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很难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任何事物,一旦熟悉,就没办法再现当年第一眼看上去时的样子。替代办法,自然是去看同类的其他事物,好在这是最容易实现的

PARAGUAY. Encarnation. 1990.

Photograph by Alex Webb

同类的人,同样的事物,熟悉的与陌生的,在我们的眼里,面貌有多不同!在朋友中,至少我能想起来一位,第一次打交道时,他盘踞在一张大椅子上,身体紧贴椅面,两臂展开在扶手上,似乎是在保护他的椅子,我当时想,此人着实可恶。后来我们成了朋友,而且是要好的朋友,他的所有姿态,我看着也没什么不顺眼的了。人皆如此,那么自己呢?没有人愿意知道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模样,特别是在陌生人眼中。有的人在外面受了挫折,回到家,彷徨无已,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最后他的结论,一定不会是自己与自己所以为的不一样,而是对方是个坏蛋。

我们换入一种新的环境,第一件事是去熟悉四周,使混乱的事物呈现秩序,将崭新的变成陈旧的,以省去理解的重负。我们到其他地方拜访朋友,听他流畅地说起他周围的事物,我们难免要想,天哪,他真是这地方的人。然而,我们接待外面的朋友,使用同样的口吻,自己却一点也注意不到。如果不知道方圆百里内最好的酱肉店,那还叫什么生活?我们如是想。当然,大家都是有追求的人,会想办法给生活添点花样,比如旅行。旅行可以缓解现代城市生活带来的自我疑虑,还可以证明——正如我们每次归来时轻松地呼出一口气时心里所想的——哪也不如家好。

很多年前,一连若干天困在南方一个镇上。下午,我通常厮混在一个街角,同一个补自行车胎的,一个修手表的,几个住在附近的人,一起晒太阳,聊天或听他们聊天,下棋。这些下午是愉快的,但某个时刻每天都要来到,那时他们要收起摊子,把招牌布叠好,小心地放在小木箱里,大家都要回家了,我也该走了,一两次有人邀我去他家里吃饭,我知道那只是客套。我沿着街道走回小旅馆,闻到各种菜肴的气味,黄色的光线从一扇扇半开的门中射出,这种半熟悉半陌生的环境,让人又不安又舒服。可惜的是,现在,连这都难得了。旅行的意味与从前是大不一样了,有了飞机电话,家人和朋友都触手可及,一个人可以走得很远,而毫无背井离乡的感觉。何况世界的不同角落,彼此越来越相似,到处是我们熟悉的事物,就看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了。

人很难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任何事物,一旦熟悉,就没法再现当年第一眼看上去的样子。替代办法,自然是去看同类的其他事物,好在这是最容易的。几年前,在福建某县,晚饭后我踱到一个很小的广场。在这块平地的一侧,有一株高大的树木,我坐在石栏上,看面前的人们。广场上有许多吸引孩子的设备,一个我所见过最小的旋转木马,橡胶的城堡,还有些别的东西。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有的在玩,有的在看。两盏明亮的路灯,使树木呈出不真实的棕色,使这一小块地方有童话的色彩。各样的人来到或经过这里。我见到三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穿着极瘦的裤子和同样极瘦的夹克,手揣在裤袋里,努力做出成熟并对身边成年人不屑的样子,从外围不止一次走过。另一个少年,同样把手揣在裤袋里,从街那边走过来,仰着头立了一会儿,又走开了。少年人的心事,并不难猜,所以也不必猜。一个六七十岁的男人,慢慢从东走向西,目不旁视,仿佛自己的经过,只对别人是重要的,他穿着外套,在这种天气里,另穿着两个背心,外面那件鸡心领的背心,很像曾在官员中流行的样式,他把这东西掖在皮带里边,看上去很有几分神气。广场靠街的地方,有个姑娘以手支腮,不知在想些什么,她守着一个出售爆米花的小车,也没有人去买。在她四周,走动着比她大几岁的、穿极短裙子的年轻姑娘,和扶着丈夫手臂的大嫂们。

我刚坐在这里时,广场斜对角传来难听无比的歌声,开始是年轻男人的声音,然后又加入一个女声。那个方向上,能看到的只有一家邮局,我想定有个什么唱歌的地方藏在黑暗中。然后从我肩后,忽然大响了一声「托盘空,请放碟」,吓了我一跳,这声音重复响了十几次,终于响起来震耳欲聋的歌声。在这大热闹发生前,有几个女人把连在小铁架上的长绳拉开,长绳上挂着小彩旗,她们用把这长绳架成一个折形,围出一块空地。我不明白她们在做什么,等歌声一起,一个中年女人穿一件红黑纹的很像短风衣的上装,开始在我对面走起轻盈的舞步,我才明白过来。我离这小舞场太近了,几乎在折框的里边,所以我站起来,走开。

我沿街走了半小时,向回转,又经过小广场。在这半小时里,发生了许多变化,第一,天色完全黑暗了,第二,广场分成了两部分。在我先回到的西面,足有三百人围成一个圈子,圈中的空地上有变魔术的。一个男孩子头钻在红木箱里,旁边的年轻人用安徽口音喋喋不休地说着,把刀一把一把刺进箱身,这没什么出奇,他宣称最后要「女孩变男孩」,也没什么出奇。我只想知道他最后如何收钱。可等这个戏法演完了,接下来又是「车技大联欢」,看来还得等一会儿才轮到收钱,我便扭头看那舞场。跳舞的人有好几十了,有两三人自己在那里跳,非常讲究步法,也很好看,也有男女在一起跳的,不过一大半是女人和女人一起跳——在我国的露天舞场大概都如此吧。这些人跳的是正经的舞厅舞,外面有许多人在看,只有很少一部分敢于离得很近,多数站得远些,抱着肩膀在看。我又看了会儿变戏法的,见到了表演中间的一次收钱,是兜售一种药酒,附送两块膏药。这伙人的生意不怎么样。也许在下一个县城,有更好的运气。这会儿,舞场上已多达百人,跳起了某种集体舞。所有人都极为熟练。

类似的场景,也算多见,然而直到近些年才知道,我所注视的其实就是自己的城市,而无论是北京、石家庄或洛杉矶。构成区别的那些细节,都是可以代换的,恰是我们平时最多留意的,而当这些细节刮去后,露出来的东西,也是我们通常视而不见的。看来,陌生感是好东西。我们来到陌生的地方,收获之一是看到自己生活的对等物,如果我们乐意的话。我们来到简单的地方,看到我们的生活,无论是多么五花八门,多么充满故事与细节,原来也是简单的。在精神面前,任何生活都是简单的。

一位全能者,自上而下,看到这城镇生活的一切,所有的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会看到城郊那些形状复杂的房子里,此刻发生的事,还有那些我看不到的街道上,那些黑暗的窗后,那些温暖的灯下,那些县城里的上流场所,以及浸泡在污水味儿中的旧房子里,那些正在工作的人,各家的学生和母亲,遍布全城的三轮车夫,还在开张的店铺中的商人,他能看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至于我们,只想——有时——看见自己的生活。

Kashgar. 2008. A Uyghur taxi driver waits for customers in front of a kebab stall at the night market in Kashgar.

Photograph by Carolyn Drake

我曾陪一位老人访问他的故乡。进乡时,他努力辨认路边的每个村庄,因为与他的记忆相比,什么都面目全非了。最后他认出山的走势,找到了村庄。他的同辈人,没一个还活着的,他小时候住过的房屋,就读过的小学,游戏过的角落,跌落过的沟渠,攀爬过的老树,没一样能逃过时间与新人的毒手。我们只找到一位还知道他的人,是他的晚辈,已有七十多岁了。看他的情形,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就像一株树,曾熟悉的人和事物,如树上的叶子,一片片掉下,此时,他环顾上下左右,发现自己已经光溜溜了。是的,世界比过去更热闹了,但这世界同他的联系越来越少。一个越来越陌生的世界,一个对别人来说越来越陌生的人。关心他的人早已逝去成为记忆,那记忆也如落在地上的叶子,正在化为尘土。

然后我想,何苦来呢。我们当然喜欢、珍视熟悉的人事,何苦与自己的这一天性搏斗。如果有朋友让我推荐出游的去处,我当然要推荐自己去过的:「某某吧,那儿有条什么什么路,漂亮极了。」「某县有某物,值得一看。」诸如此类。这是负责任的,而且我喜欢自己这饱经世故、见多识广的口气。我绝不会沉吟一会儿说:「去某地看看吧。」看什么?「不知道?」那儿有什么?「不清楚。」怎么去?「你别问了,对那儿除了地名,我压根就什么也不知道。」我不会这么说的。

我自己也喜欢重访以前的场所。上次在陕西,我拐了一个大弯,找到几年前做过客的一户人家。世界变化快呀,连门前的树似乎都换了品种。假如不是那条白狗,我一定以为找错了。开门的是主妇,我已记不清她原来的模样,只觉得她似乎衰老了许多。生活艰辛呀,我想。我说了来意,她有些迷惑,还是让我进了门。因为口音问题,我们交流有点困难,她便自顾自地从一只大笸箩里挑枣子,我自顾自地抽烟,等她丈夫回家。半小时后,我问:「老顾什么时候回来?」什么老顾,她说。「你家男人啊。」她脸色一变。在逃走前我听明白,她丈夫早死了,也不姓顾。离开这个小山村时,我清楚地看出,我以前压根儿没来过这地方,它的每一处,明显极了,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我不明白先前怎么会以为这是我要找的地方。

也有找对了的时候,结果却往往尴尬,因为当时双方都是兴会所致,一时宾主两得,时过境迁,就难说了。一次,朋友在电话里知道我在某县,便说,你一定得去某村看一下某某,他是世上最热情最有趣的人,他家的腌鱼是全宇宙最好吃的。我便去了,见到了全人类——包括死人——中最沉闷可怕的家伙。不过我是一小时后才明白过来的,在前一小时,一直没有放弃希望,想从他那里听到什么有趣的话。这位老单身汉和我面对面坐着,把脸探过来,用一成不变的语调,讲他的寿材多么多么精致,几十年来如何一点点打磨上漆,每到讲不下去时,就重复问:「喝水不?」他屋子里恶臭弥漫,显然与传说中的腌鱼有关。我朋友出色的幽默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对于旅途中偶然认识的人,千万不要重去探访,即使他会做最美味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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