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只剩下 200 个 KN95 了

口述 | 田军

有两天我心里压力特别大,大年三十我接了八十几个电话,大年初一接了一百五十多个电话,完全是靠一股求生欲在做这个志愿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必须做,官方的调度和民间团体的灵活帮助都很重要。直到现在我觉得能做的事我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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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志愿行动是从 1 月 20 日开始的。

如果把这个日期复盘一下,那天上午我们听到了新闻,是武汉确诊病例人数从几十人暴增到一百多人,这才让所有人意识到疫情传播的严重性。刚好那天我回家,我家在湖北荆门,离武汉不远。在汉口火车站坐车,我看到戴口罩的人不超过 10%,这让我更慌了。

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自己掏钱去采购口罩,然后在汉口火车站、武昌火车站和武汉站发出去。口罩是以半卖半送的形式发放,一个口罩一块钱,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我也必须给你。当天口罩的进价大概只要 1 到 5 毛钱,所以我如果卖一块钱的话,5 个人或者 10 个人中有一个愿意付钱,我这个项目就不会亏,可以保证剩下 9 个人都有口罩。

在这个阶段,我担心的是武汉的物流:「四通一达」快递和物流在春节期间会停,我必须抢一个时间差,让这批物资在物流停摆前尽早进入武汉,减缓疫情在春运返程期间进一步扩散到全国的速度。所以 20 日我定下了第一批口罩,但那时我根本没想到他们做得更决绝,23 日就封城了。

这个时候顺丰的速度还很快,所以 20 日下单的第一批口罩,22 日就到达了武汉。我在武汉和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小酒馆。所以到货的当天下午,在和合伙人商量之后,我把酒馆变成了口罩收货和转运的仓库。我告诉留守武汉的合伙人,我会安排人到武汉的 3 个大站去分发口罩,让他帮我协调物资的中间转运,因为我要赶在预定的 23 日下午回家。

23 日凌晨,我正在清点这批物资,突然在手机上看到了武汉将于 23 日上午 10 点封城的消息,第一反应还是震惊。我马上给母亲打电话借了 5000 块钱,又进了一批口罩。之后给合伙人买了些菜,嘱咐了他一声,说要封城了,后面菜价物价可能会上涨,我先给你囤货,你在家里好好待着,千万别出门,避免跟其他人接触。

02

得知封城消息后,我临时将 23 日下午的火车票改签到了 23 日上午 8 点,提前半天回家。之前打电话的时候,母亲让我带些口罩回来,于是我随身带了 100 个 KN95。等我到汉口火车站时,发现乘客里戴口罩的比例已经到了 95%,但排队时,还是能看到有些人不戴口罩。我就决定顺手发一点口罩,开始的时候一人发一袋,一袋有两个口罩,预计发 10 个人没问题,后来发现自己还是太乐观。

在 1 月 23 日 7:00 到 7:30 发口罩的这半个小时里,我感觉人生百态都在眼前了。大部分人以为我是汉口站的志愿者,是工作人员,有很多人会说谢谢,但是有一些人你给他,他会问你这要不要钱,他认为你不值得信任。有一个情况我记得很清楚,我给一个老爹爹戴口罩,他说你凭什么挡我,你给我滚开。如果平时我就发火了,但我看他旁边有一个年轻姑娘,应该是他女儿。我就把口罩给了她,让她劝父亲戴上。

1 月 24 日,我建立了几个志愿者群,「留守武汉志愿者群」「武汉市外志愿者群」和「湖北省内物流」,里面的志愿者最开始都是我的朋友和顾客。之后由于他们帮忙扩散消息,加入这两个群的人才变得越来越多。大家会在群里分享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求助信息,然后通过留守武汉的一线志愿者去提供帮助,而市外的志愿者更多是帮助寻找防疫物资、打通物资进入武汉的物流渠道。

我们的志愿者群应该说是临时建立起来的应急组织,没有正规的组织流程,不是先募集资金再购买物资,现在所有物资的钱都是我们自己来垫的,直到现在我和另一位出资的朋友的共同负债已经超过 20 万元了。回想起来,我们这种在资金最终到位前快速筹措物资的做法也算有利有弊,利就是反应速度快,弊就是这些借款我暂时还不知道怎么还上,可能后面再找认捐渠道吧。

03

封城后,我才发现自己赶在封城前买到的这批口罩瞬间成为了紧缺资源,这个时期很多机构和个人空有资金,但怎么也买不到起码的防疫物资。

24 日,武汉大学休斯敦校友会联系上我,说希望募集资金给武大买物资,但不知哪里有渠道,而我手里正好有一批口罩,于是我与武汉大学校友会负责人、休斯敦校友会负责人达成了三方的君子协议,由我提供物资,休斯顿校友会来负责筹措资金。

在陆续给武汉大学提供了 2.2 万个口罩之后,我发现由于病人大量涌入,各社区医院和发热门诊都极度缺乏口罩,产生交叉感染的风险更大。1 月 27 日起,我开始接受社区以及各机构的求助。由于此时手头口罩数量已经开始不够用了,所以我和武大校友会商量,能否把原定给武大的口罩匀出一部分来给其他单位,但对方不愿意 (估计学校师生、校医院及各职能部门需求比较大),并且表示不再对这批物资负责费用,为此还闹了一点小矛盾,这是整个过程中让我感到很沮丧的事情。

除此之外,许多社区和机构的过度索取也让我很无奈。很多机构联系上我们之后,都会要求我们有多少给多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委托了一位医疗器械行业的朋友,让他对各个机构的紧迫程度做判断,分发不同数量和等级的口罩与防护用品。即使如此,还是没法避免机构中许多物资落不到实处的问题。

为此,我决定绕开中间机构,对受助者点对点帮助。从那之后到现在,我们不再通过中间机构来发放防护物资。有一位病人家属在微博求助,说父亲脑溢血要住院,但没有防护物资,有人将这位求助者的信息转给我之后,我发现这位患者离武汉陆军总医院比较近,而陆总又离武汉大学比较近。因为之前给武汉大学保卫部送过 400 个 KN95 口罩,于是我立马找了武汉大学保卫部的朋友,请他们匀了 50 个 KN95 口罩给这位求助者送过去。

随着转给我的求助案例越来越多,我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我能够调运的物资是非常有限的。这种情况下,我到底先救哪个?此外,志愿者时刻处于有感染风险的环境,这让我感到非常焦虑。我能做的也就是给他们准备好防护用品。但现实情况很紧迫,20 日以来,我陆续一共捐送了近 7 万个一次性口罩和 2.5 万个 KN95 口罩,现在只剩下 200 个 KN95 了,这些我得留给志愿者们,这 200 个口罩就是他们最后的指望。

直到现在我觉得能做的事我都做到了,唯一有点后悔的是,之前捐给各种机构的时候没有预留口罩,结果现在我一个也拿不出来了。

眼下我最希望的,是这一切快点结束。疫情终结之后我能赶快去复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侠客行酒馆能尽快重新开业,这样我就能挣钱还上欠债。然后能和许久没见的老朋友见上一面,之前我们开玩笑说「上一次见面,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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