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暴露了中国在动物疾病防控上的弱点,更揭示出中国政府治理体系的不健全,在这个体系之下,即使健全的监管也会产生坏的影响

11 月,北京的一个猪肉批发市场。在非洲猪瘟爆发后,中国的生猪存栏量在 2018 至 2019 年间下降了 40%。

Photo: Wu Hong/EPA, via Shutterstock

前不久,我回到一趟位于中国东部长江边上的老家,亲人们一如既往地用一顿好吃的欢迎我:清蒸鲈鱼、大闸蟹、炸河虾——还有红烧猪肉。我 84 岁的父亲负责猪肉,尽管如今猪肉的价格是一年前的两倍。这一次,他没能从我兄弟家弄到猪肉。到秋天为止,他还是村里最大的养猪户,如今,他养猪场里的 150 头猪不是死了,就是因为非洲猪瘟被宰杀了。

2018 年 8 月初,辽宁沈阳首次报告了非洲猪瘟病例。到 2019 年 8 月底,中国的生猪存栏量下降了约 40%。2018 年,中国的生猪存栏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仅那里的疫情就导致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生猪死亡。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李德发表示,截至 9 月底,猪瘟已造成约一万亿元 (约合 1410 亿美元) 的经济损失。中国著名的猪传染疾病专家仇华吉说,非洲猪瘟的破坏性,「对国计民生和政治经济的冲击不亚于一场战争」。

「我们损失了几十万,」我兄弟的爱人哀叹道。「你们没领到政府的死猪补偿吗?」我问。「每头猪才 100 块,没什么用,」她说。

她并没有完全说实话。政府表示,将为每只被扑杀的猪发放 1200 元的补贴,但她的数字是根据她家死于猪瘟的生猪数量计算的。有一段时间,他们夫妇试图偷偷埋葬死猪,希望能把活着的猪迅速卖出去,不管是有病的还是没病的。

我兄弟一家的损失,以及他们为防止这种情况所做的努力,都是猪瘟在中国各地蔓延的写照。由于中国政府的运作方式,一场原本可以控制的危机很快变成了一场小型灾难。

正如 2002 年至 2003 年非典疫情的爆发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如今,猪瘟暴露了中国在动物疾病预防和控制方面的弱点。但它也揭示了一些更为根本的东西:在被部署在一个像中国这样不健全的治理体系里时,即便是健全的监管也可能产生不正常的影响。

照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的说法,出现问题较多的基层往往是动物防疫体系缺人、缺钱、缺物严重的地方。然而,仅这一点无法解释猪瘟的影响范围或席卷中国的速度。

2007 年,俄罗斯曾爆发过猪瘟,首先是在南高加索地区。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现在一样,只有一个不完善的动物疾病监测和报告系统,然而,非洲猪瘟仍花了大约 10 年的时间才传播到距离疫情爆发地约 5600 公里的西伯利亚东部。在中国,猪瘟在短短六个多月里就已经蔓延到全国大部分地区。

也许听起来很奇怪,但猪瘟传播如此之快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治理污染的措施。

2015 年,为了防止水体受动物粪便和其他废物的污染,当局开始在南方某些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严格监管——甚至在一些地方禁止饲养牲畜。然而,地方政府不是让工业化养猪户有足够的时间来升级设施,以符合新的废物处理标准,而是将养猪场迅速拆除,导致南方的猪肉产量大幅下降。

但猪肉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肉类,因此,中央政府出于对猪肉短缺的担忧,于 2016 年 4 月制定了一项名为「南猪北养」的战略:「通过扩大『北养』来补充『南猪』调减」。把大部分生猪生产集中在中国北方,然后靠长途运输把生猪送到南方。

据农业部的数据,2017 年中国生产的 6.89 亿头生猪中,有 1.02 亿头经历了跨省运输。中国东北的辽宁省确认爆发了首例猪瘟之后,这种做法就带来了重大的生物安全风险。(猪瘟极具传染性,虽然不伤害人类,但人能传播这种疾病。) 事实上,2018 年 12 月中旬以前报告的 87 起疫情中,约 45% 与长途运输有关。可以说这是第一个问题。

在那时,猪瘟的传播仍可以通过准确和及时的报告得到阻止。这想必是中国《动物防疫法》禁止「瞒报、谎报、迟报、漏报动物疫情」的原因。政府的其他法规规定,一旦某个农场发现一头受感染的猪,农场饲养的所有猪都必须扑杀。

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中央财政部门只要求向农民提供部分补偿,其余的补偿由地方政府承担。但据财政部的数据,截止 2019 年 6 月底,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累积了至少 21 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务,相当于中国 2018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23%。所以即使北京当局指示地方政府「严防死守,坚决防止扩散蔓延」,考虑地方政府对扑杀所承担的财政负担,他们有不报告猪瘟的动机。

在山东省,尽管在 2018 年 8 月刚过不久就出现了疑似疫情,而且全省生猪存栏数很快出现了大幅下降,但到 2019 年 2 月为止,只有一个农场报告了疫情 (涉及 17 头病猪)。在一些农民说,猪瘟正在广东肇庆失控蔓延的同时,当地政府并没有将问题正式披露。地方政府在回复农民的赔偿要求时,所提供的赔偿金额往往比中央政府规定的要低得多。

结果,养猪户本身也有强烈的遏制因素,不愿报告养猪场的疑似病例。他们可能会悄悄地把死猪丢弃或随便掩埋,避开官方的安全措施。也有恐慌性抛售生猪的现象,农民们拼命想把他们的猪贱卖,不管是生病的还是健康的。

猪投机商 (炒猪团)——是的,有一个专门描述他们的术语——走村串户去收购这些生猪,把它们运到其他地方,使猪瘟得以跨越行政边界传播。在中国北方和中部,一些投机商甚至试图故意传播猪瘟疫,用无人机将受污染的猪肉产品空投到养猪场。在引发疫情或至少引发恐慌之后,投机商就能以低价购买生猪,然后将生猪囤积一段时间,等当地猪肉出现短缺,肉价上涨后再出售。

在这种环境下 (即第三个问题),就连为确保安全而设计的规章制度也只会加剧猪瘟的传播。例如,政府要求生猪只能在指定的屠宰场宰杀,这种做法本是为了防止病猪被非法 (而且可能是不安全地) 宰杀,然而却把屠宰场变成传播猪瘟的枢纽:由于受污染的猪被送到屠宰场,它们得以在那里与更多的动物和更多的人接触。

政府声称,「非洲猪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由于猪肉严重短缺,政府已开始吸引一些农民重新开始养猪。在我兄弟的村子外,一个曾确定要拆除的大型养猪场,在政府提供了大量补贴和低息贷款后,已恢复使用。

像我兄弟这样经营小养猪场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自掏腰包,把自己的养猪场改造成了鸡舍,现在他养了大约 400 只鸡。养鸡是比养猪赚钱少得多的生意,但也有不小的风险。我问他,「如果明年爆发禽流感的话,你打算怎么办?」他没有回答,只是无助地、听天由命地咧嘴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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