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一点,因为我们始终要失去它。」尼采的这句话,突然给了我一些奇怪的慰藉

口述 | 溪湾

2020 年年初始,我完成了环球旅行计划的 1/3。1 月 12 日途经澳洲,惊觉春节将至,匆忙间用手机订了一张离境机票。那时,我犹豫是回到北京还是去往武汉,心下几番斗争,选择飞往武汉。绝未料到,我落地武汉的当天,正是举世瞩目的历史节点——1 月 20 日,钟南山同期抵达武汉。

进入安检前,接到一位武汉朋友的电话。她焦急询问我丈夫的父母是否还在武汉,劝我不要去武汉,表示邻居是一线医生,武汉的疫情与官媒播报出入很大。我将信将疑,仍旧决定去武汉与我父亲汇合。当我挂了电话,排在我身后的一位眼镜男,反复向我打听关于武汉的情况,我如实相告。他一脸诧异。候机时,我给丈夫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因为这一天,他也将带着我的父亲从北京坐高铁到达武汉。我叮嘱他一定戴好口罩,并让公公婆婆来机场接我时也戴好口罩。同时,我恶补了大量肺炎相关新闻。

20 日凌晨,飞机降落武汉天河机场。出关时,经过红外体温探测仪,我的体温显示正常。同行有一位体温显示 39°,大家纷纷笑言体温仪有问题。这本是惊险的序曲,非但没导向急流,反而在谈笑间挥发了。

出了海关,人潮汹涌,除了接我的婆婆,竟无一人戴口罩,连我自己,也忘了拿出包里早就备好的口罩。期间我不耐烦地驱赶了一位拉客的黑车司机,他跟我讲话时,脸凑得太近了。

上了公公的车,径直到达小区,直至进入房间,脚底几乎没沾上武汉的一星泥土。

强大的命运曾将我运送到世界上许多神奇和危险的国家,此时又把我降落在武汉。

就这样,我成了留守武汉的 900 万人之一

我没有料到,截至目前,已经整整 30 天,我没有迈出房门一步。

01

我抵达武汉数小时后,丈夫才与我父亲抵达,期间,公公嫌堵车,没有开车,而是坐地铁去汉口火车站接回他们。正是这些举动,埋下了数日后令我恐惧的种子。

我们的婚姻出问题已经两三年了,期间我没再来过武汉。在这场拉锯战中,我们之间亲情犹在,在我放浪全球时,丈夫在北京替我照顾鳏居的父亲。只有公公婆婆是知情的,而他们是有修养的人,并未为难我。虽是如此,气氛总还是有些微妙。

午饭时,我和公公在饭桌上起了争执。我认为官方公布的确诊数据十分可疑,并历数瞒报造假历史。公公干部出身,党性很强,对我此番言论大为不满。我们并未大吵大闹,选择各自忍耐,归于平静。

然而,欢聚的假象到底还是被打破了,一丝紧张和不安的气氛在家中弥漫。当日官方新闻播报确诊病例增至 136 例,并有 3 例死亡。公公婆婆有些沉默,我想,他们也许有些怀疑不会「人传人」「可防可控」的官方结论。

每天准时收看湖北新闻和《新闻联播》,是他们几十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果然,饭后的新闻联播里,德高望重的院士钟南山正式确认新冠肺炎「人传人」,并郑重提出: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

情况虽然起了变化,但是长辈们和丈夫并未感到恐慌。按照丈夫的话说,1000 万人的城市,感染人数才几百个,没那么可怕。公公仍旧每天出门数次,购买早餐、蔬菜、肉类及水果等。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大年初一开车去黄冈给数月前故去的奶奶烧新香。谈到如何返回北京,我提出要租车,遭到所有人反对。

记得那时武汉的早餐仍旧丰富,虽然有一部分店面关闭,但是可供购买的品种还是不少,价格并未大幅上涨。超市供货充足,只是口罩开始慢慢买不到了。公婆囤了一些物资,多是为过年准备。出于对政府的常年信任,他们没有加入哄抢物资的队伍,并叮嘱我们不要被网上的谣言带偏。

22 日,因为香港学者管轶的文章,家中气氛再次绷紧。文中管轶直言此次感染规模将是 SARS 的 10 倍起跳,所以害怕得逃离了武汉。不出所料,公公很不喜欢管轶的腔调,并批判管轶一介外来人口制造恐慌。我未发一言,只觉一股深深的恐惧席卷心间。

尽管如此,婆婆还说,可以戴上口罩去附近的江滩散散步,但是天气不算好,也就作罢。这一罢,全家人除公公外,已禁足 30 天。

当天深夜,我和丈夫在卧室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我们将声音压低到最低限度。我跟体制内出来的丈夫说,直觉这次疫情会非常严重,管轶的判断是正确的。丈夫则说我一贯大惊小怪,并对我所谓女人的直觉嗤之以鼻。吵着吵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1 月 23 日。早晨起来打开手机,封城的消息铺天盖地而来。我看了一下时间,下午 2 点才全面封禁,如果现在要回北京还来得及。可是除了我,包括我父亲,所有人都无动于衷。他们似乎觉得这不过是几天最多一个星期的事。到了下午,越来越多的负面消息涌来。我刷着微博,发现一些网友在说青城高速路口仍旧可以出城。我仿佛看到一丝曙光,再也顾不上礼节,反复劝说大家,提出这是最后的机会可以离开武汉了,可以先去黄冈,给奶奶烧香以后再开车回北京。公公不知为何开始打市长热线,显然没打通。婆婆则担心我们这么多人留在黄冈亲戚家里给人添麻烦。我的频繁劝说引起了他们的反感,婆婆出乎意料对我大声喊不要总是说了。婆婆性格温婉,这是她这么多年来对我说话最大声的一次。我马上收声回到了卧室,心情黯淡。我没有吃晚饭,也没人劝我。封城的那天,我从下午一直躺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我恢复了常态,大家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如从前。陆续接到湖北其他县市封城的消息,官方公布的感染人数逐渐上升,也见怪不怪了。婆婆偶尔会抱怨,政府有些不负责,内紧外松的政策要不得。但是,一打开《新闻联播》,她几乎所有的负面情绪又消失殆尽。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随之陷入了一个怪圈:每天看《新闻联播》振奋精神,微信瓦解情绪,微博再摧毁意志,再由《新闻联播》召回失去的能量,空气中如同游走着一条诡谲的贪吃蛇。

春晚当晚,手机上仍旧一波波传来触目惊心的消息,公公说,看春晚,不要看那些东西。

怎么可能忍得住不刷手机。当我看到一线医护人员在三十晚上的泡面年夜饭时,眼泪再也无法忍住。成年后,头一次连续看了几个小时的春晚,亲眼见证了现实有多魔幻,有多荒诞。然而当《难忘今宵》响起时,我又含着泪水,和着歌声,真心实意共祝愿祖国好。

02

丈夫自从到武汉的第一天就开始咳嗽。我和婆婆给丈夫熬了大蒜冰糖水。这是王牌偏方,以往丈夫的多次咳嗽都是此水治愈的。然此次疗效甚微。又熬金桔水,仍无起色。我父亲也在年后突感咽喉不适,同时畏寒。又是板蓝根又是艾叶泡脚。我也经常腹泻,自觉浑身无力,甚至有天午饭时,差点当场呕吐。但是我忍住了,默默吃完,赶紧回房间躺着,昏睡了一天。身体开始发烫,测量体温接近 37°。傍晚时,身体慢慢渗出会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我开始怀疑我们感染了,只是潜伏期比一般人要长。时不时回忆起机场那个超高的体温读数,那张凑到我面前的的士司机的脸,猜测丈夫来武汉的高铁上有携带病毒者,或者是从汉口火车站回家的地铁不安全,又或者公公每日出门买菜是否带回了病毒,如此种种,令我胆寒。

公公婆婆均无明显症状,坚信我们只是普通感冒,未在家里采取任何隔离措施。

我们谁也不想去医院。网上流传的关于武汉医院发热门诊的视频,简直可以用「人间地狱」四个字来形容。我们决定再扛一扛,以免去了医院反而交叉感染,成为真正的患者。万幸,先是我父亲解除了症状。我没有吃任何药,挣扎着在跑步机上跑了几天,症状慢慢消失了。只有丈夫的咳嗽成了顽疾,但是大家最终放心了,如果他真的感染了,那么将近一个月过去了,一众家人也早该有症状。在写下这篇文章的两天前,丈夫基本上不咳了。

是的,新冠肺炎是一种自限性疾病。我们推测,我们很有可能被感染了,不过病毒载量不高,或是感染的毒株毒性轻微,均靠免疫力自愈了。我的症状最明显,这也跟我焦虑的心情不无关系。那几天,我情绪濒临崩溃,一度卸载微信,调养心情。

这期间,又和丈夫爆发争吵。在家里,我们俩不直接出声,避免让父母担忧,而是各自在微信里敲字。我质疑公公使用口罩的方法不对,不能用酒精给口罩消毒,质疑他洗手的时间没有 15 秒,超市排队跟人距离太近。我希望丈夫跟我公公说,不要每天都出门买菜。如果不说,我就带着爸爸搬出去住酒店。

本来吵得精疲力尽,因为丈夫的一席话,又潸然泪下。他说,我们这些人,本来可以不用再相聚。但是他在北京替我照顾父亲,利用我对他的愧疚,让我回到武汉。而在武汉,他利用父母对他的爱,使我们父女受到照顾,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起。如果他死了,这一切就不会再存在。是的,这话怎能不让我流泪。有时候,看着他熟睡的面孔,多次决意离婚的心中又涌起柔情。所以婆婆询问我是否后悔时,我回答说,既然我选择了,就不会后悔,即便我感染了,我也不会后悔。我知道,我并没有说谎。「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一点,因为我们始终要失去它。」惨死的尼采的这句话,突然在那时给了我一些奇怪的慰藉。

03

困在武汉期间,三件事最难忘。

一是 1 月 27 日夜晚 8 点的全城齐唱国歌事件。我没有唱国歌,也没有听见人唱国歌,我所做的,只是推开窗户,疯狂地叫喊着武汉加油,将我的声音汇入了那千百声同样的四个字里,武汉加油。我喊了差不多十分钟,从我的卧室一直喊到我公公婆婆的卧室。上帝视角下,武汉这座城市虽然灯火辉煌,看起来却空空荡荡。一时间却汇聚了万人呼声,我想,恐怕连上帝也会疑惑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他也未必清楚这座城市到底拥有多少力量。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如此这般的城市。所有呼喊着的人们都相信,这种力量必将冲破黑暗。喊着喊着,又是满面泪水。很多人都流泪了。这泪水是弱者的哀叹,也是强者的呼喊。在困境中,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被放大了。

二是 2 月 6/7 日李文亮的逝世。那晚,公公婆婆早就睡了,他们对于李文亮的死是惋惜的,但没有到痛心的程度。那一夜未眠的网民,悲愤交加。跟非典时期的蒋医生比,李文亮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英雄,可他,正是这个特殊历史语境下真正的英雄。他就像一颗星星瞬间凝固,冰冻了你我,也照亮了你我。放眼而去,更多的星星燃烧起来了,一个个平凡的人在其中看见了自己。

次日,网络上发起了夜晚 9 点熄灯吹哨行动的倡议,祭奠李文亮。到了指定时间,我们小区没有动静,之前喊武汉加油的人都沉默了。

只是后来在网络上,我看到了一个视频,一位网友吹奏起悠扬的笛声,倾诉着对李文亮的怀念之情。闻者心碎。

三是 2 月 16 日,我们所在的小区开始全封闭管理,一律不得外出,所有食物由小区物业统一配送。戒严行动姗姗来迟,我却感到一丝心安,短时间内我再也不用担心公公出门买菜把病毒带回家了。直到今天,点开疫情地图,武汉永远没有数据,虽然封城将近一个月,每天的感染人数仍在上升。趴在窗户上,看见楼下有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走来走去,并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有时候可以听到喇叭在喊话,呼吁住户关好门窗。大型喷洒车每天下午 2 点开车喷洒消毒液。无数次在心中默默祈祷拐点快点到来。我们目之所及的生存空间,并没有网络上流传的那么可怖,人们的生活算得上井然有序。我们所在小区有一千多住户,尚无确诊病例。最终,我们也没有去做志愿者,只是捐了款,钱交给了我们自认为可靠的民间组织。同时,我们也顺利收到了国内外数位亲朋好友寄送的口罩。

04

禁足的 30 天,我观察外面的世界的方式,就是推开窗户,让风将自己融进这个 1000 万人一起隔离生活的地方。

丈夫家住在 33 楼,楼下是一条宽阔而笔直的城市主干道,随时都展现着着萧瑟和落寞。如果没有疫情,这条马路上必定是川流不息。

前方是一大片错落铺展的高层建筑,只看这一片,我以为我还在充满赛博朋克气息的纽约。右手边就是闪闪发光的长江,江上没有航船,水面倒映着天空和高楼静谧的影子。世间万物的美,一部分本来就由这不幸所造成。岸边挺立着几近烂尾的百层大楼,一柱擎天。有时我会想,可能是这杆不会走火的枪,维持了我心中的秩序。

我的心态一天天好了起来,与家人的关系融洽了许多。我终将走出封锁的武汉,和困顿的人生。

新冠肺炎抗击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