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去的事情无可奉告

「我和他们握手,一握下去,是空的。我心里一惊,没有手指。」五六年前,作家阿来采访了两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中国登山队员们。很多人缺了手指、脚趾,甚至双脚,「都是被冻掉的」。

1960 年,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登上珠峰顶端。外国登山队已经多次从尼泊尔侧的南坡登顶,他们是世界上首次从中国境内的北坡登顶。但这次登顶没有影像资料或他国见证人,质疑声四起。再次登顶、留下证据,并测定珠峰高度,向世界证明中国登山队的实力,成为一项「政治任务」。

1975 年,任务再度启动。中国登山队组织了第二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行动。「8848.13 米。」5 月 27 日 14 点 30 分,九位中国登山队员再次登上珠峰峰顶,在那里牢固地竖立起 3.51 米高的红色金属觇标。当天,峰顶的积雪厚达 92 厘米。

为了这次规模宏大的登山暨科考行动,几百人汇聚到珠峰脚下,他们的命运在短短几月间改变。有人失去生命,有人落下残疾,他们的生活可能一辈子离不开珠峰。「一谈起这件事,他们的眼里立刻放出了光芒。」阿来回忆道,「那是他们的青春。」

阿来也是国庆档电影《攀登者》的编剧,同名电影原作小说同时上市。《攀登者》基于两次攀登的真实故事拍就,由吴京、章子怡、胡歌等演员主演。截至 2019 年 10 月 9 日下午,电影上映十天录得超过 8.5 亿元票房。《攀登者》的故事起点是 1960 年的攀登行动。没有被国际社会完全承认的登顶,以及主角们对此耿耿于怀,是剧情的主要推动力。

「用了文学的典型化的方式,把很多人的经历往更少的角色身上集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百分之百地按照原来他们那个样子写的。」阿来陆续采访了两次登顶的几十位亲历者,但没有留下任何采访记录,「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些东西不是靠纸面记录的。」

不管是现实还是电影,都没人能轻松说出「人定胜天」四个字。1975 年登顶的桑珠觉得能登上珠峰靠的是运气,中途倒下的夏伯渝认为珠峰还没有「接纳」自己,气象组副组长高登义仍然在孜孜探求珠峰的气象奥秘。谈起大自然时,亲历者们都显得谦卑、内敛。

「你不是去征服自然的,你是去认识它。」阿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一个冰棱上面,你一下去,就没救了」

珠峰大本营经常能见到峰顶的旗云,延展飘荡,壮观至极。「由于珠峰山体上部强烈的对流形成积云并随风飘荡的特殊云态,是世界上最高的风标。」高登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现在是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

不同的旗云云态,预示一两天内珠峰上空八九千米处的不同风向、风速状况。「人再有体力,再有本事,山上碰到坏天气,就没有希望。」桑珠个子不高,脸色黝黑,67 岁依然非常精壮,没有老态。

对桑珠来说,好天气是最大的「运气」。登顶九人中多达六人不是原先被重点培训的登山队员,而和他一样,本职为后勤、修路或运输。这同样可以视为运气。电影中的藏族女子「黑牡丹」就是一位后勤人员,凭借身体素质和毅力赢得了登山队的信任。

在队员正式登山前,修路队要为他们探好路,背着技术装备、帐篷、绳索及食品等大量物资。在危险地段搭好梯子等辅助工具后,他们会找到最适宜的地点作为营地。

修路队为登山队探路,那谁为他们探路?他们是否面临更大的危险?桑珠停顿一会儿,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修路队路线选择错了,选不好了,对整个队伍的影响很大,而且自己也有生命危险。每个营地都必须根据山的地形环境来选地点,周围滚石多不多,有没有危险。修路队是很关键的。」

1974 年,22 岁的桑珠在西藏比如县当兵。他的老家在六百多公里外的日喀则,那里可以看到喜马拉雅山脉,「小时候抬眼望去都是高山」。年初,中国登山队去西藏招募队员,精壮的桑珠顺利通过多轮体检和体能测试,「当时懵懂得很,不知道登山是怎么回事」。

接下去还有两轮更加严酷的淘汰。他们先被解放大卡车拉到拉萨郊区体能训练,背沙子登山,练习肺部和臀部。两个多月后,一大半人给淘汰了。

3 月,剩下一百多名候选队员被带到海拔 5200 米的珠峰大本营,适应高山环境,一点一点向上攀登,5400 米、5800 米、6000 米……最终,所有新队员都抵达海拔 7028 米的营地。教练观察每一个人的状态,不止生理状态,「工作不积极、队友不团结」的也遭到淘汰。

桑珠进入了最终名单。8 月,大家被拉到北京怀柔集训,一大早就背着 85 斤沙子爬山。「有人把午饭送到山脚下,吃完下午继续爬。每人每天的吃饭标准是 4 块钱。」回忆起这段时光,他笑了起来。入冬,他们开始在怀柔水库的冰面做俯卧撑,赤脚走路。

但桑珠没能进入登山队,而是进入更加危险的修路队。登山队员有七十多人;负责修路、运输、气象预报、科研和后勤保障的有五百多人,都集结在珠峰大本营。

1975 年 4 月 24 日,队长邬宗岳率领十七名登山队员挑战珠峰。1960 年登顶时,他担任后勤运输队员,此后被选派去学习摄影技术,成为登山摄影师和登山教练。1964 年 5 月 2 日,在与另外九名运动员登上海拔 8012 米的希夏邦马峰时,他在极端天气下成功拍摄了纪录影像。

此前,修路队已经建成 5200 米大本营到 8100 米营地所有山路的辅助设备与营地。一支修路队大约十五到二十人,主要肩负三项任务:一是为登山队选择露营地,避开雪崩、冰崩和滚石;二是搭路,在比较陡峭的地方拉登山绳索,在大的冰裂缝上架梯子;三是确认高度,修路时要时常向大本营报告高度。

「那时候我们的登山鞋也不好,一个冰棱上面,你一下去,就没救了。在 6800 米的时候,一个大冰面,根本上不去,我们还要搭梯子,只能一步步爬。」回忆性命攸关的险情时,桑珠语气颇为轻松。

「你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解开吗?」

可惜,第一次挑战「碰到了坏天气」。

5 月 4 日,邬宗岳的队伍到达海拔 8200 米。狂风暴雪中,很多队员已经被冻伤。「当时使用的法制氧气瓶每个重 5 千克,内存氧气 180 到 220 个大气压。几个人共用一个氧气瓶。」这时,邬宗岳选择解开「结组绳」(注:将登山队员串在一起的安全绳)。

「你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解开吗?」阿来猛吸几口烟。受访时,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往事与轻烟一起氤氲开来。

「他有摄影任务在身。他们三个人一组绳子,他想拍一个前面两个人和远处的珠峰交叠在一起的镜头。如果绑在一起,他找不到那个角度。山脊像刀刃一样,但他就是想拍到一个好的角度。而且那时候的摄影机很重,胶片很珍贵,只能带一卷,不能随时开着。他要找到好角度,才能打开。」阿来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将这一幕写成整部电影高潮来临前的暗夜,氛围非常凝重。

邬宗岳命令突击队副队长大平措率领其余队员先行,自己在后面慢慢跟进。风雪呼啸,他渐渐隐没于无边的白色。

大平措带领队员攀登到 8600 米,几次冲顶都被风雪刮回来。他派队员下去接邬宗岳,没有找到人。5 月 7 日登顶的任务无法完成,大家只能下撤。

「几乎是全军覆没。」阿来形容当时的惨状,「冻掉手指的,冻掉脚的,很多人。」他去天津的摄影棚探过班,赶上演员们拍摄从冰棱上坠滑的戏。冰和雪都是真的,即便只是拍戏,演员们也遍体鳞伤,主演吴京吃饭时还绑着冰袋。

第二次冲顶,桑珠被选为登山队员。

「你是个党员,再冲顶珠峰有没有决心?有没有信心?身体怎么样?」政委提问时,桑珠几乎本能地站了出来,「心里没有怕过」。

登山队员们仍然未能扛过风雪。新上来十几个人,到 8600 米营地只剩下四个,藏族、汉族各两人。他们没能越过珠峰的魔鬼屏障——第二台阶。「四个人只剩一瓶氧气,严重缺氧,吸一点,走一步。但路又走错了,摸不到第二台阶的位置。」桑珠他们收到了大本营的撤退命令,关键的路线图在失踪的邬队长身上。

两次挫折、人员牺牲令大本营陷入绝望情绪。转机在 5 月 12 日到来,气象组预告:5 月 25 日到 29 日的天气适宜登顶,那很可能是春天的最后一次登顶机会。

重整旗鼓的第三次冲顶队于 5 月 17 日从大本营出发,努力赶在 25 日之后抵达 8100 米营地。严重的人员折损,令这次选拔越发悲壮。「那时候人员不多了,我们组织了最后的男女运动员,全部加起来有十八个人,包括三名女队员。」桑珠说。一定要有女性,让女性登顶也是任务之一。

气象预报准确无误,一半队员成功登顶。5 月 27 日下午两点半,索南罗布、潘多、罗则、桑珠、侯生福、贡嘎巴桑、大平措、次仁多吉、阿布钦,九名登山队员抵达了地球之巅。

队员们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测定珠峰高度、拍摄照片、固定觇标、采集冰雪样本和岩石标本……8848.13 米是他们最终测定的珠峰高度。数字一公布,就立刻得到世界登山界和科学界承认与引用,因为这是一次留有证据的登山科考活动。

「一直都是不宜于登顶的大风坏天」

但邬宗岳的牺牲萦绕在高登义心头多年。四十多年过去,他还清晰记得那短短几天里的事情。

1975 年的攀登行动中,高登义担任大气物理组组长、科学考察队学术秘书,负责登山队与科学考察队之间的协调工作。他还被登山队任命为登山气象组副组长,主要负责预报高空风,以及气象组的观测设计,决定施放无线电探空气球的次数和时间。

4 月初,气象组做出春天宜于登顶的时段预测:4 月下旬和 5 月中旬。登山主力据此划为两个分队,分别在 4 月下旬和 5 月中旬攀登。

「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日子。」高登义记得,4 月 18 日,大本营突然接到国家体委的电报:据预报,今年雨季提前来临,5 月 7 日后没有登顶好天,登山队务必于 5 月 7 日前完成登顶任务

这项指示不符合高登义的预测。「我们是根据『历史相似法』做出的超长期预测。」根据他的研究,珠峰南坡的雨季平均开始于 6 月上旬到中旬,北坡雨季平均开始于 7 月上旬。

「我们不相信电令中的预报。」多年之后,高登义依然透着遗憾,「我们一开始据理力争,但无效后,只好贯彻执行。」依据「错误的命令」,登山队做出调整:将两个分队的主力队员合在一起,组成一支队伍,由邬宗岳任队长,一定在 5 月 7 日前登上顶峰。

4 月 24 日,队伍出发,鞭炮和锣鼓响彻大本营。几头受鞭炮惊吓的牦牛四下逃窜,混乱中撞上国旗杆的钢缆,导致旗杆倒塌。「当时心里就有点奇怪,忐忑。」高登义回忆。

天气果然不乐观。4 月 26 日到 5 月 7 日,「一直都是不宜于登顶的大风坏天」。

「从珠峰南坡登顶的主要危险是大雪和雪崩,从珠峰北坡登顶的主要威胁则是大风及其带来的冻伤。」高登义在 1975 年之后提出的观点,如今已被国际学界承认,当时只是模糊地知道北坡风很大。

珠峰北坡海拔 7400 米到 7500 米处,是一条非常狭窄的通道。北坡盛行偏西风时,大气正好从较宽处流向较狭窄的通道,风速变得更大,一般约为相同高度大气风速两倍以上。高登义解释,珠峰的「狭管效应」,还有大风的「风寒效应」,会使登山者的体感温度大大降低,带来冻伤。

「你们怎么说是好天气,我们在山上大风袭击,脚冻了、手冻了,耳朵也冻了,大家心里面都有点怨。但是没有办法,我觉得那个年代气象预报条件没有那么好,不怪他们。」多年后,桑珠选择原谅,「常有的事,没有办法。」

高登义不甘心,1975 年一回到北京,就四处调查到底哪个机构给国家体委提供这次气象预报。结果,「没有任何单位做过这个预报」。既然没有科研机构预报,国家体委为什么要发布那条命令呢?他摇摇头:「接下去的事情无可奉告。」

「但不是第一次的那座珠峰了啊!」

「我在拉萨采访她,一说到这个事情,她就流泪。」阿来回忆起几年前采访桂桑的情景。

1975 年最后一次冲顶时,桂桑年轻、强壮,大家都觉得她将是世界上第一位自北坡登顶的女性。但命运变化令人猝不及防。当年还有很多队员因各种原因未获眷顾,体力不支、受寒冻伤,或仅只造化弄人。

如今的电影也展现了这些未能登顶的队员。那支队伍里,本来共有三位女登山队员——潘多、昌错和桂桑。桂桑与夏伯渝的故事被阿来糅合到一起;潘多的故事,则大多集中在「黑牡丹」身上。

潘多曾是农奴,从小干重体力活,经常搬运六七十斤货物往返于喜马拉雅山脉。1958 年,19 岁的潘多加入中国登山队,一开始在运输队,当后勤,扛几十斤装备和给养走山路。后来她成为正式登山队员,攀登过几座海拔七千多米的山峰,但与珠峰无缘。

1975 年,潘多是位老运动员,36 岁在当时已属高龄。她已经有三个孩子,最小的还不到两岁。「当时的想法是,潘多经验丰富,昌错和桂桑年轻力壮,老队员在经验上带着年轻队员。到 8300 米的时候,让年轻人冲上去。」桑珠回忆。

但计划没有变化来得快,昌错首先倒下。在 7028 米营地,她的扁桃体严重发炎,身体发热。再往上就有生命危险,她只能放弃。

桂桑与潘多继续上行,到 8300 米营地休整,补充能量,准备第二天登顶。桂桑脱掉厚重的靴子,烧上水,养精蓄锐,帐篷外正风雪呼号。水开时,一位队友恰好进来,涌进来的狂风掀翻了烧水壶,沸水泼洒在桂桑脚上。

「就是这么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她的命运。」阿来感慨。

烫伤的桂桑不得不放弃这次攀登,潘多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登顶的女性。在宽度仅一米多的珠峰顶部,她静静躺着,记录下人类第一份位于珠峰之巅的遥测心电图。寒冷与激动令潘多抖个不停。调整了很长时间,她才平静下来。

很多年后,阿来问已经成为职业登山家的桂桑:「这些年你不是都在登山吗?登了那么多八千米以上的山,珠峰也不止上去过一次,为什么每次你还要哭呢?」

「但不是第一次的那座珠峰了啊!」桂桑回答。

「一辈子的心思没有了。」阿来用这句话形容当时「走到一半的人」。

「这就是我 43 年来想要站到的地方」

夏伯渝失去了双脚,还是走了下去。

第二次冲顶失败后,夏伯渝和队友们从 8600 米缓慢下撤。一位队友丢失了睡袋,他将自己的让了出去,在零下 30 度的帐篷里挨了一夜。这几乎是他最本能的反应:「当时没有时间让你去想,把睡袋给了别人我会冻死怎么办。如果我有时间想,可能就会犹豫了。」

夏伯渝的双脚当晚冻伤坏死。当时他 26 岁,进入登山队前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本来打算登完回来继续踢球的」。

在等待截肢的病床上,夏伯渝听到登顶成功的新闻广播。珠穆朗玛峰从此成为他最大的心结。三年后,他装上了假肢,出行只骑自行车,不坐公交,怕「踩到别人自己会意识不到」。他成为职业残疾人运动员,参加轮椅篮球、轮椅乒乓球运动。他仍然期待登顶珠峰,只是假肢技术尚不足以登山。

「但我知道总有那么一天的。」夏伯渝相信。

夏伯渝从来没有放弃力量训练。每天早上 5 点起床,负重十公斤沙袋练下蹲,150 个一组,十组;引体向上十个一组,十组;仰卧起坐,60 个一组,六到八组;俯卧撑也是 60 个,六到八组。「这些要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完成,强度很大,强度不大的话,你的体能跟不上。」

2014 年,夏伯渝换上新的假肢,但珠峰还是没有准备好「接纳」他。他非常喜欢这个词,相信人与自然就是这样,登不上去,也许是身体或运气不行,但归根结底是还没有被「接纳」。

那一年,尼泊尔发生伤亡最惨重的雪崩;次年,尼泊尔发生里氏 8.1 级大地震,诱发的雪崩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夏伯渝都止步于山脚大本营。2017 年,他攀登了 8000 多米,离顶点只剩 90 多米时遇遭遇暴风雪。他没扛住。

2018 年,夏伯渝终于被「接纳」了。他事先盘算过,登顶那一刻自己会非常激动,「呐喊啊,摆造型啊」。但是,「真正登到顶峰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一点非常激动的想法」。远处白云一朵一朵,像一座座小山峰,被阳光照得散发出金黄色,很美。他看着,有些发呆。

「这就是我 43 年来想要站到的地方。今天终于上来了。」夏伯渝平静地说。

「那时候他 26 岁,一晃现在 70 岁了。上去了,就了了这个心愿了。」阿来回忆着,叹了一口气。

1960 年和 1975 年,国家两次推动攀登珠峰,训练了上百位登山运动员,最后真正登顶的只有十二位。那些「走到一半的人」,人生轨迹也为之改变。被召进登山队之前,绝大多数人的职业与登山无关:王富洲是大学生,屈银华是伐木工人,刘连满是消防队员,贡布是解放军战士。

登山之后,绝大部分人留在登山界。「那时候他们是队员,后来都变成了教练、领导,所以才有了中国的登山事业。」阿来认为,两次攀登行动从无到有地推动了中国登山事业起步,「那时候也只有国家的力量。」

此后,再也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国家层面的登山行动。

「被雪山永久挽留的人,都有一个衣冠冢」

1990 年,高登义又组织了一次珠峰考察。到了大本营,他就去为邬宗岳扫墓。「一见到他的墓,我就哭了。」高登义回忆道。

衣冠冢同样来之不易,又带着传奇色彩。1975 年,登顶并完成各项工作后,九名队员分为两组依次下山。第二组五个人下到 8200 米时,令人费解地走错了路,偏离了既定线路。

「按说这些老队员在这个地方走了好多遍,不会走错的,可就是走错了。而且五个人都走错了。」高登义谈起当时的情景,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大家没有走错路,邬宗岳的遗体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在这条岔路上,潘多看到「很多羽绒在飞」。「这个地方怎么会有羽绒呢?」潘多思忖。桑珠的记忆有些区别:「我们看到在那个地方,有些珠峰地区特有的那种小乌鸦,它们朝那个地方飞过去。」

不管是羽绒还是乌鸦,都带着大家找到邬宗岳的遗体。顺着不期而至的指示,他们远远看见躺在一道山壑里的邬宗岳,羽绒服还在,但破了。

「大本营!大本营!1 号呼叫!1 号呼叫!」潘多还记得队友的凄厉呼喊。桑珠和体力尚存的两三位队友决定下去那个山壑。那里乌鸦盘旋,风很大,「一块红布在那里飘来飘去」。

但是背不动。下山还要花几天时间,大家的体力到达极限。要把遗体背下山,就要先把它从山壑里背上来,这非常危险。大本营回复:「经过党委讨论,决定不把邬队长的遗体背下来。」桑多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就地将遗体埋好。挖坑的力气都没有了,大家「找了一些小石子,埋好」。

「许多被雪山永久挽留的人,都有一个衣冠冢。」高登义说。


来源于《南方周末》第 1859 期,出版日期 2019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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