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忘新千年

1992 年后,中国发生众多重要的变化。路内认为最重要的是人口流动,中国社会再也无法倒退回人绑缚在户籍上的状态。在《雾行者》中,他写到源自这个过程的梦想和失落。

2014 年上半年,一个朋友跟路内讲起做卧底记者的故事。当时二代身份证已经采用,卡里有磁芯,没法造假。朋友就告诉他,怎样冒用身份调查一起食品安全事件。这样的情节在 2014 年依然成立,但往后进火车站需要刷脸了。他意识到,那些经历已经成为上个时代的故事,要赶紧写出来。

路内开始写新长篇小说《雾行者》。小说在他 2011 年写完《云中人》后就有了雏形,几经拖延,再拿起笔已经是三年后。《雾行者》叙述 1998 年到 2008 年十年间的故事,以不同年份组成五个章节,分为三条线索:打工者周劭、文学青年端木云和他们 1990 年代末在开发区结识的帮派兄弟。

《雾行者》版面字数 47 万字,是路内篇幅最长的小说。他起初没想过会写这么长,《云中人》不过 18 万字。那时他的想法很简单:写一个和《云中人》同样脉络的故事,字数相当。

日常生活诸多变动,在写《雾行者》的五年中投下了影响。2017 年,路内的父亲去世,另外两位作家好友的父亲也在那一年去世。小说写到后面,描述主人公周劭和父亲的关系时,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代入了。那一刻他很伤感,但只能停留在那里,因为已经于事无补。

《雾行者》的总体基调就是伤感,书名原意为「在雾中远去的人」。书里也有零星的滑稽段落,整体上类似他此前的许多作品。「我可能就是想写这么一个伤感的东西,也挺好。有时候看看过去,也许只有伤感是一种恰当的情绪。」路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然而伤感未必就是它本身。比如第五章,女孩讲了一个失恋表哥的故事。他赌气登上远洋货轮工作,去遥远的赤道,试图忘记心爱的人。天天看云卷云飞、日出日落,他终于明白伤感就是愤怒,梦就是自己。「我不想那么明白地把这话讲出来,但是它仍然呈现在小说里,还是忍不住讲。这样一种伤感,其实混杂了很多情绪。可能我们在现实中也是如此。」路内说。

2020 年 1 月,《雾行者》由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联合出版。路内在上海家中接受了南方周末专访,他谈起记忆中的 1990 年代末、世纪之交及文本内外的 2008 年。

他们要永远在陌生的地方

2017 年,《雾行者》的创作陷于停滞,有人要拍《十七岁的轻骑兵》(注:路内的短篇小说集),希望路内帮忙写剧本。因为父亲去世,他想散散心,就与剧组去西南勘景。他好奇,那里是不是原来的样子。

1998 年,还在做仓库管理员的路内被公司外派到那里。20 年后,高速公路已经建成,车道宽阔,但年轻人离开了,只剩老人留守。他看到早已废弃的兵工厂,想起 1990 年代末的样子,物是人非。小镇上,导演说 20 年前满街社会帮派,现在看上去宁静祥和,再没有年轻人骑走私摩托车呼啸而过。

25 岁做仓库管理员的那段日子,路内回忆起来依然开心。1990 年代末的下岗潮中,人人都很穷,攒一点积蓄出去玩很不容易。当时,公司正好要派他去重庆。临走前,他被告知那边出事了,销售员卷货潜逃,工作之余还要调查案件。同事提醒他:你第一次放外派就接这样的活,机灵点,记住不要被人砍死在街上。每个销售员都可能是潜在的罪犯,谁知道他们是真人还是假人?

到达重庆,路内打过交道后发现,销售员们都是地道的「重庆崽」,身份是真实的。他们非常热情地邀请他去家里。有个朋友全家七八口人住在毛竹搭起的二层「别墅」里,房子紧靠着铁路线高大的围墙。窗户是竹子做的,地板是竹排,这些景观在东部城市绝对没有。

公司规定必须款到发货,这是仓管员的天条,但还是有人逼他违规放货。没有总公司的发货单,他要面临巨大的风险。「库房钥匙在我手里,你要两万块钱的货我给了你,你拿走了,那就等于是我偷了库房。」路内回忆,「建材商都剽悍,手下有马仔,一部分人遵从某种江湖道义,但并不是所有人。对我来说,他们确实都是陌生人。」公司明白这一点,五到六个月一定会把仓管员调走,不让他们建立稳定的关系。他们要永远在陌生的地方。这样的真实故事被他写进了小说。

那年头,卷货跑路之类的事层出不穷,销售员同样充满风险。路内的朋友就遇到类似情况:用卡车押一批货给客户,到达目的地后对方公司热情款待。朋友警惕性不够高,酒足饭饱,上完厕所出来一看,饭桌上的人全没了。冲回那家公司,司机还在,货全没了;再冲进公司,连公司都没了。

「更狠」的一个例子是,销售员去催款,对方直接提了几万现金给他,并要求写收条。如果不收现金,那就只能等着打汇票,很耗时间,汇票也可能是空头。于是,销售员不得不独自拎着一袋现金去当地银行。就在这条路上,走出去 500 米,有人端着土枪照他脑袋轰了一发,抢过钱袋就离开。那张收款字据留在了客户的抽屉里。从前的真人真事,今天不多见了。

「1998 年谁知道什么叫中产阶级?」

路内写了端木云和周劭这两个结识于文学社的青年,他们毕业后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在街头干起保健品推销。在他的印象中,20 年前整整一代文学青年几乎都是从这样的位置起来的。他们固然不做流水线工人,但工作仍然低于预期,比如跑销售。

世纪之交的文艺青年普遍来自普通家庭,但因为读过书,有一定文艺趣味,即便没有钱,身份认同上也不属于「底层」。在路内看来,他们还是相对精英化的。「但是整个社会没有构建成一个中产阶层,在 1998 年谁知道什么叫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是 2004 年才有的。他们实际上和中国的第一代、第二代白领一样,慢慢地构筑起了中国所谓的中产。」

路内认为,这种构筑大致始于 1994 年和 1995 年,当时中国有了第一批成型的外企,上海的涉外宾馆、北京的王府井等场所培养了许多人。「第一批人赚到了一些钱,想问题思考的方式变了。」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先建立一个进步的意识,不会去恨资本家,现在会有一些相对的西方左派的思维。」

中产阶层形成影响到 1990 年代末的文学生产。之前主要由文学期刊推介作家,那段时间文学期刊发不出工资了。当时还是普通文学青年的路内听到一些作家朋友抱怨:有那么多钱给贪官,一下子贪几千万,一年几十万拨给文学刊物,一个省就这么几份刊物都不愿意,钱都喂狗了。

与期刊衰弱相伴的是以出版为先导,也就是出版社通过媒体来推介作家。当时正值中国纸媒的黄金年代,出版业和媒体之间形成联动,「制造」出一批作家。「在这个过程中间,除了要去完成文学的转移之外,必然带有强烈的『媒体属性』,就会要求这个作家年轻,甚至要长得漂亮、长得帅,讲话要石破天惊。假如很谦虚很官腔,媒体就没法发表。甚至不想采访你。」到了今天,随着媒体环境变化,联动结构消失了。

「1990 年代很『骚』,比现在『骚』」

1999 年最后一夜,路内一个人走回家,平静地进入了新千年。对于新千年,他没有什么玫瑰色的想象。那一晚街上没有出租车和公交车,很多人踱步,仿佛一个宗教仪式,但没有烟花。

「9·11」真正让路内意识到 1990 年代过去了。早晨,他在电视上看到纽约世贸中心遭到撞击的画面,震惊了。「看到那个楼塌的时候,感觉另一个时代来了。人类就是这么奇怪,总有一些事件帮你大约界定出某一个年代的过去。」路内回忆,撞向世贸中心的飞机给他的感觉并不科幻。

在《雾行者》的三个章节里,三个主人公以不同方式进入了新千年。第一章,周劭与库区女子丽莎在一起,两人喝了一杯酒。听到零点钟声敲响,两人看着闪闪发亮的夜空,意识到新千年来了。第二章结尾,梅贞在小镇上绕了一圈,回去时忽然看见逃走的俞凡。她问他要做什么,他说自己无处可去,回来了结一桩恩怨。

第五章,端木云在重庆对逃到那里的女孩鲁晓麦说:千年之夜,我带你去重庆街上逛逛。他们吃了川菜,还有人弹吉他。鲁晓麦因此而开心,因为东部城市里没人在街上弹吉他卖唱。一路上他们看到很多开心的年轻人,在接近零点时齐声倒计时。端木云说,这是人类读取无意义的时间的声音,也是诸神给出永久的沉默。鲁晓麦问起此时此地的感受,他撒谎了:有一丝幸福感,能和你携手跨过一个虚构的千年。

「1992 年后,人们进入一种为了市场经济、为了钱可以不要命的时代,而不是为理想。」路内记得,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奇异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人口流动,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再也无法倒退回人绑缚在户籍上的状态;第二个变化是外资进入,随之带来外国的意识形态、生产方式。还有一条似乎受到忽视,即娱乐业不同了。他相信,人是「天生要玩的动物」。

「对于当下的社会学解释,大量还是站在生产、意识形态、民族这样的角度考量,很少人站在娱乐的角度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大家天然地认为娱乐是一个贬义词。」路内说,「这是不对的,人哪有那么严肃,天天说我要严肃地活着。人天生就是娱乐过度化的,只是这个娱乐过度化掌控在谁的手里。」

路内也认同学者戴锦华的观点:今天的一切都以 1990 年代为起点。「我会用『骚』这个词。」要用一个词描述 1990 年代时,他笑着说,「1990 年代很『骚』,比现在『骚』。」

当时的状态很难确认,既不是更洋气,也不是更混乱,「这个词太大了,战争年代才混乱」。「流离失所也不是,人们不是去逃难的,是去谋生,想脱离原来的阶层。你也不知道往哪个阶层去,最后发现还真的构筑出了一个阶层。」路内形容,那些人说自己「加入」中产阶层太过谦虚,「压根就没有中产阶层,是你们自己构筑出来的。」

「找不到合适的词,就是『骚』吧。风骚、骚气,对洋气的东西有一点点追求,但也不乏其真诚。」路内总结道。

这部小说过不了 2008 年这一关

《雾行者》从 1998 年写到 2008 年,路内没想过再把时间线延伸十年。对他来说,这部小说过不了 2008 年这一关。他认为,对中国人来说,2008 年可能是最盛大也最痛苦的一年。

「在 2008 年,你会见到很多打破你既往印象的事情。感觉中国以前挺穷的、挺衰的,2008 年怎么突然那么拽。你觉得 80 后这些独生子女从出生开始就被质疑,但你发现汶川地震去的很多都是 80 后。」路内说。

小说结尾,2007 年,端木云、小司、猛哥和海燕前往珠穆朗玛峰,看到了奥运圣火传递大本营。在路内的印象中,1990 年代的西藏是特别野性的青年才去的,2007 年则已然变成文艺圣地。珠穆朗玛峰既是文艺青年私人化的象征,又变成大多数人滥俗的打卡目的地,也成为国家在辉煌的时间节点上要构筑的图腾。「三个符号全都在珠穆朗玛身上集中了。」

《雾行者》无法跨过 2008 年,也有难度层面的原因。中国的变化太快了。「长篇小说如果要反映时代的话,有一点点像写历史。写历史书重要的不是去描绘这个皇帝讲了什么,重要的是讲清里面的因果关系。短篇因为是切片式的,它很容易处理。」路内认为,自己可能还缺乏对当下的控制能力。

路内有一个「迷信」:写长篇从来不写提纲。

「写完提纲,这个小说还写它干什么?你都知道最终是什么样了。」路内说,他并非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而是每天在心中盘算。他形容自己写长篇就像下围棋,无法写提纲估算二十步后该怎么走,有变招,但能大致估算出小说的风格,以及掌控写作方案的能力。

「就像我从来没有写过小说」

写到最后一年,路内发现自己视力不行了。他每天面对电脑十小时,快完结时才发现电脑亮度被自己调到最高,从而伤到了眼睛。写到 30 万字时,即便每天只写 1000 字,他都要在电脑前呆坐一小时,如同修行,就为进入这部小说。

路内希望自己每天都能进入小说,「技术」最后成为直觉的一部分,更像应激反应。他相信作者要在小说里面,但这种状态还是有不好处理之处。「可以代入,但是你不能让人物滚蛋,然后由我来强行替代这个人物。所以这中间不像技术活,有点玄学的东西,很多创作者都能够理解。」他解释,这好比演员之于电影,区别在于演员通常只需演一个角色,写小说得考量所有人物。

从长篇小说处女作《少年巴比伦》到《雾行者》,路内的创作生涯过去了十三年。他的心态变化了,会更平和地看待批评意见。他开玩笑说,在广告公司时,如果做一个提案被批评,自己会跟人家同归于尽。

写《少年巴比伦》时,路内感觉更多凭借体验,狂妄地认为自己「天生就会」;写《雾行者》,他则更多从思考、技术等方面完善作品。技术层面的野心体现在作家的「主体控制力」。在他看来,一部长篇从头到尾绝对掌控会造成审美问题,若有所失控,却又在广义的控制范围内获得益处。

技术追求也体现在小说的整体结构里。「这个故事三条线,十年时间的长度,三到四条线,中间还牵扯短篇故事。这种写法如果是一个线性叙事,所有线索都缠绕到同一时间发生事情,突然跳到十年之后,故事讲不清。」路内如此解释。他重新归置结构,第一章用大中篇形式,第二章则是短篇小说素材的结合,第三章则在三个人的视角间来回摇摆,最后一章又用了端木云的第一人称叙事,故事套着故事。

写到后半段,路内「晕」了。他在书房里睡了一年,为了每天醒过来就写。这种状态令他仿佛回到最初那种「天生就会」。不过,写到最后,后半段不一定比前半段更好。前半段经历了思考和反复修改,后半段更像狂奔挺进。

「即使没那么姿态优美,没那么完善,但是一定有别的东西在里面,那是我要追求的。我似乎觉得写了这么多年,在长篇的写作范畴里可以解决大量问题,可以把很多东西处理得更好,但是不太容易有机会找到那种我『天生就会』的感觉。就像我从来没有写过小说,这次又重新来一遍。」路内说。

写《雾行者》,路内没有再用《少年巴比伦》时的语言,尽管他依然擅长。他想换一种语言方式,换一个语境再写。他仍然觉得曾经体验的那种感觉很好,「那是写长篇的爽,就是写长篇有意思的地方」。


来源于《南方周末》第 1873 期,出版日期 2020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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