种感受是对生命和生活的一种向往。登完山回到都市生活,干什么事情都有幸福感,吃什么都觉得美味,我年轻时就感觉好像没吃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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